|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但代表着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发展最为昌盛，战争乱世与文化盛世并存的一个时期。所以产生了以儒、墨、法等十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其中影响力最大则数儒家和墨家。  孔子是当时出名的博学家，其自身的学术思想，自然也包含了其他流派的文化内容。因此在孔子逝世之后，他的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解读皆各有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观念的儒家思想。 根据《韩非子》的《显学》篇记载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一、子张之儒。 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姓颛孙，字子张。小孔子48岁，是孔子在周游列国困于陈国时收的学生，所以后来，子张极力地向其故乡陈国传播儒家思想。 子张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问干禄”、“问行问仁”、问善人之道”，“邦无道则隐”的师训使其终生不曾入仕，居陈国，以教为业。 因为子张在孔门之中属于性格较为鲜明者，这种性格气质和思想特征，也使其在孔门当中别具特色，而形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派。 子张之儒一直盛行于两汉时期，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的理想人格。他们对于儒家理论的解释，比一般的儒学更接近实际，更能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因此影响力更为广泛。 子张之儒启蒙了墨家，其派别主张多近似墨家而不同于墨家，“尊贤容众”的主张为墨家“兼爱”、“非攻”（墨学的重要范畴，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防御战）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子张之儒与墨家相互影响、融合，并“开启了儒家思想向墨家的渗透”。 《荀子 · 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 ，据《吕氏春秋·尊师》记载所知，子张是刑余之人，后来拜师孔子，改邪归正。同时他也是孔子学生中没什么具体学术发表出来的一个，因此被荀子和韩非所鄙视，被视为贱儒。当然，这些缘由只做参考。 二、子思之儒 即以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为代表的一派儒家。他师从于孔子的门徒曾参。曾参以主张忠孝著称，《孝经》即曾参一派的代表作。 子思将“昭明圣祖之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曾有著作23篇，《中庸》一书即子思一派的主要作品，该书的中心思想“致中和”，体现的是以中和为用的中庸之道。“致中和”就是“达到中和”或“极尽中和”的意思，通俗讲就是达到不偏不倚，自然和谐的境界。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就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 子思认为“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把孔子所倡导的“中和”提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个基础上，“中和”又被称为诚，天道和人性由诚相沟通，天道所赋予的中和之德，体现在人性的诚，人存诚尽性就可与天地沟通，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子思的“致中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倡导“尊德性”和“道问学”，极力把人与外在社会的矛盾，反求诸己，转化为对自己的“内省”“慎独”，为儒家的伦理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的来说，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子思之儒是儒家继往开来的一派。 三、颜氏之儒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生活清苦而能安贫乐道，终生未仕而好学不倦。他一生追随孔子，天赋聪颖，对孔子学说身体力行，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 颜回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后，一面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又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并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宗派——颜氏之儒。 颜氏之儒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重于立德，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提倡的仁德思想，深入践行在行动中，主张安贫乐道，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 二是认同天人合一观。颜氏之儒继承和拓展孔门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参天道之玄，达情性之理，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 三是渊回对《易经》讲解得较深透，这对弟子参悟古代辩证法很有帮助，形成了朦胧的辩证思维。 颜回之所以受到历代帝王、知识分子的推崇、尊敬和后人的礼赞，是因为他是太上立德的标杆，尊师好学的楷模，生活态度与人生境界的典范。更主要的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儒家学说的创立，将自己的思想与言论汇入儒学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颜回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一致，后世尊他为复圣。 四、孟氏之儒 代表人物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再传弟子孟轲。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孟子是“受业于子思门人”，也就是说孟子学说，是从子思之儒的继承中衍化出来的。 该学派在儒家六艺中长于诗和书；思想上倡言人性善，认为人都有敬长的良知、良能；政治上主张行王道，施仁政，君民同乐同忧，重视人心背向；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恢复“井田制”，认为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但不管怎样，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之一，在后世儒家的传播影响中，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孔子，其流派在发展孔子“仁学”的基础，提出与荀子性恶论完全不同的性善论。并以“仁政”、“王道”以及“民贵君轻”等作为本门思想具体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在战国时期并没多大的发展空间，但秦朝灭亡，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思想理论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中“民为主，君为轻”的思想更成为了中国最早期的民主思想，是所有学术中，首次对君王独裁提出批判的思想，后世不少的儒生和皇帝，都将这番说话作为自己治国齐家的口头禅。因此成为后世儒生中，孟子并成为不亚于孔子的存在。 五、漆雕氏之儒 是指以漆雕开为代表的一派儒家。漆雕开身患残疾，师从孔子，后来收徒讲学，自成一派。漆雕开研习《尚书》，学而优不仕。该学派著作有《漆雕子》十三篇。 漆雕氏之儒以漆雕开领军，成员包括蔡国本地的孔门弟子。 漆雕开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同时由于他刚正不阿，有“勇者不惧”的美誉。漆雕开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学说，提出人性有善有恶，遂提出“天理”、“人欲”等观念，形成了人性论。强调人性有善有恶，主张传礼为道，正道直行，通过习礼守廉达到约束人性的目的，将仁义作为行为曲直的绝对标准。 儒家认为，能以仁义作为曲直的标准就是大智；能够为行仁义而无所畏惧就是大勇。因此后人称漆雕开一派儒学为大智大勇的儒学。 六、孙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后世影响较为广泛。其创始人便是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是继孔子之后儒学的又一集大成者，善为《易》、《诗》、《礼》、《春秋》，他的儒家思想，兼并法家之长，政治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提倡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哲学观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论；人性上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同时强调后天学习重要性的教育论。 认为国家发展，不能单靠德行，也依循法治而行，是孔子八派中以少有以唯物论的角度浅析儒家思想的存在。之后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都在继承荀子学派思想的同时，着重于将其中的法家思想发展到极致，使得秦朝时期，法家成为统治者所信奉的统治思想。而李斯、韩非也成为法家创世的代表人物。 七、仲良氏之儒 代表人物可能是鲁人仲梁子。有人据《礼记·檀弓》记有曾参和仲梁子的对话，推测仲梁子是曾子学派的传人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产生于楚国的陈良。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 八、乐正氏之儒 关于乐正氏之儒的代表人物，一说是乐正子春，孔子学生曾参的门徒。唐柳宗元认为，乐正子春曾参加过编纂《论语》的工作。此派孔门弟子强调主忠信。 郭沫若则认为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乐正克深得孟轲信任，编著了《学记》一书，《学记》是世界上最早论述教育学的专著，他从总结当时的教学经验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教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以《大学》为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哲学基础，围绕着“教育”二字而展开，包括教育的目的、制度、内容、师生关系等，此书的影响力很大。 总之，儒门八派在战国前中期，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力，但到了战国末期后，八派之中，除了孟子和荀子尚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之外，其余流派也随着战乱的原因和各国统治者轻视，而逐渐式微。 对此，可以从客观原因和内在原因两方面来分析。客观上，到了战国末期，七国攻伐战争加剧，因此在思想上，那些偏向于能够发展军事和国力的更为适合七国君主的需求。对于君王而言，发展军力才是重中之重，至于仁德之说，大多只能表示尊重，却并不重用。因此在当时，兵家与纵横家等更为统治者所倾睐，以至于孔子弟子大多难以在政治上取得建树。 而内在原因则在于儒家内部的道统之争。孔子逝世之后，后世的儒家学生因背景学识的不同，对于儒学的不同见解也逐渐增多，儒家之内也开始掺杂了不少打着孔子名义的伪儒生，这就使得儒家学说的发展陷入了瓶颈。 其实，儒学八派并非当时儒家全部的所有派别，只是当时儒家之内，影响力最大的八家学说而已，但最终汇聚成孔孟合流的趋势，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