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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古发现显示，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围垣城邑皆系土城。中原地区以版筑、夯筑为主，堆筑为辅，城墙下部多挖有基槽；海岱地区则主要为堆筑，夯筑辅之，偶见版筑，城墙大都平地起建。两大文化区筑城技术特征，与所处地域环境和文化交流关联密切。土工程、版筑、基槽等文化因素代表了中国史前城垣建筑的复杂和先进技术。筑城技术的进步为龙山时代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兴起和早期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后世城市的规划和营建有较大影响。城垣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识，是城的使用者藉以彰显地位和保障安全的物化载体，筑城技术是今人认知古代城市与社会的重要媒介。广义的筑城技术包括选址、规划、布局、规模、形制、城墙筑造技术等因素[1]，狭义的筑城技术则专指城垣及其附属设施的修建技术。广义的史前时期包括属于原史时期的二里头时代，狭义的史前时期专指石器时代。位于黄淮中下游的中原与海岱两大文化区，皆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史前城邑遗址。作为复杂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这些城的兴建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防御功效。就学界既往研究来看，虽有学者曾对这两大文化区史前城邑的营建给予过关注[2]，但这些研究或是对单个城址的专门分析，或是在综合研究中的部分提及，并非对两区筑城技术的专门比较。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及聚落考古理念和方法的推广，这一问题犹有探讨的必要。为进一步审识这些城营建的动因及其在中原和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拟对这两大文化区以城垣建造为主的石器时代筑城技术作以比较观察。虽然笔者不否认环壕聚落作为城的可能，但本研究主要侧重城垣建筑技术，故未论及环壕聚邑。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见诸报道的中国史前城址已逾百座，广泛分布于北方、中原、海岱、巴蜀、江汉、太湖等六大史前文化区，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城址（图一）占据了总量的1/3左右。这些作为区域性政治实体物化载体的营建，对中原和海岱文化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图一 中原、海岱地区仰韶-龙山时代围垣城及环壕聚落分布图（赵江运制图） 中原文化区包括今河南全省、关中、晋南等地。截至2017年，该区已确认且资料得以发表的史前城址达15处16座（表一），分布于豫北、豫东、豫中、晋南等文化小区。此外，近年的考古工作显示，荥阳点军台（仰韶文化）[3]、安阳库柴（后岗二期文化）[4]等存在城墙证据，但未予详细介绍。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禹州瓦店（王湾三期文化）也发现了土墙迹象，但发掘资料皆未正式刊发，本文暂不予讨论。
海岱地区包括山东全省、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中南部、辽东半岛南部。截至2018年，该区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已达23处26座（表二），分布于鲁北、鲁东、豫鲁中、鲁西、皖北、苏北等文化小区。此外，近年的考古工作显示，滕州岗上遗址存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的夯土城墙[21]，博兴利城遗址有疑似龙山文化城[22]，另据山东博物馆2023年更新的“海岱日新”展览，西孟庄、尤楼存在龙山文化城址，春墓岗、仿山、西吴寺、吕家庄、古城等存在龙山文化城的线索。但这些遗址材料多未正式公布，尚难据之做更深入讨论。
本文共涉及中原、海岱地区材料确凿的史前围垣城址38处42座。年代最早者可上溯至仰韶时代后期，个别属于龙山时代前期，余者集中于龙山时代后期。学界对二区城址概况综论较多[41]，兹不赘述，仅对城垣建筑技术作以比较观察。中原地区史前筑城技术代表了当时诸文化区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16座城址中有15座采用了夯筑技术，半数以上城址使用了版筑这一先进的夯土建筑技艺。除平地起建式城垣外，多数城址还采用开挖基槽的方式筑城。总的来看，仰韶—龙山时代的中原城址中，除后岗等少数城垣基础不明外，其余城址的城垣基础大致可以分为平地起建型、基槽型两种处理方式。这种城垣直接建于地面之上，不挖基槽。筑法是在生土之上或经过平整的土地上直接建筑城墙墙体[42]。可以确定为平地起建型城垣的有戚城、高城、蒲城店、平粮台等。这种在经过平整夯实的地面上筑城可以保证城垣底部的稳固，而且能在建造城垣时节省人力、物力，起到缩短工期的作用。这种城垣系先在拟建城墙地段向下开挖基槽，然后逐层填土夯实向上修筑城垣，这种城垣由基槽和城墙主体两部分组成。目前所知开挖基槽的城垣的西山、陶寺（图二）、新寨、古城寨、郝家台、孟庄等城址。以西山为例，营建者在拟建城垣区段先开挖倒梯形基槽，然后填土分段分层夯筑城墙。基槽的开挖不仅可以夯实墙基，而且能够确定城垣的走向[43]，是史前时期进步的建筑技术。这种方法在现代建筑奠基时仍是重要的程序。图二 陶寺Ⅰ3402Q8基槽[44]（据简报描绘） 与史前其他文化区城址相较，除基槽的开挖外，中原地区城建技术的领先性还表现在夯筑、版筑等城垣主体的建筑方法上（表三）。
中原地区采用堆筑法的史前城垣为数不少，但大都与夯筑、版筑等技术搭配使用，如平粮台等。以西金城为例，该城城垣建筑材料为生土、细沙土、淤土等。以东城垣为例，分为7~8小层，每小层厚10~20厘米，用较纯净的褐色土堆筑而成，土质较硬，局部见夯土块，但不见夯窝等夯打迹象；南城垣则为褐色土和灰绿色或黄灰色细沙土斜向叠压堆筑而成，生土筑于墙体内外两侧，细沙土筑于墙体中间，仅经局部拍打，建筑质量较东墙更差[45]。栾丰实先生认为，西金城城墙并非简单堆压而成，墙体不见夯窝可能与拍筑的行为有关。夯筑是该区史前城址中常见的建造技术，诸城址普遍采用了夯筑法。有的与版筑、堆筑等技术结合使用，如平粮台；有的与堆筑、拍筑法结合使用，如西金城；有的与版筑法结合使用，如古城寨（图三）等。这些夯筑城垣墙体中所见夯窝大都比较明显，同一城垣上夯窝大小均匀、形状以圆形圜底为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夯具的标准化趋势。就诸简报观之，夯具主要有河卵石、单棍、集束棍等，反映了不同聚落群先民的技术水准及对资源的认识与利用情况。图三 古城寨夯筑-版筑南城垣（据简报描绘） 就广义层面讲，版筑属于夯筑的高级阶段，是土筑城垣建造的最高工艺，也是中原城址的代表性技术与文化因素。为更清晰地审识筑城技术的区域差异与阶段性特征，此处将版筑与夯筑区别开来。使用版筑技术的城址有西山（图四）、陶寺、后岗、孟庄、王城岗、新寨、古城寨、郝家台、平粮台等。这些城垣系在固定的模具中间填土夯实后分块、分段加宽、加高墙体。用这种方法筑成的墙体层理清晰、坚固致密，不但可以使城垣更宽、更高、更牢固、更“长寿”，而且可以起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图四 西山TG5东壁版筑城垣（据简报描绘） 与中原地区相较，海岱地区史前城址大多具有较长的使用期，部分还随政治实体发展的需要在较早小城的基础上扩建为大城[47]。这些城垣的建筑技术以堆筑为主，在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中，受到对方先进筑城技术的影响，部分城使用了夯筑甚至版筑技术（表四）。
海岱地区史前城大多系平地起建，直接在经过平整的地面上筑城。就已有发现而言，边线王城的所谓基槽为壕沟的可能性不小[48]。除藤花落外，其他城址未见确凿的基槽遗存。这种不挖基槽的墙基处理方式与中原地区形成鲜明反差，可能与该地地下水位较高有关，如鲁西地区部分城址钻探调查中就曾因地下水溢出妨碍了对城的进一步认知。出于防潮和加固墙基的需要，部分城址的城垣底部铺以碎小石块，如尧王城、两城镇等，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与良渚城[49]的影响有关。海岱地区史前筑城技术主要为堆筑（沙基加固属于广义的堆筑范畴），辅以夯筑，偶见版筑。堆筑是海岱地区史前的代表性筑城技术。典型的堆筑城墙不见夯窝、夯层，墙体系直接堆土筑成。就发掘报告来看，海岱地区多为非典型堆筑城墙，可能存在夯层，但夯窝不甚明确，如：丹土、尧王城（图五）、垓下、桐林、东安故城等。图五 尧王城TG1东壁北城墙堆筑城垣（引自简报） 本区确切的版筑城有藤花落、景阳岗、庄里西3座，新近发掘的焦家城也存在版筑的迹象。孙波先生认为本区版筑城系中原地区影响的产物[50]。以景阳岗（图六）为例，该城经过多次补筑，墙体以夯筑为主，部分使用版筑。又如藤花落，与本区其他城址相较，筑城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版筑墙体占比重相对较高、基槽的开挖两个方面。图六 景阳岗TG1东壁夯土城垣（据简报描绘） 鲁西龙山文化城址的确凿性曾为学者质疑[51]，或被视作先民适应易涝环境对边缘加固的沙基孑遗[52]，认为鲁西这些遗址成组分布、有中心城址、聚落可分级[53]。这些能够起到防洪作用的沙基，也应能发挥城垣功用。该文化小区聚落墙体多系黄面沙土筑成，较为纯净，或夯层不可辨，或不见夯窝。教场铺的发掘表明沙基城作为海岱龙山先民堆筑类城墙筑造方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三）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不同趋势与一般模式中原与海岱地区处于黄淮中下游，从大的自然环境来看，两地具有相似的生境。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地交流频繁，各自蕴含着对方的文化因素[55]，使得两区城址在筑城材料、筑城技术、城市面貌乃至早期城市化进程有或多或少的相似因素。另一方面，两大文化区内不同文化小区的地形、地貌、微环境有别，各自文化的地方特色明显，两区城址在营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为了对中原、海岱地区史前城址有更加直观地认知，在上述基础上对两区史前城址城垣主墙体的建筑方式、城墙底部的处理方式加以量化（图七、图八）。图七 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城垣墙体建筑技术对比 图八 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城垣墙基处理方式对比 不难发现，中原地区史前筑城技术较为领先，普遍采用了夯筑技术，多数采用了版筑技术；为加固城墙，延长其使用寿命，部分城址在建筑前先挖基槽，填土夯实后再修筑墙体。海岱地区则以堆筑为主，辅以夯筑[56]，个别使用版筑；在对墙基的处理上，该区以平地起建为主，仅个别城址存在基槽迹象。筑城原材料、筑城技术有相似性的中原、海岱地区史前城址过去曾被称作“中原模式”[57]，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可据技术构成将二者进一步细分为“河洛亚模式”“海岱亚模式”。黄河中下游地区马兰黄土遍布，堆积较厚[58]，是很好的筑城材料。虽然这两大文化区生产力水平有别，环境资源存异，不同族群在筑城技术的掌握程度上有差，但总的来看，河洛亚模式、海岱亚模式的筑城技术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1）城垣的营建时间呈现出相似化的趋势。中原地区的西山、龙山岗城，始建于仰韶时代晚期，其余城址大多修建使用于龙山时代后期诸文化；海岱地区史前城亦多集中在龙山文化时期，少数兴建、使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甚至中期。虽然不同城在具体的营建、使用与废弃时间上有早晚之别，但二区先民在大的时间范围内存在的交流与互动对筑城技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2）城垣建筑技术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对墙基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基槽式和平地起建式两种方式；在墙体的建筑上，存在版筑、夯筑、堆筑（拍筑）、沙基加固等多种筑城方法。有的城址甚至同时使用了不同的墙基处理方式与不同的墙体建造技术。（3）城垣的平面形状呈现出矩形化的趋势。基槽的开挖，版筑技术的应用，不但使得矩形城的营建成为了可能，而且形状上渐趋规范，早期的近圆形或不规则形城逐渐为矩形城取代。诚如部分学者所言，史前先民的审美意识、规划传统、礼制需要在方形城址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59]。（4）城垣的防御效果呈现出牢固化的趋势。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围沟、环壕、篱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御野生动物攻击的效果。城垣的兴建尤其是夯筑、版筑技术筑造的城垣更加坚固、高大，不但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洪效果，还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起到一定程度的防御外敌的作用。筑城技术与城防体系密切关联，城垣修筑使得聚落防御体系更加牢固。（5）城垣的筑造位置呈现出高地化、资源最优化的态势。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两地史前城址多修筑在岗地、台地或堌堆之上，周围多有河流。据高建城，既可监视周边聚落的动向，亦是防洪的需要使然。环境考古研究表明，龙山文化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存在异常降温和洪水事件[60]。景阳岗、教场铺等城墙、夯土台基、祭祀牺牲仪式等可能即统治者应对洪水的策略[61]。城址周围的山丘、河流，除了在城的外围起到防御效果外，还能为城内居住者提供水源、食物资源、矿石资源等，为先民的生业和手工业发展提供必备支撑。史前先民这种对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有意识的选择与开发促进了自身的发展。（6）城垣的营建过程呈现出墙壕配套的模式。除个别城址暂未发现城壕外，多数城址存在城墙、壕沟配套共存。一般认为，用挖掘壕沟的土筑城，因地制宜，就地取土，节省了施工效率。另一方面，墙、壕相配，相当于在城外围增加了一道防御工事，延长了外敌的攻击距离，对城的自守有积极作用。（7）城垣的建筑细节呈现出精神认知的特点。中原地区的西山、古城寨、海岱地区的教场铺等多数城在修建过程中存在祭祀行为，有的甚至在城墙底部或中部填以人、兽骨，这些现象可能与特殊信仰或奠基礼仪相关。行为是意识的反映，物化表征反映先民思想，如何从认知考古的角度对史前筑城行为和技术进行阐释，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比对分析。（8）城垣的附属设施呈现出萌芽化的趋势。城门是城垣上最普遍的附属设施，这些城门或缺口一般开设在多面或单面城垣中部，个别城址则结合实际需要开设多处出入口；有的城址甚至在城门附近设置门卫房或哨所以加强防御，如平粮台、城子崖、藤花落等；为了延长城墙的使用寿命，维护城内的整洁环境，个别城址还配置了排水管道或者水门等供排水设施。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神木石峁城已经有了瓮城、马面等附属设施[62]，中原、海岱二区城垣的此类设施尚不明确，但个别城址的相关发现还是引起了学界注意。据张国硕先生等研究，西山、王城岗、丹土龙山中期城存在早期马面的迹象[63]。此外，蒲城店南墙西段外凸、城子崖北墙外凸、尚庄南墙外弧、西墙中部外凸等特殊现象也值得重视。史前城址集中分布的区域，也是史前考古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中原与海岱二区先民在仰韶—龙山时代的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为人类历史演进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文明时代标识的城市[64]，尤有不少可探讨的议题。筑城技术与筑城行为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与所在地区技术水平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经济及相关历史背景是筑城的必要条件，技术的积累则为筑城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海岱地区后李文化时期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初步确立，龙山时代强化型农业得以发展[65]。中原地区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农业发展态势[66]。生业尤其农业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动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被投入到手工业生产、大型工程的修建中。龙山时代陶器生产专门化、专业化、标准化的趋势增强，甚至已经作为商品流通[67]。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继裴李岗时代的平等社会后，仰韶时代前期开始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过渡，仰韶时代后期进入分层社会，龙山时代进入早期国家阶段[68]。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同一聚落内部、不同聚落之间贫富差异日渐明显，强弱分化加剧。在这种社会分层、分化的背景下，不同族群的统治者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防御外敌的需要愈发迫切。仰韶时代晚期西山城的版筑技术已经较为纯熟，显然不是城垣建筑技术的原初状态。一般认为，城墙缘起于史前人群在开挖聚落外围环壕、围沟时将挖掘出的土临壕堆放的行为。例如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环壕内彭头山文化晚期的土垄，即是利用开挖壕沟的土将壕沟内侧堆高所成。有学者认为这道“土墙”或可起到一定的防御功效，并将其作为城起源的重要实例[69]。作为史前建筑的另一重要组成，房屋营建为城墙的兴修也提供了技术启发。据崔大庸先生研究，龙山时代城垣的营建与早期及同期房屋建筑技术有一定关联，如台式建筑、土坯墙等技术就被用于城墙的修建中[70]。董琦先生亦认为城墙建筑过程中的基槽开挖、墙体夯筑、城墙附属设施可分别上溯至仰韶时代的沟洫开挖、夯筑、门卫房等建筑技术[71]。总的来看，史前筑城技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进步的发展历程。仰韶—龙山时代发展起来的城垣建筑技术，集多种工艺于一体，对夏商以来的城垣建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筑城技术发展与龙山时代筑城运动、早期城市化的兴起既往研究显示，东周时期大规模筑城运动在各诸侯国普遍开展[72]。笔者曾提出，龙山时代乃至仰韶时代诸文化区普遍兴建城邑的考古学现象亦可以筑城运动称。得到考古学工作确认的史前城已逾百座，这种文明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与技术的进步不无关联。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开展也反向促进了筑城技术的发展和播化，早期城市化进程也就此拉开序幕。中原与海岱史前先民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条件，采用了堆筑、夯筑、版筑等技术。多处城址在营建和补修时都使用了不同种类的筑城技术。在这些使用多种技术的城址中，通常的操作方式是外半部城垣使用诸如版筑、夯筑等较复杂的技术，内半部城垣使用堆筑等较简单的技术。这种因地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筑城技术，既提高了外部墙体建筑质量，也提高了筑城效率；既适应了当时战争、洪水等社会与自然背景下不同聚落群为自保而普遍筑城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相关政治实体统治者为巩固权位、威加辖区而修筑大规模城邑的私欲。龙山时代筑城运动的发生与早期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对当时社会及后世历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城自此朝着固定化、模式化的方向发展；城门居中对后世中轴线思想有一定的启发。史前筑城运动的开展及其伴生的城址数量多少、规模大小、形状如何，与作为中心聚落的城所能控制的人口数量、资源状况紧密相关。在今后的工作中，若能进一步结合遗址资源域、经济考古、人口考古等相关方法，或能有新的认识。在社会生产水平有限的史前时期，营建规模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平方米的城，既需要统一规划，也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集中行动。这种庞大工程的开展需在一定社会秩序下才能完成。作为文明起源主要标志的城，是社会复杂化达到较高程度的表现，筑城技术是这种复杂化过程的产物。就大的历史趋势来看，史前城邑从仰韶时代乃至更早诞生到龙山时代的大发展，经历了物化载体由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数量由少到多、形状由不规则到规范、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进程。这一进程与史前社会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基本平等到逐渐分层再到大分化的演变趋势基本相合。筑城技术为管窥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考古学视角，虽然社会复杂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并非始于城或壕的起源，但城的出现及其建筑技术则体现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作为区域政治中心，这些城址是史前各文化人群所在聚落群人口流动、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技术进步、文化领先、军事统帅的中心，在社会关系整合、资源掠夺、生产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城垣及其附属设施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起着“城乡分化”[73]的作用，既是区域内部社会分化、变革及聚落间战争形势的产物，也是城内人群社会地位及身份的标识。它们的营建，既可抵御外族的入侵，也可防范来自族群内部的可能性反抗[74]，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聚落内部特权人群的统治。龙山时代黄淮中下游城址所在的聚落虽普遍经历了较长的使用期，规模普遍由小到大，但有些城垣“存在的时间却只是其间极其有限的一段”[75]，或许正与当时社会的大动荡和剧烈变革有若干关联[76]。动乱、变革、战争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对史前城址的营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各文化人群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筑城技术，并在文化交流中借鉴聚落群或文化区外部的先进因素，师人所长，为己所用，使得筑城技术在较为广域的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进一步发展。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城的发生、发展是社会分化逐渐加深、国家起源的重要指标，而城这种新的聚落形态也是社会组织结构、国家物化特征的核心，钱耀鹏先生认为主要表现在社会集团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机构复杂、战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愈加强烈等三方面[77]。近年来，学界对早期中国的相关论题给予了较大关注，如何审识龙山时代甚或仰韶至龙山时代筑城运动、早期城市化现象与早期中国甚至青铜时代全球化[78]的关联，是可以持续讨论的问题。城市形态是区分不同文明传统的重要标志[79]。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先民以黄土等资源为筑城原料。在墙基的处理方式上，中原地区有基槽式和平地起建式两种形式，以基槽式为主；在城垣墙体的建造方法上，中原地区的城墙基本都采用了夯筑法，半数以上用及版筑法。这种基槽式为主、夯筑—版筑式的先进筑城技术从仰韶时代的西山城传至龙山时代诸城，可称之为中原模式下的“河洛亚模式”。海岱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当是平地起建式城墙，筑造技法以堆筑为主，或可视作中原模式下的“海岱亚模式”。作为社会复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环壕聚落、普通聚落的同时存在显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社会分层的加剧”[80]，反映了史前大规模筑城运动和早期城市化进程。通过中原、海岱两大文化区史前筑城技术的比较观察，对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城邑建筑的时代特征、城邑在史前社会复杂化、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有了一定认知，但今后的研究中若能进一步结合城的整体规划、布局、房屋建筑技术、夯土台基营造方式等，或可有更多收获。自20世纪上半叶城子崖、两城镇的发掘起，中原与海岱地区的史前城市考古工作已经走过了90余年的历程。在这并不短暂的过程中，两区城址发现数量持续增加，学界对这些城址的相关认识也不断深入。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81]，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城邑的面貌及时人的社会生活场景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附记：初稿完成于2016年初。写作过程中，得到栾丰实、张国硕、许宏、靳桂云等先生点拨，并与学友张德伟、刘亭亭交流。学友赵江运、陈宗瑞、刘晓阳帮忙绘制了线图。对诸位学者的帮助，一并致以诚挚谢忱。本文系郑州兴文化工程2023年度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郑州地区史前农业复杂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xwhyj2023193）、郑州师范学院科研启动项目“河洛地区二里头时代生业复杂化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702390）、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生业经济研究”（项目编号17RWZD07）阶段性成果。[1]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0~196页。
[2]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3~30页；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168页；马俊才：《新密古城寨龙山城筑城技术的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06~111页；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7~98页；许宏：《先秦城邑考古》，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8~13页。[3]顾万发：《郑州仰韶时代中晚期重要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第二届中国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河南郑州，2017年；任伟、刘彦锋：《考古郑州》，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4]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安阳柴库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5]对于同一处遗址存在不同时期大、小城垣的现象，若该遗址早期城垣与晚期城垣存在不同的使用期，按不同时期予以统计，如陶寺早期小城与中期小城、大城分属两个时期；若小城、大城具有共同使用期，则按照一座统计，如王城岗小城、大城建造顺序有先后，但存在共时关系。海岱地区同此标准。[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文化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8]梁法伟：《河南淅川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29日第8版。[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11][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13]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温县徐堡龙山城址西城墙2007-2008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14]张相梅：《帝丘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4年第23期。[15]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山东大学考古系：《河南博爱西安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16]李一丕等：《河南濮阳戚城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27日第8版。[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18]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第72页。[19]赵春青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第1版。[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21]薛帅：《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中国文化报》2021年1月19日第8版。[22]泥立建：《山东博兴利城遗址调查研究》，《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3期。[23][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24]东阿县文物管理所：《山东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25]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五连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1月17日第1版。[26]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第1版。[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照市文物局：《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2012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9期。[28]栾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2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镇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固镇县垓下遗址发掘的新进展》，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2~424页。[30]魏成敏：《临淄区田旺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31]王芬等：《古城初现，棺椁俱全，礼器齐备——济南章丘焦家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9日第8版。[3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潍坊市博物馆、寿光市博物馆：《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3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东茌平教场埔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5年第1期。[35]中美联合考古队编著：《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63~777、966~973页。[36]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0期。[37]沂源县文物管理所编：《沂源东安故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7页。[38]燕生东、刘彦常：《滕州市庄西里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39]王家庄、皇姑冢、大尉、乐平铺、尚庄、王集等遗址，参见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40]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编著：《藤花落——连云港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0~74页。[41]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马世之：《中原早期城址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聚落结构的演变》，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3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27页[42]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7页。[43]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8页。[44]图二、图三、图四、图六系陈宗瑞、刘晓阳据原发掘简报重新描绘。[45]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山东大学考古系：《河南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46]一般认为，版筑最为先进，夯筑次之，堆筑又次。这里以所在城址的最先进技术为统计依据，下文同此。[47]栾丰实：《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与早起国家的产生》，《栾丰实考古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724页。[48]栾丰实：《关于海岱地区史前城址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49]刘斌、王宁远、陈明辉：《良渚古城的筑城理念及方式》，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出版社，2016年，第249~275页。[50]孙波：《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略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51]栾丰实：《关于海岱地区史前城址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8页。[52]孙波：《鲁西地区的沙基堌堆遗址》，《考古》2003年第6期。[53]孙波：《山东龙山文化城址略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9页。[54]一般认为，版筑最为先进，夯筑次之，堆筑又次。这里以所在城址的最先进技术为统计依据，下文同此。[55]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56]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发掘者对海岱地区史前城址报道中的“夯筑”技术中，有的不见夯窝，个别甚至夯层都不明显；由于考古发掘的不可逆性，本文所涉建筑技术虽以原发掘报告为准，但海岱地区夯筑城的比例应较既有的认知为低。[57]马世之：《中国史前城址特征浅析》，《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58]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59]何军锋：《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60]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4ka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61][澳]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7~189页。[62]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63]张国硕、缪小荣：《先秦城址马面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64]许宏：《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65]靳桂云、郭荣臻、魏娜：《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66]庞小霞、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农业经济考察》，《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67]栾丰实：《龙山文化——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期》，《栾丰实考古文集》（一），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0~258页。[68]栾丰实：《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和相关问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2~311页。[69]钱耀鹏：《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张学海：《城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读八十垱遗址发掘简报的心得，兼谈半坡遗址是城址》，《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70]崔大庸：《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之初探》，《汉唐考古文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6页。[71]董琦：《王城岗城堡筑城技术源流》，《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72]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27~130页。[73]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74]孙波、高明奎：《桐林与两城：两种聚落模式的比较——鲁北中部—鲁东南沿海龙山时期的聚落与社会》，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75]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探讨》，《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76]张玉石：《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77]钱耀鹏：《试论史前城址的社会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78]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79]严文明：《关于城市与文明的一些想法》，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页。[80]栾丰实：《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和研究》，《人文与自然》1998年第1期。[81]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在文稿录用后注意到了新近城邑考古发现，但囿于材料公布状况，未能将其纳入到量化分析中，留待今后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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