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与约束的动态同盟理论：冷战初期的中美苏关系  作者：泉川泰博，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联盟政治、东亚安全以及美国外交。 来源：泉川泰博「動態的同盟理論：分断戦略と結束戦略の相互作用と冷戦初期の米ソ中関係」（『国際政治』206号、2022年、51−61ページ） 导读 本文出自日本国际政治协会出版的期刊《国际政治》的206号“国际政治中的同盟”（国際政治のなかの同盟）。本文通过整合楔子战略和约束战略，提出了“动态同盟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作者通过严密地逻辑推演，提出了四个假设，并通过过程追踪法对冷战初期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和苏联对中国的约束战略检验了该理论。虽然作者的理论检验并不是严格的检验，但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其理论解释冷战初期中美苏关系的说服力，并发掘了未来研究该理论的价值。 动态同盟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本文作者早在与波士顿学院的蒂莫西·克劳福德进行“克劳福德-泉川之争”（Crawford-Izumikawa debate）时就开始致力于楔子战略的理论化，之后则开始与克劳福德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克劳福德致力于深耕“调适性楔子战略”，发现至今为止鲜有研究的作为楔子战略的政策（如“军控楔子战略”）。而泉川则受到许田波提出的“动态理论”的影响，开始研究楔子战略的反面--约束战略，并尝试构建它们两者之间的互动。本文是泉川研究楔子战略以来的最新成果。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聚焦于以往只从楔子战略的角度检验的案例，来探寻更多楔子战略与约束战略互动的机制。 摘要 自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来，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范式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华尔兹批判传统现实主义对人性“不科学的”关注，假设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严重限制了国家，使得其采取了制衡行为。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在将现实主义科学化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仍有一个缺点，即它把现实主义学者的注意力从国家操纵外部安全环境的尝试上转移开了。本文旨在提出或许能克服上述缺陷的“动态同盟理论”（dynamic theory of alliances）。本文将结盟的程度视为不仅是能力（capabilities）或威胁（threats）的分布，更是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与约束战略（binding strategy）的碰撞。换言之，同盟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指当两个或多个抵消力相互抵消时达到平衡状态的现象）的状态。基于这些概念，本文解释了国家选择楔子战略或约束战略的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同盟的形成和瓦解。为了检验该理论在现实世界同盟政治的适用性，本文分析了冷战初期中美苏之间的关系。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试图离间中苏，而苏联则试图强化中苏同盟。在美国预阻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失败之后，其在50年代尝试通过持续施压离间中苏同盟。这一案例研究展示了理论的假设能够有效地解释中美苏的三方互动。 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 华尔兹认为只要满足结构性无政府状态和寻求生存的行为主体这两个条件，均势就会成立，从而提出了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均势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结构的自然结果这一观点，在如今的现实主义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即便是重视国内因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此也是基本接受。但近年在现实主义框架内，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外交战略让国际体系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进行操纵，导致均势的逻辑不再适用。例如许田波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均势被固定下来，而中国古代的秦国却能够突破均势，统一中国。她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秦国能够在敌对同盟快要形成时巧妙地运用了离间，并随后征服的战略。同盟研究中指出楔子战略重要性的是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他把楔子战略定义为“国家阻止、离间或弱化敌对同盟的尝试”。他认为当国家运用该战略时，通常不是采取“大棒”而是主要用“胡萝卜”。并且，他实证了二战时期西班牙没有与德国结盟的原因是英国的楔子战略发挥的作用。泉川泰博基于克劳福德的观点加以修正，认为虽然国家一般偏好“调适性楔子战略”，但根据情况的不同，也会采用“强制性楔子战略”，并证明了其也能发挥作用。此外，泉川把维持或强化国家关系的政策称为“约束战略”，实证了这一战略也能够用与楔子战略同样的逻辑说明，也就是分为“调适”还是“强制”，并且该战略的区别运用也与楔子战略一样。 由于以上的既有研究，同盟政治中外交战略的重要性被有所认知。但把楔子战略与约束战略的相互作用通过一个框架来理解的尝试尚不多见。 动态同盟理论与其逻辑 根据现有的均势理论，同盟的成立与瓦解在根本上是由能力或者威胁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threats）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同盟体系的稳定即能力分布的稳定，其瓦解则是由于敌国的衰弱等能力分布的变化所导致的。而作者则认为能力的分布不过是同盟政治的出发点，同盟体系也会受国家外交战略的影响。因此，表面上稳定的同盟体系实则是楔子战略与约束战略的相互对抗，作者称这种稳定的状态为“动态均衡”。  图1（动态同盟理论模型） 图1是形成（或是将要形成）同盟的BC,与A（主要敌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的模型。BC之间虽然形成了同盟，但因为两者对A的威胁认知以及其他国家利益上的不同，所以A有可以使用从C离间B的楔子战略的余地。相反，C会对B使用防止离间的约束战略。围绕B之间AC的竞争本质上是零和游戏，B要么是接受A的楔子战略弱化与C之间的同盟，要么是呼应C的约束战略维持或强化同盟。作者假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为了“最适度化”（即在知晓必要的花销和风险的情况下，采取最具有性价比和效率的行为）自己的安全而采取最佳的政策。并且如前文所言，楔子和约束战略都能分为“调适性”和“强制性”两种，国家采用的同盟政策将是以二者之中的一种为主。在这种条件下向B施加影响时，不管A还是C一般都会偏向于使用“调适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政策。因为在试图与B改善关系时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则会反而导致对自己国家印象的恶化，因此使用“调适性”的政策会较为合理。并且就算“调适性”的政策失败，对于使用该政策的一方并不会有代价，至少不会招致B的反感。 假设1:至少在初期阶段，不管A还是C都会对B采用“调适性”战略来改善与本国的关系。 接着A与C之间则会展开围绕B的抬价竞争，而B则会选择给予自己更多好处的一方。 假设2:能够提供更多好处的一方将在这一同盟政治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 而在抬价竞争中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而言，还有使用“强制性”战略的选项，但这一政策有可能会反而导致敌对同盟的强化，所以风险相当的大。因为A的“强制性”战略将会提高B对A的威胁认知，从而导致其加强与C同盟的可能性很高，并且可能会招致B的反感，导致其更加疏远C。在这种情况下，A或C是否会采取“强制性”战略则取决于他们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 假设3:如果A或C即便是在抬价竞争中失败，其安全环境的恶化程度受此影响是有限的情况下，那么它们采取“强制性”楔子战略的可能性就很低。 因为尽管采取“强制性”政策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能够改善安全的程度有限的同时，潜在的恶化风险很高。也就是说在抬价竞争中失败的一方甘于接受结果才是明智之举。 假设4:与此相反，如果A或C的安全环境显著恶化的情况下，在抬价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采取“强制性”政策的可能性将会很高。 因为当能够提供的好处并不多的国家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已经十分严峻的安全环境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但如果其“强制性”政策能够奏效的话，就能够避免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抑或是能够改善）。就算该战略失败，比起坐以待毙来说能够造成的进一步恶化并不会很大。也就是说，在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性”政策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并不能一概而论A或者C会接受哪一个战略，但B的行为将由是否对自己安全更加有利（或者说是损失更少）来决定。 动态同盟理论的因果机制——中苏同盟的形成与分裂 本文并不寻求严格验证以上的理论模型，而是为了举例说明上述的因果机制是如何在现实中起作用的。为此，本文将加入意图离间中苏的美国外交战略来分析冷战初期的中苏同盟的形成与分裂。如果能够确认分析的结果以及该理论的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该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并且本文的分析也将会对到底中苏同盟的成立是否不可避免，美国能否预阻的有关讨论提供新的解释。 1.杜鲁门政府的“调适性楔子战略”与中苏同盟的成立 在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被确立之际，杜鲁门已经开始和艾奇逊国务卿商谈怎样阻止中国接近苏联。当时的美国认为比起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独立性更高，并且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因此1949年1月的NSC34/1中提及了“美国近期的目标是防止中国加入苏联的一边”。为了追求这一目标，杜鲁门政府判断对中国采取“调适性”的政策会更加有效（假设1）。这一理由在之后的NSC/41中被提及，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强制性政策将导致中共政府完全倒向苏联，会使得我们的目标无法达成”，而“调适性”的政策则能够“挑起中苏之间的政策争论，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个独立的中国”。而利用“调适性”的政策离间中苏的目的也在NSC48/2中被杜鲁门总统所批准。 基于这样的认识，杜鲁门政府向中国共产党方面传达了正式外交承认新中国的可能，并且暗示关系正常化之后还有从与美国经贸关系中获益的可能性。此外，杜鲁门总统也否定了会为了保护逃离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之后美国公布的“艾奇逊防线”也将台湾排出在外，向中国大陆发出了同意其统一台湾的信号。面对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苏联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显现胜利势头时积极地进行援助。苏联不仅在军事方面伸出援手，还推动了东欧各国迅速承认新中国。苏联的举动可以解释为其对中国的“调适性约束战略”（假设1）。然而当时中苏之间围绕着是否废弃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的条约这一问题存在分歧，而这一事实也被西方媒体所报道。而苏联决定打破这个胶着状态的一个原因是其认识到了美国离间中苏的楔子战略。斯大林命令苏联在北京的使节团逐一向其报告中美之间的动向。在察觉到美国的离间意图之后，斯大林虽然对修改中苏之间的旧条约态度消极，但最终还是于1950年同意了与中国签署新条约。苏联对中美接近的担忧与签订新条约问题上苏联态度的软化有关（假设1）。最终中苏在1950年二月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这也意味着杜鲁门政府对中苏楔子战略的失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比起强调经济好处的美国，能够提供经济和安全两方面援助的苏联的优先度更高（假设2）。但当时的美国认为，“中国即使统一也仍将继续羸弱的状态，并且克里姆林宫在今后决定性的五年内，给予中国能给美国带来严峻威胁的物资和人力资源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接受了自己“调适性楔子战略”的失败，没有采取“强制性楔子战略”（假设3）。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比起采取“强制性楔子战略”进一步强化中苏同盟，接受现状，之后再伺机而动则更加明智。 2.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强制性楔子战略” 艾森豪威尔政府由于其反共的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的影响而采取过度反华的立场经常受到批判，但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此时的美国已经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裂痕，NSC148中表明“应该通过离间中苏来削弱苏联的国力及影响力”。但相比较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中苏同盟带来的严重威胁。当时的远东安全环境对美国极为不利，而这是从朝鲜战争中中苏同盟的强大团结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所感受到的。在NSC166/1中美国认为“中国大陆诞生的强大且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政权极大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这种对中国的警惕和对东亚安全环境的担忧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用了“强制性楔子战略”（假设4）。在NSC152/2中美国明确了将会继续维持对中国严苛的经济制裁。而这不仅是想要惩罚中国，更是为了提供中国对苏联的依存度从而使得苏联感到无法满足中国的期待。在安全方面的“强制性”政策则是美国的台湾政策。NSC146/2中不仅防御台湾当局控制的中国沿岸诸岛屿，还要促使其袭击中国的管辖地和海上运输。除此以外，美国也承认了中情局对中国大陆内部国民党游击战的支援。在面临英国和法国对美国政策的质疑时，杜勒斯认为“这是基于通过向中国最大程度地施压，使其向苏联要求更多从而给中苏关系增添更多负荷的考虑”。在美国“强制性楔子战略”的背后是其感受到了“调适性”政策的限度。如果要采用“调适性”的政策则需要美国做出妥协（恢复包括台湾的中国传统领土和撤回中国邻国的西方部队），而这将使得“美国无法维持其在远东地区的安全立场”。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1954年到1956年迎来了“黄金时代”。目前中俄已经公开的档案表明，当时的苏联为了维持中国的忠诚而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苏联不仅在1950年签署的新条约中放弃了种种特权，还在1957年提出给予中国核武器的技术。尽管苏联提供给了中国种种好处，中苏关系不久便开始恶化。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苏联感到自己的经济实力无法满足中国不断的要求。苏联批判当时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其实一个原因是如果该运动失败，苏联则需要给予中国额外的巨大援助。此外，当时中苏对于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强硬的对中政策使得中国开始担心只有美苏关系的改善这一情况。在这种背景之下，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向苏联方面表示“就算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苏联也没有插手的必要”。这背后的考量不仅是试探美国对台湾承诺的程度，也有不按照苏联的“和平共处”行事，试图让苏联放弃该政策的想法。然后最终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逐渐表现出对中国的不信任，还全面撤回了在华苏联专家，此后中苏关系的裂痕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3.小结 从以上的案例研究表明，本文理论的假设能够充分说明三国间的外交动态。这里作者补充了两点。 第一，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制性楔子战略”奏效了，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性楔子战略”一般就要优于“调适性楔子战略”。理论上来说，“调适性”政策的风险比“强制性”政策更低，且诸如中国大陆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运用“强制性”政策试图预阻美台同盟成立的失败也并不少见。但比起“调适性”政策，“强制性”政策则更不容易让敌国察觉到其离间的意图。 第二，本文给出了历史争论的新解释。尽管中苏同盟的成立是基于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依然十分具有说服力，但也可以认为是苏联方面给予了比美国更多的奖励。如果杜鲁门继续采用“调适性”政策，可能中美之间能够构建起务实的关系。当然，哪一种解释更具有说服力还需要严格的检验，但作者认为基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一争论还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总结 最后作者强调动态同盟理论并不能否定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一个更加贴切的说法是：动态同盟理论是以国际体系中能力的分布给国家提供同盟以及合作的选项为前提的。结构现实主义过于重视能力的分布，认为国家的行为被很大程度地制约，而动态同盟理论则是以认为国力的分布只是权力政治的出发点的理论。尽管能力的分布是同盟形成和瓦解的诱因，但很多时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已经存在的能力分布之下，国家使用的各种同盟战略会使得同盟的形成、维持和瓦解是可以变化的。 参考文献 [1]Crawford, T. W. (2011).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4), 155–189. http://www./stable/41289683 [2]Yasuhiro Izumikawa (2013)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22:3, 498-531, DOI: 10.1080/09636412.2013.816121 [3]Huang, Y (2020). A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of Wedge Strategi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13, Issue 2, Pages 253–286, https:///10.1093/cjip/poaa004 译者：黎开朗，国政学人编译员，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研究兴趣为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邓浩然 徐一凡 排版 | 张誉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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