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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有“五体”之分，它们是篆、隶、楷、行、草，而后三者的联系更为紧密。有人说楷书与草书是两个极端，一个工整性很强，法度森严，另一个则对即兴性要求很高，崇尚变化。当今书坛写草书的人越来越多，写楷者越来越少，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轻视楷书的风气，甚至有人说“三流书法家才写楷书”。
如果大家去欣赏一下历年国展的入选作品，就会发现很少有纯楷书作品，而像颜楷、柳楷风格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观众与专家的看法总是会出现分歧，专家对楷书、对馆阁体嗤之以鼻，大众却对这些专家的草书作品提出辛辣批评“鬼画符”“丑书”。
其实，草书、楷书本无高下之分，某些专家一味贬低楷书，说到底还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北宋书法家苏轼认为，楷书是书法的基础，如果练不好楷书，行、草书也不可能写好：“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草如行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苏轼用日常生活举例，楷书好比站立，行书好比快步走，而草书则是跑，如果都站不起来，怎么能走能跑呢？苏轼在他的《论书》中总结：“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那么，苏轼这个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呢？恐怕未必，因为我们要站在书法演变的历史中分析这一观点。学界认为唐代是行书笔法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大分界线。在唐代以前，尤其是魏晋时期，行书、草书的根基并不是楷书，而是隶书。
如果我们欣赏现藏辽博的《王氏一门书翰》，就能发现此作书写过程中，是以转笔处理为基础的，笔画的绞转、翻笔、衔接极为连贯，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停顿的。而且，像王羲之的楷书作品如《乐毅论》《黄庭经》还能看出几分隶书笔意，这也是继承自钟繇、卫夫人。
所以说，这一时期内，如果说楷书是书法的基础，那是不准确的。唐代是楷书发展的巅峰期，自此以后，唐楷也成了很多名家书法训练的基础。唐代书法家将楷法用于行书中，带来了行书用笔的变化。过去的“转笔”处理被“提按”处理代替，于是，楷书也变成了“书法的基础”。
学界把以隶书笔法、转笔为基础的魏晋行、草，称之为“楷前行草”；把以楷书笔法、提按留驻为基础的唐宋行、草，称之为“楷后行草”。
因此，苏轼的观点值得我们商榷。不过，如今某些功力不牢、盲目追求个性的草书家，还是没有什么资格去贬低楷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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