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河
在清代光绪年间《平原县乡土志辑稿》“乡贤”一栏中，记载了一个名门望族——平原董路口董氏家族，这个家族的祖孙三代皆被列入“乡贤”一栏。他们分别是一代乡贤董振秀，二代乡贤董允祯，三代乡贤董讷。祖孙三代皆入乡贤榜，这样的家族在平原县很有名望。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官方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乡贤”作为褒奖名词，出自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本意是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
那么，董氏祖孙三人到底做了什么事，能被记载到官方史书的“乡贤”一栏呢？
在战争时期，只有厮杀在第一线，为民众争取生的机会的人才能称作乡贤。那些有德、有才、有声望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乡绅贤达，也会被誉为乡贤，例如在古代那些对乡里的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
到了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清光绪年间《平原县乡土志辑稿》照录了历朝历代的乡贤十六人。
在平原县王杲铺镇、马颊河西岸，有一个叫董路口的村子，即为平原董氏家族的故乡。董氏祖籍青州府乐安县(今广饶市)，“自大明永乐年间，迁古朵公于平原董路口居焉”。清同治十三年，《董氏族谱》尊董文盛为一世。
到明朝末年，董氏家族传至五世董遇春时，家境更加殷实，成了董路口村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董遇春性情慷慨、爱做好事，而且不计名利、不图回报，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据记载，董遇春活到八十岁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壮，他仗义疏财，出资造福乡里。明崇祯九年，为方便附近百姓出行，董遇春在董路口村东马颊河上建起了该村有史以来第一座桥。据史书记载，桥身长二十寻(一寻为八尺)，并刻碑对董氏后代传下训示：“他日桥圯重修，唯董氏子孙是任，以永吾利济之志”。也就是说，董氏家族对修桥便民这一慈善行为，承诺、承担了长期责任。
董遇春还因为儿子董振秀和孙子董讷后来的功名，累赠光禄大夫，他的四位夫人王氏、张氏、郑氏、郭氏被赠一品夫人。
科举时代，平原董氏家族先后出了一名探花、二名进士、二名举人、一名秀才，因而董氏家族成为康乾时期平原第一名门望族。
除了名字在乡贤榜上赫然在列，《平原县乡土志辑稿》还简要记述了乡贤的突出事迹，以彰显乡贤不凡之处，引领民风，教化学子。
一代乡贤董振秀，被史书称为“性警敏，倜傥有大志”。明末，土寇蜂起，董振秀大练乡勇，保护黎民百姓。遇到大荒之年，他捐资施粥，救活饥民数万人。保家安民、散赈救民，两大“功德”，使得董振秀得以“功贡”为“通判太平”，通判，即副职，太平，即明朝的江南太平府，今天安徽当涂县。
《平原县乡土志辑稿》还列举了董振秀为官的两大事迹。一是阻击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攻陷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将要渡江时，董振秀沉着坐镇、有条不紊，指挥军民撤除水上船只以免资敌，后方做好充分准备，使得“贼讫不能犯”。董振秀另一个事迹是妙计擒贼。为了擒获肆虐湖上的江洋大盗，董振秀命令强壮兵勇船中埋伏，另安排两三个瘦弱之人划船，表面上看好似商船。盗贼望见后，迅速登船抢劫，就在这时，“伏甲突出尽擒之”，董振秀因此获得提拔机会，“累升参议”。
董振秀被任命为驿传兵备道副使。适逢海寇猖獗，董振秀“日夜督守御不少懈”，最终“振秀所汛地，独不戮一人，一时倚为长城”。
二代“乡贤”董允祯，字兆先，是董振秀的儿子。董允祯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古今经典一看便懂，十五岁便成了秀才。董允祯后被推荐进入官办最高学府攻读。
董允祯“喜交游，重意气，鉴往察变，洞若观火”，其父董振秀任职处州(今浙江丽水)时，他就参与过对土匪流寇的作战。董允祯还继承了良好家训，扶危济困、不惜重金，家乡附近的曲陆店官道桥毁损，给乡亲带来不便，他独自捐款将桥修楫一新。
明末，兵连祸结、枯骨遍野，董允祯不忍，组织人把遗骨集中到西郊毛家庙后安葬，让这些孤魂野鬼入土为安。当然，董允祯对于宗族内的恩情更浓，“倡为族社，醵谷盈千石以供，岁时祭祀，馀则散族之贫者，大略仿范文正风云”。
三代“乡贤”董讷，字兹重，号默菴，是董允祯的儿子、董振秀的孙子，康熙六年探花，被称为“平原第一人”。
《平原县乡土志辑稿》罗列了董讷为学、为官的成绩，称赞“讷为人峭直沉雄，言笑不苟，遇事果达，不以难易回屈，历官中外，皆有赫赫声”。
董讷经历了官场地震，他回到故乡后，一如其祖父、父亲，立族社、设祭田、遵家法。董讷经历几年沉寂后，终被重新起用，任洪泽湖高家堰督修。工程尚未完工，年逾花甲的董讷突患疾病，在工所亡故。
康熙四十一年冬，康熙南巡，专门来到位于平原县的董讷故居凭吊，御书“眷念旧劳”四个大字，让董讷的儿子董思凝悬挂到董讷墓门。康熙的举动，让董讷死后极尽哀荣。
位于平原县的“康熙探花庄园”，现在已成千亩梨园 。
从平原董氏三乡贤的事迹看，他们明显带有家风传承的特点，一是为学甚笃、学有所成。二是为官正派、忠于职守。三是护家卫民、侠肝义胆。四是热心慈善、大行公益。一门董氏，三人入乡贤榜，这就不难理解了。
几百年过去了，在平原县及周边，董氏一族的故事仍在流传。而康熙探花庄园及董讷纪念馆的建立，让董氏一族的品行，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着作用。
林则徐修复洪泽湖大堤轶事 江苏阿康
在此说林则徐，说的则是他在虎门销烟前修复洪泽湖大堤的事。
林则徐在任江苏按察使前，他仕途并不顺畅，曾一度辞官，倒是在他为官江苏后才日渐闻名于世，成就了他伟大的一生。
林则徐1804年中举，1806年入仕，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被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招为幕僚。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后，他才被派往不同地方任微不足道的小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向嘉庆帝直奏大臣琦善的无能，因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而受到同僚的猜忌和冷嘲热讽，林则徐因此对官场厌倦。道光元年（1821年），林则徐父亲林宾日病危，他便以照顾父亲为由辞官而去，接着在家为父丁忧。
在林则徐辞官返乡后，他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替林则徐斡旋。道光帝即位后，他知道林则徐在任内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并夸赏他，并破格提拔林则徐任职。自此，深受道光帝宠幸的林则徐便青云直上，终可以一展抱负。
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林则徐赴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他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在短短四个月内，他就把江苏常年积压的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老百姓称颂为“林青天"。
同年夏季，江河泛滥，造成江苏发生大水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将要酿成民变。官府在此情况下还照样追税，江苏巡抚韩文琦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据情极力反对。他乘船前往灾变地区，赈济灾民，平息民愤，恢复社会秩序，并亲自率领官员修复决堤圩坝。
据有关史料、碑记和传说，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一次特别强的冷空气突袭淮河流域，洪泽湖湖面结冰，形成凌汛，洪泽湖大堤周桥段突然决堤，寒冷的洪水似脱缰的野马向东倾泻。
俗话说：“倒了高家堰（指洪泽湖大堤），淮扬二府看不见。”
一时洪水泛滥，房毁树倒，大堤东侧的老百姓淹死冻死的不计其数。水患也让朝廷的漕粮运输严重受阻，使得京畿的粮食供给受到了很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朝廷立即派大学士汪廷珍来洪泽湖大堤决堤现场查办此事，原来是洪泽湖大堤上有一座节水坝应关而没关，而另一座节水坝应开而没开，以致造成大堤周桥段决堤。
查清原因后，相关官员相继受到了处理。时任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以治水不力被革职查办，时任两江总督孙玉庭因“借黄济运无效”被免职，由漕运总督魏元煜接任两江总督。魏元煜深知引黄济运工程的复杂，自已心中没有多少把握去治理，于是他向朝廷极力推荐正在家为母丁忧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回来履职，负责治水事务。
此时，林则徐在家中为母亲守孝刚过半年，按照清朝传统礼制，他必须守孝满三年方可出来继续为官。朝廷接到魏元煜的推荐书后，即刻下旨令林则徐赶到洪泽地界督办大堤修复工程。
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朝廷的旨意让林则徐犯了难。林则徐如果领命离家赴任，就不能继续为母亲守孝了；如果坚持在家守孝，就不能为国奉献，就要担抗旨的罪名。除此之外，林则徐此时还身患疟疾，身体不佳。他也深知在水利兴办过程中，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人很多，负责治水修堤这件事就必定要得罪很多人。但是林则徐想到那些正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灾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病踏上赶往洪泽湖大堤的路途，他身着素服赶到了洪泽湖大堤决堤的工地。
林则徐在工地上看到堤岸残缺，黄水遍地，满目疮痍。他立即上堤查勘，此时汹湧的波涛在呼啸的西北风鼓动下搏击堤岸，喷溅的水花如雨而下，人在堤上，顶风逆势，站立不稳，林则徐全然不顾，坚持从头到尾，全段查勘并详细询问了大堤修筑的情况。
为保证补修大堤工程的质量，林则徐吃住在工地上，他命人在使用的每一块条石上都凿出一个齿槽，用生铁铸成两头大、中间小的铁锔，铁锔与齿槽一般大小，把铁锔放在齿槽之间，再浇上由糯米汁与石灰搅拌而成的砂浆，使得条石与条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不留丝毫缝隙，做到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林则徐让人还在每一块铁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其修复周桥溃堤段工程的终身负责。
由于林则徐不避嫌怨，刻苦任事，他实施的洪泽湖大堤修复工程进展很顺利，他只用半年时间，就将周桥溃堤段工程修复完毕。
洪泽湖水患得到了治理，而林则徐因疲惫过度，导致失眠、全身浮肿、虚弱怕风，以至于连房门都不能出了，他只好告病回到老家福州去治病调理。
后来林则徐又调外任，1832年升任江苏巡抚，1838年11月任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林则徐在江苏任上，修复决口的洪泽湖大堤是他再次入仕为政后的一大功绩，也是他走上辉煌的一个重要节点。
如今，190多年过去了，林则徐当年修复的洪泽湖大堤周桥段依然固若金汤。洪泽人民感念林则徐的治水之功，在周桥大塘段兴建了林公雕塑和治水群雕，周桥大塘现已成为洪泽湖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林则徐也将永远受到洪泽人民和世人的景仰。
高家堰略论———以“蓄清刷黄”理论下的“两河关键”为视角○
蒿 美 玲
前言
高家堰， 洪泽湖大堤旧称， 也称捍淮堰、 高加堰、高堰， 是洪泽湖东侧一道人工修筑的堤防。 东汉陈登筑埝三十里， 是高家堰修筑之始，经过汉唐两代的修筑， 到明永乐年间形成雏形。但在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理论前， 高家堰仅作为普通堤坝长期存在。 “蓄清刷黄”的提出彻底改变了高家堰的历史作用， 也从根本上奠定了高家堰在中国水利史上的地位， 即在黄河夺淮的严峻形势下， 高家堰在“蓄清刷黄”理论中扮演着“两河关键” 的角 色。 作为“两河关键” ， 高家堰在明清两代得以大力修筑， 潘季驯和靳辅等人都对高家堰的发展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高家堰与“蓄清刷黄”的依存关系、“蓄清刷黄”理论下高家堰的修筑及高家堰在这一理论下的历史影响这三个方面对高家堰进行粗略地论述。
一、高家堰:“蓄清刷黄”理论下的“两河关键”
(一) “蓄清刷黄”提出 前高家堰的历史和作用。
在具体分析高家堰与“蓄清刷黄”理论的关系前， 有必要对高家堰先前的修筑历史及作用进行简要地介绍。 东汉明帝初年， 为了阻止淮水入射， 广陵太守陈登于淮河边的富陵湖东北隅筑埝三十里。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山阳县(江苏省淮安县) 高家埝， 汉建安中(196—219 年) 陈登所筑， 一名捍淮埝， 埝长三十里， 中地卑而工高， 西为阜宁湖， 湖西为淮， 每淮溢入湖， 赖此埝障之。’ ”
陈登所筑的高家埝， 起于武家墩， 至今洪泽县的西顺河镇境内， 是今高家堰的北段， 亦为高家堰修筑之始。 唐长庆年间， 为防止洪泽浦的洪水向东满溢， 在其东部修筑堤堰。 唐代所筑的“唐堰”即今高家堰南段的一部分。 明永乐年间， 黄河夺淮的状况开始打破淮河的稳定局面， 淮水流入洪泽湖， 造成今洪泽湖区逐渐淤高， 湖水经常泛滥于淮扬地区。“永乐十三年(1415) ， 平江伯陈瑄大修高家堰三十余里， 把残缺的堤段加筑连成一体， 循捍淮堰南延， 与唐堰旧址连接， 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 ， 土堤延伸至蒋坝， 迤南为绵亘高地， 至此，洪泽湖大堤的雏形已成。”
从东汉建安五年(200 年) 陈登筑埝障淮到明永乐十三年陈瑄把残缺堤坝相连使其形成今高堰雏形， 高家堰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高家堰这座千年古堤的存在事实上是与淮河紧密相连的。 无论是东汉陈登筑埝障淮， 还是唐朝为防止洪泽浦的洪水向东满溢而筑唐堰， 这些都与淮河密切相关。在黄河夺淮最初的几百年内， 黄河南侵并未对洪泽湖地区产生任何质的影响， 陈瑄修筑高家堰是由于黄河影响了淮河的稳定， 淮水倒灌洪泽湖， 湖水泛滥于淮扬地区， 但陈瑄筑堰的目 的与前人并无区别。 即使从明嘉靖后开始， 黄河南徙对淮河的影响不断加剧， 淮河尾闾不断淤垫， 统治阶级也并未把治黄和修筑高家堰联系在一起， 高家堰在明朝潘季驯之前依然只是作为普通障淮堤坝加以修筑。
由此看来， 高家堰在“蓄清刷黄”理论提出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堤坝， 虽然历史悠久， 但它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与别的堤坝有太大不同， 仅仅是为了障淮。
(二) “蓄清刷黄”理论造就“两河关键”高家堰。
明中期以后， 随着淮河尾闾的不断淤垫， 淮河受黄河的顶托日 趋严重， 黄淮同时面临出水不畅的问 题， 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首先， 黄河出水不畅导致其频频决口， 尤其是清口至宿迁段的黄河一旦决口， 势必会使浊流涌入洪泽湖。 再者， 淮水泄流不畅， 只能在高家堰以西诸湖洼蓄积， 使得洪泽湖水位迅速上升， 频频冲决高家堰， 在里下河地区漫流。 而淮河决溢后， 水位又开始呈下降趋势， 往往又导致“河蹑淮后” 。 经由洪泽湖， 从决口 处流溢出去， 造成里下河地区连年受灾。 “自 嘉靖庚戌(1550)以来， 比年大水， 至隆庆己巳岁 (1569) 为最大，……明年庚午(1570) 五月 ， 河、 淮水又大发， 较己巳又加三尺， 黄浦决， 喷注于盐城， 旁及高、宝、兴、泰， 四际无涯。 至六七月 ， 地上之水与淮河为一。”
这种状况引 起了 统治阶级的 重视， 采取何种治水方略改变此种局面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争论的焦点。明代前期“分黄入海”理论在统治阶级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一方针是在“抑黄保运”原则的指导下形成的。 “分黄入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黄淮水患的作用， 但“分流”方法主要针对的是黄河洪水， 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 以致黄河的泥沙不断淤积于河槽。 这样， 黄河的河道仍然不稳， 频频决溢。 在日 益严重的水患面前， “分黄入海”的方法宣告失败， “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河方略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潘季驯之前， 明河道总督朱衡、万恭等都有过“筑堤束水”的想法， 如朱衡认为“国家治河， 不过浚浅、 筑堤二策。”
万恭则总 结说“夫水之为性也， 专则急， 分则缓; 而河之为势也， 急则通， 缓则淤。 若能顺其势之所趋而堤以束之， 河安得改?”
这些思想对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的提出 奠定了 基础， 可以说， “束水攻沙”是潘季驯在吸取朱衡、 万恭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 身经验提出的， 主要是为了 解决黄河泥沙问题。 即“筑堤束水， 以水攻沙， 水不奔溢于两旁， 则必直刷乎河底” 。
《 河议辨惑》(卷2) 依据这一主张， 潘季驯在黄河南北两岸开始系统地修筑堤防， 并实施了“双重堤防”的思想， 即遥堤和缕堤。 “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使黄河失去了漫流的自 由， 被固定在开封、商丘、徐州、淮安、云梯关一线。黄河两岸的堤防建成后， 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由于“束水攻沙”方略并不能控制黄河的来沙来水， 加之其他因素， 这一主张的实施没有能够改变河道的淤积趋势， 清口 一带及黄河下游河道日 渐淤高。 一旦黄河洪水爆发， 黄水就从清口一带倒入淮河， 淮河被迫到一定程度后便寻隙旁泄， 高家堰就是最易决口 之处， 里下河地区为此连年受灾。为解决清口 及清口 以下黄河尾闾淤积问题， 潘季驯系统提出并实施了“蓄清刷黄”的主张。 “蓄清刷黄”理论是由潘季驯明确提出的，但在潘氏之前， 朱衡、施天麟等治水专家就有过类似的想法， 只是未使用“蓄清刷黄”这一确切的定义。 如朱衡认为“应视茶城， 遇黄河涨落时， 辄挑河、黄， 导淮水冲刷， 虽遇涨而塞， 必遇落而通， 无足虑也” 。
“用'导淮水冲刷’ 黄沙的方法解决清口 一带的淤积问 题， 显然是'以清刷黄’ 方略之先声。” 潘季驯在实践中认识到淮河水清且流量大， 治黄需要借助淮水的'清’ 和'势’ ， “'蓄清刷黄’ 方略就是借淮之'势’ 刷黄， 因为'水合则势猛’ ; 更重要的是借淮之'清’ ， 以清刷浊， 以清释浑。” 而这一目标的最终指向就是要加高培厚高家堰， 只有加高培厚高家堰， 才能确保淮水自 清口 畅出而非向东宣泄， 自清口畅出的淮水由于势大水清， 则可以达到刷黄的目 的， 实现下游河道的畅通。这既达到了治理黄淮水患的目 的(清口 以下河道不再淤积， 里下河地区不再频频受灾) ， 又保证了漕运的顺利进行。 故高家堰的修筑是“蓄清刷黄济运”方略最关键的一步， 可以说， 正是潘季驯“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方略的实施， 才有了明万历以后的高家堰， 高家堰的历史作用在这之后才真正显现。
总之，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理论造就了高家堰， 造就了明万历后高家堰特殊的历史作用。 以潘季驯的这一理论为分界点，高家堰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前一个阶段虽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但它的作用与其它堤坝一样， 只是起到防洪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高家堰有了特殊的意义， 成为黄淮“两河关键”。
二、“蓄清刷黄”理论下高家堰的修筑工程
高家堰在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理论后成为“两河关键” ， 故高家堰的主要修筑工作最先是从潘氏开始的。 如果说上文介绍的高家堰的修筑历史是其形成过程的话， 潘季驯和靳辅对高家堰的修筑无疑是对高堰的继续发展和完善。 在潘季驯的治水思想中， 培高培厚高家堰是保证其整套理论最终顺利实施的关键一着，故他的修筑工作最为用心， 石工堤的首创是其修筑工程的重要标志， 这也是高家堰修筑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 此后， 洪泽湖基本形成。 清朝的靳辅在继承潘季驯治水思想的基础上对高家堰进一步完善， 创筑翟坝， 加筑坦坡， 使高家堰更加巩固， 洪泽湖最终形成。
(一) 明代潘季驯在“蓄清刷黄”的指导下修筑高家堰。
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理河漕， 通过系统地调查研究和汲取前人的治河经验， “明确提出'筑堤障河， 束水归漕; 筑堰障淮， 逼淮注黄; 以清刷浊， 沙随水去’ ” 的主张， 这就是“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思想。 在这一思想主张中，修筑高家堰是首要任务。 想要淮水自 清口畅出刷黄之浊， 必须抬高洪泽湖水位， 使淮水高于黄水。 只有淮水高于黄水， 才能借淮水之“势”刷黄， “必合全淮之水尽由此出， 则力能敌黄， 不为沙垫。” 《 申明修守事宜疏》 而一旦洪泽湖水位抬高， 就有决溢淮扬运河和里下河地区的危险， 因而势必要加高培厚高家堰， 使其有足够的拦蓄能力， 即使在洪汛期间也不至于溃决。万历六年(1578) ， 潘季驯三次上任， 依据“蓄清刷黄”的主张， 决定首先堵塞高家堰各处决口， 抬高淮湖水位， 逼淮河自 清口出。 对高家堰中段3 600丈及大涧、汤恩等大小决口 进行修筑、堵塞。 九月十五日开工， 至年末基本筑塞完毕， 大涧口一处难以合拢的也于次年二月 成功合拢。 高家堰截流之后， 对正堤进行加高加厚，高家堰南北一带地洼水多， 做了3 400丈的“笆工” ， 七月份全部竣工。但潘季驯的修筑工作并未仅止于加高培厚高家堰， 首创石工堤才是其重要贡献。 高家堰石工堤创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 ， 由工科给事中尹瑾首先倡议， 潘季驯具体规划， 继任总河凌云翼实施完成。“万历八年(1580 年) 三月 ， 工科给事中尹瑾阅视河工后， 上疏说: '高家堰近已筑塞成堤， 体制高厚， 既有桩板以护其外， 复设官府以严其防， ……终不若包砌石堤， 可一劳永逸也。今熟察地形， 南北各二十里稍亢， 而中二十里为洼， 稍亢者可保无虞， 低洼者尙宜砌石。’ ” 奏疏上报并得到皇帝批准， 高家堰石工堤的创建历史由此开始。石工堤修筑于土堤的临水面， 地基为老土，地面下 1 米至 2 米深处为砂礓土， 砂礓土承载力较强。 为进一步增强地基的承载力， 于堤基打梅花桩或木桩。 潘季驯创建的3 000丈石工墙(自 武家墩南1 013 丈处至高良涧北3 842丈处) ， 共打桩75 000根， 平均 4 寸一根。 桩打完后， 锯平顶面。 石工墙的堤体由内 外两层石组成，每块石料宽一尺二寸， 两层为二尺四寸， 外侧挡水， 内侧挡土。 石块之间的联结， 用石灰勾缝。工 程 从 万 历 八 年 开 始， 到 万 历 十 一 年(1583) 三月 结束， 实际上只用了二年半。
总的来说， 这次修建3 000丈石工堤的计划圆 满完成。 但也存在不足， 和总长 60 多公里的高家堰大堤相比，3 000丈(9. 6km) 的石工堤较短。 故潘季驯四任总河时， 又提出了扩建石工的计划。万历十九年(1591) 十一月， 潘季驯上疏要求把武家墩到高良涧之间9 132丈(29. 2km) 临水面全部换成石工。 依潘季驯的计划， 老石工北端到武家墩长1 013丈已于当年开工， 计划到万历二十年(1592) 二月 前竣工。 老石工南端到高良涧3 842丈(12. 294km) ， 分成 8 年砌完。万历二十年(1592) 备料， 万历二十一年起每年砌 500 丈。 “高良涧以南到越城茶庵后面， 长1 277丈(4. 086km) ， '地势稍亢’ ， 限于经费， 暂缓加石。” 这项计划 报工部， 批准“依议举行” 。 但后来由 于明祖陵受淹， 朝廷内 外对修筑高家堰的问题争执不下， 潘季驯扩建石工的计划最终未能完成。由潘季驯领导的此次修筑工程规模巨大， 北起武家墩， 南至越城， 总长10 878丈(180 丈为一里， 共 60. 4 里) ， 底宽为 15 丈、8 丈、6 丈不等， 顶宽为 6 丈、2 丈不等， 高度在 1 丈 2、3 尺之间。
(二) 清朝靳辅继承潘季驯的主张继续修筑高堰。
在清朝前 40 年中， 黄河年年决口， 而南堤决口居多， 造成黄水频频流入洪泽湖， 迅速淤高湖底。 洪泽湖湖面扩大， 波浪作用增强， 加之万历以来的高家堰石工时间已久， 晚明又长期失修， 因 而石工墙频频被风浪冲 决。 康熙九年(1670) 五月 的一次暴风雨就冲卸 石工 60 多处， 并冲开一处 5 丈多宽的决口。 康熙十五年(1676) ， 高 家 堰 发 生 大 溃 决， “前 此 诸 工 皆废” ， 损坏十分严重。 “由于高堰大决， 淮水迅速下跌， 河蹑淮后， 大量倒灌入湖。 黄、 淮均不由故道， 而是形成上破归仁堤， 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 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 靳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命治河的。康熙十六年(1677) ， 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 在对黄、淮、运形势进行调查分析后， 靳辅制订了综合治理黄淮水患的措施: “先疏通淮河下游故道， 使黄河归漕入海， 再挑浚清口 引河， 使淮能刷黄; 堵塞高家堰各决口， 并对其进行全面培修; 增筑周桥以南和武墩以北土堤; 创筑高家堰石堤坦坡， 并建造几座减水坝。” 从以上的治河措施可以看出， 靳辅基本上继承了明朝潘季驯提出的“蓄清刷黄”的治河理念，把高家堰作为治河的关键， 并对高家堰的修筑有了新的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 ， 靳辅开始修筑高家堰，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 堵塞高家堰各处决口， 对 其 进 行 全 面 培 修。 到 康 熙 十 八 年(1679) ， 高家堰各处决口 堵塞完毕。
其次， 创筑翟坝。 明代潘季驯修筑高家堰时发现越城一带地势高于高堰， 而越城以南的周家桥又高于越城， 于是将越城、周家桥一带留为“天然减水坝” ， 以利宣泄。 但“至康熙年间， 洪泽湖底逐渐淤高， 原本高亢之地日益低矮， 加上湖水的冲刷及私盐渔户 的不时偷挖， 此处'终岁 滔天东注而不 止’ 。” 事 实 上， 不 仅 淮 水“东 注 不止”， 黄河有时也由此东泄， 里下河、 运河一片泽国， 里下河地区又面临水灾威胁。 “靳辅认为， 淮河东决、黄河倒灌的主要原因是汛期淮河水位比黄河低， 只有加高高家堰， 拦蓄淮河水，才能使其在汛期建瓴而下以出清口。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把周 桥以 南无堤段的'九河’ 筑断， 并垒筑堤堰。” 周桥以南筑坝工程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 十一月， 次年八月 竣工。 该坝从周 桥闸 至翟坝( 亦称蒋坝) ， 全长 25 里。最后， 加筑坦坡。 高家堰修复的过程中， 靳辅发现临水的石工堤虽然坚固， 但遭受风浪冲击后常常面临坍陷的危险; 而堤下有坦坡的堤段抗御风浪冲刷的能力则较强， 受害也较小， 原因是“若遇坦坡， 水之来也， 不过平漫而上， 其退， 亦不过顺缩而下。” 针对这一情况， 靳辅于康熙十六年提出加筑坦坡， 并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下拟订了一个坦坡计划。
坦坡计划“即在板工或石工背水面按一般要求培高培厚石堤的同时，在迎水面向前铺筑坡度为 1:5 的坦坡， 将石工、板工原封不动地埋于土中， 然后夯实， 并用草养护原堤防的断面， 一律用土加高到 1 丈， 同时加宽堤身， 迎水面加 5 丈， 背水面加 1 丈， 连同原堤大体宽 2. 5 丈左右， 经过加修的堤身， 底宽可达 8. 5 丈左右， 顶宽达 2. 5 丈。” 后由 于各种原因， 坦坡计划也切实地进行了 一些修改。如康熙十八年 (1679) ， 把原 有堤顶加 宽 至 6丈。 另于堤面筑一道高 6 尺的子堰， 并将坦坡的坡 度 有 1: 5 放 缓 到 1: 8。 到 康 熙 十 八 年(1679) 九月 ， 坦坡完成。坦坡是靳辅采用的一种较为成功的防浪措施。 主要作用 是防浪， 兼有加固 堤身 的作用。它的显著成效在当年就已看出， 是年秋， 洪泽湖水在 4 天内猛涨 7 尺， “'连日 西风， 怒浪掀天，万分危险’ ， 但'极大之浪， 一到坡之上， 其势便杀’ ， 包于土内的桩石板埽'丝毫不损’ ， 与其筑坦坡之前相比， '其情形之安危已不啻天渊之别’ 。” 靳辅认为此次堤防得以完固， 虽然也靠人力抢筑， 但“总赖水内 坦坡之益” 。 可以说， 坦坡是靳辅卓有成效的一大创新， 至今仍作为一项土坝防浪技术在洪泽湖大堤上沿用， 意义深远。总的说来， 潘季驯和靳辅在高家堰的修筑过程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潘季驯和靳辅的大加修筑， 特别是在修筑过程分别创建的石工堤和坦坡， 使高家堰更加坚固和有效。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精心修筑后的高家堰作为“两河关键”在中国水利史上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三、“蓄清刷黄”理论下高家堰的历史影响
首先， 从国家和社会利益来看， 高家堰的修筑对“保运”继而对维护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社会， 漕运作为一种最有效快捷的运输方式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所谓'国家大计， 莫过于漕’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漕运都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戚戚相关。 自 永乐帝迁都北京后， 明清两代的首都均在北京， 而当时的财源却大多来源于经济甚为繁荣的江南地区， 官俸和军食全靠每年多达四百万石的漕粮。 而明清时期的漕粮转输则完全要靠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保运”就成了明清两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淮安清口是黄淮交汇处， 清口 也就成了大运河的咽喉， 运河自清口 处向 西北的黄河借长达 180 余里河道。 保持河道的稳定成为 漕运的关键问题， 若黄淮安稳， 漕运便能正常进行。 但在当时， 多数时候都是黄强淮弱， 淮不敌黄， 黄河泥沙涌入运河， 不仅使运道淤塞， 而且导致河水冲决堤坝， 泛滥成灾。 故漕运是否畅阻， 是根据黄河的安危而定的， “所谓'漕运之务在河’ ， '河安而漕安’ ”，“河安”方法就是实施“蓄清刷黄”的治水方略， 而“蓄清刷黄”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培修高家堰。 只有加高加固高家堰， 保证高家堰达到足够的高度和稳度， 不给淮水以漫流过堰的机会， 把淮河清水蓄积于湖内， 抬高洪泽湖水位。 用拦蓄淮水， 抬高洪泽湖水位的方法，抵御了黄水的倒灌， 迫使淮水专出清口， 冲刷淮河下游河道中的泥沙， 以淮水之清冲刷黄水之浊，继而实现下游河道的畅通， 使黄淮趋于均势，漕运得以正常进行。 所以说， 高家堰的修筑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统治阶级的“保运”计划， 通过“保运”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次， 从地方利益来看， “两河关键”高家堰间接地影响着淮安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高家堰作为一个堤坝， 其本身对淮安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当高家堰成为黄淮“两河关键”后， 高家堰对淮安经济文化的影响则要重新估量。 这仍要回到之前所说的“保运”的问题上， 之前我们已简要介绍了漕运对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事实上， 漕运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漕运不仅带动了淮安与其它区域的商品经济交流， 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兴城镇。 这些城镇的出现一方面继续促进经济交流， 带动淮安地方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也养活了淮安地区众多人口， 加快了 淮安城镇化进程。到清乾隆时期， 淮安已是运河沿线重要的都市之一。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动了淮安与各地的文化交流。 故漕运对淮安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理论后， 漕运的畅通又是与高家堰的修筑分不开的。 可以说， 高家堰的修筑间接影响了淮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第三， 从维护人民利益的角度看， 高家堰的修筑既保护了里下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 又有益于该地区农业发展。 从东汉始建捍淮堰到明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理论， 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 高家堰也曾多次进行培修， 特别是在黄河夺淮开始对洪泽湖地区产生影响后，高家堰的修筑次数明显增多， 高家堰之所以多次修筑的原因就在于障淮防洪， 以保护里下河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由于这些修筑活动都只是对高家堰土堤简单的修复， 并未能使高家堰长期稳固， 即使是隆庆六年王沐宗领导的那次规模较大的修筑， 也只坚持了两年时间，此后更是多次发生大水， 正如《论水患疏》中的记载: “屈指记之， 隆庆五年(1571 ) 水矣， 万历二年(1574) 水矣， 四年大水矣， 五年又水矣， 以至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 又十七年、十九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三年无岁 不大水矣! ……隆庆而前下河为乐园， 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 陵谷未迁而风景顿异。” 这些水患使里下河地区的民众苦不堪言， 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切身 利益， 甚至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潘季驯在提出“蓄清刷黄”理论之后把高家堰作为整个工程的首要任务大加修筑， 并在修筑过程中创建了石工堤。 清朝靳辅继承了潘氏主张继续筑堰， 同时确立坦坡计划， 首创坦坡。 通过石工堤和坦坡等新的技术创新， 使高家堰异常稳固， 切实地保护了里下河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同时由于高家堰的修筑而形成的洪泽湖也担负起了 灌溉里下河地区3 000万亩良田的重任， 保护了里下河沿江滨海地区粮食生产， 对里下河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 从水利工程方面看， 今洪泽湖的形成也是修筑高家堰的必然结果。 洪泽湖在高家堰形成雏形后进入扩张时期， 在潘季驯把高家堰作为“两河关键”大加修筑后基本形成， 在清朝靳辅修筑高家堰后最终形成。 也可以说， 洪泽湖是在淮河、黄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演变下形成的一个特大湖泊， 是我们的先民抵御“黄淮异涨”和实施“蓄清刷黄济运”治水方略的伟大工程， 是中国几大湖泊中惟一一个自 然和人工互动创造的产物， 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 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 高家堰对洪泽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高家堰就没有洪泽湖。最后， 从堤坝技术本身看， 高家堰石工墙和坦坡是明清两代在水利技术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项重大创新。 特别是潘季驯创建的石工墙， 从明万历八年起， 高家堰就开始增筑直立条石堤护面， 历经明清两代， 使用千斤条石 6 万多块，且规格统一， 筑工精细， 既有相当高的强度， 也有相当大的稳定性。 它的存在增强了大堤抗御风浪的能力， 有利于延长大堤的有效使用期， 对稳固高家堰继而保障“蓄清刷黄”治河方针的施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 高家堰的筑堤成库规划和直立式条石防浪堤坝工程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甚至， 至今高家堰石工墙还有部分完好地保存着， 是我国传统堤坝技术的典型代表。
结语
明朝万历以前， 高家堰虽然已是历经千年的古堤， 但其历史作用却是有限的， 只是作为障淮的普通堤堰存在。 明朝中期开始， 由于黄河南徙夺淮的形势严峻， 统治阶级积极寻求有效的治水方案， 但都以失败告终。 经过长期实践，潘季驯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成为主导思想。 而在“蓄清刷黄”理论的实施过程中， 修筑高家堰成了首要任务， 只有通过加筑高家堰才能实现拦蓄淮水冲刷浑浊的黄水。 故以潘季驯“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理论的提出 为标志，高家堰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由最初的普通堤坝变成对治理黄淮水患有着重大意义的“拦河坝” ， 高家堰成为“两河关键” 。 通过潘季驯的修筑， 特别是石工墙的创建， 高家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对防止黄淮水患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清朝康熙时， 总河靳辅也基本继承了潘季驯的主张， 把修筑高家堰作为治河方针的重点， 并在修复堤堰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坦坡的创筑也成为高家堰继石工堤之后的另一重大技术创新。
总之， 高家堰在明清之际成为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一道人工堤坝， 在此后的二三百年内， 高家堰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 还是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亦或是其在水利史上所起到的具体作用，高家堰都是一座意义非凡的古堤。 清咸丰年间， 由于黄河北徙， 高家堰的险要地位才逐渐丧失。 但迄今为止， 高家堰仍然是里下河地区防洪的坚实屏障， 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