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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莎（1914年—2015年5月12日），原名叶莉扎维塔·巴甫洛芙娜·基什金娜，俄罗斯族，著名俄语教育家，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南昌起义和五卅运动的首倡者李立三先生的夫人。  年轻时的李莎 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京逝世。 1914年3月，我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之家的庄园里。 我能来到这个世上，可以说完全是侥幸。 母亲怀上我时，已年近四十，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在当时的乡村极为罕见。 再说，她和我父亲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兼之夫妻两人的关系长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经过一番考虑后，母亲便决意不再生育。 这天，她专程去9俄里（1俄里等于1.0668公里）以外的一个村镇，希望找妇产医士把胎打掉。 不用说，一路上母亲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赶到镇上，不巧医士已出诊去了一个偏僻村庄，几天后才能返回。 母亲不愿坐等，彷徨中突然改变了堕胎的主意，依然带着身孕坐上马车回家。 这样我才得以幸免，平安降临人间。 我出生的村庄叫斯土疆卡，意即'冰冷的河'，因附近一条古老的小河而得名。 河水冰冷刺骨，清澈见底，至今仍是水獭繁殖的理想之地。 村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苍茫而辽阔，与俄罗斯众多繁茂的森林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大自然的另一种壮美。 故乡辽阔的草原自幼培育了我对大自然的深切关爱，也陶冶了我开阔的胸怀和乐观的个性。 比起那些崇山峻岭，我似乎更偏爱坦荡的原野及浩瀚的大海。 不仅如此，在我以后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不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只要回忆起养育过我的大草原，我便能很快平静下来，从容镇定地面对所有突如其来的打击和那些浊浪排空的日子。 萨拉托夫省地处俄罗斯南部地区，西临静静的顿河，东毗伏尔加母亲河。 许多世纪以前，当这里还处于荒无人烟的混沌时，茂密草原覆盖下的肥沃的黑土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开荒、垦殖，后来沙皇干脆把这片草原作为赏赐分给大大小小的有功之臣，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庄园，并借以带动这个荒僻地区的发展。 经过世代农民的不辍劳动，这里终于成为俄罗斯南疆最富庶的'粮仓'。 最早迁移到这里的功臣的后裔们成了世袭贵族。 斯土疆卡庄园并非我父亲巴维尔·谢苗诺维奇·基什金祖上所传，而是他前妻的陪嫁。 父亲家族的原籍在坦波夫省，因兄弟姐妹较多，他只在那里继承了一座小小的庄园。 俄罗斯《贵族大典》记载了父亲家族的简史，其中写道：基什金家族自15世纪开始为沙皇效劳，还为国家屡立功勋等等。 祖父谢苗·阿纳尼也维奇生过七个子女，其中竟有一半夭折，剩下的一半长大后也因家业逐渐衰败而各奔东西，有的弃地从戎走上了戎马金戈之路，有的则靠寒窗苦读，最后跨进了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 19世纪的俄国由于农奴制的废除，贵族阶级的这种演变、破产、没落以及家庭成员的分化、沉浮现象乃十分普遍。 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人。 他出生于1850年，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代便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两年后又转入法学系就读，最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律师文凭。 农奴制废除后，俄罗斯上上下下开始改革，逐步走向资本主义。 应当说，司法机构是当时整个俄罗斯社会改革中较为彻底的一个领域，在西方思潮的推动下，各省还纷纷成立了地方法院。 许多有志复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怀着'以法治国，科学兴邦'的热情，争先恐后地投身到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供职。 刚刚毕业的父亲，手持律师文凭，要在法院谋求一个位置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他却选择了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理想。 大概他认为这也不失为一条先进的报国之路。 于是，走出莫斯科大学不久，他便离开喧嚣的都市，义无反顾地回到农村。 斯土疆卡庄园当时差不多已经荒芜，但父亲踌躇满志，决心以振兴家业来推动家乡的农业进步。 他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管理庄园，并率先购置了打谷机、扬风机、马拉收割机等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 他甚至还聘请了一名专职的机械师，负责维修农机设备，在乡下引起轰动。 斯土疆卡果园经营得尤为出色。 父亲引进了许多优质高产的梨、苹果、樱桃等新品种，几年间就见到了喜人的成果。 后来，斯土疆卡的水果还远销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大受欢迎。 这些成就使父亲渐渐有了一些名气，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 父亲为人厚道，乐善好施，凡是有人向他借贷，他总是来者不拒，而且从不计利息。 即使到期，也从不登门催索，尤其是对那些前来请求宽限的农民，他总是把手一挥，说：'没有关系，有了钱再说，没有钱就不要还啦！' 他的地租在全县也是最低的，甚至还一度引起其他地主的抗议。 父亲以经营农业为主，也兼任县地方法院的民事调解员。 他公正执法，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农民的爱戴，在乡亲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总之，父亲无论在出身教养，还是在生活方式、精神境界方面，都极像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开明绅士列文。 父亲也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贵族庄园改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但无情的现实给了这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也正是他的人生悲剧所在。 有关父亲的事迹和他家族里的故事都是母亲和姐姐、哥哥们给我讲的。 我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从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受到的便是正统的阶级教育。 每次听母亲说起父亲的时候，我总是大惑不解，难道出身剥削阶级的父亲真是这样的好人吗？ 长期以来，我总是羞于谈到自己的贵族家庭，更不愿向人提及父亲的身世。 1993年春我离别故乡七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家园。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老乡不但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而且还带我挨家走访，自豪地告诉别人：'这就是基什金家的小姐！' 弄得我哭笑不得：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太太还称得上'小姐'吗？ 乡亲们还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从前辈那里听来的有关父亲的往事。 其中一则故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据说1905年，正值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锐不可当。 周围大大小小的庄园都被人放火烧了，唯独斯土疆卡的农民按兵不动。 邻近村子的村民十分不满，前来造反。 本地农民闻讯后自愿组织起来，手持叉子、斧头，守卫在进村的桥头，坚决不让外人进来，邻村的农民只好偃旗息鼓，扫兴而归。 父亲对乡亲们感激不已，马上打开粮库，将所有粮食分给大家。 此事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 相比之下，我的姑母纳杰日达却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好的口碑。 她是个老处女，一直与我父亲住在一起，帮他管家。 但她秉性乖僻，为人刻薄，动辄训人骂人。 一次，家中一个女仆不知什么事冒犯了她，她气急败坏，竟动手将女仆的长辫剪下。 我听着乡亲们这些质朴、坦诚的讲述，不禁感触颇多。 的确，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的心灵也如同一面镜子、一杆公平秤，善恶美丑、是非黑白，不仅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掂量得十分公正。 基什金家族几十年前的往事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成为过眼烟云，它们仍在民间一代一代地流传着。 从血统渊源上说，我们家并非纯粹的俄罗斯种族，据传还混杂了土耳其的血缘。 18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向土耳其开战，争夺克里米亚半岛时，家族中一位老祖宗参加了远征军，战后把一个美丽动人的土耳其姑娘带回家来，从此基什金家族后裔中便出现了东方人的某些外貌特征：卷曲的头发，黑色的大眼睛，土耳其式的长鼻子。 我生来也是一头卷发，读小学时曾有个绰号，叫'小普希金'，不过，我也承袭了母亲的血缘，天生一双蓝蓝的眼睛。 母亲比父亲小27岁，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外祖父曾在坦波夫省城的一个小机关里做过书记员。 他早年丧妻，生活贫困，尽力抚养自己的独生女儿，最后在亲戚们的资助下，把她送进莫斯科一所最廉价的寄宿学校读书。 校址就在离红场不远的马涅日广场。 十月革命后该校舍改为共产国际办公大楼，也是我丈夫李立三一度工作过的地方。 生活中竟有这样的巧合，不能不令人惊讶。 母亲在这所学校一住就是六年。 除了文化知识，她还学会了裁剪缝纫技术，这些都成为她日后谋生的特长。 晚年的外祖父重病缠身，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四处投亲靠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后辗转到斯土疆卡，便开始由我父亲供养，一直到离开人世。 后来，刚出校门的母亲为寻找外祖父也来到斯土疆卡，父亲便挽留她住下，让她给家人缝制衣服，协管家务。 基什金一家嫌母亲的名字普拉斯科维娅过于土气，便给她另起了一个高雅的法国名字——波琳娜，孩子们都亲切地管她叫'琳娜阿姨'。 当时，父亲的发妻早已逝世，给他丢下六个孩子，虽有姑姑帮助照料，但孩子们仍缺少母亲的温暖。 姑姑的严厉、暴躁更加衬托出'琳娜阿姨'的和蔼、温顺，孩子们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来的阿姨。 当时琳娜已长成十七八岁的少女，金黄色的头发，一双淡蓝的眼睛，不仅端庄、文静，而且心灵手巧，待人和气。 鳏居多年、郁郁寡欢的父亲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恋情，但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又使父亲不敢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他甚至没有勇气向孩子们表明自己的心愿，惧怕遭到他们反对。 于是只得与母亲保持一种半公开的同居关系，不肯将她明媒正娶。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母亲完全是一个被污辱、被伤害的妇女。 她几次怀孕，都是偷偷生下孩子，几天后又不得不掉着眼泪，把亲生骨肉送到外地的保育院，以免败坏基什金家族的声誉。 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这样被遗弃出门的。 他们后来的生死去向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而留在母亲心灵上的只是一道道无法愈合的创伤。 我出生前，唯一被保住的孩子是比我大9岁的哥哥沃洛佳。 母亲生他时，避开了斯土疆卡庄园的耳目，远去莫斯科，在那里生产后没有隐姓埋名地将孩子交到保育院，而是托付给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工人家庭，请求他们代为抚养。 母亲无处诉说失去孩子的痛苦，只能在深夜捂着枕头，偷偷地哽咽。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和周围的流言蜚语，使一向温顺老实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 1913年春，她堕胎未成，返回庄园后便向父亲摊牌：要么正式结婚，要么她马上离去，宁肯靠裁缝手艺另谋出路，也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不正常的生活。 面对义愤填膺的母亲，父亲终于让步了。 就这样，年过37岁的琳娜，披上婚纱，大腹便便地和满头白发、年逾六旬的巴维尔·基什金并肩步入教堂，举行了庄重的婚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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