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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关键词：明世宗；张璁；杨廷和；张居正；嘉靖革新；政治素养 “贤能”是中国古代对官员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并以“选贤任能”制度模式予以保障。从先秦时期的乡举里选到汉代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以后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的机制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完备，“贤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政权的稳定性愈加明显。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只有以“贤能”要求自己，才能成为“忠良之臣”。张璁以知县任职为例，认为胜任此职需要“有爱民之诚，有守己之操，有处事之才”。[1]三条之中，贤德的要求就占了两条，足以说明官员品行的重要性。而要从事改革，对改革者的政治素养要求更高。一方面，改革者要做到绝对的廉洁，能够经受住时代和历史的检验；另一方面，改革者要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妥地推进政治变革。在有明一代的改革活动中，只有张璁的政治素养才具备改革家的全部要求。在关于张璁的研究中，学界对其参与“大礼议”的言行关注较多，对其政治素养与革新精神关注不够。笔者对此问题已有涉略，[2]但还不够深入。有鉴于此，特立此题，从廉洁自律、敢为人先、忍辱负重等方面对张璁的政治素养做一专门研究，以期对张璁的政治素养与革新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从事革新活动对个人政治素质的极高要求。 一、“持身特廉”是张璁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要真正领导改革并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必须要自身清正，否则就无权领导改革或将改革带入歧途。对张璁来说，相比于反对杨廷和的“大礼”主张，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更为艰难，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承受的压力更加巨大，对其自身的要求更加严格。毋庸置疑，“大礼议”使经过八次会试而在临近知命之年中第且无行政经历的张璁经受住了强大的考验和艰苦的磨炼，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为张璁从事比议礼更为艰难的政治变革积累了丰富经验，磨砺了坚强意志，使张璁从“大礼议”中击败杨廷和的自信迅速转变为政治改革的自信。而政治改革中最为艰难的就是治理百余年来积淀的腐败之风。他认为“近来中外交结，贪墨成风，夫贪以藏奸，奸以兆祸，臣窃惧焉”，并举例说道：“窃见每年进表，三年朝觐，官员往往以馈送京官礼物为名，科派小民，棰挞诛求，怨声载道。九重深远，何由上闻。是以上干天和，叠见灾异，皆赃夫之昌所致也。”[3]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之风，张璁清楚地认为只有保持自身的廉洁，才能有效地革除积弊，减轻民众的负担。 张璁是明朝从入仕到入阁再位居首辅所用时间最短的阁臣。在“一言拜相”之后，张璁并未忘乎所以，而是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严于律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目标，以“修身”“齐家”规范自己，主张节俭爱民，反对“骄矜放肆”。[4]他认为中第为官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杨廷和的“大礼”主张，也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始终认为“臣子委质于君，则身固君之所有而不敢自私者也”，[5]即清正无私是“公义”和“忠臣”的首要条件。他对世宗说道：“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鲜矣！”[6]又说：“臣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今以身许国，安复有家。”[7]在自己廉洁自律的同时，张璁还要求家人不得恃势凌人，巧取豪夺，一再强调“窃惟天下之治，正家为先”[8]的重要性。他以北宋宰相范质的清正廉洁为表率，将其告诫子侄的诗文“刊示”其子，令其遵行，并寄语其子“高节清风是我师”。[9]因为张璁清楚，只有真正做到廉正，才能“杜绝敝风”，也才能“保全名节”。[10]张璁向世宗保证：“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非人类也”，[11]并表示自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之心也”。[12]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言：张璁“后为阁老，曾云：'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普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诚不可不反正还淳。’是恁样忧虑。故其建立，殊自伟然，不龊龊于末世局面”。[13]葛守礼在《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中写道：“方世宗宠异公时，卿二有欲厚自结者，内金坛中，题曰'黄精白蜡敬寿’，公立暴其私，朝士悚栗，皆古大臣风也。清风高节，宛然在目。”[14]杨鹤亦言：“公五十不治生产，近清；禁绝私交，近正。”[15]刘康祉也认为：“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独往不疑，而其无私之气，正大之词，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无言不酬，有为必效也。故公之品为必不磨之品。公之文为必传之业。”[16]徐栻论道：张璁“清操峻节，屹然砥柱，莹然冰雪，世纷外慕，举不足以动其中，殆超立于埃壒表矣”。[17]这些不同视角的评述是客观的，集中说明了张璁出淤泥而不染的优秀品质。这是张璁敢于向一切腐败现象开刀的强大底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张璁就会身废名裂，很快败下阵来。 作为重臣特别是改革家，自身廉洁是首先必备的条件。由于是新进之臣，张璁既无腐败的前科，又与前朝弊政没有瓜葛，故不像久居官场的旧臣那样再三掩饰自己的败政行为，表现出了一位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养和革新勇气。也正由于此，张璁才能轻装上阵，协助世宗击碎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使客观存在而又强大的反对势力不可能以腐败的把柄而将其迅速打倒。张璁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又能使革新局面平稳发展，不因改革者自身贪腐问题而发生逆转，避免人亡政息。可以说，张璁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日怀忧畏”，“正气毅行”，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守洁以卓”，而非“半真半假”之人，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君子”，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质。正是基于自身的廉洁，张璁在革新中才不怕反对者的攻击，他对世宗说道： 夫阿意从人者，人反以为通而众好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为迂而从恶焉，毁言所由兴也。臣平生不志温饱，不事产业，年过五十，守祖、父薄田数十亩，未尝有求于人。今窃厚禄，已愧难胜，不义之财，奚啻粪秽。故臣自讲礼以来，攻击之章无虑百千万言，终莫有以贪污加臣者。且臣自简命内阁，已请敕旨，严为私门之禁，谢绝内外之交，天地鬼神，日临之者。[18] 正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张璁才敢向150多年来的明朝积弊挑战。为了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和保障明朝的长治久安，面对险恶的政治情势和强大的舆论攻击，张璁“慷慨任事”，敢于革新，全力协助世宗打破旧势力控制的权力格局，清除陋习，打击害政官员，建立新规，严明纪律，推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使除旧与布新同步进行，因此开启了明代真正的改革，“弼成嘉靖初元之治”，[19]为明朝的“中兴”做出了特殊而又积极的贡献。《明世宗实录》对张璁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赞誉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终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在内阁，自以受上特知，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于是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20]张璁之所以能在正德、嘉靖之际极端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危言激说，不隐豪强，举袂抗颜，顿挫卿相，中人贵近，廪廪之下”，[21]就在于其“门私无谒，风清弊绝”，[22]一身清廉。正是由于洁身自好，才使强大的反对势力一时无法利用腐败的借口将张璁赶出政坛。也正因为如此，注重“以修身为本”的张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痛恶赃吏”，整肃风纪，“革贪暴”，协助世宗全力向明朝的积弊开刀。 “选贤任能”的“贤”并非不可捉摸，亦非软指标，能真正做到清廉就可以判定其为“贤臣”。纵观中国古代的官员，尽管大多标榜自己的“贤德”，但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并不多。作为皇帝倚信的重臣，张璁能够洁身自好，“如青天白日无纤毫私翳”，[23]是明代中后期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这方面，后来的张居正也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张居正的贪腐现象是张居正研究中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为树立张居正的正面形象，史家曾一度对其腐败问题轻描淡写乃至刻意回避。如在梁启超等人编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为塑造张居正伟大政治家的身份，就不愿提及张居正的贪腐之事。[24]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张居正贪腐的问题终究还是绕不过去的，[25]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予以揭示和评论。如韦庆远认为：“张居正存在过的错误或不足，在封建官场上层，是多发性的常见顽疾。相互倾轧，排斥异己，富贵骄人并恃势力以为子孙谋，几乎是绝大多数大官僚的通病，但作为一代卓异的政治家来说，竟亦不慎有所沾染。人们是有理由采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给予指谪责难的，它反映着人们对他的爱殷望切。正因为有传统陋俗的感染，权力地位的腐蚀，居正亦未具有完全的免疫力。”[26]如在归葬其父时，“张居正对于奉承不力，礼仪有疏的人却是很计较的；对于不来参候而疑其另有他意的人，则更不能宽容”。[27]又如在面对其诸子中第的问题上，“张居正私其诸子，依借权势推登高第，为时人所轻蔑，居正本人的威望也大受损害。而且，他这样的做法，还起到很坏的带头作用”。[28]刘志琴论道：“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在治国上他“理财严明、倡导节俭，在生活中他追求奢华，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29]樊树志认为：“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讳言政客的一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两面，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30]安震也认为：“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31] 与“持身特廉”的张璁相比，要让熟谙官场之道的张居正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够，有意无意地割裂张居正“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导致张居正研究的失真。而张璁的表现充分说明，革新之臣既可以做到清正，也可以用自己的清正保住身家性命，避免人亡政息。无视改革者的贪腐行为而一再地强调改革家一定要献出身家性命，则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说，廉洁是考察每一个官员“贤德”的关键指标，不是可有可无的要求。特别是作为改革者，具备这一条件尤为重要。在“嘉隆万改革”中，张璁与海瑞得罪的人要比张居正多得多，但他们两人因为自身的廉洁使反对者难以将其搞臭或打倒，而张居正的腐败问题是其无法洗刷的污点，不是能用所谓的“功大于过”或“功十而罪一”[32]之类的说辞轻易糊弄过去的。至于一些学者煞费苦心，拿张居正的贪腐所得不及臭名昭著的严嵩、冯保为其辩护的做法，可谓不得要领。 二、据实议礼与张璁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 要参与或领导改革，改革者必须要有创新意识。所以，对改革家基本素质的考察，首先要看其能否实事求是且敢为人先。张璁在“大礼议”中的特殊表现，充分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胆略，并因此成为正德、嘉靖之际新生力量的代表。 在杨廷和不顾世宗即位的新情况而试图参照汉宋旧例强迫皇帝改换父母之时，作为一位经过八次会试而入仕的观政进士，张璁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厚的礼学素养和无畏的精神，“见义勇为”，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奋抗朝议”，向庞大的杨廷和集团的“大礼”主张率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大忤执政”，在杨廷和一手遮天的封锁中“炸出了一道裂缝”，[33]使世宗在困境中首先得到了鼎力支持，并看到了希望。张璁事后总结道：“我朝皇上嗣位，朝议率宋濮王故事，以皇上考孝宗，叔兴献皇帝，举朝力争。余曰，此伦理纲常攸系。独上疏，上亲览之，曰，此论一出，吾父子可终完也。此议遂定。汉、宋俱成陋习矣。”[34]当然，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轻易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和失败，为了消除异己，杨廷和迅速将张璁赶出了北京，派其到南京担任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作为皇帝，此时的世宗犹如权臣手中的玩物，连保护唯一一位公开支持自己想法的新臣的能力都没有，任由杨廷和打击报复。这一方面也说明杨廷和对反对声音的高度警觉和极度恐惧，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世宗被杨廷和玩弄于股掌之间。杨廷和试图利用其提出的“大礼”主张来维护自己在新朝的权势，在恐吓可能出现的反对者的同时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致使大多数明哲保身的士人趋利避害，敢怒不敢言，只能随波逐流、装聋作哑。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杨廷和仓促提出的“大礼”主张就是当时“整个文官群体所拥有的共识”，[35]否则，杨廷和等人就不会面对张璁等人的接连批驳而一再退让。张璁就此论道： 夫为孝宗皇帝之子说者，其始变于奸权大臣一人而已，礼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顾事体之大、礼义之非者也。臣等仰惟皇上圣明，其纯孝之心如此，何忍负之？是以奋不顾身，与之辨明。其两京大小官员，知朝议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议，辄目为奸邪风言，谪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礼者凭为举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语。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连名之疏，岂议论同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众见，止以空纸列书九卿官衔，令吏人送与书一知字，有不书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虽大臣多衔冤而去，无敢声言。至于科道官连章则亦犹然者，掌事一人执笔，余者听从，势有所迫故也。今在廷助臣议者不为不多，瞻前顾后，但颔首称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论道，九卿分职，台谏明目达聪，今独无愧于心乎？[36] 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也说道： 定礼之初，仓卒臆决，既而遂非者胶于难反，趋势者争为附和，倾危者旁为党兴，间有贤者堕其术中而亦莫之察。倡说纷纭，万口一谈，牢不可破。虽其忧深虑危、欲和上下以安国家者，皆不遑恤。概谓邪说、谓希宠，为必戮而后快。大势既倾，为彼甚易，为此甚难。平素知己而反戈，宿昔共论而避驰，亦有忠孝真见、含口结舌，不敢出一语为是非，恐为人困辱、奇祸或来以为身名之害，真可慨恨！[37] 这种情形是武宗乱政的延续，也是杨廷和等武宗旧臣的一贯做法，反映了正德时期吏治败坏的状况。而就皇位交替的政治情形而言，杨廷和如此专横跋扈、排斥异己，也是嘉靖之前明朝未曾有过的现象，足以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把京外称帝的藩王放在眼中。换言之，杨廷和的“大礼”主张就是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此时的杨廷和把持朝政，自以为是，强迫以特殊方式即位的世宗改换父母，试图将其强行纳入孝—武帝系，[38]使其成为傀儡之君。然而，这只是杨廷和的幻想而已。就其在武宗时期的表现而言，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的野心根本不可能实现。 作为四朝老臣，杨廷和虽没有过人的治国辅政能力，但有老辣的打击报复手段。尽管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僚因担心失去权位而不敢公开反对他的主张，但刚刚入仕、“慨然有治平志”[39]的张璁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面对杨廷和的恐吓，毫不畏惧，使杨廷和遇到了一位全新的对手。这个对手与新皇帝一样，杨廷和一点也不了解。他要用贪腐的把柄来对付刚刚入仕的张璁，显然是不可能的，故只能将其逐出北京，安置在陪都南京，以便使政治中心听不到反对之声，从而全面包围新皇帝，迫使其乖乖就范。从中可以看出杨廷和的胆怯、恐惧和狂妄。而对于刚入仕的张璁来说，遭受杨廷和的排挤，一时比较郁闷。他当时的心情是：“今朝辞北阙，明日赴南官。时论苦难定，圣心当自安。独怜知己少，祗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40]此时其堂兄张珊写信支持张璁，说道：“为礼，是非祸福非所计也。”[41]到南京后，张璁调整心态，仍以昂扬的斗志，联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人继续批驳杨廷和的主张，引导着“大礼议”的走向，形成了南京与北京两大议礼中心，其中南京在“大礼议”中举足轻重，真正发挥了陪都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政治景观。 嘉靖三年(1524)四月，世宗诏令张璁、桂萼进京议礼。但当他们行至凤阳时，因杨廷和集团的阻挠，又令他们“不必来京”。回到南京三天后，张璁等人又奉命进京。这一折腾足以说明世宗在与杨廷和集团孤军抗争中的艰难处境。世宗身边没有心腹倚信之臣，故需要张璁这样的忠君之臣。张璁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杨廷和集团的崩解，他们把仇恨包括对世宗的不满都发泄到张璁等人的身上，并试图对到京的张璁等人实施暗杀，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张璁等反对者。面对他们即将失败的命运，杨廷和集团试图孤注一掷，但其无谓的挣扎加速了自我覆灭的步伐。从“大礼议”一开始，就决定了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得到新君的赏识，自然也就根本得不到新君的倚信。在当时明朝政治体制完备与稳定之时，他们要在与新君殊死搏斗中获得新生的幻想，压根就不可能实现。而要与正德弊政进行较为彻底的切割，从事真正的革故鼎新，唯一的路径就是阁臣与新皇帝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自从提出让世宗不可接受的“大礼”主张之后，杨廷和就已经失去了与世宗建立君臣信任关系的政治基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主动权让给了张璁。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看清正德、嘉靖之际政治变动的走向。 面对杨廷和追随者的群起围攻，处于绝对劣势的张璁不怕污蔑和打压，甚至不怕牺牲，以极大的自信直抒胸臆，“力破群疑”，决意“辩明统嗣”，表现出中国古代士人在你死我活和寡不敌众的政治险境中敢于担当的强烈责任感，代表着传统士大夫为追求信念而百折不回的优秀品质。在“大礼议”中，面对“群众交攻猛于虎口，一人议论轻于鸿毛”[42]的情形，张璁能够以极度弱小的力量和坚韧的毅力挑战杨廷和一手遮天的局面，将杨廷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大礼议”引入正常的廷议程序，把杨廷和操纵的假廷议引到真廷议的轨道上来。[43]换言之，张璁的出现，才使大礼议变成了真正的廷议，变成了更大范围的廷议，甚至可以说是变成了全社会之议，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功绩卓著。《明世宗实录》的编纂者认为，张璁“深于礼学，丰格俊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44]明人徐栻论道：张璁“以孤踪抗群呶，发明伦之伟辩，扩不匮之大孝，其功卓矣”。[45]在张璁的带头干预下，杨廷和的僵化思想和偏颇主张在廷议中被一步步否定，使前朝旧势力因“大礼议”而迅速失势，被世宗乘机清除，使“再造王室”成为可能，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王朝中后期人事顺利成功更迭的独特案例。[46]换言之，“大礼议”为张璁及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是杨廷和而不是世宗为张璁提供了出人头地的难得机会。[47]而张璁以良好的个人素质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卒破千古之谬，成皇上之孝”。[48]故张璁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客观需要。毋庸置疑，张璁的议礼行为，绝不是投机，而是胆识；绝不是冒失，而是善抓机遇。张璁在“大礼议”中敢言敢为的独特行为，使刚从湖北来京即位而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世宗看到了希望，并对不怕杨廷和打击报复的张璁寄予了厚望，成为取代前朝旧势力可靠的新生力量。那些无视张璁议礼精神而一再地将其视为“迎合”“干进”“小人”的研究者应该放弃人云亦云的固有偏见，对张璁的议礼行为给予起码的尊重。那些为杨廷和和杨慎议礼行为辩护的研究者也应该正视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对张璁等人污蔑、打压甚至暗杀的拙劣表现，同时对其大搞一言堂的恶劣行径应该有起码的批判意识。那种沿袭杨廷和集团诬陷张璁等人的老调，用所谓“议礼新贵取代元老成为重臣，开启了嘉靖一朝投机之风”[49]之类的论调来为杨廷和和杨慎等人的议礼行为辩护的学风，不可能深化对他们的研究。 张璁大器晚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不顾杨廷和集团的恫吓，冲破禁网，从实际出发，依法议礼，以理议礼，以孝议礼，明确而坚决地反对杨廷和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大礼”主张，强力支持处于困境中的世宗，也维护了世宗为人君的尊严，维护了武宗遗诏的法律尊严。同时，张璁打破了杨廷和集团试图把持朝政的幻想，为世宗消除武宗朝遗留下来的这股腐朽势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是有了张璁，“大礼既乖而始定，纲常几紊而复明”。[50]在“新进书生”与“老臣名流”的公开论战中，张璁将不可一世的杨廷和集团一步步地逼上绝路，并因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世宗打破常格，重用张璁，“诚近古鲜俪哉”。[51]张璁“不六年而登大位，极隆倚任，自明兴无二焉”。[52]在“大礼议”中，世宗和张璁相识相知，相互支持，建立起了全新的君臣关系。张璁协助世宗“收先朝倒授之柄”，[53]结束了纷争，平息了乱局，是明朝能够“决大疑”和“定大难”的重臣，成为世宗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在“大礼议”中，张璁以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自信直抒己见，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政治险境中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当大礼议起，与公异论者，咸挟泰山之重以压公卵，公旦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54]面对杨廷和集团的暗杀图谋，[55]张璁的夫人蔡氏毫不畏惧，支持张璁二次进京。张璁说道：“余登进士第，授南京主事，夫人始得同禄食，封安人。未几，圣天子以议礼故，召余至京师，夫人从焉。时举朝忌余，至有欲杀者，夫人无惧色。”[56]当时，追随杨廷和的“群臣激动万分，欲仿景泰年间户部给事中王竑在皇帝面前击毙宦官王振死党马顺故事，扑杀张、桂”。[57]杨廷和集团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集中反映了当时政局的极端混乱。世宗虽已即位三年，但仍没有能力保护张璁等人。杨廷和集团目无法纪，视皇帝为玩物，随意将张璁等人定为“奸邪”，甚至想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礼仪争端，是明武宗旧臣无力应对新情势的集中体现。 尽管杨廷和集团被世宗打压下去了，但张璁所背负的沉重舆论压力并未丝毫减轻。对此，张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与杨廷和集团的殊死搏斗中，张璁将生命置之度外，根本不在乎杨廷和集团的肆意丑化和毁谤。他说：“讲礼由来谗口多，毁誉一朝原不顾。”[58]王世贞论道：张璁“因上所著《或问》二篇，而中外士大夫侧目而视公，且齿奇龁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动，霍公韬辈益推缘公说而进之。天子用以连柱辅臣礼官，口凡三下，诏始定。超拜公翰林院学士。虽以骤显重，然犹不能容公卿间，而益侃侃自发舒亡所避，天子逾器之”。[59]面对杨廷和集团的叫嚣，世宗能够始终信任张璁，确保了政局的稳定。同时，处于绝境中的张璁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协助世宗赢得了“大礼议”的胜利，击溃了不可一世的杨廷和集团，故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协助世宗推进一系列政治革新。 三、忍辱负重与张璁的革新意志 在论及张璁时，一些古代史家强调张璁“骄忮”“褊心”的不足，但无视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对其个人忍辱负重品格的特殊要求。人无完人，一味地对张璁吹毛求疵，并不能真正认清该时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如果张璁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可能勇敢应对来自强大的杨廷和集团的多方攻击和迫害。面对各种非议和中伤，新入仕的张璁沉着应对，毫不气馁，信心十足，以必胜的信念与杨廷和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张璁这样自始至终遭受侮辱的大臣来。 大礼议是公开的辩论，是由各级官员共同参与的廷议，张璁以其敏锐、果敢和自信，通过这一平台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求实创新精神，赢得了世宗的信赖。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沿袭杨廷和集团对张璁等人肆意谩骂的恶劣之风，怀疑张璁的议礼动机，将其视为“迎合”世宗的“小人”，把张璁的脱颖而出仅仅看成是他个人追逐私利的体现，对张璁个人迅速升迁的现象冷嘲热讽，这种论调在时下的论著中仍时有反映。如果此说果真成立，那无疑是在抬高张璁，而非贬低张璁，说明他有先见之明，在议礼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大礼议”的结局。事实上，“大礼议”一开始，张璁并未预料到最后的结局。面对杨廷和集团的打击报复，处于绝境中的张璁不畏强权，孤军奋战，奋起反驳，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主张，经过四年左右的殊死较量，最终赢得了胜利。“迎合”之说显然是仇恨张璁者对张璁因议礼而快速升迁不满的表达，是一种肤浅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论调。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不分青红皂白，见皇帝就骂，见皇帝就反，并无限拔高一切反对皇帝之人。杨廷和集团失去理性辱骂张璁尚可理解，但研究者不能以杨廷和等人的攻击之词而不加分辨地任情嘲讽张璁。蔑视张璁者，就是不愿正视张璁的议礼精神，不愿正视张璁的革新意识，不愿正视张璁对嘉靖政治的积极贡献。嘉靖朝历史之所以难以深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能正视张璁的革新精神和理性对待张璁协助世宗的政治变革。 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年少的世宗经受住了考验，掌握了自己应该拥有的皇权。为了清除旧势力，进一步巩固皇权，消除腐败，解除民困，世宗必须依靠张璁等新生力量推行改革。而要进行触动多方利益的全面改革，必然会产生诸多杂音。面对反对势力的各种攻击，张璁信念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承担着对世宗不满和对自己嫉恨所产生的强大的舆论冲击，背负着由杨廷和“奸邪”翻版而来的“迎合”“奸佞”“小人”等污蔑谩骂之名。张璁胆识过人，既能攻人之过，又能受人之攻，理性而又坦然地面对反对者的短视之见，蔑视官场中排挤新人的顽疾，能够冲破种种阻力，勇往直前，没有被流言蜚语所击倒。世宗依靠张璁等敢作敢为之臣，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多方革新，如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力行三途并用之法、整肃学校、整饬科道官、整顿翰林院、强化内阁行政职能、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初行一条鞭法、解决哈密危机以及改革孔子祀典，等等。谈迁论道：张璁“起孤生，发奋抗朝议，受知主上，得柄用。揽才俊，谢苞苴。历相，所创革典制非妄” 。[60]张璁协助世宗涉及多个领域的有效变革使杨廷和集团不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确保了嘉靖政治长期稳定的发展。 张璁“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官员，许多人厌恶他，并尽最大努力去毁灭他”。[61]为了回击反对者的恶毒攻击和无端指责，张璁根据政情的变化，顾全大局，充分理解皇帝的处境，多方维护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不计个人得失，“勇退激流”，多次离开内阁，不贪权恋位，让反对者无法对其进行持续的攻击，以尽可能地消除怨恨。在嘉靖八年(1529)至十四年(1536)的七年之间，张璁三次被世宗罢免，但很快又被召复，进退自如。世宗从张璁反复罢免和起复中“察其诚”，对张璁愈加“重信”，“常以少师罗山呼之而不名”，进一步密切了君臣关系，“眷顾之厚，终始不替”，[62]彼此“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63]即使君臣关系如此密切，深知“大臣在君侧而擅权，此危道也”[64]的张璁也不会忘乎所以，故始终能够严守为臣的本分。如对世宗的赐印，张璁恪守人臣不能在君主面前“称字”的规矩而“奏缴不听”，[65]避免反对者借机攻击。张璁的多次被罢免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化解了舆论压力，减少了纷争，消除了党争，以便在身后不留后患，确保嘉靖政治的持续稳定与良性运行，使艰难的变革得以曲折前行。[66]张璁能进能退，与后来的张居正不愿守丧尽孝而造成的怨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在明代阁臣中极具典型性。世宗对张璁的忠诚自律给予极高的评价，为其姚溪书院赐名“贞义”，堂名“抱忠”。[67]张璁死后，世宗亲自按照“古谥法”，以张璁能够“危身奉上”，赐其谥号为“文忠”，[68]并在祭文中高度赞扬了张璁。世宗写道： 惟卿巍科擢俊，江浙蜚英，绩学多材，抱忠献策。比者赞成大礼，功实匪常，用是宠以孤卿，擢居辅导，方隆委任，共荷治安。[69] 同时，张璁也得到了世宗之母的极大认可，她对张璁为保全其母子关系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真诚的感谢，对张璁说道： 吾昔承先人之庆，获入皇家，上侍恭睿献皇帝，诞今皇帝以伦序奉天命，入承大统，致吾有今日之尊崇，吾甚愧惧。以吾言之，皇帝奉养之诚，推尊之孝已尽，斯必赖老成贤硕而赞之也。吾闻为君者难，一毫末不尽，是为弗宜。今吾位号已隆矣，公耆俊忠敏，尚赖尽心以匡吾子为治。皇帝冲年，凡所举动，公当悉引之于道，庶几克成其德业，以为我献皇帝光。[70] 张璁能够得到世宗母子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明朝独有的事例。张璁就此说道：“臣思皇上所以思臣，圣母所以数问臣者，臣之心岂惟皇上鉴之，圣母亦鉴之矣。”[71]张璁在正德、嘉靖之际混乱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人能够比拟的。“世宗初政，非得公，何以克振前烈？”[72]在这一特殊时期，没有张璁是不可想象的。明人薛侃认为，“夫君，元首也。臣，耳目手足也。明良一体无有离间，然后可以成正大之业。否则虽有志道，孰与精之？虽有膏泽，孰与布之？而中兴之望孤矣”。[73]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论及该时期的政局时，无限放大杨廷和的作用，很少顾及张璁与世宗“君臣共休戚”[74]的互信关系，一味地夸大此时的君臣矛盾，把杨廷和视为栋梁，看成救星，好像离开了杨廷和，世宗朝就会崩解。而对张璁在“大礼议”中与世宗建立的密切关系一再讥讽，不愿正视张璁的革新活动，并用“迎合”“投机”之类的轻蔑口吻嘲弄张璁与世宗相互倚信的新型君臣关系，完全忘记了皇帝与大臣特别是阁臣的精诚合作才是保证明朝政治良性运行的这一基本前提。这种学风至今没有多大改观，导致对正德、嘉靖之际政局演变的描述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之中。 世宗把张璁“从必死无疑的境地中拯救出来”，[75]他们“君臣一德，上下交孚”，[76]彼此支持，相互倚信，是有明一代阁臣与皇帝共患难、同革新的一个典范。尤淑君认为：“由于张璁有襄赞'大礼’之功，担当百官对'大礼’的强烈批评，还勇于任事，不避毁谤，致力推行改革，并压制其他臣僚的不满意见，于是嘉靖皇帝对张璁恩宠不衰。张璁可说是嘉靖朝众多首辅里，唯一能全君臣之交的代表者。”[77]研究明代政治的运行特别是内阁对政治中枢的影响，张璁与世宗的关系无疑是最需要认真解读的一种现象。王世贞论道：“我朝超用内阁大臣未有如张永嘉之笃者，真所谓家人父子也。”[78]明人李思诚亦言：“我朝肃皇帝龙奋湖湘，河魁手握，廓然与天下更始，而耻言守府，为不世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末寮，一言悟主，其际风云，其谊鱼水，用能托肺腑而竭股肱，为不世出之相”，[79]终嘉靖朝，世宗“终始眷礼，廷臣卒莫与二，尝称'少师罗山’而不名”。[80]这样一种奇特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在明代，称张璁为“救时名相”一点不为过。在张璁去世55年之后，神宗对张璁的历史贡献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道：“惟卿材优匡济，性笃忠贞。时维皇祖之中兴，赞定尊亲之大典。微言当主，秩乃晋于孤卿；一意奉公，权不假于近侍。竟资硕画，以致太平。眷兹媲德，益轸暇思。”[81]美国学者窦德士论道：“李维桢(1547—1626)将他与万历初年有争议的强势首辅张居正加以比较。嘉靖信任张孚敬，但是官场不喜欢他，但70年后，他的名声如同恒星，张居正却不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后人对张孚敬的看法更倾向于喜爱。”[82] 结 语 张璁“以非常之才，创非常之业”，[83]成为世宗的“中兴之佐”。其以信念坚定、敢为人先、坚韧不拔、求实创新、廉洁自律、忍辱负重的精神，将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并发扬光大。在“大礼议”中，张璁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强烈的求实精神；在协助世宗变革之时，张璁又充分显示了其解决重大难题的革新精神和顺应时局变化的政治魄力。在张璁看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84]他言行一致，廉能兼备，敢于担责，能够将自己的廉能与时代变革统一起来，坦然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使反对者难以将其击倒，为嘉靖革新做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与世宗一道开启了60年之久的“嘉隆万改革”新篇章，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改革家。张璁人生经历的突变集中反映了正德、嘉靖之际明代历史的剧变，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全新模式。 张璁为“中兴贤相”，张璁“明经、讲学、稽古、定礼，皆万世旷典，光前耀后，相业伟然矣”，[85]在明代改革历史中具有特殊表现、特殊建树、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影响深远。王世贞认为：“世宗朝，张文忠公佐命中兴，相业煊赫，近古尠俪，故赐赍无虚日。”[86]明人项维聪亦言：“自来名臣硕辅，其主眷之隆，相业之盛，孰有如太师文忠张公者乎？”[87]张璁“相而中涓之势绌，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其寝于里者，谁之力也？夫礼失而求之心而已矣”。[88]嘉靖朝政治深刻影响着万历朝政治，张居正是张璁改革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张居正在万历前期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效法嘉靖革新的前提下进行的，学界一味凸显的所谓“张居正改革”成就其实就是嘉靖、隆庆长期改革的延续而已，绝不是万历前期张居正独自主导下的短暂而又孤立的辉煌。离开了张璁和嘉靖、隆庆时期改革的参照，就无法理解首辅张居正在短短十年之内的政治作为。面对已有二百余年历史的明王朝，张居正所能从事的变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将嘉靖、隆庆和万历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历史单元，才能真正认清首辅张居正的行政特点。[89]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西部边疆史。 基金项目：中宣部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演变轨迹与经验教训”( 2018－4－8) 的阶段性成果。 [1] (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2]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田澍：《张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报》，2016年5月4日，第14版；田澍：《名臣廉贪的不同归宿：明代嘉隆万改革中的三面镜子》，《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3](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禁革贪风》，第91页。 [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六《无逸殿豳风亭议》，第179页。 [5](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二《再请给假》，第52页。 [6](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应制陈言》，第68－69页。 [7](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严禁约》，第92页。 [8](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六《请广储嗣》，第174页。 [9](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诗稿》卷二《桐江夜泊寄示儿逊志》，第288页。 [10](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三《严禁约》，第92页。 [11](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五《请宽免杨一清》，第134页。 [12](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八《谢敕官召复任》，第213页。 [13](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四《张罗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132页。 [14]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四《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15](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杨鹤序》，第9页。 [16](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刘康祉序》，第16页。 [17](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徐栻序》，第3页。 [18](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四《再辞陈情》，第105页。 [19]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奏疏〉叙略》，第56页。 [20]《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577页。 [21]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今献备遗·名臣传》，第43页。 [22]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十善书略》，第54页。 [23]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附录《〈文忠公世家〉跋》，第94页。 [24]参见梁启超等：《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47－828页。 [25]参见田澍：《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6]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00页。 [27]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0页。 [28]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828页。 [29]刘志琴：《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页。 [30]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引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页。 [31]安震：《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明王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32](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9页。 [33][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3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一《〈温州府志〉序》，第382页。 [35]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6](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七》，第38页。 [37](明)黄绾撰，张宏敏编校：《黄绾集》卷三○《大礼私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2页。 [38]参见田澍：《张璁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 [39](明)王叔果、(明)王应辰编纂，潘猛补点校：《嘉靖永嘉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40](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诗稿》卷三《赴南都留别诸友》，第316页。 [41](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五《堂兄筠轩先生传》，第465页。 [42](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一《辞升翰林学士》，第39页。 [43]张璁认为：“杨廷和之妄议典礼，一人主之，蒋冕、毛纪二人皆甘心附之”。参见(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四《请宣谕内阁》，第109页。 [44]《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第4577页。 [45](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徐栻序》，第3页。 [46]参见田澍：《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田澍：《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47]参见田澍：《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8]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三《广舆记》，第73页。 [49]张德全：《杨慎传》，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页。 [50]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一《诰敕》，第15页。 [51](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附录《太师张文忠公神道碑》，第505页。 [52]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一《皇明盛典述》，第25页。 [53](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刘康祉序》，第15页。 [5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刘康祉序》，第15页。 [55]参见田澍：《大礼议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56](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五《诰封一品夫人蔡氏墓志》，第448页。 [57]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58](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诗稿》卷三《呈胡中丞》，第322页。 [59]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太师张文忠公传》，第48页。 [60](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五七，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第3568页。 [61][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第75页。 [62](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三六《世宗实录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63]《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第4577页。 [6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五《谢敕谕银记》，第131页。 [65](清)梁章钜著，陈铁民点校：《浪迹续谈》卷五《张文忠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66]参见田澍：《张璁与嘉靖内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7]《明世宗实录》卷八六，嘉靖七年三月丙子条，第1941页。 [68]《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条，第4577页。 [69]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一《谕祭文》，第16页。 [70]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一《皇明异典述》，第37页。 [71](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八《救张延龄第二》，第219页。 [72]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尚友录·名臣传》，第40页。 [73](明)薛侃撰，陈椰编校：《薛侃集》卷四《仿古更化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7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诗稿》卷四《括苍舟中留别竹居兄四首》，第354页。 [75][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第75页。 [76]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世家三编〉》卷首《〈世家三编〉叙》，第100页。 [77]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史学系2006年版，第347页。 [78](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一三《皇明异典述·召故相敕劄》，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页。 [79](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李思诚序》，第13页。 [80](清)夏燮撰，沈仲九标点：《明通鉴》卷五七，嘉靖十八年二月，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06页。 [81]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一《谕祭文》，第17页。 [82][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第83页。 [83](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诸家旧序·李思诚序》，第13页。 [84](明)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奏疏》卷七《奏谢》，第198页。 [85]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尚友录·名臣传》，第40页。 [86]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皇明异典述》，第32页。 [87]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世家三编〉》卷首《〈世家三编〉叙》，第100页。 [88]张侃、张卫中辑注：《普门张氏文献综录·〈张太师世家〉》卷二《太师张文忠公传》，第50页。 [89]参见田澍：《明代政治转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田澍：《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田澍：《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原载《史学集刊》2023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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