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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怡/文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评价，唐朝都是极为精彩和辉煌的时代。唐太宗的开明统治，给国家带来了统一、政治进步、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自由和中外交流频繁这一兴盛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长远的发展。  一、唐代书法的发展起因唐以科举取士，书法成为取士的一个重要条件，知识分子在传习书法的过程中无形中普及了书法，而取士“以楷法遒美”为上，又在无形中造成了唐楷求规隆法的时代风尚。唐代统治者重视书法，唐太宗崇王学王，武则天曾倾力收集王羲之一族的书作，高宗、玄宗、睿宗、肃宗等帝王都雅好书法，受帝王的影响，唐代书法不断繁荣昌盛。 唐代书法的成就斐然，在楷、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其中尤以楷书、草书的影响最甚。楷书的书家大多继承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唐朝初期出现了唐初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与薛稷，唐中期的颜真卿和唐后期的柳公权也创立了独具风格的书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唐代文化的辉煌，使得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大量碑版和墨迹也是在这个朝代产生的，这个时期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数量也较比前代为多，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这个时代大发展的原因，一是前文所提到的帝王们对书法艺术的钟爱和推崇；二是唐代“书学”的创立和施行。“书学”是培养高级书法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的时代。这时候的书法得到每一个人的尊重，并成为一个人的文化象征。人们常常把人品与书品并提，强调字如其人，书法艺术的丰富内涵也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唐人把书法艺术置于一个显赫的位置并加以审美和利用，书法艺术走向兴盛，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唐代书法发展概况初唐，楷书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于世。楷书作为汉字书法艺术的主要书体之一，又称“真书”“正书”“正楷”等，因其形体方正可作楷模而名。楷书产生在汉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唐朝便是它的黄金时代。楷书的特点在于：从总体上看，方正端齐，有别于长纵形的小篆书和横扁形的隶书，经过长期的使用，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字体。 初唐的楷书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带领下，掀起崇王的浪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楷书规范。在这些书家中成就最突出的首推初唐四大书画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欧阳询，字信本。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 欧阳询书法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一丝不苟。清包世臣曾说：“欧字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就是说欧字强调指力，写出的笔画结实有力，骨气内含，既不过分瘦劲，又不过分丰满。每一笔画都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轻重得体，长短适宜，恰到好处。欧字的用笔还讲究笔画中段的力度，一些横画看上去中段饱满，得“中实”之趣；一些字的主笔都向外延伸，更显中宫紧密，尤其是右半边的竖画，常向上作夸张延伸，显示其超人的胆魄。这些都是欧字用笔的独特之处。《九成宫醴泉铭》（如图1）《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都是欧阳询的楷书作品。 虞世南，字伯施。他的传世书迹刻石楷书有《孔子庙堂碑》（如图2）等。《孔子庙堂碑》用笔遒美圆劲，沉着稳健，结体宽绰疏朗，端庄洒落，风神俱足，一片平和润雅之象。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如图3）《伊阙佛龛》等。《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遒丽似虞，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 薛稷，字嗣通。他的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世南、褚遂良墨迹，薛稷锐精模写，穷年忘倦，遂以擅书名世。薛稷的书法可以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书艺宗欧阳询、虞世南，中期宗褚遂良，到晚年时期则摆脱欧、虞、褚三家的影响，独创一格，成为初唐晚期最有影响的一位著名书家。总的来看，褚遂良对他的影响最大。他的碑刻有《信行禅师碑》（如图4）《升仙太碑碑阴题名》等。薛稷的代表作是《信行禅师碑》，可以说这是薛氏书法由虞世南书体转向褚遂良书体的一种反映。 到了中唐，颜体的出现，使楷书再次出现新的突破，颜真卿被后人认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 颜真卿，字清臣。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得到伯父颜元孙的抚养和教诲，忠孝二字深深烙入心中。开元中进士，累迁侍御史，由于秉性刚直，为奸相杨国忠所不容，出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 颜真卿在学习书法上刻苦努力、虚心请教，曾两次拜“草圣”张旭为师，从而获得宝贵理论“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张还告诉颜，用笔要得法，勿使失度，写字时须心胸豁然，字才能入妙通灵，人书会通。颜体书法，字形宽绰丰厚，布局茂密端凝，笔饱墨酣，突破了初唐楷书的规范。颜体书法暗合古法，陶铸万家，自创新意，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颜真卿书法在规矩方圆之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对照初唐之继晋风，则是另一种风度境界。 颜真卿的楷书创作依金开城之说， 颜真卿的楷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探索阶段，风格以研媚为主；第二阶段：五十岁至六十岁，这个时期是颜真卿仕途悲烈，书法成熟的时期；第三阶段：六十岁以后，这是颜真卿书法艺术臻妙绝顶的时期，如《颜勤礼碑》（如图5），风格特点浑厚朴拙、笔力强健、气势饱满。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有着巨大的贡献，他的楷书，是后人学习的极好范本。 晚唐，柳公权继颜真卿之后成就较大，对后世影响较深。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柳公权世称“柳少师”，《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如图6）《金刚经》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玄秘塔碑》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书体端正瘦长，笔力挺拔矫健，行间气脉流贯，顾盼神飞，全碑无一懈笔。 唐末楷书，以五代杨凝式成就最高。杨凝式，字景度，人称“杨疯子”。杨凝式以特殊的心态，在书法艺术的领域里踽踽而行，其书既有晋唐之法度风韵，又开宋代尚意之先河。杨凝式流传于世的墨迹主要有《韭花帖》（如图7）、《夏热帖》和《神仙起居帖》等。《韭花帖》是一件最突出的墨宝，用笔不失规矩，而结体奇中寓险，险中见奇，章法也独特，字距和行距拉得很大，使这幅作品给人以清朗宽舒之感。 综上所述，唐初四大家，既接受东晋王羲之遗风熏陶，同时又受北朝峻拔拙朴书风的影响，创立了新的典则，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楷法。其后，颜真卿、柳公权继起，在真楷上勇推狂澜，创立新法，使楷书的造诣达到后代难以逾越的高峰。唐末五代杨凝式，承唐启宋，开创出新的行楷之路。  三、唐代楷书的重要成就唐代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书法艺术进一步走向了成熟阶段，而唐代楷书的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唐楷风格多元化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至唐代，呈现出鼎盛的局面，各种书体书家辈出，书法风格走向多元化，“欧体”“颜体”“柳体”等楷书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初唐四大家书风突出，自为一体。书法外柔内刚，气宇轩昂虞世南；书法险劲峭拔，执猛披锐的欧阳询；书法豪劲清润，温雅舒展的褚遂良；书法瘦劲疏朗，志驱千里的薛稷。南方书风之流美飞扬与北碑之凝重严谨都在他们的书法上体现出来，相交融的特点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美的境界。同时，初唐书法“重间架”的主流也因为他们的出现而得以形成。 其次，“颜体”“柳体”的相继成熟。颜真卿在书法上继承了“二王”的传统，他不但将唐初欧、虞、褚、薛的书法优点全部学习到家，更为重要的是，六朝至隋唐以来民间书法家的新鲜营养他也能同时吸取。隋唐期间，流传在民间的书法突破了贵族门阀提倡的优雅柔媚的风格，有了新的改革。颜真卿把民间书法得以创新，不断总结提高，再融汇了前代书法家的成就，“颜体”由此诞生。晚唐柳公权初学王羲之，后以学颜书为主，又汇合古今诸家的笔法，最后形成刚劲峻拔，端庄严谨的自家风格，世称“柳体”。 （二）唐楷尚法 中国书法艺术的尚“法”书风始于唐代，从“尚韵”到“尚法”，这是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法是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唐代的“法”把楷书艺术推向了高峰。 欧阳询楷书用笔法度森严，自成一家风骨。欧体书法的艺术特点是寓险绝于平整之中，点画瘦硬劲健，棱角分明，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善于造险，然后用其它点画顾盼救应，出奇致胜，使每个字和整篇字归于平整稳妥。故其书看似平稳，庄重森严，细察则变化多端，劲险刻励，静中有动，别有情趣。 颜真卿的楷书有“蚕头燕尾”的特征，显示颜体的浑厚朴拙，笔力强健，气势饱满。颜体字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创了我国书法艺术上的新局面。 柳体字的特点是棱角分明，骨力刚劲，具有疏朗开阔，清秀方整的风采，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三）唐楷在楷书史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纵览唐代楷书书法，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初唐是书法的吸收期，中唐是风格的突变和成熟期，晚唐则是对唐代书法艺术的延伸与反思，整个唐代楷书达到了楷书书法艺术美的极致。 中国楷书书法史上曾创造了魏碑、唐楷两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但自从唐以后，至今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宋代书坛影响最大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但是他们的行书虽然杰出，楷书却明显缺乏新貌，唯有宋徽宗“瘦金书”清劲瘦硬，颇有造诣和影响。入元，赵孟頫一洗两宋旧习，主要追崇二王，仍未有新的突破。明清之际，士人楷书多坠于馆阁，实难与唐代媲美。 可见，唐代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崇高，不可动摇，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后人影响深远。 四、结语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优秀艺术，是世界艺苑中的奇葩。泱泱唐王朝，是盛世楷书的时代。唐代楷书大家们各显个性特色，形成唐楷之大貌。五代、宋、元、明、清是楷书式微期，无论是书家个体还是群体，都未能突破唐楷已有的格局。自宋以后几个朝代，书法家们把主要精力投入了行、草、隶、篆等书体的探究，偶尔也有以楷体名世者，但成就均未超过前代。
（孟云飞转自《美与时代(下)》 2016年第6期 P8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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