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先生血洒虎门，壮烈牺牲。执信之死是孙中山革命的一大损失，更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时至今日，已过去整整百年。谨以此文回顾执信先生革命的一生与近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以表哀思。 一 1920年，9月。 粤桂之间的战争已经打响，整个广东一片紧张肃杀的氛围。陈炯明举起了“粤人治粤”的旗帜，号召着仍然依附于桂系军阀的广东地方实力派脱离桂系，起义反正。孙中山周围的重要人物，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朱执信被派往香港，负责采购军械及各种装备。在香港设置的国民党机关部，是国民党人对桂系开展斗争的前线指挥处。机关部计划让朱执信前去策反过往与其颇有渊源的广东实力派。 8月16日正式打响的粤军反旆战争，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国民党要推翻桂系军阀对广东的统治，夺回广东。粤军自闽南开入潮汕，驻守粤东的桂军纷纷溃败，而粤藉桂军士兵而是大量归附粤军。名义上受桂系所调遣的方声涛、李根源部滇军，也按兵不动，隔岸观火。9月9日，三水民军起义讨桂，响应粤军回粤。第二天，旅沪广东人民发电警告陆荣廷，指责其入粤四年之治绩，“数千百之贪官污吏于吾粤而已”，并且表示粤民无奢望，但求粤人治粤，桂人治桂，桂人“举粤省军权、政权、财权还之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国民党作战与宣传并进，取得了诸多成果。桂系军阀力不能支。 粤军势如破竹。粤东即失，桂系不得不将防线收缩至河源-惠州一带，以拱卫广州。同时从广西调遣大量桂军入粤，准备与陈炯明决战。陈炯明策动民军捣毁广九铁路，使广州的补给无法送达驻守河源的桂系将领沈鸿英处，再令许崇智进攻河源。沈鸿英不敌，撤出河源。这时，粤军已经在东江形成三路并进的形势，桂系的防线已经距离广州越来越近。 夹在广州与惠州之间的虎门要塞，成为国民党人眼中的重要目标。当时，国民党已经采购了几架战机，准备用于对桂作战，但是缺乏起降平台，虎门恰好符合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虎门距广州极近，拿下虎门，就打开了通往广州的门户，可以直接震慑省城桂系控制的护法军政府。 驻守虎门的桂军，与其他许多已经起义的地方军一样，同属于广东籍。这支桂军名为“肇军”，曾归属于肇庆实力派李耀汉统率。李耀汉在1913年龙济光督粤时投靠袁世凯，被任命为肇军总司令。桂系在护国战争中入粤推翻龙济光时，李耀汉又依附于桂系，还曾担任广东省长。后因与桂系不和，为桂系驱逐。其军队后被桂系收编，派往虎门。 朱执信在当时的任务，就是策动驻守虎门要塞的肇军司令丘邱渭南脱离桂系，以使粤军控制虎门。9月6日，朱执信说动丘渭南放弃虎门，虎门要塞宣告独立。随后，邹鲁策动的东江民军邓钧所部也同时攻入虎门，收缴了虎门的降军枪械，结果引发双方争执。两军都请求朱执信到虎门调停。明知此行危险重重，朱执信还是出发了。9月16日，朱执信来到虎门。 9月21日，朱执信与邓钧会面，朱执信劝说邓钧返还枪械，邓钧应允。随后朱执信准备返回时，降军突然对民军开火。朱执信急忙劝阻，但却不幸中弹倒地，而随同的邓钧也一同遇害。 朱执信牺牲消息传来，与他并肩作战的国民党人无比悲痛，孙中山亦为此哀痛，称“执信忽然殂折，我如失左右手”，“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在往后的日子里，孙中山多次感叹朱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中国有数人才”、“最好的同志”。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也哀叹，“得一广东，失一执信，不合算！”在粤军夺回广东后，护法军政府与国民党为朱执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孙中山也亲手创立执信学校，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二 朱执信出生于广州府番禺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朱启连为其取名“大符”，取字“执信”。朱启连本人颇有学问，曾任职于张之洞幕府，其妻汪若昭也文采奕奕，能诗善词。汪若昭所在的汪家，更是当时广州城一大家族，其舅父汪兆铨、汪兆镛先后考中科举，汪兆镛还担任过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朱执信，自然饱受诗书熏陶。得益于殷实的家庭环境，他从小会读《汉书》、《资治通鉴》，了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国难日深。他十岁时，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而后《马关条约》签署。他十五岁时，又见识过庚子之乱，以及见证次年《辛丑条约》签署。朱执信的长辈们痛于国家沉沦，时常讨论时局，并教育朱执信为国分忧。执信所经受的教育，也在鞭策他走上救国的道路。 就在庚子年末，朱执信的父亲朱启连染疫去世，养育他的责任落到其舅父汪兆铨头上。次年慈禧与光绪帝下达上谕，实施新政，“清末新政”由此发端。新政的一个内容就是改革教育，开办新式学堂。汪兆铨等人当时在广州办理新学，汪兆铨的四弟汪兆铭（汪精卫）与朱执信就成为新式学堂所教育的首批学生。在新式学堂里，朱执信所受的教育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天演论》、《国富论》、《社会契约论》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学说。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组织官派赴日留学生选拔工作，朱执信报名考试，结果名列榜首。次年，他与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路途。 朱执信入读的是日本法政大学的速成班，一年半就完成学业。他主修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四门课程，平时少与人来往，生活清苦。但是，平静的学习氛围很快就打破了。1905年7月，在日留学生得到消息，孙中山已来到日本。平素仰慕孙中山的朱执信，自然不会放过此次机会。他去拜见了孙中山，并从此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队伍。 孙中山此行来日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党，也就是中国同盟会。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通过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纲。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朱执信担任了同盟会的评议部书记。 当时，革命党不仅要组织革命，还要在舆论舞台上，与质疑革命的康梁一众立宪派举行论战。朱执信于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一文，这是朱执信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发表评论。他以“蛰伸”为笔名，痛斥清廷立宪为“假立宪”，认为民族矛盾是当前最严重的一组矛盾。只有解决了民族问题，民主问题才能进一步考虑。 《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这篇文章，一经刊出便引发一阵轰动。同盟会的许多成员对朱执信行文流畅、文笔犀利大加赞赏，同时也暗暗赞叹他年轻有为。当时，他才刚满20岁而已。但他笔耕不辍，再接再厉，不久又写出《德意志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同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 在东京的留学时期，朱执信一方面刻苦进修，完善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还通过“蛰伸”、“悬解”等笔名，在《民报》上撰写批判清廷、宣扬民主革命的文章。1906年6月，朱执信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他没有选择流亡海外投身革命一线工作，而是选择返回家乡广州，担任清政府官办新式学堂广东法政学堂的教员。他打算利用自己尚未暴露身份的优势在学堂中传播革命思想。 三 朱执信回广州担任教员后，开设了应用经济学、中国财政史等几门课程。他表面上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悉心为同学们传授知识，完成教学任务；但实际上，他一直在留心向往革命的学生，并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同盟会员。很快，他就收获了两位得意弟子，并与他们结成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此二人日后也成为了革命党中无可替代的人物，甚至改变了孙中山革命的历程。这两个人，一个叫邹鲁，另一个叫陈炯明。 朱执信在教员的任上发展革命党人的同时，也致力于联络反清会党成员。会党是当时众多民间反清秘密团体的统称，比较有名的有如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朱执信一方面将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中，一方面也注重对他们展开启蒙教育。1909年6月，同盟会决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以倪映典、朱执信、胡毅生、陈炯明等人为骨干。当时正是由倪映典负责策动新军，朱执信和胡毅生负责联络会党。1910年2月新军起义失败，倪映典牺牲，但是革命派并未为挫折所打击。相反，朱执信经历此役，还加强了会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使整个广东愿意服从革命的会党已有近十个，比较著名的有南海陆兰清、番禺李福林、惠州王和顺等。 此外，朱执信、陈炯明的革命党身份依然没有暴露，还能在广州活动。当时陈炯明是广东省谘议局议员，他表面上认同清廷预备立宪；但被选为议员后，他观点激进，往往表露出同情革命之意，还引来了媒体舆论的关注。在孙中山计划在广州举行更大规模的起义（也就是后来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的同时，陈炯明和邹鲁受黄兴委托，以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创办《可报》，还利用谘议局机关报作掩护。《可报》经常刊发反对清廷的露骨言论，并且还宣扬了革命思想，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次革命做好铺垫。而《可报》的这些文章中，有不少都是由朱执信写作的。 当时，革命党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孙中山决定选出一批数百人的敢死队作为先锋，名单也主要由朱执信来确定。为了安排敢死队员进入广州，朱执信租赁了38处房舍，又设公馆或米店掩藏枪支弹药。香港的同盟会起义统筹部本决定在4月18日发动起义，不料4月8日激进的革命青年温生才意图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全城戒严，起义被迫推迟至26日。4月23日，黄兴来到广州，但他意识到起义准备很不充分：一方面，从海外购置的枪械并未完全运到，而清军在城内仍加紧搜捕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发动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新军二标很快退役，如果不在月内发动，将失去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过同时，水师提督李准又从顺德调集一巡防营入广州，其士官多倾向革命。在考虑再三后，黄兴决定27日发动起义。26日，黄兴又决定延期再举，将敢死队员分批潜回香港。结果到了26日晚，黄兴又决心孤注一掷发动起义。朱执信虽不认可号令随意变动，但他仍执行命令。 4月27日下午，朱执信等人来到黄兴寓所，准备起义。当时有人讥笑他身着长衫如何战斗，他当即拿刀斩断长衫下半截，然后拿起两颗炸弹便走出门。他的战友见到此景，对他肃然起敬。起义爆发后，黄兴率起义军冲入两广总督署，四处寻找总督张鸣岐，但未找到。随后起义军冲出总督署继续寻找，不料迎面撞见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军队前来镇压，起义军只好分散行动。朱执信在战斗中负伤，避入林云陔家中休息两夜，后转赴香港。由于力量悬殊，起义部队很快被清军打败。三二九起义最终以惨烈失败收场，一百余人牺牲。后同盟会员潘达微收殓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 黄花岗起义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先声。10月10日武昌首义，同盟会筹划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朱执信借助与会党的关系，联络会党参与起义。陆兰清、李福林、黄明堂等会党首领自顺德、南海、番禺、三水等地揭竿而起，向省城广州进发。陈炯明、邓铿发动惠州淡水起义，自东路进攻广州。在猛烈的攻势下，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迫于压力离职逃走。11月9日，广东光复并宣告成立军政府，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一个新时代来临。 四 在广东光复后，朱执信先后担任了军政府总参议、广东核计院院长、军法处处长等职务。他的职务包括审理机要、参与密务、整顿财政等工作。当时，广东军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官俸和军饷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军政府决心裁撤由会党组成的民军，由朱执信等人办理相关事务。在广东军政府内为时一年的任职中，朱执信在处置政务、整顿财政方面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让军政府能在民初的一系列危机中化险为夷。他工作勤恳，对下属十分友善，同时又吃苦耐劳。在他担任核计院院长时，他选录了一批干练、热情的年轻人担任工作人员，带领他们核查各机关的每月结算，工作一丝不苟。他本人亦以身作则，奉公廉洁。他每月工资500元，除100元补贴家用，其余悉数捐给需要帮助的人。他家离都督府很近，但为了处理公务，他坚持住在都督府内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生活朴素、一心为公的人生态度，也让他在同盟会中享有很高声誉。 然而，北方政局风云诡谲，新成立的民国很快蒙上一层阴影。1912年8月，同盟会与几个小党派共同组成旧国民党，参与第一届国会大选；1913年3月，赢得大选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此案震惊全国。宋案成为民国一大疑案，而这也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关系破裂。孙中山认定此事为袁世凯所为，拒绝法律手段解决宋案，而是决心武力讨伐袁世凯。7月9日李烈钧在湖口发动起义，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动北洋军镇压起义军，而各省实力派也不同意革命党再发动起义。到9月中旬，二次革命完全失败，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向参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发出通缉，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被迫离开中国。孙中山自香港出发去日本，朱执信和廖仲恺随后也到。在东京，孙中山继续筹划反袁事宜，主要包括筹款和制造舆论。1914年5月，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朱执信又开动文笔，写出《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府者何》、《开明专制》等文章，深刻鞭挞袁世凯政府的倒行逆施，揭露袁世凯政府腐败卖国、摧残经济、压榨人民，痛批“暴民政治”论和“开明专制”论，认为袁世凯终将会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同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痛感过去革命不断失败，是因为党员失去理想信念，沦为一盘散沙，组织纪律荡然无存。因此，孙中山此次“重建”革命党，颁布《中华革命党总章》，就要求“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为己任，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对于党魁则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牺牲权利”，入党者需对其宣誓并打指模。这种绝对服从的行为被党内许多同志认为是专制迷信、过于集权，当然也体现了孙中山矫枉过正，因此许多老同盟会员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其中就包括黄兴、朱执信等。不久，黄兴领国民党中间派分子组建“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分道扬镳。“欧事研究会”集聚了大量颇有地位的老同盟会员，包括 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张继、林森、陈炯明等人。 以胡汉民、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政府被袁世凯推翻后，袁世凯以其亲信龙济光督粤。龙济光在广东开烟驰赌，征收苛税，民众对他无比痛恨。龙济光大肆抓捕革命党人，又向朱执信、邓铿等革命党骨干发出通缉令，悬赏上万银元。但在1914年3月，朱执信和邓铿仍冒险回到广东，策动各地民军讨伐龙济光。朱执信工作繁重，他除了负责联络工作，还要设法筹款。9月朱执信下南洋筹款，到10月归港时筹得四万多元。 1914年11月，朱执信发起讨龙起义。朱执信先伪造广州举义的声势，诱龙将军队调回广州，之后再发动千余民军直扑佛山。同时，朱执信还策动驻防广州的炮兵内应。但因枪弹供应不足，起义遭到镇压。而参与起义的主要成员仍是绿林会党，战斗素养不足，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这也成为革命党所发动起义屡次不成的原因。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日益严重。他签署《二十一条》，又暗中制造称帝舆论。9月，北洋将领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密电袁世凯速正皇帝位，中国处在历史倒退的紧要关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反袁，各地反袁力量群起响应，护国战争爆发爆发了。以滇军为主的护国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蔡锷、唐继尧率领入川，一路由李烈钧率领攻粤。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称帝。袁世凯以曹锟、吴佩孚的北洋军组成“征滇军”进入四川，与蔡锷护国军展开拉锯战，又命龙济光率军西上，阻止李烈钧部入粤。当时，朱执信与中华革命党、西南护国军一样，存在着护国、讨袁、驱龙的共同目标。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标，朱执信放下过去的疑虑，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 朱执信刚一上任，就面临龙济光干涉护国战争的紧要局面。朱执信立刻策动革命党人起义，准备兵分三路直取广州。2月5日，朱执信率绿林、民军4000余人至番禺石湖村，准备发动起义。但7日龙济光突得此情报，派济军两营精锐炮兵前去镇压。9日，讨龙起义失败。但是经此一役，龙济光不敢将大军调往前线，牵制李烈钧的济军仅有3000人。这为之后护国军入粤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川前线的护国军不敌吴佩孚的北洋军，兵败泸州城下。在关键时刻，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独立，加入护国阵营。陆荣廷在柳州成立广西都督府兼两广护国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派出桂军支援在川护国军，护国战争局势发生逆转。3月17日，蔡锷率军大败张敬尧，重夺纳溪，迫使北洋军停战。由于袁世凯最亲近的部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不赞成其称帝，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将国号改回“中华民国”，仍维持大总统名号。护国战争的主要战事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朱执信策动了肇庆李耀汉部、广州李福林部起义讨龙，进步党系统的广东实力派魏邦平也率海军抵达虎门，准备进攻广东。陈炯明纠集淡水起义时的旧部组建讨逆共和军，加入护国军阵营。与龙济光有亲家关系的陆荣廷也致信龙济光，劝其独立。4月6日，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但他假意独立，虚与委蛇，实际上还蠢蠢欲动。4月12日，龙济光派代表与护国军代表在广州举行海珠会议，会上龙济光警卫竟然拔枪射杀汤觉顿、谭学衡等护国军代表，酿成海珠惨案。 5月8日，滇桂军阀、进步党和欧事研究会在肇庆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扩大为护国军务院。由于蔡锷病重，军务院的领袖实际上变成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名义领袖则是陆荣廷的老上司，曾任两广总督、后为欧事研究会（国会复会后演变为旧政学系）领袖的岑春煊。6月初，在袁世凯病死后，陆荣廷大举攻粤，迫使龙济光下台。从1916年7月起，广东进入到桂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五 1916年8月，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了两年半的旧国会复会。国会恢复后，继续讨论未完成的《天坛宪法草案》。但由于此前两党之争，太伤元气，时人主张“不党政治”。曾在护国运动中与国民党人并肩作战的梁启超进步党，于是演化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此时又选择投靠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再次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国民党也蜕变成“宪法商榷会”（商榷系），并进而分裂成四个政团，分别是民友会（民友系）、益友社（益友系）、政学会（政学系）与政余俱乐部。而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也与掌握实权的皖系军阀领袖、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重重。 1917年初，因为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与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一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走向扑朔迷离。美国担忧协约国因此战败，不仅先后对德绝交、宣战，而且还劝说中国对德绝交与宣战。中国于2月对德绝交，但迟迟未决定是否宣战。当时，最为支持中国对德宣战的其实是日本。因是否对德参战一事，商榷系与研究系、黎元洪与段祺瑞都爆发激烈争吵。黎元洪认为此非义战，而且日本似乎不怀好意。本身就亲日的段祺瑞则认为中国成为战胜国后，可以提升国际地位。接近段祺瑞的研究系自然支持对德开战，而站在总统黎元洪这一方的国民党则大多主张严守中立。 1917年4月，在争论的关键时刻，朱执信写作数万言长文《中国存亡问题》，从加入协约国的利害、与各国的关系、美英百年来的发展与外交政策、中国的存亡等数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朱执信表明态度：“吾不惮千百反复言之曰：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 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4月末，国会两派对宪法草案的审议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一些商榷系的激进议员甚至打算将已谈妥的条款否决，使得研究系开始计划联合段祺瑞将国会政治推倒重来。5月初，对德宣战案的讨论表决更是给紧张局势火上浇油。在国民党籍议员坚决拒绝通过对德宣战案后，段祺瑞派出公民团殴打了议员。嗣后段祺瑞更是打算以督军为后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团进京，意图对黎元洪“逼宫”，此即“府院之争”。而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见有机可乘，见机提出调停，率五千辫子军入京，却突然武力解散国会，并重新迎回宣统皇帝，酿成十二天“张勋复辟”的闹剧。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的先后发生，使孙中山、朱执信认识到军阀对《临时约法》毫无敬畏之心。而为了捍卫《约法》与国会法统，应该抵制军阀滥用武力，胡作非为。在张勋解散国会的同时，孙中山在上海举起“护法”旗帜。而原本就与孙中山有很深关系的原北洋国务总理伍廷芳，率领一百余名国会议员，与海军总长程璧光一同乘坐海军军舰离京南下，宣言护法。很快，护法势力集结了起来。 与此同时，朱执信和胡毅生等也在上海发电痛斥北洋集团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号召民众参与“护法”。但是在上海，没有政权、军队与民众基础，国民党的影响力毕竟十分有限。国会议员与海军到上海后，孙中山与伍廷芳等人商议，在具有国民党深厚背景的广东组建护法政权。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来到广州，先后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与护法军政府。 军政府成立之初内外交困，不仅财政毫无着落，能够调动的军事力量也寥寥无几，仅有海军总长程璧光统率的护法海军、本土实力派李福林的福军、张开儒的滇军名义上可由其调遣。而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当时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回任总理，但他没有恢复国会，而是想先武力统一南方。段祺瑞派北洋军南下湖南，护法战争由此爆发。桂系领粤、桂、滇、湘四省军队组成“护法联军”，在湖南前线抵御北洋军，无暇顾及后方。这时，孙中山授意朱执信去招募民军，扩充军政府武装力量。朱执信一方面在南海等地招募民军，一方面又运动驻肇庆李耀汉部肇军加入军政府序列。募兵在一段时间内较有成果。但是，随着11月直系与桂系第一次私下议定停战，护法战争前线战局稳定，桂系马上开始着手巩固后方，打压军政府。 时任广东督军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朱执信的募兵行动。由于莫荣新子莫正聪曾率领土匪对顺德、香山农民进行敲诈、剥削，引发农民反抗，莫荣新于是借口这是由朱执信民军策划的“暴动”，对军政府多加掣肘，强令朱执信解散收编的民军。莫荣新还指使桂系军阀沈鸿英杀害亲军政府的潮梅前敌总指挥金国治，对军政府所下政令一概不理。不仅如此，桂系还与一些护法中间派筹划另起炉灶，建立统筹西南各省军政的护法机关，在西南各省实行联邦制，实际上是压制、孤立孙中山的军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1917年11月中旬，孙中山密令朱执信策动海军、李福林福军起义，炮轰莫荣新督军署，推翻桂系在省城的统治。但由于护法海军司令程璧光、福军司令李福林坚决反对，起义遂告作罢。12月，大元帅府卫戍司令、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遇刺受重伤。方声涛是老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党员，但他现在归滇系首领唐继尧节制，而唐继尧与陆荣廷此时已沆瀣一气。孙中山周围的革命党人认为，方声涛不仅没有帮助军政府募兵、筹款，反而受命对军政府展开监视。因此，他们对方声涛很有意见。刺杀方声涛的人，据一些革命党人的回忆，就是朱执信。12月17日，朱执信命张民达、李汉斌等人在长堤枪击方声涛，子弹划过其颈部，但未致死。1918年1月3日，朱执信又再一次策动海军和福军起义，发起第二次炮轰督军署。孙中山绕过海军司令程璧光，亲自率领同安、豫章两舰开入省河。但是，海军和福军都极不赞成孙中山此举。起义风声此前已经走漏，李福林表面应承朱执信响应起义，但当晚起义发动时，李福林却按兵不动。同安、豫章两舰向桂军长堤江防驻地进行扫射，并向督军署开炮轰击，莫荣新下令桂军士兵禁止反击。起义未获得任何响应，再次流产。 在第二次炮轰督军署后，程璧光对海军私自出动大发雷霆，免去同安、豫章两舰舰长温树德、吴芝馨职务，并申令海军南下只为护法，不得卷入内部矛盾。由于程璧光马上支持桂系和护法中间派成立“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作为与军政府分庭抗礼的护法机关，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党又认为程璧光已不可信。2月26日晚，程璧光从海珠司令部出来，在长堤码头遭到伏击，当场身亡。程璧光遇刺与此前的宋教仁案、此后的邓铿案和廖仲恺案相同，成为近代史上的至今未解的疑案。据一些时人说法，刺程的主谋也是朱执信。不久，孙中山派朱执信为军政府代表，赴日寻求外交支持。而莫荣新经历两次炮轰督军署，也不得不对孙中山作出让步：将前任省长朱庆澜所留下的20营省长亲军交给陈炯明统带，改编为“援闽粤军”，向福建方面北洋军进攻。孙中山终于获得了一支直属于革命派的武装。 程璧光遇刺后，继任海军总长的林葆怿完全倒向桂系。1918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中的政学系议员提出改组军政府议案，反对孙中山一人担任大元帅。当时国会与海军基本倾向桂系，孙中山革命派处境极为不佳。5月4日，国会通过改组案一读，将大元帅制废除，另组织七总裁政务会议领导军政府。5月18日，国会的三读通过议案，并举行选举。123名议员参加投票，在北洋政治舞台上颇有名望又与孙中山有很深渊源的西南元老唐绍仪得票最高，为115票；其次为滇系领袖唐继尧111票，中间派代表伍廷芳110票；孙中山以107票排名第四，之后为海军总长林葆怿104票，桂系陆荣廷90票，岑春煊62票。孙中山拒绝就职，5月21日愤而离粤赴沪。 在大元帅辞职通电中，孙中山痛心表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军政府不能得到拥护，亦不能得到“友邦之承认”。不久，军政府政务会议宣告成立，选举岑春煊为政务会议主席总裁。桂系通过军政府改组案掌握军政府大权，巩固了自己在西南的绝对领导地位。到一次护法后期，桂系在广东贩运鸦片，弛禁赌博，与龙济光时代别无二致。而这也为日后广东军民驱逐桂系埋下了伏笔。 六 在一次护法的初期，朱执信因为忙于组建军政府、募兵等各种事务，无暇进行写作，也没有留下太多文字。等到孙中山被桂系排挤离粤后，南方政局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孙中山离粤同一日，按兵粤东、观望不前的陈炯明自知局势已经恶化，终于向福建的皖系闽督李厚基发起了进攻。到了1918年8月底，陈炯明的粤军已经打下了闽南26个县城，以漳州为中心形成闽南护法区。这时，朱执信也将重点放在了漳州的建设上。 陈炯明在漳州实施“新政”，推行政治民主，兴办新式教育，传播新文化。他很重视对援闽粤军展开思想教育，当时孙中山派遣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邹鲁等人频繁来往漳州和上海之间。作为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联络人，陈炯明邀请朱执信等参加各种讲演，向士兵和民众灌输民主革命思想。 在众多国民党人中，朱执信尤其在陈炯明推行“漳州新政”时出力甚多。朱执信在漳州时，与陈炯明、邓铿和许崇智积极讨论当时在北京盛行的新文化运动，并向漳州的学生和士兵开展革命宣传。1919年，陈炯明创办了《闽星》周刊和《闽星日刊》，前者为理论类刊物，后者则为新闻类刊物，这两份刊物成为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闽星》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苏俄革命、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定的传播和介绍。朱执信在《闽星》上大量发表文章，他的许多深刻思想，就是在这些文章中体现出来。 在漳州新政蓬勃开展的同时，五四运动也爆发了。朱执信顺应五四潮流，提出了关于社会改革的诸多见解。在《社会与忏悔》、《杂感》、《改革者的双重义务》中，朱执信强调改革社会不能只通过口头或写文章实现，必须要付诸行动。在《中等社会的结合》一文中，朱执信认为，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就会引发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个中等阶级，目前中等阶级仍保持中立立场，但随着斗争的激化，他们要么站到劳动阶级一边，要么站到资产阶级一边。这竟成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精准预言。在《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两文中，朱执信提倡男女平权，要把婚姻制度的实质“诸男女分工问题”的解决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 朱执信对新文化运动极力支持和赞扬，赞同“民主”和“科学”，认为摒弃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胡适写就《文学改良刍议》后，朱执信也积极倡导白话文，提倡新式诗歌，宣扬文学解放。 1919年8月，朱执信发表《神圣不可侵和偶像打破》一文，响应北京的五四精神领袖，对旧世界正式宣战。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任何已成事实，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的”，但是不同事实之间存在不同的“置信”程度，“置信”与“不可侵”之度为反比例，其“反抗所应用之力”为正比例。在这篇文章中，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不可侵”程度由低到高是“规约”、“研究成果”、“道德”、“规制”、“宗教信条”。但是，“神圣不可侵之性质愈重者，其可信性愈薄，而吾人对之反抗当尤烈”，正是因为人们盲目信仰的所谓“道德”、“规制”和“宗教信条”仍是旧时代遗留的产物，因此才必须起而将其打破。针对当时社会上仍存在的军阀专权、封建迷信并未根除等现象，朱执信认为，对一个偶像崇拜者，“第一先问其所信者可成为偶像否，次问其崇拜之之人，是否视为神圣不可侵。第三，打破者是否别立一神圣不可侵者，以破此神圣不可侵者”。打破科学上的偶像，要通过研究；打破道德的偶像，可以用科学和道德革新，而不能用规制信条的权力。如果以信条规定为依据去打破道德科学理论，则不必问内容如何，其本身已经是歧途。这篇文章是朱执信的经典之作，在当时有很大反响。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能给人带来许多思考。 朱执信在漳州时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而他的政治思想也渐趋完善。在这两年中，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不仅是“思”的巨人，也是“行”的巨人。他亲身投入漳州新政，为国民党经营闽南护法区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为期两年的漳州新政，漳州护法根据地焕发出崭新的面貌，甚至得到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肯定。漳州新政的另一成果就是：驻扎在漳州的援闽粤军经历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后，形成一支有革命理想的“新军”，这为后来的粤军反旆打下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亲力亲为的努力。 七 与漳州新政同时发生的，是南北双方各势力的加速分化重组。1918年6月，就在军政府改组案发生的一个月后，广州“非常国会”宣布召开“正式国会”，并援引《议院法》第七条“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除其职”的规定，将参众两院议员两百余人解职，由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8月20日，广州国会改开正式会议。与此同时，北方在段祺瑞的一手安排下举行了“第二届国会”的选举工作，段祺瑞的党羽安福系政客大量进入国会并控制了国会，该届国会因而被称为“安福国会”。对于护法阵营而言，推翻安福国会也是“护法”必不可少的环节。 当时，段祺瑞仍做着武力统一全国的美梦，他与日本寺内内阁签署“西原借款”，编练一战的“参战军”，趁机扩充皖系军阀势力，但是在湖南前线为段祺瑞卖命的直系军阀不愿意继续进行南北战争了。直系军阀以总统冯国璋为首，通过前线的总指挥吴佩孚与桂系第二次签署和平协议，护法战争走向终结。不久，冯国璋卸任，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函徐世昌，希望中国能以统一的面貌出现在巴黎和会中，因此在1919年2月，北洋军阀与南方护法阵营在上海租界举行了南北和谈，进行统一的尝试。 南北和谈涉及到军民分治、废督裁兵、整理财政等多项关乎国家发展的议题。在这些问题上，南北方都没有根本分歧。但是，南方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作为南北统一的条件，而北方以段祺瑞安福系为首，始终捍卫安福国会的法统，这就酿成法统之争。直系军阀提议的南北同时解散国会另行选举，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安福系尤其反对。直系、奉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已经开始产生裂痕。 在南方阵营内部，分裂也已开始形成。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代表桂系和政学系秘密与大总统徐世昌与直系军阀联系，他们打算联合直系，推翻段祺瑞和安福系，组建新的中央政府，再重选国会。而民友系、益友系坚决维护广州国会的正统，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南方代表团中，大部分成员都是代表桂系、政学系的利益，身为益友系领袖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往往被本阵营的代表架空。南北和谈持续到5月13日，仍没能达成最后的共识，最终和谈宣告破裂。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并不反对和谈和统一，但他们的条件是必须以第一届国会的恢复作为统一的原则。南北和谈破裂后，双方处于“和而不谈”的状态，南北两国会都开始了制宪工作，为自己的政权增添合法性。但是，经历了南北和谈时的阵营重组，护法阵营内部已经发生了重大分裂。民友系、益友系议员和安福系产生了接洽，为未来的“孙（中山）段（祺瑞）合作”铺平道路；而桂系与政学系选择疏远安福系，与直系军阀和总统徐世昌直接联络。同时，因为桂系在广东分化排挤了驻粤滇军各部，收编了政学系滇军将领李根源所部并驱逐了亲孙中山的滇军李烈钧部，遭到了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的敌视。唐继尧因与益友系领袖吴景濂曾有私交，唐继尧于是又与益友系展开联合。他邀请反对桂系专权的国会议员，到其控制下的昆明另开国会。 唐继尧同时还对外戳穿了岑春煊秘密议和一事，使民友系、益友系议员对桂系和政学系大为不满。1919年10月，他们发起了对岑春煊的不信任案，逼迫岑春煊辞职，这导致了政学系与民友系、益友系交恶。弹劾岑春煊后，民友系、益友系议员发起“二次改组”案，打算再次改组军政府，请孙中山回广州当总统。10月21日，国会再次通过改组案，但孙中山拒绝就职。早在1919年8月，孙中山通电辞去了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打算专事党务与著述，他当时的目标是取消桂系专权的广州军政府（护法军政府）。但同时，他又鼓励民友系、益友系议员在国会内对政学系做合法斗争。而另一方面，当岑春煊于10月27日发表辞职通电时，西南军阀诸如陆荣廷、湘军谭延闿、川军熊克武等都相继通电挽留，岑春煊于是安居其位。 在这段时期，朱执信一连发表多篇文章，如《教训王揖唐》、《所谓实力派之和平》、《拥护南方军阀之荒谬》等文，揭露了桂系与政学系谋求和平的本质是维护自身地位并参与政治投机，所谓“护法”的精神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1919年11月，当广州宪法会议恢复后，民友系、益友系议员与政学系议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双方在省制问题上僵持不下，政学系以沈钧儒、杨永泰为首，利用国会规则恶意缺席，宪法会议流会次数高达六次。1920年1月24日，宪法会议主席林森宣布停止议宪。林森痛心疾首地发表最后致辞：“吾人来粤护法，于兹数年，讨逆救国目的丝毫未曾达到，今之所希望者，在此宪法能于护法期间，完成大业。不意少数人之牵掣，又告功败垂成。数年来人民困苦流离，丝毫福利未曾得到，即此百余条纸上空文之宪法，亦属望梅不能止渴，殊足令人伤心。”林森等人揭露了政学系阻碍制宪的阴谋：“前犹疑各报载徐世昌、李纯（直系江苏督军）忠告南方停止议宪，今欲不信不能。证以不出席议员大半居（护法）军府要职，而章士钊更明目张胆，为文攻击国会不宜制宪。……惟彼等既决心破坏制宪，而不愿居心破坏制宪之名，复饰词以欺我国人，是不可以不通告我国人”。 广州宪法会议停止后，广州军政府停发国会经费，实际上已经置国会于不顾。倾向孙中山的民友系、益友系议员对桂系和政学系恶感日深。1920年2、3月间，这些议员逃离广州，前往上海召开“移沪国会”。担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卷走了粤海关关余现款180余万，作为国会移沪的经费。不久，由于政学系派章士钊向上海租界法庭控告伍廷芳，关余现款遭到冻结，在沪国会移往唐继尧的云南。政学系议员则在广州再开“国会非常会议”，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北京、昆明、广州三个国会并立的怪象。朱执信在此时作文《议会政治实验是否失败》，指出当前中国国会政治的失败并非是国会本身及制度上的失败，而是少数实权派的独裁才导致国会的失败。北京的国会常会两次遭到强行解散（袁世凯和张勋），广州的护法国会也被桂系和政学系所破坏，这些都不能说是国会本身的责任。朱执信指出：“现在如果能够有一种势力，能够使旧国会（护法国会）议决的照行，再用这种势力来主张行理想中的职业政治，议会也无从不听命的。可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力量。”将政治重新推回改良的轨道，当务之急就是推翻阻挠改良的当权派。 1919年秋冬之间，直隶、江苏、湖北、江西、东三省结成七省反皖同盟，其主张为推倒安福国会、驱逐皖系大将徐树铮。1919年11月28日，桂系陆荣廷与直系吴佩孚订立《救国同盟军草约》，提出“永息内争，力谋统一”，将矛头指向了皖系段祺瑞。这样，直皖分裂、直桂联合的趋势基本形成。段祺瑞也加紧了和国民党的联系，以接受“护法”目标为条件，与国民党达成军事合作，一同对抗直系和桂系。1920年4月，皖系闽督李厚基与陈炯明达成军事援助协议，两军划分了管辖边境，闽军接济粤军军费50万元，子弹600万发。朱执信也参加了和李厚基的代表臧致平的会谈，亲自负责购置援闽粤军枪弹事宜。 1920年6月2日，孙中山与原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国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林森、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在上海居所开会，确立了另组军政府和国会的计划和讨伐桂系的事宜。会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前总裁联名发表宣言，否认桂系和政学系控制的广州军政府和国会非常会议。国民党与桂系已经到了翻脸的最后时刻。 7月14日，直皖战争终于爆发。战争在北京周围进行，持续了两周的时间。皖系军阀不敌直、奉联军，段祺瑞战败下野，安福国会也被直、奉军阀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初，桂系响应《救国同盟军草约》，以闽督李厚基亦是皖系为由，下令陈炯明进攻李厚基，粤、桂两方已图穷匕见。陈炯明知与桂系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于是反过来向桂系要求枪饷支援。桂系随后发出“攻闽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滇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海军第一舰队配合应战，表面上是进攻李厚基，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了陈炯明掌握的闽南护法区。 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举行誓师大会，发出《陈炯明出师通电》和《粤军全体将士宣言》。陈炯明以“粤人治粤”、“为乡为国而战”作为口号，激励了许许多多不满于桂系治粤的广东人。在《声讨莫荣新电》这篇讨桂檄文中，陈炯明痛斥桂系对其的压迫：“（桂系）近复将驻湘桂贼移师入闽，压迫我军，其居心无非仇视粤人，俨同敌国。虽我军在外，仅有一线，亦必欲诛除之，以为灭种之计，俾得长据吾粤，荼毒吾民。”他声言：“全军同仁忍无可忍，乃不得已全体宣誓，誓死杀敌，救我粤人，粉身碎骨，实有荣光。英哲有言：人必先爱其乡，而后始能爱国。粤军今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他问题，均非所知”。8月16日，粤军反旆战役正式打响。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个时刻。 八 朱执信牺牲后，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即便都十分悲伤，但还是把眼前的重心放在讨桂上。9月26日，接替朱执信进行策反工作的胡毅生（胡汉民堂弟），成功策反了广东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这两位广东本土实力派。魏、李是民初广东政局的两大红人，他们左右逢源，与各派交好，为的是保存与发展自身实力。在国民党人的号召下，他们也为“粤人治粤”口号所打动，选择脱离桂系，投向孙中山一方。二人在珠江南岸宣告独立，并致函莫荣新，要求其将广东统治权还给广东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魏、李调江防舰队到省河，直接威胁到位于江北的广州军政府。不久，二人又推举护法舰队司令汤廷光（广东籍）接任广东都督。坐镇幕后的陆荣廷，一方面调集大量桂军到粤，一方面指挥李根源的滇军与桂军重新夺回河源。10月初，莫荣新与广东各界代表谈判，狮子大开口索要桂军“开拨费”200万元，只有拿到钱，桂军才能退回广西。桂系顽固不化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激发广东人民的愤怒。10月16日，粤军许崇智部再度打下河源；22日，粤军打下惠州。陈炯明派出前文提及的飞机直接轰炸广东督军署，广州已无法再守。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0月24日，广州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四总裁联名发电，以安福系已去、护法目标已经达成，应罢兵息征为由，宣布撤销广州军政府，以此作为战败的遮羞布。随后，桂系与政学系作鸟兽散。10月26日，莫荣新顺水推舟宣布取消广东自主，率桂军撤退。10月29日，粤军进入广州。这成为两次护法运动的分水岭。 粤军反旆战役胜利，陈炯明、孙中山先后回到广州，又恢复了护法军政府。1921年1月16日，朱执信灵柩回粤，在场三万人为其送行，胡汉民还因过度悲痛晕倒在地。 陈炯明对恩师的遇难也十分悲痛。1月23日，护法军政府为朱执信举行公祭，陈炯明作《祭朱执信文》表达哀思：“我承凶闻，方在军中，有泣无泪，仰天捶胸”，“虎门潮来，空余郁怒，我喜谁语，我忧谁诉”，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永远敬仰之情。朱执信与陈炯明的师生之情、革命之谊无比深厚，难怪后来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时，孙中山会感慨“如执信尚在，竞存（陈炯明）当不至此”。 朱执信下葬的同时，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军政府总裁，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撰文悼念朱执信：“……生死患难，最感余心；倾河注海，有泪沾襟。呜呼执信，而今已矣，朱家亡侠，缓急谁恃？呜呼执信，身陨名称，生则为英，殁则为灵。”护法军政府高度肯定了朱执信为护法事业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永远纪念朱执信先生，孙中山采纳了廖仲恺、孙科、胡汉民三人建议，决定建立执信学校。执信学校的建立，得到了国民党上下的一致支持与帮助，在学校筹备期结束后，选出金曾澄、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廖仲恺、伍朝枢、许崇清、邹鲁、 陈壁 君、李石曾、吴稚晖、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林云陔、胡清瑞、陈廉伯、陈耀祖、陈融、郭标、戴季陶、李大钊、张继、霍芝庭、曾醒等25人为校董，后又增聘谭延闿、何香凝、陈公博、曾仲鸣、马洪焕、刘纪文、褚民谊等人为校董。执信学校校址选定于粤秀山下的应元书院，10月1日，执信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彼时孙中山已经被非常国会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开幕典礼上向执信学校新生发表演说：“执信先生为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中华民国之有今日，实赖执信先生之毅力感化同党，及感化国民有以致之。先生无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比躬冒矢石，不避艰险。先生附邃文学，著作等身，无一不非惊人之论。先生不止为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论其一生行为，算是中国之明星。去年粤军返斾之役，先生以救国救乡之故，不幸竟以身殉。今同人等设立斯校，无非为纪念先生，及冀望后死者继先生之志起见，愿诸生者人人皆学执信先生之毅勇果敢以求学，及改造未来之社会，以完成一庄严璀璨之中华民国，有厚望焉！” 九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将其抽离出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仅用一些宏大而虚无的辞藻进行赞美。朱执信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我们除了纪念他之外，也要明白为什么要纪念他，为了纪念他的什么。这也应该成为执信中学学子入门教育的重要环节。 如何评价朱执信？朱执信不幸殉难时年仅34岁，正值壮年。他还正要为革命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不料他生命的乐章突然而然、猝不及防地戛然而止了。如果他能活到大革命时代，他或许也会为大革命作出杰出的贡献，为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历史没有如果。他永久定格在粤军反旆这场今人已不甚了解的战争中，用自己的鲜血为“为乡为国而战”这面旗帜添上永远鲜亮的一笔。 回到执信先生遇难的虎门现场，朱执信本可以有很多选择，未必要走到危险的一线去；在他出发之前，他周围有许多同仁也在劝阻他，希望他不要前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出发了。正如他对革命的态度，一向就是如此坚定，如此义无反顾。在他的心中，“救国”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安危并没有那么重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从来都是出生入死，游走于危险的边缘。似乎，他从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执信先生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筹划革命，一方面又刻苦好学，思考社会问题，勤于著文立论，可谓是思想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巨人。执信所写的文章，有许多都非常深刻，时至今日来看也不过时。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执信所写的那些有关打倒旧道德、提倡新观念的文章，对今天的人都很有启发意义。执信在国民党内享有如此高的威望，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为人处世方方正正，爱恨分明，在道德上也严格约束自己，坚持自律、廉洁。无论是于公于私，他看上去都无可挑剔。 而我们也知道，评价一个人应尽可能全面、公正、客观。人无完人，许多我们熟知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也会犯错，而且可能会犯许多错误，犯下一些大错。我们在肯定他们的功绩时，也不能选择性地遗忘他们过失，否则评价就会显得偏颇。孙中山不是圣人，他在两次护法运动时，有过许多局限性，犯过很多错误。在护法战争尚未结束时，他就想推翻桂系在西南的领导地位，这自然过于理想化，反而让自己失去了许多支持者。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后不久，他又让非常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这从法理上讲是与他所追求的护法精神背道而驰，陈炯明与他的关系从此发生裂痕。孙中山在北伐、建国等问题上与陈炯明争执不下，他过于理想化的北伐计划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最终陈炯明的部下发动了“六一六事变”，将护法政府推翻，孙中山也蒙难避入永丰舰近两个月。到他借助滇桂军阀的力量击败陈炯明，第三次回到广州，广东革命根据地又长期被滇桂军阀盘踞。可以说，孙中山发动了许多次革命，但这些革命都难以走向成功，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存在许多自身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外部因素所致。 对于朱执信来说，他同样存在革命的局限性。例如说，民初广东社会的民军问题非常严重，这些由绿林会党组成的军队，军纪极差，甚至有时与土匪无二区别。革命党花了很大的精力把他们培育成革命武装，但在革命结束后又不能妥善安置这些会党，他们有许多人重走老路，成为广东省政府长期以来的心头之患。与民军关系最为密切的朱执信，并没能将这些问题处理得尽善尽美。因此后来桂系据粤时，莫荣新与朱执信势同水火，莫荣新就是以民军军纪问题作为借口打压朱执信募兵。 护国战争时期，中华革命党采取的斗争方式仍与辛亥革命前的那种策动各地零星武装发动并无二致，这与西南军阀所走的道路并不相同，也决定了西南军阀不能将革命党视作“一路人”，在此后的护法运动中对革命党人多加掣肘。而一次护法初期，朱执信谋刺方声涛、刺杀程璧光两事，虽然今天仍有争议是否系朱执信策划，但在当时无论是桂系还是革命党，都倾向于认为是朱执信所为。而这两起刺杀案都大大恶化了革命党本就不佳的处境。程璧光也是广东人，他率舰南下时，对孙中山相当拥护。而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制下的护法军政府，又两次“炮教莫荣新”，程璧光才对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产生怀疑，逐渐与革命党渐行渐远。但是，刺杀程璧光对革命党来说并无好处，而是适得其反。继任海军总长的林葆怿投向桂系，推动军政府改组案付诸实施，革命党人大多不得不离开广州。 这几起发生在护法阵营内部的事件，可以说都和朱执信存在联系。当时孙中山甚至打算让援闽粤军响应反莫荣新的起义，幸亏陈炯明并未照办，而是留存实力。三年后，这支国民党唯一的武装开回广州，驱逐了桂系，才算把孙中山的目标达成。这也说明，革命不是一日而成的，它需要时间和耐心。革命党在护法初期的激进举措，此时回头再看，似确有不妥。这也是朱执信的革命历程中并不完美的一页。 当然，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存在过失，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能因为他的过失，就对他的功劳也予以否定。从执信先生的整个革命历程来说，功是远远大于过的。想要了解执信先生的整个革命生涯，就必须要上升到足够高的高度，从孙中山的革命，以至于整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中看待他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贡献。 因此，了解“粤军反旆”的国内政治背景及经过，是在了解朱执信一生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偏废的。它是执信先生革命生涯的顶峰，也是孙中山革命中振奋人心、荡气回肠的一次转折点。粤军反旆战役夺回了广州，孙中山得以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培养革命力量，并再度将广东建设成护法根据地，以至于后来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这场战役，孙中山的革命历史，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史，或许都要改写。 如果我们到达了这样的高度来评价执信先生，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功劳，理解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继承执信先生锲而不舍追寻民主自由的“毅勇果敢之精神”，让执信先生成为一座丰碑，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 本文作者：王乃丰，执信中学2014届校友，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在读研究生。 本文作者：王乃丰，执信中学2014届校友，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在读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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