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 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晚明文社中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无疑是复社，它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含义：前者是指作为众多文社之一的复社，后者是指作为众多文社联合体的复社。朱彝尊写道：

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是孟朴(孙淳)里居，结吴曾羽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于是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书曰：“学不殖将落，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厥长，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者摈。佥曰：诺。”是役也，孟朴渡淮、泗，历济鲁以达于京师。贤大夫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于社。故天如(张溥)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急，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三年之间，若无孟朴，则其道几废。”盖先后大会者三，“复社”之名动朝野，孟朴劳居多，然而敛怨深矣。

由此可见，当时的吴江知县熊开元，聚集诸生研习科举制艺，孙淳与吴曾羽等创建了复社，那是崇祯元年的事。吴曾羽与孙淳不仅参与创建复社，而且把它扩大为全国性的文社联合体。朱彝尊写道：

扶九居吴江荻塘，藉祖父之资，会文结客，与孙孟朴最厚，倡为“复社”。既而思合天下英才之文甄综之，孟朴请行，出白金二十镒，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阅岁，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论其文为国表。虽太仓二张主之，实引次尾(吴应箕)、扶九相助。

孙孟朴与吴扶九草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还不应忘记吴应箕，他并非苏松名士(是池州府贵池县人)，是复社执牛耳的数人之一，虽然此后在复社中成为领袖的是“娄东二张”——张溥、张采。

朱彝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夏燮写的《吴应箕年谱》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崇祯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岁。是年，娄东张天如吉士(溥)与同里受先大令(采)始倡复社之会，苏松名士杨解元(廷枢)、夏考功(允彝)、陈黄门(子龙)皆附之；大江以上则先生(应箕)及刘伯宗徵君(城)预焉。一时有“小东林“之称。

夏燮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刘伯宗(刘城)所写的《吴应箕传》，其中提到：“崇祯初元，三吴中倡为复社，才十余人耳，不佞(刘城自称)与次尾(吴应箕)实共之。”另一是冒襄为吴应箕所写的序言，谈到复社的创立：“大江以上为吴楼山(吴应箕)、刘伯宗，大江以下为杨维斗(杨廷枢)、张天如(张溥)。然则此十余人者皆执牛耳，主坛坫，为东林之中兴。先生其一也。先生是时未至吴中，而声气之通若合符节。迨庚午(崇祯三年)金陵大会，复社之名遂闻于朝野间。”

二张志同道合，张溥比张采小六岁，却比张采早死，张采为张溥写了传记——《庶常天如张公行状》，其中早年读书生涯，以及主持复社的经历，极具史料价值，迻录如下：

公讳溥，初字轧度，改字天如，号西铭，远近学者称天如先生最显。苏之太仓人……公六七岁奇慧，不逐童戏……公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其后同采读书时，将所录本篇篇投火，复日夜手录，及十日或半月，同采高吟一过，又复投火。采问曷存斯，曰：“聊用强记，奈何留滞心路。”余笑谓：“世间节录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栋矣。”用是，右手握管处大指及掌心咸成茧，五六月须割去，冬月且皴，日数沃盥。其勤学殆天性，方私习举子业且一年，已成章，当年师犹未知……十五岁丧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颜一陋室曰“七录斋”，益读经史诸书无厌。十九岁补博士弟子，声闻籍甚，交一时名贤，志为大儒。戊辰(崇祯元年)以覃恩选贡入太学。是年适余先成进士，公策款段之京师，会所贡天下士，暨公卿雅流，咸愿获交公，幸一望见。公则循墙谢不敏，而乃拜瞻宫殿，访南北郊制，问辟雍石鼓文，上下齐鲁，伏谒阙里，气益优裕。两人先后归。冬季，采令临川，公送抵钱塘江，执手欷歔曰：“出处庸有时，弟舍我踽踽独学行，奈何？”泣数行别去。

先是，六年前，公延余读书七录斋。公晨出，夜分入，两人扃户下帷。公上自皇古，下迄今兹，凡治乱典废，贤愚是否，无不殚厥理要。此如行舟，公自系帆，余作相风……以故两人深相得，不能顷步离。隔三日，即信使相望。

公既别钱塘归，果踽踽颇不聊，又念友生若参昂，古学罔修明，因集吴越间俊造，凡经明行修一辈，定规模，要计程课。既集，公扬言于众曰：“不殖将落，毋陷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厥长，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谏，大则复勿与。世教衰，兹其复起，名社曰复，共曷诸。”众咸曰诺。于是复社之名振天下，由吴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经明行修者，以不得与为耻。

张溥在大会上慎重宣布的复社宗旨，用一种“盟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共识。当时张采已经出任临川知县，获悉这一“盟词”后，他评论道：“善哉，张子志则广矣，难乎其后也。”在他看来，这样的高标准对于日趋衰微的“世教”，可以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令他担忧的是，今后能否坚持到底。张采所记录的“盟词”文字，与朱彝尊所记载的文字，有一些出入，但内容是一致的。这次会议，是复社成为文社联合体的标志性事件——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

关于尹山大会，《复社纪略》是有记录的：

吴江令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馆。巨室吴氏、沈氏诸弟子俱从之游学。于是为尹山大会，苕、霅之间，名彦毕至。未几，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有以文邮致者。

是时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又申盟词曰：“毋从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

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

此处所说的“盟词”与朱彝尊、张采记录的，大同小异，可以看作第三种版本，值得注意的是朱张二氏没有提及，张溥在大会上针对“士子不通经术”，而提出“规条”、“课程”，以期达到“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目的，道出了之所以命名为“复社”的原因。此处所说的《国表》，是张溥把各地送来的文章编辑成的文集，张溥在序言中说，“国表之文凡更四选，其名不易，虽从天下之观，亦以志旧日、示不忘也”。由各府县的社长先行审稿，比如苏州、松江等府由周钟、杨廷枢、杨彝、顾梦麟、周勒卣负责，浙江各府由钱栴、吴昌时负责，安庆等府由吴应箕、沈寿民、刘城等人负责，江西各府由陈际泰、罗万藻、艾南英负责，湖广各府由易道暹负责，福建各府由陈燕翼、陈元纶负责，山东各府由宋继澄负责，“是以人无滥登，文无妄予”。

张溥关于“士子不通经术”的批评，据其门生吴伟业说，是在他作为贡生进入北京后有感而发的：

先生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析枝舔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贬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

这是他对北方(燕赵卫)文人贤者申述的“要约”，其中所说“今公卿不通六艺，后生小子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与他在一年后在尹山大会所讲：“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云云，几乎如出一辙。

“兴复古学”是张溥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极力主张“正风俗”，关键在于士子的学风与文风：

风俗之不古也，士子为甚。逆珰之乱，献谄造祠者倡于松江；奴酋之横，开城乞降者见于永平。于是天下争言士子之变沦胥已极，几甚于尧时之洪水，周初之猛兽。要之，此其不足以谓之士子也。今明人心莫患乎讳道学之名，而指六经为迂阔，不乐闻封疆之急，而幸目前为苟安……则为今日太平之计，欲使风俗之正，亦教之以忠义而已矣。

这是复社同人的共识，张采进一步解释道：“世教衰，急趋功名，上者耽文章，不知功名是才子余事，趋亦得，不趋亦得，与其趋也，三公曷贵？文章亦才子余事，天地生之，所期不止此……所以不肖绝去两端，专事理学，非绝功名与文章也，绝功名，将绝经济；绝文章，将绝经史。经济绝，世何由治平？经史绝，世何由闻见？但理学中两者俱足，离之则为枝叶。不肖正绝去枝叶，专务根本耳。”宋存标感慨道：“逮世下衰，无功矝功，无才忌才，豪杰始自爱其鼎，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得志者功名盛而学术衰，其智不足权变，勇不足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一旦有事，随风靡矣”徐汧也作如是观，“与娄东张采、金沙周钟倡立复社，联络声气。时文风诡谲，见者欲呕，公一以昌明宏硕，返始持正。”

张溥短暂的一生，著作等身，大多是经学与史学。经学方面有：《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尚书注疏大全合纂》、《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春秋三书》、《四书注疏大全合纂》、《十三经诂释》等。史学方面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南北史异同》、《历代史论》、《读史管见》、《皇明经济书》、《历代名臣奏议》等。挚友张采谈到他的读书著述之勤奋，令人惊讶：“张子日高起，夜分休息，起即坐书舍，拥卷丹黄，呼侍史缮录，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辈，不暇给。又急友声，书生故人子挟册问询，无用剥啄，辄通坐恒满，四方尺牍且咄咄酬应。而张子俯仰浩落，未尝逾时废翰墨。”又说：“天如小予六年，所读书较予不下多几万卷，卒未尝有骄色……且文为小道，天如之文，其于十三经志表明，于二十一史之诠次，皆有撰述。每云：此书必十年可以见端，欲观厥成，其三十年乎。”张溥对张采说：“经学微渺，未有究畅，欲用昔人限年法，几年月毕一经，统几年月毕诸经，令各就本绪，则如三传三礼者。虽分专家，义原一贯，当条序成列，融于大通。”又说：“穷经，则王道明；通史，则王事著。明王道者与立体，著王事者与适用。”

看得出来，“兴复古学”在他那里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身体力行的。他痛感于“士子不通经术”，满足于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进入仕途，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所以要大声疾呼：“兴复古学，务为有用”。这种宗旨，与应社、几社以及其他文社的同志是遥相呼应的，因此尹山大会与会人数之多，堪称盛况空前。《复社纪略》专门记录了参加此次大会的各地人员名单，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据此列出了统计表，我把这个表简化为文字：南直隶234，浙江168，江西123，湖广64，福建40，山东20，广东14，河南8，山西4，四川3，贵州1，共计680。

到了崇祯三年(1630)金陵大会与崇祯六年(1633)虎丘大会，复社人数飞速增加达几倍之多，令人刮目相看。

2. 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文人结社本来都是地方性的，附近的士子相互切磋学问，赋诗作文，是令人羡慕的雅集。到了复社那里，竟然扩大成为全国性聚会，堪称前无古人的创举。虽说当时有结社的自由，但跨地域的全国性结社活动，毕竟闻所未闻。谢国桢说：“复社的同志，本来仅集合太仓等七郡的人物，后来由江南而蔓延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各省，吴应箕编《复社姓氏录》，其孙吴铭道又为《续录》一卷，著录复社同志共二千二十五人，那真可以说是秀才造反了。”“秀才造反”云云，似乎过于夸张而失实，他们想的是如何“补天”，而不是“拆台”，怎么会“造反”？不过，一个“以文会友”的社团，规模大到这种程度，确实令人震惊。

关于复社成员名单数字，一向有不同说法。其资料来源无非是陆世仪《复社纪略》、吴曾羽《复社姓氏录》、吴应箕《复社姓氏》。谢国桢说是二千二十五人，朱希祖《钞本复社姓氏传略跋》则说：“考复社姓氏者，有陆世仪《复社纪略》本，有贵池吴应箕本，有吴江吴曾羽本。陆氏仅取《国表》首集七百余人，其数最少；曾羽本似取之《国表》一集二集，约二千二百余人；应箕本则取之《国表》三集至五集，约二千四百余人。其后应箕之孙铭道，汇合两吴本相对校……附于应箕本前后两卷之后，共合三千余人。”日本学者井上进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考订，著成《复社姓氏校录》，统计出复社总人数为三千零四十三人(与朱希祖所说大致相近)，其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主要集中于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其中又以苏州府为最多，有五百零六人。这种盛况当然是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以后的事。

崇祯三年(1630)适逢应天乡试，江南士子前往金陵参加考试，复社成员杨廷枢、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等，都高中举人，复社声誉一时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复社在金陵召开第二次大会。次年京师会试，吴伟业、张溥金榜题名，吴伟业为榜眼，张溥授予庶吉士。皇帝钦赐吴回乡完婚，张回乡葬亲，皇恩浩荡之下，复社在虎丘召开了第三次大会，进入了鼎盛阶段。

复社原本是一个以生员为主的文社，成员的经历集中在科举制艺，也就是说为了科举考试合格，才来入社的。随着它由一个地方性文社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文社联合体，其所宣扬的“尊经复古”主张招来各种非议，卷入门户是非之争。复社的精英吴伟业说：

(崇祯)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姜曰广)先生。榜发，维斗(杨廷枢)褎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陈子龙)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而大士(陈际泰)同时始举于乡，主者从废卷中力索之始遇，燕又先生犹以不得介生(周钟)有余恨云。四年辛未，伟业举礼部第一，先生(张溥)选庶吉士，天下争传其文。而艾千子(艾南英)独出其所为书相訾謷。千子之学雅，自命大家，然于其乡南丰、临川两公之言，未尝无依据；顾为人褊狭矜愎，不能虚公以求是。尝燕集弇洲山园，卧子年十九，诗歌古文倾一世，艾旁睨之谓，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论文仗气骂坐，卧子不能忍，直殴之，乃嘿而逃去。已复侨居吴门，论定帖括，挟异同，贾声利，故为抑扬，以示纵横，非其读书本指已。先生既笃志五经诸史，不复用制艺与千子争短长，独取其折衷于介生。

当时江西文坛名士艾南英与江南文坛名士周钟在制艺选文的标准上存在分歧，显示了江左与江右声气的差异。早在天启六年(1626)，艾南英在给周钟的信中指出：“夫文之通经学古者，必以秦汉之气，行六经、《语》、《孟》之理。即降而出入欧、苏、韩、曾，非出入数子也。曰是数子者，固秦汉之嫡子嫡孙也。今也不然，为辞章者，不知此非古也，六朝之浮艳而割裂补缀，饰之以《史》、《汉》之皮毛者也。”在他看来，当今搞“制艺”的人们，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对江南士子很是鄙夷。周钟则认为艾南英“鄙儒不知时变”。

艾南英获悉张溥与张采返回江南张扬社事，海内同人翕然公推张溥为宗主，便由客居的齐鲁赶赴苏州，约与周钟辩论。陈子龙自诩才高意广，驾一叶扁舟直驶吴门。艾、陈二人各持己见，互相诘难。艾南英抓住陈子龙的疏漏，痛加驳斥，讥讽道：“《震川集》愿足下迟迟其论，足下未至震川，至震川驳之未晚。贵乡有娄子柔(名坚)、陈仲醇(名继儒)两人，虽未得韩欧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宜贽请为师，得其一言，昼夜思之，思无越畔，然后十年读书，与不佞论文，未为晚也。”这是对陈子龙极大的蔑视，结果发生了吴伟业所说的，陈子龙上前殴打艾南英的事。

当时作为制艺的“房选”，出版了各家的选本，艾南英对其他各家的本子不予评论，唯独选择张溥的选本加以诋毁。他在《房选删定序》中说：“今世举业家所据以为名者，曰经也、史也、子也。是三者，两汉以后立言之士莫不由之，何独至今而疑之，而有不然者？”“今必赘经语以就题，复强吾意以就经，况夫专经而不能通其解，业一经而误用其四，而号于人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呜呼，今日制举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吾以为此皆空疏不学之故也。”这显然是对应社、几社、复社的“尊经”主张的肆意曲解。张溥表示忧虑：“世之所谓选文者，吾忧之，非忧其说之长也，以其无一辞之有，而盛矜己之色。己不自忧，而吾代之忧也。”

艾南英依然故我，张溥不得不给在江西临川的挚友张采写信，表示他要反击的意思：“阅艾千子房选，大可骇异！吾辈何负于豫章(指艾氏)，而竟为反戈之举，言之痛心。兄见之须免责问其故。艾为人贪利无耻，出其本性，又住武陵最久。中间构衅不少，且往来俱铜臭之子，固宜与名教悖戾。弟断不能嘿无一言，特以闻之老兄……”吴昌时也写信给张采，痛斥艾南英：“天如(张溥)、介生(周钟)负海内重望，与兄主盟周旋者非一日，而贵治子民有心怀反侧，倡议翻为，遂至指介生为罪人，目天如为黠恶者。两兄当之，又付不校，吾辈闻之，耻辱莫甚于斯！且言论狂妄，视应社皆目不识丁，意如吾也何？如同社诸兄弟何？非至愚，必能分别邪正。而一种未附意气，与外相附而中怀观望者，咸窃其说已为谈资，如吾乡之金五贞，岂非门墙一大患哉……弟不揣愚陋，伏祈深结豫章之在声气者，独摈此叛道负友之小人，使乡党弃之，天下嫉之，则鬼魅之术立破矣。”

张采收到张溥、吴昌时的来信，决意出面调停，写信给艾南英委婉规劝：“江左江右并为人文渊薮，在豫章向操海内衡文之柄，近日介生、天如先后执牛耳，然皆声气相倚，未有不奉豫章也。宜共遵尊经笃古之约，力追大雅，以挽颓靡，幸勿自开异同，为世口实。”艾南英却固执己见，毫不退让，回信说：“吾辈声价非谤者坏之，乃尊奉者坏之也。譬有人焉，遇周礼而知敬，及遇盗跖亦以为周礼，则周礼何地可以自容？此不特大士(陈际泰)、大力(章世纯)、文止(罗万藻)诸兄学问渊源，尝为评其品地，不可向盐醋缸中埋杀，即老父母文章经术亦当有以自明。将来取盐醋缸中物，同类而并称之，老父母甘之乎？不肖备极苦心，独救一人，正为诸兄弟，并为老父母地也。”

从艾南英称呼张采为“老父母”来判断，这一事件发生在张采出任临川知县之后。具体的时间，据吴伟业说是在崇祯四年(1631)辛未会试之后，张溥的弟子吴伟业以会试第一名成为“会元”，张溥自己也进士及第，被选为庶吉士，“天下争传其文”，“而艾千子独出其所为书相訾謷”。就其性质而言，双方各执一词，或许可以说是学派门户之争，情况并不严重。

随着张溥与复社声誉的日趋高涨，情况发生了变化。吴伟业是张溥的门人，两年之内科举考试连连告捷，直摘会元鼎甲，皇帝钦赐归娶，天下以为无上荣耀。张溥也因吴伟业而声名大振。陆世仪写道：

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太仓)，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挽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鹢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集。癸酉(崇祯六年)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异，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复社声誉如此鼎盛，张溥、吴伟业或许没有料到，从此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且是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之中。温体仁与周延儒联手，在改组内阁之际，把竞争对手钱谦益打倒，周延儒升任内阁首辅，温体仁升任内阁次辅，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是围绕着崇祯四年(1631)的会试而展开的。按照惯例，会试的主考官应该由内阁次辅担任，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势力，破例担任主考官，引起内阁次辅温体仁不满，因此被称为“温周相轧之第一事”。科举考试一向的惯例，考生与主考官之间有所谓“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一直维系到官场，结成帮派。进士及第的复社诸君不由自主地都成了周延儒的“门生”，不由自主地卷入“温周相轧”的政治纷争。

崇祯六年(1633)，温体仁终于抓住机会，把周延儒赶下台，顺利升任内阁首辅。为了把周延儒的复社“门生”拉到自己麾下，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时，指使其弟温育仁申请加入复社。不料遭到张溥的坚决拒绝。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仰仗兄长的强大后台，雇人写了《绿牡丹传奇》，来讽刺挖苦复社。陆世仪交代了事情的始末：

当天如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两越贵族子弟与素封家儿，因淳拜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一执贽后，名流自负，趾高气扬，目无前达。乌程温育仁，相国介弟也，心鄙之，著《绿牡丹传奇》诮之。一时争相搬演，诸门生深以为耻，飞书两张先生，求为洗刷。两张因亲莅浙，言之学臣黎元宽。黎与两张同盟也，因禁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育仁家人下于狱，狱竟而后归。当是时，越中皈命社局者，争颂两张夫子不畏强御，而娄江(指娄东两张)与乌程(指温体仁)显开大隙。

关于此事，张鉴说得更为清楚：

此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近日读而知其故者鲜矣……据《复社纪略》，各有所指。其于越人疑亦王元趾、陈章候一流，而吴兴沈思孝，以在朝影(射)黎愧庵、倪三兰，再也则影(射)张天如、杨子常、周介生辈。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学风气所趋，而语之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盖相国之弟育仁暨二子俨、伉雇人为之。

吴梅也如是说：

余按石渠此书，为乌程相国攻讦复社之端。当张天如创建复社也，湖州孙孟朴实为司邮，介绍两浙子弟。时乌程相国弟育仁欲入社不许，因请石渠作此词诮之，浙中梨园争相搬演。

基于这样的背景，关于张溥与复社的各种离奇的诽谤，传得沸沸扬扬。陆世仪《复社纪略》记录了这些离奇的流言蜚语：随着复社声气遍天下，士子们都以“两张“为宗师，不敢直呼其名，称呼漳浦为“西张”，称呼张采为“南张”；及门弟子则称呼为“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以后又尊称为“西张夫子”、“南张夫子”。更有甚者，把张溥的家乡太仓称为“阙里”，与孔子的故里相提并论，也享有配祀的待遇，他的弟子有所谓“四配”、“十哲”、“十常侍”。四配是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伸；十哲是吕云孚、周肇、吴伟业、孙以敬、金达盛、许焕、周群、许国杰、穆云桂、胡周鼒；张溥的昆弟十人是十常侍：张浚、张源、张王治、张撙、张涟、张泳、张哲先、张漼、张涛、张应京；还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的五狗：黄某、曹某、陈某、赵某、陶某。

这样的流言蜚语实在匪夷所思，在当时政治体制下，简直是胆大妄为的僭越，以张溥的人品节操与学识涵养，他能纵容或指使这种咄咄怪事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细细阅读《复社纪略》关于“阙里”、“四配”、“十哲”、“十常侍”、“五狗”的文字，前面有一段带出此段文字的引语，便可看出其中的端倪：

武陵苕、霅之间为泽国，士大夫家备舱艎，悬灯皆颜复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托，几遍郡邑。久之，泖河群盗多窃效，官司多捕获，当事颇以为诟，天如病之，力禁不能止，而谤讟兴矣。

这段话中，最为关键的句末的五个字：“而谤讟兴矣”，所谓“谤讟”就是诽谤的意思。紧接着这五个字的，就是关于“阙里”、“四配”、“十哲”、“十常侍”、“五狗”的一段文字。从上下文语气判断，这段文字是作为事例来说明“谤讟兴矣”的，这种“谤讟”的事例，自然不能作为已经存在的事实来看待。

这也可以从吴伟业那里找到佐证，吴氏谈及此事，其结论是“傅会指目”、“语皆不经”：

往者邑子不快于社事，谓先生以阙里自拟，曰配，曰哲，傅会指目。先生门下士以古文书志表，误配作妃，寻手自窜定，其本已有流传者。(周)之夔草《复社或问》，遂大书之，讦为僭端。又无名氏诡托徐怀丹檄复社十大罪，语皆不经。

显然，吴伟业为张溥辩诬，是言之成理的，所谓“阙里”、“四配”、“十哲”之类荒诞不经的流言，不能信以为真。

至于紧接着“阙里”这段文字，下面还有一段：“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公荐者，某案领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观风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则门弟子某公弟，甚至某公孙，某公婿，某公甥，更次则门墙某等，受先门下某等。转荐者，江西学臣王应华视荐牍发时，案抚州三学，诸生鼓噪，生员黜革。应华夺官，后学臣相戒不受竿牍。三吴社长更开别径，开通京师权要，专札投递。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学宪，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独荐者，公荐虽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专扎。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扎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冯元飏，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是大妨贤路。局外者复值岁科试，辄私拟等第名数，及榜发，十不失一。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俊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

这段文字以绘声绘影的手法，向人们传递似是而非的信息：张溥与复社的名声成为士子们科举考试的晋身阶梯，张溥的一纸荐书可以决定十年寒窗苦读士子的命运，于是乎有了所谓“公荐”、“转荐”、“独荐”的花样。有了这样的推荐，科举考试十拿九稳——“私拟等第名数，及榜发，十不失一”。那个时代，科场舞弊屡见不鲜，但都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如此光天化日公开操纵考试，闻所未闻，其可信度是大成问题的。我们宁可相信吴伟业所说的“傅会指目”、“语皆不经”，或者陆世仪所说的“谤讟兴矣”。

谢国桢在征引上述“公荐”、“转荐”、“独荐”的文字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复社既然握了极大的黜陟之权，所以一般士子士大夫都想与复社联合，而那一般够不上与复社联合的，就竭力造谣与复社作对。然而复社的领袖，又借着民众的势力，来把持政权，膨胀社中的势力。因此复社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

谢先生看到了复社的“两面”，无疑是有眼光的，指出了“竭力造谣与复社作对”的同时，却说复社的领袖“把持政权”，把读书会文的地方变成“势利的场所”，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复社的领袖张溥不过是小小的庶吉士，张采不过是小小的知县，不可能神通广大到“把持政权”的地步。我想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把宵小之徒的流言蜚语当成事实真相。

细细阅读陆世仪《复社纪略》，便可找到这类谣言的来源，那就是对复社怀恨在心的宵小之徒——托名徐怀丹，捏造一篇声讨复社十大罪状的檄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请看这篇奇文：

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愚衷哀痛。尝著其论于数年之前，而因循莫悟，今复举其十罪，开诉四方，共祈鸣鼓焉。

一曰僭拟天王。春秋之法，诛心为烈；素王之政，正名为先。惟天王至尊，称天以临之，莫有匹也。今张溥何人？敢僭号天如，其心之妄肆可知矣！且世有鹿马之指，而溥公然任之。张王治、张源、张质先、张浚等十人，时称十常侍，谚呼十大王。挟以江南小天子之威，聚财纳叛，隐姓埋名(一名李楢，一名沈景应)，意欲何为？此罪之一也。

一曰妄称先圣。夫仲尼万世莫京，而溥、采何人？窃其位号，并以赵、张、王、蔡名四配(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申)，孚、肇、焕等称十哲(吕云孚吴伟业、周肇、孙以敬、许焕、金达盛、吴周鼒、周群、吴国主、穆云桂十人)，其诞妄如此，罪之二也。

一曰煽聚朋党。夫大道为公，而溥采惟私声气，至于千里赴会，万艘停桡。僧道优倡，俱入社中；医卜星相，莫非友人。其品行如此，罪之三也。一曰妨贤树权。夫赏罚为君柄，今溥、采擅之，入其社者功名可操，在社外者摈逐迭加，使人俱震其权。罪之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实行之士，杜门自守，今溥、采社中，或号神行太保(孙孟朴)，或称智多学究(曾同远)，种种奸匪，聚匿为群，有司莫敢过问。罪之五也。

一曰伤风败俗。夫圣王首重彝伦，今则托名士子，熏心利欲，富贵是图，子可以逐其父；名势相轧，弟可以倾其兄。其余长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知乎？习以成风，恬不知怪。其罪六也。

一曰谤讪横议。夫有言责者自当建议，今复社中同己者则亲之，异己者即谤之。遭其诋毁，虽公侯可骤失贵；邀其盼睐，虽寒酸可立致身。嘻，盟社如此，使人有履霜之警矣。罪之七也。

一曰污坏品行。夫士为四民之首，今社中游博马吊之戏，老传而童习；中冓贾竖之言，途诵而口占。夸豪举于一掷，锱铢动兴诟詈；买欢笑于千觞，别袂已见睚眦。其劣薄如此，罪之八也。

一曰窃位失节。夫有才干者必建功名，今复社自称名士者几数万人，未见文追管乐之猷，武比颇牧之绩。以致有志之士，不肯与社中人同应制科，盖羞与为伍也。其为人摈如此，罪之九也。

一曰召寇致灾。夫灾盗贵乎能弭，今社党布结，横于朝野，主司无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苞苴所遗，不问而收；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则肆其愤毒，小则开其衅端。故愆阴伏阳之变，有召而来，近日风蝗，亦由其所感。罪之十也。

读者诸君看了这篇奇谈怪论，一定对其信口雌黄而感到震惊，居然能够编造出如此离奇的谎言来蛊惑人心，甚而至于把近日的风灾、蝗灾都归咎于复社——“亦由其所感”，简直匪夷所思。无怪乎此人不敢署真名，而假托“嘉定徐怀丹”，造谣者毕竟心虚。不过，他还是有点贡献的，至少让我们明白了，原来关于张溥、张采自比于孔子，把太仓自拟为阙里，还有什么“四配”、“十哲”、“十常侍”、“五狗”之类，不过是谣言而已，其源盖出于此。

3. 甚嚣尘上的攻讦

复社的成员大多是诸生，或刚入仕途的官员，由于他们的文章闻名遐迩，影响巨大，引起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的反感，视为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崇祯四年(1631)会试的主考官是周延儒，得中进士的复社头面人物张溥、吴伟业等人成了周延儒的“门生”，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权力倾轧中，复社成员自然被他看作异己分子。正如吴伟业所说：“阳羡周挹斋先生主辛未会试，在先生(张溥)及伟业为座主，自以位尊显无所称于士大夫间，欲介门下士以收物望，寻谢政得请。而乌程(温体仁)窃国柄，阴鸷惨核，谋于其党刑部侍郎蔡奕琛，兵科给事中薛国观，思所以事刃于东南诸君子。”此其一。其二是，崇祯六年(1633)，升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为了把支持周延儒的复社纳入自己麾下，指使其弟温育仁加入复社，遭到张溥严词拒绝。温育仁策划了《绿牡丹传奇》来攻击复社，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故而陆世仪说：“当是时，越中皈命社局者，争诵两张夫子不畏强御，而娄江(即'两张夫子’)与乌程(温体仁)显开大隙已。”更为主要的原因，温体仁掌权以来，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排挤东林人士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在他心目中，复社是东林的延续，必然是他的打击对象。

几社才子同时又是复社成员的夏允彝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复社卷进党争，是以前东林卷进党争的继续。他说：“而门户之讥，为上所深恶。幸上神圣，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其徒弥盛，文采足以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止也。”在他看来，东林一派的领袖，从顾宪成、邹元标开始，继起者有杨涟、左光斗，此后又有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是张溥、马世奇辈，都是“文章气节，足动一时”之人。而“攻东林者”，由沈一贯开始，而后有亓诗教之流，继起者有魏忠贤、崔呈秀，此后是温体仁、周延儒，最后则是马士英、阮大铖，都是“公论所不与”之人。

巧合的是，逮捕钱谦益与攻讦复社，两案几乎同时而起。钱谦益革职为民，回到家乡常熟，“闲住”了七年，政敌温体仁仍不放过他。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指使常熟知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捏造罪名，诬陷钱谦益以及受牵连罢官的瞿式耜在乡里横行不法，作恶多端。张汉儒不愧为刀笔吏，有一手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本领，“告御状”的状子写得十分厉害，一共列举了钱谦益与瞿式耜五十八条罪状。

与此同时，“复社之狱并起”。吴伟业写道：

……而乌程窃国柄，阴鸷惨核，谋于其党刑部侍郎蔡奕琛、兵给事中薛国观，思所以事刃于东南诸君子。先生(张溥)扼腕太息早夜呼愤。其门弟子从苕、霅间来者，具得相温(体仁)阴事，名为廉洁奉法，实纵子弟暴横乡里，招权利，通金钱。先生引满听之，以为笑谑，语稍稍流闻相温(体仁)。时盛修郄虞山(钱谦益)，思一举并中之，未得间也。会上忧耳目壅阏，诏吏民极陈时政缺失……相温(体仁)阴计此便，遂钩致陈履谦、张汉儒与谋。履谦、汉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师，而政府遣腹心延之东第，密受记，告牧斋(钱谦益)及其门人瞿公式耜所为不法，相温(体仁)从中下其章，锒铛逮治，而复社之狱并起。

于是有太仓市井无赖(所谓“驵侩无行”)陆文声，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先后上疏诬陷复社的案件发生。

文秉《烈皇小识》崇祯十年(1637)四月条，也有简单的记述：

太仓民陆文声疏言，风俗之弊，皆起于士子。因参太仓庶吉士张溥、前任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有旨：着提学御史倪元珙核奏。既而元珙回奏，极斥(陆)文声之妄。而申详者苏松道冯元飏也。有旨：元珙元飏着该部从重议处。后部复上，俱降三级调用。去岁张汉儒参虞山(钱谦益)，以致逮问，故一时谗小得意，告讦四起。先是，苏州推官周之夔，以争军储与溥采相忤。盖溥欲利尽归于太仓，而(周)之夔欲公普之合郡，事本甚公甚正。后之夔密揭溥等于漕抚，并伤知州刘士斗。于是众议沸然，皆归罪于夔。夔与士斗俱不安其位以去。至是，之夔亦讦奏溥等树党挟持，则曲甚矣。

周之夔诬奏“复社紊乱漕规”，对于这种无端捏造，张溥十分气愤，写信给挚友侯方域，希望在朝为官的其父侯恂出面辩白。侯方域在回信中，一方面指出是温体仁在幕后操纵的报复之举，另一方面有劝他不必与周之夔这批宵小之徒“屑屑角逐”。信中写道：“承示，闽漳事有关漕粮者即当转内家大人。闽漳(指周之夔)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离，今乃以军国如许重务博一快，此其心术岂尚可用哉？西铭请识至德，本末了然，亦不必屑屑与角逐也。某窃谓，朋党所以报汉，而汉亡于朋党；道学所以扶宋，而宋弱于道学。此其故在上在下固两失之，然欲为调停之说，则君子不取。盖与其失身无益，不如终守道也……而当路乃坚报复恩怨之旨，借忮刻为孤立，以耸动人主，而夙负处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闽漳一辈。说者亦必愿西铭针汉士之褊狭，药宋儒之阔迂，刑方就圆，与时消息，不识果遂以为可否……贵乡虞山(钱谦益)之争枚卜，长洲(文震孟)之去国，为数年来极有关系事，长洲已与日月争光，天下所观望者，惟虞山与娄东耳。”信写得很有意思，所说的“当路”无疑是指温体仁，投靠他门下的不止周之夔一个。遭到诬奏，调停固然不可取，针锋相对也大可不必，清者自清，希望张溥珍惜“天下观望者”的美誉。

关于陆文声、周之夔攻讦复社一案，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陆世仪《复社纪略》。根据他的记载，情况大致如下：陆文声，字居实，少年时在外祖父周文潜家，张采与他同学。崇祯九年(1636)三月，两人因小事失和。陆文声怀恨在心，进京上疏，攻讦张采“交通上官，把持武断”。太仓望族王时敏是前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后人，与温体仁有“两世通家之谊”，深受温体仁倚重，恩礼较其他亲信尤厚。当时太仓望族首推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张氏。琅琊王氏即万历时官至刑部侍郎的王世贞家族，太原王氏即万历时官至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家族，清河张氏即复社的张溥家族。以前难以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相抗衡的张溥倡立复社之后，门墙炽盛，许多望族子弟皆贽居门下。王时敏由此蓄怨于复社，陆文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找上门去，告以入京之意。王时敏说：“相君(温体仁)仇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耳主局者惟德清(蔡奕琛)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尊嘱拜访了蔡奕琛，呈进疏稿。温体仁看了蔡奕琛送来的疏稿，回应道：“谁为张采？不过三家村兔园学究耳，乌足渎圣听！今朝廷所急者张溥耳，能并弹治溥，当授官如(陈)启新也。”蔡奕琛把这一意见转告陆文声，命他修改疏稿。几天后，蔡奕琛向温体仁献计：“张汉儒讦钱、瞿，已遣缇骑。此案遽列名，当并得逮江南，一时兴两狱，恐耸上听，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筹饷，历陈奸弊，末后指及党局，姑下地方查复，俟钱、瞿狱竟，乃具第二疏指名究处耳。”于是陆文声再次修改疏稿，从“借端筹饷，历陈奸弊”角度攻讦张溥。

皇帝很快下达圣旨：“三吴逋饷悉由奸胥揽解，分派侵吞……俱关地方重大情弊，着该抚逐款详查，明白奏夺。至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

张溥获悉后，立即派人对陆文声之子陆茂贞说：“忝在同里，与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负罪，而无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阴鸷何？”陆茂贞马上赴京，向父亲转告张溥之意。当时复社成员夏允彝、陈子龙、吴克孝等都在京，以为陆文声必定受人指使，为了社局的安定，莫如为之谋求一个“善地员缺”，让他不再参奏。到了崇祯十年(1637)，得到陆茂贞的确信，张溥拜谒苏松道冯元飏、苏州知府陈洪谧，并且转告苏松提学御史倪元珙。徐汧对倪元珙说：“社中有杰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无恙，公祖目前虽暂屈，后必大伸。”倪元珙于是根据府道的申文，遵旨“据实回奏”：

臣受命督江南学政，奉有复社一案。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陆文声挟私憾诋欺瞒，姑奏事不以实，荧惑上听，臣昧死据实以闻。

倪元珙的据实回奏起到了稳定社局的作用，却付出了降级调用的代价。吴伟业说：“州人陆文声者驵侩无行……踵汉儒上章诬奏。上疑两案难并逮，下提学御史山阴倪公元珙验治。倪公贤者，即苏松道慈溪冯公元飏所谳以奏曰：'臣奉诏董诸生，而复社多高材生，相就考德问业，不应以此为罪。文声挟私憾，瞒谰诋毁，荧惑上听，所奏姑不以实，昧死闻。’有诏，并(冯)元飏镌级调用。”

谈迁《国榷》系此事于崇祯十年三月：“先是，奸人陆文声诡陈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士子皆以复社乱天下。盖太仓庶吉士张溥，前临川知县张采倡复社，海内靡然趋之。事下南直提学御史倪元珙按之，元珙奏：社有之，非有把持武断之迹。上责其蒙饰，俾更核。元珙不屈，已，降光禄寺录事。”

邹漪在为倪元珙立传，这样写道：

时张太史溥、张仪部采倡立复社，四方名士络绎奔会。而苏州推官某，以漕兑事与张讦口，遂迎执政(温体仁)意，举以入告，几构党祸。事下提学御史勘议，公力护持，辩言：'诸生引徒众讲习，实非党，无可罪者。且文章为上精心，即国元气，厉治士不便。’执政恨公庇士，严旨切责，镌秩补光禄寺录事，黜行人司副。

他对倪元珙有很高的评价：“凡除害兴利，有益地方者，咸挺然身任。生平无不可告天地鬼神之事，合亲疏远迩皆乐归依。学一本诸姚江，为诸生便以天下为己任。”并且为之写了这样的评语：“迹先生去官以复社，则先生之大有功于三吴人士可知”。

案件并未就此了结，蔡奕琛以授予御史为诱饵，催促陆文声再上第二疏，重申“复社结党恣行”的意见。陆文声“佯言他事以谢”，没有再上第二疏；尔后他被选调为湖广永州府的“吏目”，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倪元珙离职后，苏松提学御史由亓玮继任，奉旨再次勘查复社一案。不久，亓玮因为丁艰回乡守制，提学御史由张凤翮继任，对复社一案压下不理。蔡奕琛计无所出，命前任泗州卫弁拿了他的手书前往福建，要前任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再次挑起事端。于是周之夔的《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出笼了，依然是老调重弹：

惟是臣职兑护漕，受翰林院庶吉士张溥、讲习临川告病知县张采毒害，抚按不敢言。即近日圣明严究复社，天下共晓，而溥、采正复社首恶，宁代受谴，莫肯实对者，同党相护也。

其中连篇累牍谈到漕运事宜，说张溥张采“把持徇饰”、“逐官杀弁”，不过是一个幌子，在奏疏的末尾显露了杀机：

至溥、采自夸社集之日，维舟六七里，阻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尽号常侍天王。同己者虽盗跖亦曰声气，异己者虽曾闵亦曰逆邪。下至倡优隶卒，无赖杂流，尽收为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进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岁科，一番举劾，照溥、采操权饱壑，孤寒饮泣。恶已彰闻，犹为壅蔽。臣恐东南半壁从此不可治矣！

其他婪场弊，窝盗贼，诈乡民，有证据之赃，已累巨万。一疏难尽，容臣列款详奏。何敢冒渎？缘受害冤深，奉旨严查，犹经年寝阁，万不得已，七千里匍匐伏阙。臣孤立无援，撄此雄锋，自分必死。然生无可报国，不惜捐躯以明漕储利害，朋党罪恶。伏望皇上立奋乾纲，大破党局，提张溥、张采与臣面鞫。得实，乞斩溥、采以谢朝廷，并斩臣以谢朋党。

谈迁《国榷》系此事于崇祯十年五月，“前苏州推官周之夔讦奏太仓庶吉士张溥、前临川知县张采，倡诸生立复社，树党挟持，紊漕政，逐上官。章下所司。”

周之夔的用心及其险恶，企图以“四配”、“十哲”、“常侍”、“天王”之类僭越的称呼，激起皇帝的怒气，置张溥、张采于死地，而且直截了当地乞求皇帝处死娄东二张。皇帝并没有发怒，只是把奏疏转发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把它转给苏松提学御史，张凤翮把它压下不予回复。一场“乞斩溥采以谢朝廷”的闹剧，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事件的幕后主使者温体仁于这年六月罢官而去。八月，钱谦益案件得以平反，以处死诬陷者张汉儒等而收场。复社一案自然不再追究。

事情并未了结。新任内阁首辅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复社的危险仍然存在。正如当时已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所说：“首臣张至发新猷方始，故辙犹存，其近辨温体仁曰孤执，曰不欺。夫体仁当国，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张汉儒、陆文声驱除异己，何得谓孤？庇枢贰，则总理可不设，而事败乃设；徇凤抚，则镇可不移，而事败乃移。何得谓执？家富巨盗，孽子招权，何得谓不欺？今首臣涤心改行，以收实效，臣何敢议？如其不然，首臣亦何以酬主恩而塞舆望耶！”张至发并没有“涤心改行”，担任首辅的时间不长；此后担任内阁首辅的薛国观也是温体仁的羽翼，一年后遭到“削籍”的处分。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张溥病逝于家。十一月，蔡奕琛因贿赂薛国观被逮捕，不肯入狱，上疏为自己鸣冤：“庶吉士张溥、故礼部右侍郎常熟钱谦益等倡复社，朋陷及臣。”还说：“复社杀臣，谦益教之也。”这简直是胡搅蛮缠，第一，蔡奕琛贿赂薛国观这一事实，与复社是否“朋陷”无关；第二，钱谦益并不是复社的倡立者；第三，“复社杀臣”毫无根据，“谦益教之”更没有根据。皇帝还是要他们三人对质。

钱谦益与娄东二张并不是同一代人，且与复社无关，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无端的诬陷，上疏答辩道：

臣自往岁触权被构，蒙皇上鉴臣无辜，宽赦归里。顶踵高厚，杜门屏迹，朝夕焚香，祝颂万寿。顷于十一月十二日接得刑部咨文，内开：“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琛，为再陈神通广大等事。奉圣旨：'复社一案，屡奉明旨，延捱不结，明有把持。今观《复社或问》及《十大罪》之檄，僭妄奸贪兼备，于人才治乱大有关系，何可不问？张溥、张采、钱谦益殊干法纪，俱着回将话来，还勒限去。该部知道。钦此。’钦遵。”……臣与复社有无干涉，不容不力辩于圣明之前者，敢矢心沥血为皇上缕陈之。

奕琛疏称张溥首创复社，臣中万历庚戌科进士，溥中崇祯辛未科进士，相去已二十余年。结社会文，原为经生应举而设。臣以老甲科叨冒部堂，何缘厕迹其间？其不容不辨一也。

《复社或问》系原任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所作，及徐怀丹《十大罪檄》，原本具在，未曾只字及臣。若臣果系复社，则之夔何不先指臣，直待奕琛始拈出耶？其不容不辨者二也。

复社屡奉明旨察奏，亦未曾有臣姓名。屡旨见在御前。其不容不辨者三也。

复社一案，闻往年抚按回奏，已经部复。臣方被逮在京，无由与知。其有未经回奏者，事在所司。有无把持，诸臣见在可问。其不容不辨者四也。

复社自复社也，臣自臣也。奕琛欲纽而一之，而无端插入一语曰：谦益发纵。此所谓捕风捉影也。其不容不辨者五也。

复社自复社也，奕琛自奕琛也。复社自有周之夔之案，奕琛自有薛国观之案，奕琛又欲纽而一之，而曰复社操戈，由臣指授。此所谓桃僵李代也。其不容不辨者六也。

……奕琛以旧辅温体仁姻戚，疑臣报复。不知臣生平素无藏蓄，固未尝仇体仁于生前，乃奕琛顾欲代体仁仇臣与身后。人之不同量若此，又何言哉！

钱谦益列举事实为自己声辩的同时，点明了事情的本质，蔡奕琛作为温体仁的姻戚与亲信，继承其衣钵，妄图把钱谦益拖入复社之狱的泥淖中。

已经杜门养病的张采，也遵旨回话，写了《具陈复社本末疏》为复社辩护：

原任江西抚州临川县知县，告病回籍臣张采谨奏，为遵旨回话事。臣系崇祯元年进士，选授前职在官两载，以劳成疾，告病归家十余年，残废在床，不能窥户外。

今十月忽闻邸报，有原任刑部侍郎某一本《再陈神通广大合谋构陷事》，奉圣旨云云钦此——惟复社一案责张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谨备斋沐陈之。

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时文，凡选乡会中式文曰程墨，选进士文曰房书，选举人文曰行卷，其诸生征文汇选曰社稿，从来已久。若复社之起，臣已为县令，不预书生事。张溥时犹未第，故选社文，以臣向同砚席，代臣作序。及溥成进士，而臣已病痠矣。岂意臣里中奸人私隙中伤，有复社一款，下苏松提学。前学臣倪元珙曾经具复，奉旨再察。既学臣亓玮以丁忧去，张凤翮以外转去，悬案未结，事会致然，罪不在溥与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死，惟臣仅生，谓复社是臣事，则出处年月不符；谓复社非臣事，则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

窃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欲楷模文体，习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臣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刻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伦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之欺，岂敢一字欺皇上！

张采强调复社是为了科举应试而倡立的文社，宗旨不过是“楷模文体，习翼经传”而已，没有一丝一毫“出位跃冶之思”，陆文声、周之夔之流“罗织虚无”，托名徐怀丹者“假名巧诋”，表示愿意和他对簿公堂，谅他不敢，故而说：“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

皇帝终于明白真相，下达圣旨：“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置勿问。”据杨彝《复社事实》说，崇祯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

议论纷纭十几年，复社终于从皇帝那里讨回了公道，以前强加于它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辞，诸如“操纵朝政”、“把持科场”、“横行乡里”、“自拟阙里”云云，统统是站不住脚的。皇帝所下的结论：“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以及“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对于复社和其他文社而言，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定论，也是最符合事实真相的。

4. 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崇祯时期围绕复社的政治风波，其实是东林党争的延续，吴应箕写了《东林本末》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去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又说：“尝观国家至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显然是针对群小诬陷复社而发的议论。

万历、天启时代党争，“实录”不实，正史多曲笔，吴应箕反其道而行之，为当代史揭示真相。对此，周钟给予高度赞扬：

清议所病固非一端，独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争国本、晚争三案，诸疏恒芟削不详，他小人邪说倾翻，则连章累牍书之；其次者邹南皋先生论张江陵夺情，江陵败，先生除给事，既又以言事被谪诸疏，亦不尽载，诸小人之攻之者，则又连累书之……江上吴子次尾有忧之，每抵掌时政，奋髯垂涕，悲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诗文若干卷视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则以其所行者纪载之，不得志则以其所见者著明之，此予是编所由成也。”

这是周钟为《楼山堂集》所写的序言。吴应箕所说的“不得志则以其所见者著明之”，就是他所写的《国朝纪事本末论》、《东林本末》、《两朝剥复录》等当代史，为洞察崇祯年间的“党争”提供一面镜子。

这种史论，其实就是政论，用历史委婉地批评当时的朝政。看一下侯方域所写的《朋党论》便可以明白。由于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流传，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掩盖了他的见识与才情。其实他是很有思想的才子，请看他的这篇文章：

君子小人之不能分也久矣。其祸必成于小人，其罪必归于君子，此二者不并立之势也。而小人必胜，君子必败。其小人之所以胜者，大率自称孤立；其君子之所以败者，必以为朋党……夫主上居深宫之中，与臣庶隔绝，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为防，群天下之人而有朋，群国家之臣而有党，此岂人主所乐闻哉……自世之既衰也，而党人之目在下，盖小人既逐君子，则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为，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议之。于是因其议论而指为讥刺，观其风节而诬为标榜，群天下名彦之士，而尽陷之语言文字之中，使其辨无可辨，而逃之不可逃，则小人之势成矣！

他在文章末尾，特别写了一句画龙点睛之笔：“人主奈何不之悟也！”据文集编者徐邻唐的点评：“此系朝宗少年作”，文集的另一位编者徐作肃的点评也指出：“明朝门户自四明(沈一贯)始分，至乌程(温体仁)而后，士大夫之祸始烈。朝宗家学最熟最悉，故两篇议论凿凿，无一字依傍影响。”由此可见，这篇文章针对温体仁攻讦钱谦益、文震孟等东林人士，故而文中说“其小人之所以胜者，大率自称孤立”，因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其时复社声誉高涨，而招来小人疑忌，“因其议论而指为讥刺，观其风节而诬为标榜”。所以他要感叹：“人主奈何不之悟也！”

由此可以透视出吴应箕《东林本末》的现实意义。

吴应箕是复社初创时期的中流砥柱，屡屡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七试南都不第”，始终没有踏入仕途，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著书立说与社事活动。据他的年谱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他二十五岁，参加金陵乡试，不第而归，从此开始“励志于学”。天启七年(1627)，四应南都试不第，便于崇祯元年(1628)投入张溥、张采创建复社的事宜中。崇祯三年(1630)，五应南都试不第，当即投身复社的金陵大会，并与同乡刘城(伯宗)创办“国门广业之社”，成为复社人士的一个分支活动。所谓“国门”当然是指南京，“广业”则是南京国子监的一个厅堂的名称，每次乡试，诸生论文考艺，都集中于广业堂中。当年考试之后，诸生们在广业堂举行雅集，由吴应箕、刘城、沈士柱(昆铜)主持，并且约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与会者轮流主持。吴应箕在《国门广业序》中回忆道：

南京古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街，豪举者挟资来举酒，呼徒征歌选伎，岁有之矣。而号为有气志能文章者耻之，键户若无闻，遇则逡巡从道旁避去。数十年来，求胜游之可传高会之足纪者，盖渺耳。自崇祯庚午(三年)秋，吾党士始合十百人焉，为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向者，遴之称名考，实相聚以类，亦自然之理也。计其时为聚者三，主者刘伯宗、许德先、沈昆铜也。癸酉(六年)则杨龙友、方密之。再一举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九年)之役。夫吾党自庚午后，汇聚之士半为升用，其本末固已见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为讳，而姚子独于忧疑满腹、谗口方张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宜彼我之怀者……”姚子独毅然行之，一无所畏，固为其难者哉！

最能反映复社理想政治的，是吴应箕写于崇祯九年(1636)的《拟进策》。他从邸报见到臣民纷纷进言，皇帝都有批示，有的人因此“骤荷进用”。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奏章“于天下大计俱有未当也，私以为言者皆负上”，因此草拟了十策。由于他是无名之辈，无法呈进朝廷，后来收入文集，成为书生论政的一个记录。这篇《拟进策》包括十个方面：持大体、别邪正、谨信任、审言术、励廉耻、重变更、储边材、罢无用、养民财、塞贪源。略选其中若干，以飨读者：

持大体

总纪纲、挈要领，一切兵刑钱谷各责之所司而已……此所谓大体得也。体失而后务为操切，操切之过，臣下奉行不及，则益工为欺蔽，而丛脞因之。至于丛脞，则操切亦有时而穷，而废隳因之，究之，柄且为人所旁操而不自觉。是故得体而治，失体而乱，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臣观神宗初年，张居正为相，其荡涤振刷不可谓无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宽大继之，迹若倦勤，而政实得体，故海宇晏如者几五十年矣。迨其末年，不无废弛惰窳之象，亦其势然也。因而(熹宗即位)孳生宫禁过珰之祸，海内沸然。幸陛下神明践祚，然后人心始有所恃，于是惩先朝之失驭，创群工之积弛，手揽万机，躬亲庶政，至于闾阎铢两之奸，皆勤诏旨，虽汉宣之精励，岂能及陛下之万一哉！然臣固有虑焉，事无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无是非，俱得达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丛也。大臣无所执持，小臣相为朋比者，衰乱之征也。是故欲惩贪而愈以风之，欲革弊而愈以启之，何也？失体也。

他用张居正的操切来反衬神宗的宽大，看似倦勤，其实是“得体”，所以几十年海内晏如。再谈到当今陛下手揽万机、躬亲庶政，励精图治的汉宣帝不及陛下之万一。然后话锋一转，崇祯一朝九年来，皇帝大权独揽，过于操切，天下重足而立、裹足不至，欺罔奸佞丛生，贪弊愈演愈烈。根源就在于“失体”，亦即皇帝没有“持大体”。

别邪正

今夫国家之患，莫大于人臣之自为朋党，而其病由于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小人指君子为朋党，君子亦自以为党而不辞。始未尝不从国家起见，后不过争竞门户。迨争竞门户，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难进而易退，难荣而易辱。于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难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间，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为市，而君子之势孤矣。君子之势孤，国家之事去矣……陛下试观即位以来，谁为顺悦，谁为憨直？谁重气节而轻于祸福，谁矢念于国家，谁快心于报复？其挤掇阅历不可谓不熟矣。又试观神庙以来，所谓身在朋党横被攻击者，其后之孤忠劲节、甘死如饴者何如？又观天启中所谓志在进取、力攻朋党者，其时之诵德称功、嗜利无耻者何如？而邪正之数有不较然欤。今之时势又与先朝不同，则夫希名而附和，与夫惩迹而矫饰者，其苍素黑白诚难遽别，然泾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诚能穷治之源而登，进斥逐一，以其权归之于上，使众正汇进，而阴险小人无所缘而售其奸，将国家之治理可以计日而得。

他和李雯、夏允彝、侯方域等人一样，提及当时热门的话题：朋党与君子、小人，尖锐地指出，病根在于皇帝“不分邪正”，结果是君子日趋孤立，“国家大事去矣”。如果能使“力攻朋党”的阴险小人无以售其奸，国家何患不治！

谨信任

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专，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笃。不专之与太笃，皆足为患，而第其轻重则无所别，而笃任之者其为祸甚深也……高皇帝神武开天，犹失之胡惟庸；肃皇帝英明绝世，犹失之严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谨，其在英主为尤甚。皇上躬戡珰祸，手揽万机，念口口之交讧也，尚方之赐时出，悯财赋之日匮也，司农之任独久，总纪纲于中丞，归操柄于冢宰，不专之患可幸无之。且陛下始欲借内镇以风励诸臣，未几撤之如脱槁，即昨日召置辅相，士大夫方举手加额，而旋以一人之言弃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轻，臣即窃于此有虑者……故臣愿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见，程力量能，执虚公以驭下。

这是在讨论理想的君臣关系，君不能有疑臣之心，否则对臣的信任就会不专；臣不能有要主之心，否则对臣的信任就会太笃。他以胡惟庸、严嵩为例，指出了皇帝对笃信宠臣的危害，特别强调“信任之不可不谨，其在英主为尤甚”，显然是在影射崇祯皇帝过于笃信温体仁。

在谈到审言术、励廉耻、重变更、储边材、罢无用、养民财之后，吴应箕的第十策是“塞贪源”。他说：“今天下盗贼生于民贫，民贫由于官贪”，陛下赫然严惩，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只治“贪之流”，而未治“贪之源”。他列举了一些“贪之源”，其一是士子金榜题名刚入仕途，就必须“营选”、“钻缺”，为了打点，不息借高利贷。因此早晨刚上任，晚上讨债者就赶到。为了填补漏洞，“外官取偿于民，京官取偿于外官”，源头是相同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打点，比如，有奥主，有座师，有同年，有乡曲，哪一个都要摆平。此外还时时有各种需索，比如有考核官员的大计、京察之类，还有遭到弹劾请求从轻发落，收到推荐希望求得肥差，都是要花钱的。他慨乎言之：“凡此能虚得之乎？视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馈贻，而其人即以其厚薄之数为效力之浅深。乡贡监吏之属，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资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严，皆短刺空函，而金已达其家矣。又变白(银)为黄(金)，取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这就是为什么“禁愈严而贪愈炽”的根本原因。然而要想“塞贪源”谈何容易！

5. 《留都防乱公揭》

吴应箕的理想政治并不停留于口头上，有时也有实践的尝试，最值得称道的是起草了掷地有声的《留都防乱公揭》。

陈贞慧(定生)《书事七则》之《防乱公揭本末》说，阉党余孽前光禄寺卿阮大铖，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受到“削籍”的惩处。此人小有才华，却心术不正，一心想翻案，企图重登官场，来到南京招摇过市，吴应箕看穿阮大铖本性难改，如不予以迎头痛击，后患无穷。崇祯十一年(1638)，他和顾宪成之孙顾杲(字子方)商议，顾杲义正词严地表示：“杲也不惜锧，为南朝除此大憝。”两人同去征求陈贞慧(字定生)的意见，陈贞慧奋然回应道：“(阮大)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痈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于是吴应箕在陈贞慧寓所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

然而，为吴应箕撰写年谱的夏燮考证，此事有一个过程。他说，留都防乱的议论起于崇祯九年。这年夏，在金陵“三举国门广业之社”；秋，吴应箕与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顾杲(子方)等在桃叶渡寓所，会见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诸公的遗孤十三人，杨涟之子因故未至。就在这次会上，谈及避乱于金陵的阮大铖，“遂起留都防乱之议”。据冒襄回忆，当时魏大中之子魏学濂把其父临终前所写的血书，出示给社中同人，魏学濂为亡父鸣冤奏疏提及阮大铖，激起众人齐声痛骂阮大铖。接下来夏燮写道：“值(阮)大铖方居金陵，欲以新声高会，招徕天下，为夤缘起用地。复社诸君子适睹此疏，共愤填膺，于是始起留都防乱之议。”不过仅仅是议论而已，真正起草要到两年之后。地点并非陈贞慧所说的在他的寓所，而是在无锡顾杲家中。证据是吴应箕《与顾子方书》，夏燮说：“证之先生集中与顾子方书，乃戊寅(崇祯十一年)在梁溪所草，虽戊寅之前早有此议，不过徒托空言。”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崇祯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岁。夏六月，东游梁溪，主顾子方家凡两月。游锡山，谒道南祠，与子方合刻《梁溪唱和集》。时陈定生自荆溪过访，示以沈眉生劾杨嗣昌夺情疏，遂及大铖，于是先生与子方、定生成留都防乱揭……先生与子方、定生三人共成此揭。其余一百四十人皆在后也。

这年八月，吴应箕从无锡来到宜兴，入住陈贞慧家。可能此时吴应箕又修改了檄文，所以陈贞慧以为揭文起草于他家。随后是向复社成员征求对揭文的意见，因为有不同意见，所以吴应箕写了《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

这篇檄文，分头寄给各地复社成员，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杨廷枢表示异议，以为小题大作。陈贞慧《书事七则》引用杨廷枢的话：“(阮大)铖不燃之灰，无俟众溺，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在乡攻一乡，此辈窘无所托足矣。”吴应箕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及此事，所说“小题大做”者，就是指杨廷枢。他的这封书信，把起草《留都防乱公揭》的思考写得淋漓尽致：

留都防乱一揭，乃顾子方倡之，质之于弟，谓可必行无疑者，遂刻之以传。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辩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我辈小题大做。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夫我辈非欲自附于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学问，岂待附乎？

若谓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为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谓此逆人也，而绝之者乎？缙绅不与交欢，交欢而不为之驱使者，谁也？士子不从之游，而不互相赞颂，多为招引者，谁也？

夫法加于人，有时而尽，邪根中于人心，逆气流为风俗，天下之患可胜道哉？使我辈不言，则将来变为从逆世界，必有以钦定者为非，而恨魏忠贤之不复出也。足下以为此可已乎，不可已乎？

故不若挟清议以攻之，负众力以撼之，使知名节与法纪，原表里山河，而我辈之尊君安国，为高皇帝留读书种子之心，无在不寓，又何有今日异日之别乎？

次年，复社人士乘金陵乡试之机，在冒襄(辟疆)的淮清桥桃叶渡河房，召开大会，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的逆案祸首老底，写得慷慨激昂，气势夺人：

杲等伏见皇上御极以来，躬戡党凶，亲定逆案，则凡身在案中，幸宽鈇钺者，宜闭门不通水火，庶几腰领苟全足矣。矧尔来四方多故，圣明宵旰于上，诸百职惕厉于下，犹未即睹治平，而乃有幸乱乐祸，图度非常，造立语言，招求党类，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摇通都耳目，如逆党阮大铖者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

在揭露了阮大铖种种劣迹与野心之后，最后写道：

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锧，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惟戮力同心是幸。

真是大快人心事，复社同人举杯庆祝。夏燮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时四举国门广业之社，凡揭中之一百四十余人，大半入会中，周仲驭(钟)亦至焉。于是留都防乱之揭传播南中……金沙周仲驭抗疏归，有重名，时以谢丧来南都，集门徒五百余人于高座寺。于是揭中之执牛耳者，布衣则推先生(吴应箕)，缙绅则推仲驭(周钟)，贵胄则推定生(陈贞慧)，而东林之后推子方(顾杲)，忠臣之后推南雷(黄宗羲)。日置酒高会，辄集矢怀宁(阮大铖)，嬉笑怒骂以为常。”

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不躲进南门外的牛首山，暂避锋芒，派遣心腹四出收买“公揭”文本，孰料愈收愈多，传布愈广。彷徨无计之时，他想到了刚刚来到南京的侯方域，阮与其父司徒公(侯恂)有年谊，算是侯公子的父执辈，企图利用这一人脉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由亲信王将军代他出面示好，不惜重金撮合侯公子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侯方域严词拒绝，他后来写信给阮大铖重申自己的立场：

执事(阮大铖)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谓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而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侯方域为李香君所写的传记提及此事，措辞更加直白：“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李香君)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令人赞叹的是侯方域在崇祯十六年(1643)已经察觉到，日后阮大铖一旦得志，必定大肆报复的心态，他写道：“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不幸被他言中，后来阮大铖在弘光小朝廷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可惜的是，复社君子们的努力，难以挽回明王朝日暮途穷的末路，这或许是生不逢辰的悲剧吧！

6. 报国无门的悲剧

吴应箕没有进入仕途，始终是一介文士，报国无门令他很无奈，写信给阁老钱士升，一吐胸中的郁闷：

相公阁下，某虽不肖，尝有志于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发抒其志气。又尝欲以当世所急，及胸中所筹划可行之事，上书于公卿大僚，以及巡方守土诸官，徒以势分悬绝，雅无知故，虽言之，恐不见省录，故卒郁郁，不得一吐。

甲申之变以后，他又写了长篇大论，反思亡国之痛。其中《原君》、《原相》两篇最有见地。

客问：“古有君明而国亡者乎？”他的回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则说“乌有是哉”，再则说“非主不明而亡”。其实他对崇祯皇帝是有所批评的，一是过于明察，二是过于操切。他说：“夫主贵明而忌察，察则伤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务为蔽匿则生疑，疑而莫予当也，于是上益务(恶)。夫操束则滋扰，卒于法不必信用，遴其才，朝出令而夕责成，前见贤而后获罪，奸雄适以藉资，庸下趋之什负，譬之木已蠹而枝叶尚在，以为此翘然者可资栋梁而假荫庇也。讵知大风过而干摧根拔，遂已全无木哉。”但是面对客人的提问：“然以先帝之忧勤，则岂有荒暗淫虐者足乂安保世乎？”他又为崇祯皇帝辩解，充满了同情与惋惜：“崇替者运也，废兴者数也。天之所去，谁能留之？且夫以(泰)昌(天)启之末运，而承奄视溃决之余，丞辅覆疏，列职负乘，独恃此一人者，兢唐业虞，挈此将羸极敝者，以累存朽枝于十七年之久。”在他眼中的先帝，仅凭一人之力支撑十七年之久，已属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毅然身死社稷，其风烈足以视二帝三王而无愧”。因此他的结论是：“国不幸而亡也，非主不明而亡也”，“吾君非亡国者也”。

在《原相》篇中，回答客人的问题：“崇祯十七年，所置相几五十人，岂无贤者？而任不专，专不久，岂无专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谓之何？”他说得很干脆：“崇祯时谓之无一相可矣，何谓数十人哉？”在他看来，崇祯一朝的内阁辅臣没有一人值得称道：“夫蒲州(韩爌)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风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惮者，则道不足而术疏也。于是乌程(温体仁)以矫行愎，而见谓精忠；阳羡(周延儒)以柔济贪，而舞其机用；武陵(杨嗣昌)资悍，以兵败而计穷；韩城(薛国观)意忌，卒谗行而身死。此数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谓专且久者是也。挟全盛之余资，负英主之方向，岂难强国庇民，创弊夷患，而乃强敌至门，重宝入室，封疆日疏，门户牢持。”然后他一一列举：

温体仁执政八年，“蕴崇天下之大变”；

杨嗣昌督师前线，“遽增饷至七百余万，用兵无丝毫功，岂惟藩国覆、巨寇张、骑镇叛，而大势亦自是不支矣”；

薛国观“未穷厥慝，卒蒙恶声”；

周延儒复出，“闲然自以为姚宋(姚崇宋璟)而不疑，方其起废籍，蠲积逋、撤内缉、出久系，探怀纳说若转圜，岂不亦救时雅望哉？而牢笼翕张，以恩为市，如京师大贾，所居积转败倾天下，天下廉耻益隳坏。”其结果是严重的——“于是使人主切齿，以为人臣无一可信，故一切按诛，而国家之事去矣。”

吴应箕分析得鞭辟入里，精彩之极！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复社虽然是一个文社，却并非不问世事的象牙塔，间或议论时政，抨击弊端，目光之透彻，言词之锐利，一般官僚望尘莫及。

吴应箕的人生结局和大多数复社成员一样，是慷慨激烈的。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陷落。闰六月，金声在徽州绩溪起兵抗清，吴应箕在池州起兵响应。那时的他，获得了平生第一个官职——福建隆武政权授予的池州推官监纪军事，不过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兵败被清军俘虏，牺牲于家乡贵池县之石灰冲。壮志未酬的五十二年人生以悲剧告终。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一百多年后，处死他的大清王朝已然进入盛世，忽然大发慈悲，追谥他为“忠节”。这样的皇恩浩荡未免晚了一点，不过对于吴氏后人而言，多少是一个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