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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新说（十六） 作者 | 罗马主义 喜欢音频的朋友请点这里 中国历史上，最位高权重的耙耳朵，大概非隋文帝杨坚莫属了。 杨坚这个人，绝对是雄才大略，他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统一了中国，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制，被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所沿袭，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就是这样一个文治武功，都达到了那个时代最高境界的君主，竟然在老婆独孤迦罗面前，蔫得一塌糊涂。 《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杨坚贵为天子，可是除了老婆独孤迦罗之外，哪个女人他也不敢多看一眼，随着老婆的年龄越来越大，杨坚的生理需求，实在是得不到满足，终于熬不过精虫的折磨，偷偷纳了一个妃子。  多睡几个女人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别说是天子了，即便是普通的富有人家，也都是三妻四妾，这事连屁都不算，没有哪个老婆会为此觅死觅活，大吵大闹的。 可是没想到独孤迦罗听说之后，也同样是不哭不闹，但她做得更绝，二话不说，直接带着上百个宫女，把这个妃子活活打死。 杨坚知道了以后暴怒不已，心想自古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老子贵为天子，才养了一个小三，而且是符合朝廷礼法，名正言顺的妃子，你竟然连这点空间都不给寡人，还有天理吗？  于是他怒发冲冠，飞身上马，直奔皇后的寝宫…… 不好意思，他没这胆，他纵马直奔山林，打算离家出走了。 大臣们一听，这还得了，谁都可以离家出走，唯独皇上不能跑啊。 于是大家赶紧去追，狂奔20多里地，终于把皇上给追到了，然后就在那里听皇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但没有一个人敢替皇上申冤，说咱们去教训一下那个母老虎。 胆子最大的，也只敢说一句，别跟这老女人一般计较，至于这种不顾儒家礼法，不守妇道，扰乱朝纲，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的犯上行为，大家都当作啥事也没发生，提都不提。 最后杨坚是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流干了，终于冷静下来了，然后发出了一个千古疑问：“老子贵为天子，怎么会是一个耙耳朵呢？” 不对不对，他说得要比我杜撰的这句话，更有层次一点：“我贵为天子，怎么居然没有半点自由？” 然后他就跟着大家乖乖地回去，和老婆互相道歉了。 隋唐时期的开国皇帝，大都脾气好得出奇，这可不只是杨坚一人，我们所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也是经常被人喷了一脸口水，却还常常赔着笑脸，静静地等待液体的蒸发。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故事，我们就不说了，魏征最爱蹬鼻子上脸，经常一点面子都不给李世民，把李世民气得鼻歪眼斜，属于家常便饭。 李世民好几次都发誓要杀了这个老匹夫，但最后全都放了空炮。 如果说魏征和唐太宗，还是为了公事争执的话，那在有一件，事关李世民百年声誉的问题上，唐太宗居然也被大臣们怼得没脾气。  按照《大唐新书》的记载，唐太宗有一天把褚遂良喊来，说我最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很多过去做过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要不你把起居注拿来给我看一看，让我好回忆回忆过去。 没想到褚遂良立刻板下脸来，说记录你日常生活的起居注，是用来警示后来的皇帝的，当朝的皇帝是不能查看的，直接就把唐太宗怼了回去。 那唐太宗为什么想看起居注呢？ 因为他对文官们会怎么记录玄武门事变，一直放心不下，毕竟这事关他在历史上的形象。 唐太宗虽然在褚遂良这里碰了一个钉子，可是他却没有死心，于是就又旁敲侧击地问道：“我做的好事你都记录全了吗？” 褚遂良回答：“当然！” 唐太宗又问：“如果我做的某些事情欠妥，你也会记录吗？” 褚遂良回答：“必然！” 这个回答把唐太宗气得面红耳赤，还没等他来得及发火，褚遂良反而先滔滔不绝地教育起他来：“说你不要以为我不写，天下的人就不知道这些事，因为你就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如果有一天太阳发生了日蚀，你觉得这事能够隐瞒吗？” 于是唐太宗只能悻悻作罢。 以前我读到这些故事，常常感叹隋文帝和唐太宗的人品高尚，可是等到我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深刻，却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想，杨坚是什么人？从自己的外孙手里夺走了皇位，然后又把这个9岁的小孩杀人灭口，你觉得这种人会怕老婆吗？ 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又强迫亲生父亲当了“太上皇”，提前退位，你觉得他会是个善茬吗？  这两个人都指挥过千军万马，经历过无数次腥风血雨，都是乾纲独断的猛人，但为什么会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呢？ 而且如果你要再细究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也就是中国越古代的朝廷越民主，越后来的皇帝越专制。 唐宋的大臣都傲娇得很，动不动都是要给皇帝脸色看的，而皇帝往往还要赔笑脸。 明代的大臣虽然嘴巴依然很硬，但皇帝可不会给他们好脸，动不动就把他们扒下裤子，按翻在朝堂上，对着白嫩嫩的屁股，一顿爆锤。 但是到了清代，大臣们都变得唯唯诺诺，而且以能成为皇上的奴才为荣，除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剩下的还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早已没有了任何气节。 以前我看历史的时候，对中国政治这个奇怪的发展轨迹，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就跟着那些愤青文人一起，痛骂中国人的劣根性，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儒家文化。 我有一度特别痛恨朱熹，我觉得要不是这个“王八蛋”发明了理学，宣扬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把中华文明彻底带到沟里去了，中国还会经历近百年的屈辱吗？ 其实不仅仅我这么想，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在你读完我这篇文章之前，所有的学者，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其实都抱有这个错误的认知。 那么此前所有的研究为什么都是错误的呢？ 因为高度不够。 在二维的世界里，是没有办法观察三维物体的。 研究中国历史，很容易沉迷于那些王侯将相的事迹，把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是非功过上，但这些其实都不是历史的关键。 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些文科生的思维，用理性的态度来观察这个世界，那我们来想想，一个农耕文明要想发展壮大，它应该做到哪几点？ 很简单，只有两点： 1，消灭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 2，推迟马尔萨斯效应的产生。 这就是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一个农耕文明，所必须追求的终极真理。 而在我之前，只有一个人悟出了这一切，他就是朱熹。 而他所完善的理学，就是农耕文明的终极版《圣经》。 只要你站在这个高度上，再来看儒家在唐代复兴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所有走向，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呢？ 首先生存是一个文明的第一要务，在1840年之前，对中原文明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所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内陆农民，要想保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守好一年的口粮，不要成为那些往来如飞，骑马的牧人刀下之鬼，就必须团结起来，利用体量上的优势，弥补军事能力的不足，最终的目标，就是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游牧和农耕地区必须统一。 二、中央必须集权。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前面我们讲了，由于南北朝之后，南方汉人的军事力量弱小，无法统一中国，因此北方的儒家，进行了一次自我革命，放弃了此前的华夷之分，把信仰儒家和支持统一作为了正统的唯一标准。 这就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由鲜卑人建立的隋唐政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复兴，也为此后所有其他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建立隋唐的鲜卑贵族，在自我汉化之后，他们马上也受到了来自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青藏高原上的吐蕃，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所以他们也必须实行中央集权。 但是创建隋唐的关陇军事贵族的前身，是跟随宇文泰建立西魏的鲜卑贵族，都是部落武装的军事领导人。 宇文泰的军事班底，本质上还是草原式的部落联盟，虽然他后来创立了八柱国制度，但实际上还是和鲜卑贵族共享军权。 而这些鲜卑贵族，后来又和北方遗留下来的世家大族联姻，形成了既有军事能力，又掌握了文化知识的新贵族阶层，这就是著名的关陇集团。
杨坚的老婆独孤迦罗，是鲜卑最强大的军事贵族独孤氏，和北方最有文化的汉人传统世家大族，清河崔氏之间，联姻的产物。 杨坚能够篡权成功，靠的就是他老婆娘家的力量，所以杨坚怕的不是他老婆，而是他老婆背后的关陇集团。 而李世民敢发动政变，逼父杀兄，那也是因为得到了关陇贵族的支持，所以登基后，他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 话语权从来都是靠实力为后盾的。 李渊和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唐朝政府曾搞过一个世家排名，头几次得出的结果，居然都是他们李家排名靠后。 这让李世民很不爽，因此在贞观六年，他让高士廉重新修订了《贞观氏族志》，强调要按官职排名，而不能按影响力排名，这样李家才勉强登上了榜首。 所以李世民事实上，是和这些世家大族，共治天下，因此随后武则天和李隆基的政治目标，都是要削弱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绝对影响力。 为了实现绝对的中央集权，武则天选择了重用酷吏，而唐玄宗李隆基，则大规模启用番将。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引发了后来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不给世家大族子弟，出任军职的机会，反而重用像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这样没有背景的外族武将，就是为了防止世家大族有立功的机会，挑战他的宰相职务。  但李林甫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也是唐玄宗的政治目标，只要他愿意当这个背锅侠，那他的相权就稳如泰山。 只不过唐玄宗和李林甫都没有想清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味扶持安禄山这些边将来对抗世家大族的结果，让安禄山也成了可以抗衡中央的力量。 安史之乱的爆发，虽然彻底摧毁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但也造成了割据军阀的出现，唐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就变成了皇帝和藩镇之间的较量。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采用了和文臣集团结盟的办法，来压制武将的力量，彻底杜绝军人干政的可能。 所以宋朝皇帝对士大夫阶层特别友好，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文臣集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做大以后，一样会限制皇权。 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除了开国前期几位强势的皇帝之外，都没有形成绝对的中央集权。 没有绝对的中央集权，中原的农耕文明，就没有办法聚拢所有的资源，对周边的游牧民族，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因此唐朝始终受到了来自吐蕃、突厥和回鹘的袭扰，北宋则更加悲催，因为没有实现大一统，导致了它体量不足，它不仅仅打不过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甚至连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它同样也搞不定，最后甚至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灭亡。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证明，只有实现了大一统和绝对的中央集权，农耕文明才有可能在这场生存竞争中活下去。 因此儒家的理论，就必须为这个政治目标而服务，这也就促成了理学的诞生，而朱熹学说的本质，就是要把道统和这两个目标牢牢绑定。 这个新学说，必须要抛弃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防止军人干政，甚至不允许知识精英组成的文臣集团，和皇帝分权，一切都要为绝对的中央集权让路。 所以虽然宋儒的理论让人眼花缭乱，还掺杂了很多佛家的学说，但它的本质就只有一点，就是以“孝”治天下。 这个“孝”和之前儒家理论里的“孝”，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所有的人，要单方面地向皇帝效忠，然后把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宗教式的。 儒家学说被朱熹这么一搞，自然就彻底变味了，甚至开始有点恶臭熏人了。 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个人的好恶而言，重回朱熹那个时代，我们同时也会惊讶地发现，理学实在是太成功了，为什么呢？ 因为它彻底解决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农耕文明要想生存壮大，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二，推迟马尔萨斯效应的发生。 前面我们讲了，儒家在南北朝时期，就把政权的合法性和大一统绑定在一起，而不再和民族挂钩，这就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要想彻底地实现消除游牧民族的威胁，就必须建立一个游牧和农耕合体的二元帝国，这件事终于在清代得到了实现。 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整个蒙古和西藏，还有新疆全部纳入了版图，只有这种规模的大一统，才能让清朝政府，终于彻底消除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而对皇权从理论上的绝对拔高，也终于让精英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清代即使遇到了像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西南的穆斯林大叛乱，上层的精英阶级，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分裂。 即使在清政府最困难的时期，无论是手握重兵的汉族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又或者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都没有做出过拥兵自重，分裂朝廷，甚至是篡夺皇权的举动，而这在其它朝代的末世，都属于家常便饭。 而且对农耕文明来说，另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人口的无限增长和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马尔萨斯效应。 当土地终于有一天，不能养活所有的人口之后，就一定会发生血腥的内战，随之带来的就是王朝更替。 这是农耕文明无法摆脱的宿命，它总会定期爆发，而且会到来得越来越早。 儒家在当时的知识范畴之内，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它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延缓它的到来。 而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用精神层面的追求，去压制物质层面的需求，用道德去约束所有的人，尽可能地把物质需求，维持在最低生存水平上。 理学中那些，所有压制人性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明代和清代官员在表面上的合法收入，都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低的，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虽然理学的各种主张，严重的反人性，让人各种地抓狂，但中国也只有在清代，人口第一次达到了5亿，虽然这里有土豆和玉米，这些外来高产作物的贡献，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理学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 所以如果以农耕文明的标准来说，清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产物，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敢说朱熹的理学是失败的吗？ 事实上它很成功！ 要知道内战没有搞垮大清，外国侵略也没有搞垮大清，真正导致大清垮台的，是因为它在没有找到可行的改革方案之前，就仓促地放弃了科举制度，导致它失去了传统知识精英的支持，这才是它失败的关键。 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在五四运动中被彻底抛弃，这其实并不是儒学失败了，而是它所面临的世界变了。 这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成为武林至尊，练了一辈子的九阳真经，等到终于破关的那一天，他突然发现，江湖上，早就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来解决问题了，他的九阳神功屁用都没有，这能怪他吗？ 朱熹所完善的理学，是要解决农耕文明的问题，但是等到清代终于修成了正果，这个世界却早已进入了工业文明。 作为一个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会料到，几百年后，在遥远的英伦三岛上，有一个叫牛顿的人，写出了经典物理学原理，又有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然后这个世界，就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运行了呢？ 哎……朱熹要拯救的世界不存在了，所以理学必须死。 理学死了，但绝不代表着儒学会死，为什么呢？ 因为儒学是一个操作系统，商鞅的法家也好，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罢，还有朱熹的理学，只不过是这个操作系统上，运行的app而已。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儒学这个操作系统就会存在，因为它的核心，是要把一个完美家庭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治理上，这个逻辑永远都不会过时。 而这个完美家庭的标准，就是运行在儒学这个操作系统上的app，所以只要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推出新的app，那儒学就一定又会重获新生。 而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那它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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