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使我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生活优裕、幸福，而全国各地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使我看到祖国美好的前景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切，大大增加了我跟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我也坚信，自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欢度幸福的晚年是不成问题的了。 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时，一件件不可思议的、痛苦的事情接踵而来。 1965年的秋天，孩子即将高中毕业了。经同事介绍，我结识了某医院护士杜雪洁，她是个40岁的老姑娘，孩子很喜欢她，极力怂恿我答应这门亲事。 在征得雪雪的同意后，我便与雪雪补办了离婚手续，很快就与这个护士结了婚，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不料，蜜月尚未过完，妻子在单位就开始因为嫁给我，而受到歧视了，有的人挖苦她，领导也要调动她的工作。  1965年，沈醉与杜雪洁结婚照 看到妻子那副委屈的神情，我心里很难过。一人犯法一人当，党和政府都赦免了我的罪过，而她与我结婚又何罪之有呢？ 于是，我向政协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政协领导就去妻子所在单位，向她的领导做了解释，交代了政策。 这样，领导对她的态度总算有点改变，可是，人们的冷嘲热讽却是谁也无能为力的。当然，人们对我这个 “严醉” 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此而责备我的新婚妻子，却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为此，我很苦恼。我真没想到，妻子与我结婚会招来这么一些不幸的事。我更没有想到，比这还要痛苦的事情正在等待着我。 不久，孩子高中毕业了。她平时学习很用功，高考也考得不错，我们父女都满以为可以考上大学。谁知事实与我们的想象完全相反，孩子没被录取，偷偷地哭了好几场。 我也难过得吃不下、睡不好，这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前途啊！我到处打听，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被录取？如果真是成绩不好，我想让孩子再复习一年，明年再考一次。 接下来，我四处奔跑、打听，原来，是由于她有我这样一个当过 “严醉” 的爸爸，才没有资格上大学。天哪！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 孩子学习非常努力，思想要求进步。她3岁多就离开了我，5岁就离开了她的母亲，由长沙的亲戚抚养成人，她何曾享受过我剥削得来的东西？又何曾受到过我的什么影响？我有罪理应惩罚，为何要累及妻儿？ 当时，我的痛苦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想，倘若自己死去就能给孩子开脱 “罪责”，那么，我就是死也是心甘情愿的。事实上，我即便是死了，还是洗不清孩子的 “原罪” 啊，只怨她投错了胎。 孩子毕竟年幼，没考上大学哭了几场也就算了，安心愉快地等待分配工作。不久，其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几乎都分配了工作，而她却被推到街道办事处听候安排。 挫折似乎使孩子更懂事了，她到办事处不久，就毅然地报名申请去边疆建设兵团。 当时按政策规定，一个孩子是不让上山下乡的。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瞒着我写了好几份申请，街道办事处终于批准她去宁夏建设兵团了。 当孩子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仿佛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半天说不出话来。孩子比我乐观得多，她说： “这关系到我的前途，离开家就能摆脱出身不好的影响。再说，有的人想去还去不成呢，好不容易才批下来，您就让我去吧。” 这倒是事实，1965年还没有大量地号召上山下乡，身体稍差的或独生子女，都是不批准去的。可是，让这个唯一与我相依为命的女儿，到那么远的边疆去种田，我实在是想不通。然而，我又能说什么呢？  1965年，沈醉与女儿插队前合影 孩子还是走了，我觉得是我的问题逼得孩子走了这步路，于是我满腹牢骚地去找领导，赌气地说： “我与孩子的妈妈办离婚手续时，她妈妈提出要让孩子去香港见见她。当时我怕孩子去后，她妈妈不让她回来，就没有同意。早知现在这样，我真不如让孩子到她妈妈那里去上学。” 这个思想一暴露，就如同引火烧身一般，有些人便展开了对我的批判，有的说： “共产党赦免了你的罪行，给了你第二条生命，你把孩子交给党，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还有的说：“你过去杀了那么多人，现在你的子女到边疆去，算得了什么？因为孩子没能上大学，没给分配工作，你就想让孩子去香港，这是不对的。”…… 听了大家的话，我慢慢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确实存在着不健康的东西。孩子离开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也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呀！党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为孩子的事这样反感抵触呢？ 而且，特别不应该的是，想把孩子送到香港——她母亲那里去，这说明，我过去一再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是不坚定的，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今后在世界观的改造上必须加倍努力才行。 思想搞通了，精神也渐渐愉快起来。 不久，《海瑞罢官》、“三家村” 开始受批判了，光看报纸上的文章，我当时还只觉得，不过是一场文艺界学术上的争论，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场暴风骤雨的前奏。 1966年6月3日，上午天气还是晴朗的，下午开始转阴，傍晚下起雨来了。这一天天气的变化，仿佛预示着当时时局的变化一样。 这天是我52周岁生日。照例，我在这一天不参加任何文娱活动，而且全天不吃荤腥和美味的食物，更不搞什么生日庆贺等。 因为这天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天曾被人们称为 “母难日”。我从开始懂事、读小学起，便一直是坚持这样来纪念母亲生我时的苦难，同时，吃一天的 “报母斋”。 不过我这种“吃斋”，不像和尚、尼姑那样连用荤油炒过菜的锅烧出的菜都不吃，而只是自己不吃荤腥美食罢了。 当我默默地过了一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去台湾的老母时，我真悔恨不该让她老人家离开大陆。她老人家在我前妻领着六个子女飞往香港后，还是不肯走，直到云南和平解放前几天，才被我劝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这天，我妻子要去她工作的医院值夜班。我们简单地吃了一顿素面，她便提前走了。 我正在翻看从批判 “三家村”、《海瑞罢官》 以来的几十天的日记，忽听到门外一片敲锣打鼓的欢呼声，我自言自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想不到我过生日会有这么多人来庆贺。” 当我匆匆走上街头一打听，原来是庆祝北京市委改组，第一书记易人。听到这一情况，我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便倒在床上，从来不失眠的我，今晚却怎样也睡不着。 我在抗战初期，担任上海罗店浏河前线随军调查组长时，经常听到彻夜的枪炮声，我照样能睡，今天为什么睡不着呢？绝不是街上的锣鼓声打扰了我，而是这一热烈庆祝使我想得太多。 中央要撤换一个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何必要这么狂热的庆贺，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呢？这一阵锣鼓，我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 它说明，原北京市委在中央看来是强大的 “敌人” 一样，好不容易才能换掉，所以，要发动这样一场全市性的热烈庆贺。 这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过去敌对方面的原国民党人员，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军统大特务，肯定是不利的，我翻来覆去想了几个小时，才蒙蒙眬眬地睡着了。 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许多领导，可能早就估计到了，在这场暴风雨中，起码得 “洗脸洗澡”。所以，他们自动提出每周星期二参加一次体力劳动。 这自然是一种表态的举动，内心里究竟做怎样的准备，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的。 领导干部自动请求参加体力劳动的消息，立刻传到了文史专员们的耳朵里。老于世故的专员们，也感到有此必要，便由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人出面请求，也于每周参加一天的义务劳动。 劳动的地点是西安门低压电器厂，这里离我住的西黄城根最近。每到星期二这天，工人上班前，我们这些老弱多病的人，早就赶到低压电器厂大门外站好了队，等候安排要做的活，然后，再由车间负责人领着进去。  1960年代北京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虽然许多领导和我们这些专员，每星期二都准时去低压电器厂干上一天，但是，并没有因此能够躲过一场特大的灾难。“造反派” 开始对这些人冲击时，连这一天的劳动也被指责是到工厂来 “逃避阶级斗争”，想把工厂当成 “防空洞”，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1966年6月16日，政协一位领导人，突然召集我们十来个文史专员去会议室，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文史专员也可以和政协机关的职工一起参加 '文化大革命’。” 这一句话，真使我们感到受宠若惊，都相互看了一眼，表示心头的高兴。 但是，且慢！他讲完这一句后，便打开他自带的茶杯，慢腾腾地呷了一口，又继续说： “文史领导人申某，因群众对他主持下发行的 《文史资料选辑》 意见很多，揭露出了不少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申某要回避，不能参加这场革命。” 我们一听，刚才的高兴劲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受宠若惊又立刻变成了诚惶诚恐。 因为 《文史资料选辑》 如果有严重问题，对我们这些写过资料在 《文史资料选辑》 上发表的人，也不会放过。 我的想法还没有完，这位领导又呷了一口茶，继续宣布：“文史办公室的编辑王某应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这一句话更加重了我们的负担，编辑有问题，我们这些撰写史料的人能无问题吗？我当时深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使人捉摸不定，再大的风浪袭来，也只能坐着等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这位领导宣布完后，我们都耷拉着脑袋，从会议室出来，慢慢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刚想喝喝茶，然后议论议论，却不料机关里的几个人，紧接着又跟了进来，他们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 “从明天起，你们不能再办公，专心专意学文件！” 说完之后，还怕我们听不清楚似的，又加重语气问我们一声：“听清楚了没有？” 我们这些经过无数风浪、见过各种场面的人，虽然还不了解 “文化大革命” 会有怎样的厉害，但都满不在乎，只是似答非答地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听懂了。” 接着，他们便拿出准备好的一些封条，把所有的档案柜都贴上，最后，还叫我们把办公桌里面没有看完或没有写完的稿件都交出来，放进一个没有装满文件的柜内，一起封好。 临走，又用命令式的口吻再说一声：“从此以后，不许你们再动这些东西！” 他们走后，我们不知下一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从7月6日开始，便在礼堂三楼召开批斗申老的大会，主持人把一个个使申老无法回答的问题提了出来，申老虽然一再做了说明解释，但主持人总认为他“不够老实” “不够坦白”。 在激烈的口号声和怒吼声中，我看到满头大汗的申老直喘着粗气，耐心地做解释。当然，任何解释都是不能使主持人满意的，最后，总是阴阳怪气地说上一声：“这个问题先挂起来。” 眼看领导我们工作多年的这位老干部受到如此凌辱，我们实在感到不是滋味。当群众高呼口号而我们没有跟着乱叫时，坐在旁边的某些人就捅我们一下，表示对我们的警告。 对申老的批斗会一连开了三天，我们也陪斗了三天。陪斗之后，还得回来座谈，好在有不少问题牵涉到我们所写的资料，所以，座谈起来还有东西可讲。 由于我在 《我所知道的戴笠》 那个材料中，写了戴笠被摔死在江苏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山脚还有一座小小的戴家庙，竟被说成是明目张胆地宣传 “迷信”。 我除了在座谈会上做检讨，还得写出一份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贴到机关大厅中去。虽然我一再给自己扣帽子，结果还是有不少的人提出批评，认为我没有挖出真实思想。 我把一个人死的地名写了出来，难道就是 “借写史料，宣传封建迷信，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推翻无产阶级领导的红色江山” 吗？ 难道写了一个 “戴山”，就能推翻无产阶级领导的红色江山吗？这两个字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未免估计得太高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想不通，但又辩解不清。 1966年8月24日下午，那些 “革命造反派” 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决定成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周总理亲自安排在文史委员会担任专员的十多个专员，一律停止学习；不管什么老、病，都得去劳动。 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专员每月工资100元，也要减去30元，只发给70元。特别指明，这一命令限三天内执行，不准延误。 由于我们思想上都早有准备，所以对这一 “命令” 并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产生恐惧，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我们只是相视一笑。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自动参加机关内打扫清洁卫生的工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