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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对那时的穿衣着装肯定都有清晰的记忆。
记得六十年代初，我们经历了三年“票证时期”，那时布匹的供应十分紧张。还记得“一丈七”这个数目字，即每年每人可领的布票数。一个家庭不论几口人，用一丈七乘以人数得出的就是一家人的布票总数。
一开始很幼稚，不明白一丈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以为不算少啊。后来知道幅宽一米的布，一丈七的布拿来给大人做上一套衣服，剩下的也就没有多少了。一个家庭好几口人，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要上班出去抛头露面，得先紧着他们穿戴，然后才是轮到孩子；就那么一点布，这能不紧张么！这样布票就不够用了，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一件衣服，只好大孩子穿过小孩穿，一个一个地往下“继承”呗。
我上边是个哥哥，我没有挑拣余地，他穿小的衣服我接着穿，合不合身就那么对付吧。那时衣装都是棉布做的，有双面咔其和单面咔其，还有种叫华达呢的。布料透气性虽好但不太结实，像胳膊肘和膝盖处容易磨破，磨破了就得打一块补丁。那时的孩子还有个别成年人，衣服裤子打补丁一点不稀罕。为了日常打补丁方便些，家家都备有一个小笸箩，里边有针头线脑还得有顶针。经常在晚间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丝一线在缝补衣服，那情景令人真是难忘。母亲时常对我们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有一年春节之前，西单商场卖特惠的蓝布，一尺收三寸布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大早起商场门前就排了好长的队伍，我家也买了一些。母亲给我和弟弟每人做一套制服，说是过年时就有一套新衣服穿了。
那回做的衣服过节时穿到上身，不知是怎么搞的，蓝色中透着一种很晦暗的色彩，看上去有点别扭。可那有什么办法？在那个物资奇缺的特殊时期，有总是聊胜于无。
后来各种化纤服装陆续出现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穿着好像就不那么紧张了。
再之后经历的事就多了。先是上山下乡，后又离开农村进入企业，每到一个地方，作为新人都配发新服装。桩桩件件，我都能记得清很楚。比如，下乡是去军垦农场，每人发一套草绿色棉装，不是正经军人服装，但“绿”是那时候的流行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东北松嫩平原的黑土地上，随处可以见到绿棉衣的身影，那都是兵团战士。
到了寒冷的冬季，有一部份人要进山去伐木，为抵卸严寒侵袭，每人配发一件光板羊皮袄。在深山老林里干活时，羊皮祆还真顶大用了，可以抵卸林海雪原中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不过等到开春化冻我们下山时，皮祆已被林莽磨得破烂不堪了。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农场展转来油田工作，工作服又换成蓝色的条棉袄。那是石油工人的棉衣装，在图片上电影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王进喜就穿成这么一件。这种冬装的突出特点，是在布面上轧上竖道，上衣裤子都这样处理，看上去显得厚实板正。石油工人长年在野外作业，需面对恶劣天气，严实的冬衣能较好地御寒。
我们到新单位报到后，不管是不是去钻井队工作，每人都要配发一套条棉衣，还有一双皮毛牛皮鞋。翻毛皮鞋，份量很重，除了穿上外出干活，不太适合休闲时穿。
初去时我在供应班，隔三差五要跟车送钻具去钻井队，有时往返路途很远，到了井场不论早晚得忙着卸下来。偶尔要候车，逗留上一会，只好屈身井队机房休息一会，半夜时寒气袭人，全凭这一身棉工装来保暖呢。
这衣服穿到我离开供应班，要去学校代课，才依依不舍地留给旧同事。
之后便一直做教师工作，从油田子弟校到社会学校，又从外地回到故乡北京，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时间；始终站在三尺讲台上，直到六十岁退休，才得以彻底放松下来。当老师就不讲究什么穿着了，只需要整洁得体，当老师的更注重于学识水平。
这些年来，在穿衣上我愈加随意了。上身夹克衫，下穿牛仔裤，脚下蹬一双旅游鞋，不穿皮鞋，皮鞋走长路太累人。行走之中，诵读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麻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凭平生……
体会其中所表达的心境，感觉超脱一点，随遇而安才是理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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