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精神分析/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下）

作者：托马斯·奥格登

译者：沈懿闻，孙荟,陈琳，王婧，何慕奕，李婷(姓名按照各自分工顺序排列)

审校：李婷

上篇：本体论精神分析/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上）

中篇：本体论精神分析/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

五、本体论精神分析的临床例证

“本体论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概念，就像其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一样，它可以僵化为一种盲目的意识形态。本体论精神分析是分析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维度，它与许多其他维度(思维方式)共存，包括但不限于认识论维度。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对我来说，有很大一部分的分析思维和实践本质上主要是本体论的或认识论的。

现在，我将简要地说明一下，当我提到精神分析的本体论维度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在阅读这篇论文的临床部分时必须注意，我的干预只是作为例证，只适用于一个特定的患者在他或她的分析经验的特定时刻，而不是代表一种分析技术。我相信，分析师严格遵守临床实践的任何一套规则（例如某个精神分析流派当中的某个技术），不仅会让患者觉得没有人情味，而且会限制分析师在与患者一起工作时的创造力。我和每个患者说话的方式都不同于我和其他患者说话的方式(参见Ogden 2018)。

你现在还没受够吗？

那是一个30岁的男性患者，分析进行了有几年了。他曾和他的父亲吵了一架，然后1年没有和父亲说话。多年来我们已采用过多种形式来讨论这个话题。在一次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说：“你现在还没受够吗？”

在这个片段中，我在用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告诉患者，继续不与他的父亲讲话是他的过去的一种存在方式，但这种存在方式已经不再能够反映出患者经过这几年的分析已经成为的那个人。不和他父亲讲话，可能曾适合于之前的患者，但并不适合当下的患者。

这位患者在那天晚上和他父亲打了电话。他的父亲也已经有所改变并且很高兴接到儿子的来电。在患者的分析的结束阶段，他告诉我说，他绝不会忘记我对他说的那句“你现在还没受够吗？”。他所指的那个分析中的时刻，更多的是一种改变了某些与他是谁有关的根本性东西的体验，而不只是一种达到某个理解的体验。

你当然是这样了

L小姐，在我们首次分析会谈的一开始，坐在她的椅子里，面无血色。她突然哭出来并说：“呆在这里让我害怕极了。”我并无预先准备地就回答道：“你当然是这样了。”

用那样的自发的方式回复患者（说一些我从未对其他任何患者说过的话）在当时让我感受到一种存在的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我对患者的恐惧状态全然地接纳。如果那时我问了患者“是什么让你这么害怕？”或者“再多说些”，我认为患者很可能会感到我在借由要求她进行次级过程的思考来寻找理由和解释，从而从她强烈的感受中撤退，而没有去体验患者用她自己的方式向我介绍她自己（告诉我在那个时刻她是谁）。（关于该体验的更多探索，详见Ogden 2018。）

你看电视吗？

我和吉姆在一个长期青少年住院病房每周见面5次。他并不是自己主动来进行会谈，而是需要由一位护士带过来。吉姆并不排斥见我，但当我们两人在那间专门用于心理治疗的小病房中坐着的时候，他似乎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坐在那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我也发现向他提问也只能得到一个单词的敷衍的回答。

随着时间过去，他逐渐开始和我聊一些在病房中发生的事——新的病人来了，另一些人走了——但那些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模仿他听到的其他人在病房小组会议和团体会议中所说的话。于是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要来还是要走。”他看上去很困惑。

我感到这样的会谈很难熬，并感到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要如何与这位患者工作，或者与其他有同样问题的患者工作。

分析进行到约第5个月的时候，吉姆以一种无精打采的走路方式被带进那天的会谈。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的眼睛像是死去的鸟类的眼睛。他没有针对谁地说道：“吉姆迷失了，永远地走了。”

我感到某种宽慰，因为那层覆盖住某个庞大精神灾难的稀薄伪装终于消失了。但同时我也感到某种精神上的死亡显现出来，并且可能很容易地转化为实际的自杀。在吉姆的病房里，1年前有一位病人自杀了，而这件事的记忆已经成为那间病房的（通常是心照不宣的）文化的一部分。

我说：“吉姆已经迷失、走开了很长时间了，只是现在才被说出来。”

他看着亚克力窗户所反射的阳光，眼神是失焦的。

沉默了一会儿，感受那时正发生着的无边的空寂。这个时候，我开始强烈地感到那件病房里自杀的危险性被极大地低估了，那间病房应当设成封闭病房，让病人们只能在医务人员的允许，一般还要在陪同下，才能够离开病房。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和患者之间创造出一段距离。他现在是一个让我害怕的“危险的”患者，我现在在“管理”他，被管理的他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件物品。

过了一会了，我注意到平时在我脑海中通常存在着的背景音——包括一些来来去去的想法、对神游（reverie）的“周围视觉”，甚至是对心跳、呼吸的身体感觉——都不存在了。我害怕不仅吉姆消失了，我也在消失中。一切都变得不真实——那间我们坐在其中的小房间不再是一个房间，它变成了一系列形状、颜色、质地的集合，一切都像是随机的。我感到一种溺水的恐惧，在在同时，我也是一个冷漠的观察者，就这么看着自己溺水。

随着会谈的继续，我想起一段我在青少年时的可怕经验。那时我在晚饭后独自呆在厨房，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重复“餐巾”这个词，直到它变成仅仅是一个声音，变得与它所命名的那个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当我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起初我这个现象迷住了，但很快就开始害怕，如果我对其他词也这么做的话，我会丧失说话或思考或与其他人和事相联结的能力。在这之后很多年，“餐”的声音加“巾”的声音，没有在命名任何东西，那仅仅是声音，让我怀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产生联结的能力，甚至包括和自己的联结。在这次和吉姆的会谈中，我对于我还有心智能记起一段与现在相连续的过往，有一瞬间感到松了一口气，但这也只能极短暂地延缓我的害怕，我害怕如果继续和吉姆呆在那个房间里我会丧失我自己。

我害怕着和吉姆的日常会面。有好几周，我们多数时间在空洞的沉默中一同坐着。我并不向他提问。我时不时地试图向他描述我当下的体验。我对他说：“坐在这儿就像不在任何地方，我也不是任何人。”他没有回答，甚至面部表情也没有一丁点改变。

在吉姆告所我他迷失了永远地走了之后的6周里，我感到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依托、没有目的。但令我惊讶的是，在一次会谈当中，吉姆用一种无表情的语气、仿佛不对着任何人地说到：“你看电视吗？”

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看作一种象征性的评论，象征着自己感觉像一台播放着人们互相交谈的影像的机器。我把这个问题看作他在以他的方式问我：“你是谁？”

我回答说：“是的。我经常看电视。”

吉姆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在一个完全漆黑的地方划亮一根火柴，比如在一个洞穴里？然后一切都亮堂起来，你可以看到所有东西——至少能看到很多东西——然后过了一会，一切又暗了下去，但并不像之前那么暗了。”

吉姆没有回复我，但我感到，我们重新回到的那个沉默并不像之前那么空洞了。

我看了看表，发现50分钟的会谈已经超时了30分钟。我说：“到时间了。”他看着我说：“是吗？”在我看来他是在纠正我的说法：我们刚才的体验并不能够用“时钟时间”来度量或表达。

在我描述的第一个会谈中，我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完全沉浸在一种丧失存在感的状态中。吉姆和我都“迷失并永远地走了”，而且一开始我们在那个状态中各自都是绝对孤立的—— 我们不是为彼此而存在，就像我们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一样。我不再问患者正在发生什么或者是什么让他产生了某种感受，我只是体验了一种失去自我的可怕感觉，而这种感觉对于我能否对他产生一些作用是很关键的。在丧失自己的存在的状态中，我类似地体验了他在会谈中的感受，可能也是他在整个人生中的感受。

我对自己青春期经历的神游（reverie）能帮到我，至少在片刻内让我既能够处于与患者的境地中，又能把我自己的感觉代入到那个境地种，这种感觉是活在失去自我极度的边缘之处，但是不至于跨过边缘，迷失自己。

在分析进行到的大约六个星期后，患者问我：“你看电视吗？”让我感觉好像在听狗说话。他对我的讲话，对我的致意，都令人吃惊。我一点也不倾向于去理解看电视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样做会毁掉正在发生的生活体验，这种正在发生的是一个与存在息息相关、与理解无关的。

在回答患者他的问题时，我告诉他，我看了很多电视。但是我对他的问题的回答中更重要的部分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描述的（而不是解释），我感觉到某种存在状态正在产生：这是一种感官体验，像划着了一根火柴，在一个瞬间我看不见的东西也被照亮了(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人)，接着有一种体验，让人觉得黑暗不再像过去那么绝对了。

如何开始？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一直着迷于我和患者首次访谈时所做的最初的分析(Ogden 1992)。我在这篇论文和其他分析论文中提到的许多临床例子都是取自初始访谈。在写这篇论文时，我能理解到初始访谈中的一个方面，直到现在我才能够将其命名出来。我现在会猜想我在初始访谈中感受到的深度、亲密、悬念，是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这样事实，在初试访谈中，对于患者来说，比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我的人是谁？”然后我会问：“这个会来向我寻求帮助的人是谁？”这些都是有趣的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出现在彼此之间展开的体验中。我希望在结束访谈的时候，如果来访者问我是如何实践精神分析的，我可以说：“正如你今日所见。”

我将描述一个初始访谈，通过其说明一个患者在实际中问我 “你是谁？”的方式，以及我的回答方式。

D先生在他的第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他无法开始一个访谈。他在此之前已经看过六位分析师，这些分析师全都单方面终止了分析。在这些终止的分析中，分析师都拒绝按患者的要求开始治疗，而是使用“陈腐的分析技巧”，例如通过以询问他无法开始访谈的感觉来开启治疗。D先生对我说，如果要开始治疗，每次治疗的开始都要由我来决定。我说这对于我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开始访谈，因为我将在每次访谈中都会告诉他，在那天与他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他说这对他来说是可以的，但他的声音中有对我履行我承诺意愿持有的浓厚怀疑。

在这段交流中，患者和我在互相介绍自己，展示的不仅仅是那一刻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谁，我们也正处于彼此相处（becomingwith one another）的过程中。患者要求我尊重他的存在方式，尊重他减轻恐惧的方式，我向他表明，我尊重他的要求，我会成为他需要的精神分析师。

在分析过程中，我开始了访谈。患者逐渐能够找回他自己的一部分，找回他童年中没有生气的部分，那些曾经都太残忍、太可怕了以至于在它们发生的当下无法体验(关于这个病例的详细讨论见Ogden 1995)。

因为她已经死了

在一个团体背景的临床经验中传达了很多我所说的精神分析的本体论维度。在塔维斯托克诊所参加了一年的“巴林特小组”，那时积累了这些经验。这个小组由7名全科医生组成，他们每周与已经领导该小组两年的精神分析学家会面，讨论他们的临床工作。在我参加的小组中，每次会议开始时，分析师都会问:“谁有个案?”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一位40多岁的全科医生说，他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电话里她说自己年迈的母亲在家里睡觉时过世了。打电话的女人和她的母亲都是他多年来的患者。他告诉患者他在下午时会过去。当他到达时，女患者把他带到她母亲的房间，他在那里为母亲做检查。

全科医生说他后来给停尸房打了电话。分析师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医生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他回答说:“因为她已经死了。

分析师说:“为什么不和那位女儿一起喝杯茶呢?”

那些话——“为什么不和女儿一起喝杯茶呢?”——自从我听到它们以来，这些话已经陪伴了我44年。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陈述抓住了精神分析本体论实践的本质。组长指出全科医生匆忙地让母亲的遗体搬离开公寓,这样做把与这个女儿活在当下的体验中的机会排除了，本来只需要和这个女患者在她的母亲去世的公寓里简简单单地呆一会儿(有关这种经历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Ogden 2006)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文章结束时，我将描述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患者的经历。

患有脑瘫的C先生一开始接受我的心理治疗是每周两次，他做心理治疗是因为他对Z女士（没有肢体残疾）不求回报的爱，让他极度痛苦，还有强烈的自杀想法。他描述了小时候母亲如何从壁橱里向他扔鞋，让这个“流口水的怪物”远离她。C先生走路的时候很笨拙，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他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在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我非常喜欢C.先生，当他在疼痛时呻吟，流着鼻涕和淌着眼泪，我感到一种对他的爱，这可能是我以后会从我刚出生的儿子身上感到的一种形式的爱。

在我们工作的几年中，在对Z女士的深爱的渴望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C先生告诉我一个梦：“梦里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患有脑瘫的我，我当时正洗着车，把车里的收音机开得很大，享受着音乐。”

这个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C先生第一次告诉我一个梦，不仅提到了他患有脑瘫这一事实，而且他似乎完全接受了它作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我就是患有脑瘫的我……”还有比这更好地方式去有爱的认识和接受他自己本身吗？他不再是像曾经感到自己是个怪物，在梦中他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婴儿，有一个爱他本身的样子的母亲在为他唱歌，为他洗澡。这个梦中的画面不是那个成功赢得了不可亲近的母亲的爱的狂热画面，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梦里没发生什么事。”

我丝毫不倾向于与C先生谈论我对这个梦的理解。我只是对他说：“那是多么美妙的梦”（有关此临床工作的详细讨论，请参见Ogden 2010）。

能够认识并温柔地接受他自己本来的样子，这可能是C.先生当时（在那个时刻）对“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回答——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