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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上海抗战与赵朴初 卢铭安
座落于常德路418号的上海佛教居士林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天就有数十万难民涌进上海租界地区躲避战火，聚集于慕尔堂和西藏路青年会、救济会。人民匆忙出逃，没东西吃、没有水喝、没有衣被，亟待救济安置。但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民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片惊慌，无人顾及人数庞大的难民。在此危难时刻，只有赵朴初一个人挺身而出！ 此时的赵朴初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常务委员，积极从事救助难民和抗日救亡活动。 但问题是赵朴初没钱没人没物资，要救下这几十万难民，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赵朴初这一生最尴尬的时刻，这是赵朴初这一生最无奈的时刻，但这也是赵朴初一生最光辉的时刻。他手举一面红十字旗帜，在随后赶来支援的是20岁的吴大琨，俩人带着难民沿街祈求商家、学校、会所开放空地收留难民。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求、一路安置，在上海人民和爱国商人、团体的支持下，有意无意，还是有佛的保佑，赵朴初来到宁波同乡会，这里是赵朴初平时练太极拳的熟悉之地。 露宿街头的难民分别安排在宁波同乡会、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等十几个地方住了下来。紧接着，除了难民们每天的伙食和医疗等问题外，日常的管理更是迫在眉睫的大难题。从哪里去寻求“难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呢?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但国民党方面鲜有人肯来干这“苦差事”。张爱萍同志闻悉其事，便托人给赵朴初递去字条，要他去找当时公开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寻求支援。第一次见到了刘少文同志，第二次会晤了潘汉年主任。最初来当难民收容所所长的是焦明和陈常，是由地下党“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尧山同志所派。焦明即曹白，后来长期担任谭震林同志的机要秘书；陈常即彭柏山，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位都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八月中旬，中共上海办事处与租界当局交涉后，从法租界卢家湾西牢中释放出一批为爱国救亡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赵朴初热情接待他们，先领他们去浴室洗澡，给大家换穿了新衣服，分派到五十多处难民收容所工作。这些“政治犯”不但成了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骨干，不少同志在建国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而吴大琨不但成了著名经济学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此外，还有许晴等不少同志，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赵朴初在这许多精英的协助下，救济难民工作出现了奇迹般的巨大成绩。收容所不但解决了难民们的日常生活和治病医疗问题，更对难民们进行了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 赵朴初完成了临时安置难民这个本应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天是赵朴初人生的巅峰！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发《号外》，标题就是《赵朴初活菩萨》。报纸刊登了赵朴初、吴大琨救难民的消息。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当天上午，“慈联会”的领导屈映光、黄涵之、黄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人都来到了仁济堂。他们听了一夜未眠的赵朴初的汇报，见社会局的人不上班了，于是决定在慈联会下，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任副主任。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收容难民的工作。 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整个上海滩笼罩着难民潮的氛围，在赵朴初的人道精神的感召下，山海里陈家陈淼生、陈巳生兄弟与整个家族都投入到上海人民营救难民的行动中。
1938年4月27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災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所卫生管理员训练合影，赵朴初（第一排右四） 当时，作为难民收容股主任的赵朴初，具体操办从各方面救助难民。淞沪会战期间，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吴淞，抢救我军伤员，赵朴初也赶赴前线，并将百余名要求抗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到军中。上海沦陷后，他坚守成为“孤岛”的租界，持续开展慈善救济工作。期间，慈联会相继在各处建立收容所50多个，收容难民近50万人次。 在救助难民的工作中，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接触。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难民工作党委”，指派党员在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双方经常协作互助，建立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一方面在中共地下党支援和帮助在难民中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自从认识了新四军张爱萍和潘汉年，就有了下述的赵朴初和陈巳生合作的“移民垦荒”的瞒天过海的故事，但鲜为人知的是笔者认为潘汉年看中了赵朴初，以至于抗战胜利后，有关潘汉年与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合作，忽悠美国情报局的惊天布局，让人跌破眼镜，此情报史上闪亮的一页将择日再叙。 1938年至1939年间，赵朴初以组织不良市民“移民垦荒”为由，分三批安排受过培训的青壮年难民千余人赴皖南、苏北，参加新四军。难民乘船需要经费，赵朴初主动提出“我去找黄涵之居士想办法”。黄涵之是慈联会留沪负责人，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手中掌握大量经费。“很受黄涵之老先生信任”的赵朴初是慈联会常委，经常和黄打交道。得到黄涵之的支持，在陈巳生的配合下，三批青壮年都顺利到达新四军根据地。 赵朴初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方筹措为新四军购置、运送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此后，以净业教养院为基地，赵朴初救助过段力佩、计淑人、马崇儒等一批地下党员、革命同志以及“皖南事变”中幸存下来的新四军小战士，并培养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壮大了党的后备力量。 杨堤，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被赵朴初、陈巳生用船送到新四军的那个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里唯一一个是党共中员的孩子。 难民所支持新四军的工作，逐渐走漏了风声。1939年，敌伪报纸惊呼：“工华”收容所是红小鬼的培养所。在日伪的干扰下，1940年年初，支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工作接近了尾声。 对于慈联会的送难民当新四军的事，蒋介石有所察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请了许多人吃饭，唯独不请黄涵之。另一方面，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表扬了上海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事。这个消息，赵朴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知道的。
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天台里街的赵朴初故居 其实，赵朴初在读书时就对共产党有所认识，这还是从朴老生平说起，大家会对他的一生为国为民的风范会顿时肃然起敬。 赵朴初居士，是一位诗人、书法家、护法居士。他是安徽省太湖县人，原名荣续，字朴初，后以字行，号开翁，笔名饮水，“以无尽菩萨之名名吾斋”斋号『无尽意』。其故居坐落在安庆市迎江区天台里街。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是嘉庆元年（1796年）状元赵文楷的后人。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 四代翰林府第始建于明代。因赵氏族中自赵文楷始，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四代翰林，故旧称“世太史第”、“四代翰林宅”。当年，赵朴初母亲到上海看望义姐关静之，关静之说：“三代住乡子孙愚。”建议她把赵朴初送到上海读书。 1920年元宵节，13岁的赵朴初和家人观看了花灯队伍，吃了元宵。这是他在太湖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元宵节。几天后，他离开了太湖，出了远门。 就这样，赵朴初来到了大上海，依关大姨为母，补习完两年英语后，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预备班，后以优异成绩入东吴大学。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赵朴初被推选为所在学校援沪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期间因曾参加“五卅”游行一事，受追查，到同学梅达君家避住，就此俩人有了生死之交情急，之后俩人都就读东吴大学。 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结缘就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安徽宣城人，思想进步，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他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等。
左：梅达君，右边：赵朴初 梅达君，曾用名梅光庾，1908年9月14日出生。安徽宣城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博览群书。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他与赵朴初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从小跟赵朴初一起长大的，就像赵朴初的影子一样，从不分开，两人志同道合，成为终身挚友。大学毕业后，他当过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又先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贵州省政府秘书、贵州省贵定县县长。1934年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 1938年9月受党指派，梅达君在上海参加难民救济工作，担任赵朴初副手，任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副主任，与赵朴初一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10月1日，梅达君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 在朱启銮等人秘密影响下，赵朴初思想上进一步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朱启銮于是向他建议，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等进步书籍。于是他俩与梅达君、陈明、方行等人合作，在吕班路西门路（今重庆路自忠路口）成立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底出版了《毛泽东论文集》，也是在中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右：朱启銮（曾任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左：中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朱启銮，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年仅23岁就由南方党组织秘密发展的党员，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期间，与在上海光华高中时的同学、此时正在清华念书的姚依林（化名姚克广）一起，参与组织了“一二·九”运动，还曾用英语通过电话沟通，策划要在次日（一周后的一二·一六）举行更大规模学生游行的路线。当晚临时住在他胞弟周克（原名朱启统）处的姚依林，事毕后对一直站在借用电话的小裁缝铺门外望风的周克半开玩笑地说，清华的英语还是不如北大的好啊。 朱启銮抵达上海后不久，适逢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从延安派遣刘晓秘密到上海恢复地下组织，朱启銮成为最早通过甄别、恢复组织联系的二十几位党员之一。 1927年，赵补初因病辍学，回到上海觉园关家养病，赵朴初住觉园时，身体瘦弱，关静之、关炯之姐弟给他生活上许多照顾。平常，赵朴初喊关静之“大姨”，喊关炯之“舅舅”。他一边养病，一边帮助关䌹之做文字工作。这段生活，改变了赵朴初的人生道路，从此，赵朴初走上了一条与佛教结缘的 ...  1947年上海行走图 觉园，早年座落在赫德路9号，根据47年行走图为赫徳路418号，即现今的常德路418号，靠近静安寺，离山海里陈家步行不到15分钟。这里原是一座私人花园——“南园”的旧址，后才改为“觉园”。包括金刚道场，现为上海佛教居士林。 该园由有“烟草大王”之称民族工商业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民国五年（1916）前后营建，占地约一百亩，东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至赫德路（今常德路），南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北迄新闸路，是简氏私家花园，取简照南之“南”字初名为“南园”。当时简氏兄弟将南园东南大部分土地分块出售，并优先售给佛教居士建筑住宅。 民国八年（1919），高鹤年（著名佛教居士、旅行家、慈善家）陪同印光法师为印佛教经书事由普陀山至上海，简氏兄弟即皈依印光，遂将南园改为觉园（一说是取佛陀为觉者之义，一说是取义于《法华玄赞》“毕离苦津，终等觉岸”）。同年，简氏兄弟邀请高鹤年商议，发心将原为其母亲念佛修行的精舍改造为佛殿，原建湖池作为放生池，并设想将该园捐作为佛教事业之用。 改造后，觉园主体建筑坐东朝西 ，正门朝东，入内通道设在北京西路1400弄，向西在常德路上开门，是中国传统庙宇建筑，红色木门窗，雕饰精美，楼下为佛堂，楼上为讲堂的二层楼大佛殿，内建有三大殿，殿宇宏伟，檐牙凌空高琢，气势恢弘。佛殿共三进，第一进天王殿，第二进大雄宝殿，第三进为两层楼的功德堂（楼下曾供奉简氏历代祖先牌位），即现在的金刚道场三大殿。主殿的南面，还建有智照堂，是由知名人士施省之（近代著名佛教居士，慈善家）集资建造二层楼房五间，一部分为僧侣居室和自修场所，一部分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寓所，兼做慈善事业和儿童教养院办公处。赵朴初是佛教净业社发起人之一，在智照堂住下达20余年 。觉园也成了赵朴初的“佛教大学”，赵朴初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一直担任江浙佛教会文书、中国佛教会秘书等，为佛教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1950年时的觉园／净业教养院全貌 民国十年（1921），简照南曾在觉园内发起讲经法会，请谛闲法师开讲《大乘止观》。民国十一年（1922），简氏兄弟应邀担任“上海佛教净业社”社董。 民国十五年（1926），简家将“觉园”之南院，捐献给佛教界，作为佛教净业社活动场所，于是上海佛教净业社”迁入觉园，在原有佛殿楼房基础上，又建造二层楼房一幢，楼上为念佛堂，奉祀西方三圣；楼下名“香光堂”，为讲经集会场所，印光法师还为香光堂撰书楹联。 民国期间，鉴于上海出现众多城市贫民急需救助，不少上海慈善团体施实社区慈善服务作为自己的慈善内容，居士佛教组织亦如此。作为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最大组织的“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均积极展开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常规性活动，并专门成立“施医处”、“施材处”等相关部门，通过制定具体章程，按章进行组织、管理、运作。 资金主要来源于常捐、特捐、乐捐等，并充分尊重捐款人的意愿，专项金不得挪作它用。 针对非常时期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居士佛教还实施难民收容所、慈善教养院等社区性慈善服务，如上海佛教净业社在1927年成立“净业社难民收容所”。 民国十八年（1931年）4月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觉园成立，圆瑛法师任会长。赵朴初任佛教会秘书，在这样一个佛化的氛围里，赵朴初与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佛教高僧大德结下终生之缘。 1935年的秋天，在圆瑛法师指点下赵朴初皈依了佛门，做了在家居士。从此开始研究佛学，研究了一辈子。除了研究佛学，书法也是赵朴初先生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长年日积月累地学习，不仅使赵朴初拥有了厚重的艺术积淀，更引导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精华，既有佛家之善结万物、也有儒家之积极入世、还有道家之自然虚静。正是这种融合了三家之长的思想，使得赵朴初不断提升自我的书法艺术境界。
老照片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两位“老孩子”在说悄悄话，右是赵朴初发生，左是启功先生。 赵朴初的书法中题写匾额的榜书，端凝庄严、气象静穆、用笔稳健、透着神韵。而启功评价赵朴初书法说：“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苏子瞻书，每日临池，未曾或辍，乃知八法功深，至无怪乎书韵语之罕得传为家宝者矣。”是对老友的书法与人品的赞颂。
启功为赵朴初作楷书四言联，嘉德2020年秋拍上以448.5万元成交 朴老一生书画谁得最多?沪上一人叫方行!两人友情深厚，只要方行开口，赵朴初没有不答应的。在上海档案馆留存一份赵朴初在解放初请求方行帮其申请房租减免的档案。因为当时上海市政府给赵朴初在南京路安排了一间公寓，赵朴初穷啊，觉得房租负担太重，又不好意思直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就写信告诉时任上海市工商局主任秘书的方行，提出换房租低些的住房。这世上像赵朴老那样清廉守洁的太少了，被赵朴初视如母亲的关静之关大姨在解放后去世，留下一笔巨款，赵朴老全捐给国家了。这是赵朴初净业孤儿教养院的孤儿，也是宋庆龄先生的义子王存根先生亲口告诉山海里小辈。 当年方行在赵朴初的精密掩护下有如下一段小插曲：1945年9月的一天，方行接到上级指示，通过赵朴初，出面租赁了北京西路1400弄内25号一幢单开间三层楼房，在内设立了中共上海局直属秘密电台，此处属于佛教房產，环境的隐敝性强，走入觉园四通八达，进退自如，绝佳之处。 25号二楼是方行、王辛南夫妇的卧室，那时赵朴初工作生活都在觉园，俩人来往相当方便，不仅有利于工作，相互之间的友情日益递增。 虽然电台在觉园很好地防范了来自国民党特务的人为危险，但仍然存在着被侦听的风险，为了安全，电台必须经常转移，觉园的电台在1946年夏迁到新闸路来安坊5号。而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到江苏路永乐邨21号，此屋也成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所地。当时的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部长钱瑛等经常会来这里举行各种会议，身居觉园内的赵朴初也时刻关注著这些上海地下党首脑的人身安全。有趣得是，此时的刘晓化名刘镜清，掩护身份是上海著名关勒铭金笔厂常务董事兼经理，方行化名方鹤亭任董事，而赵朴初的义兄陈已生是金笔厂董事长。
左：方行、王辛南夫妇。右：周恩来与方行 1947年8月，上海地下党从内线情报得知，上海警特机关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户口普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居民必须在家守候并要以照片核对。刘晓、刘长胜等人在商量后决定，大家以上海有几位资本家要到杭州名刹做佛事为由，暂避风头，请赵朴初备函，由方行陪同大家前往杭州枫林寺小住了约一周时间，由此成功避开了这次危险。由于陈已生赵朴初俩兄弟配合掩护的天衣无缝，位于永乐邨21号的上海局机关也一直坚持到了上海解放。在那里指挥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各项工作。 其实，1946年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在街头巷口普遍设立了“警亭”，以侦查户口的动静。为了上海局负责人的安全起见，受地下党领导张执一的委托，赵朴初和方行太太王辛南出面，在杭州凤林寺开设了“凤林医院”，以便必要时有的同志可转移到该处，用“养病”为掩护，以策安全。医院成立后，据记载，刘长胜、张体学、张执一等先后到凤林医院“疗养”过。杭州凤林医院的建成，为党的隐蔽工作增添了一处安全的联络点。 当时的赵朴初因工作常常往来于杭州和上海之间，一日闲暇，步行到枫林寺鸟窠禅师塔前，得诗首： 我来千载鸟窠空， 消息人天若有通。 四面湖山风雪里， 为谁错放一株红。 赵朴初一生于艺术诸门类，兴趣甚广。除书画外，昆曲也是他一生醉心的喜好。
1936年4月，山海里陈家陈淼生（第二排左六）参加昆曲爱好者的艾园 赵朴初与陈巳生工作上来往和合作甚多，与大哥陈淼生之爱好相同一一昆曲，俩人时不时会在山海里15号吟上小曲。赵朴初在苏州读书期间就迷上了昆曲。课余，他常去苏州街上的新乐府，看仙霓社的演员演出昆曲，每出新戏，他几乎一场不漏。昆曲中的许多曲牌，赵朴初熟悉到都能吟唱，这对他后来爱写词曲影响很大。 赵朴初住觉园时喜欢到戏院看昆戏。他不仅看南昆的传字辈和俞振飞的戏，也看北昆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和马祥麟的戏，并和徐凌云、赵景深等名票熟稔。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40年代就知道赵朴初和昆曲界的交往，所以1956年在浙江昆剧团新整理的《十五贯》演出成功后，周总理特别交代浙江昆剧团的周传瑛：“以后你们有新戏，在北京有两位爱好者一定要去请教，一位是王昆仑，一位是赵朴初。” 赵朴初不仅是书画戏剧的大师和行家，其实在金融和商业领域也是内行。比如在1930年时，赵朴初也曾涉入上海滩金融界有过一番作为，在他担任四明银行行长后，四明银行发展迅速，并于1930年分别设立了南京分行和总行房地产部，同时还清之前所欠旧账，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佛教会的成立，赵朴初作为早期参与者与太虚法师和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过从甚密，亲聆棒喝，藉教开悟，内心的佛性召唤日益强烈。而由于银行事务繁忙，为了一心事佛，赵朴初便逐步退出了四明银行管理层，直至1935年皈依佛门居士而脱离金融行业。
右：1928年的春节，赵朴初（左一）在上海北京西路1400弄觉园53号与关炯之（左四）全家的合影。左：1936年，赵朴初在觉园。 赵朴初在觉园有2处居住地，初到上海之居住在舅舅关炯之家里。另一处就是现在的净业社居士林，也就是净业孤儿教养院的所在地。这里，被赵朴初视为母亲的关静之也居住在此。山海里陈家的陈祖芬带着陈家的陈震海也在此居住过。当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是为了保护地下党的陈震海，赵朴初叫陈震海到净业孤儿教养院（上海少年村）当化学教师，天天跟着姑妈陈祖芬。怕陈震海被国民党抓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还有被国民党追捕的静安区委书记单益基、段力佩等很多中共地下党都曾经在此短期躲藏过。
左：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大法官。右：赵朴初题字的“上海佛教居士林” 关䌹之（1879年4月13日～1942年7月5日）名炯，字䌹之，又字别樵，湖北汉阳人。清末举人，曾以同知身份做过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1913年夏天，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关絅之是同盟会秘密会员，让公廨秘书杨润之秘密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送了一把亲笔题字的扇子给关絅之，以示感谢。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翌年，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创办佛教组织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 经此一案，关絅之嬴得了国人的拥戴，声誉腾起。辛亥革命后在主审“宋教仁案”和“五卅惨案”中坚持正义，维护了人民和国家利益得到了举国交口赞誉。 1921年，关絅之离开法官生涯后，42岁那年皈依佛教，修习净土宗。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他任副社长，并举家迁入觉园。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关絅之和施省之、黄涵之、王一亭等人在上海组织上海佛教维持会。 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任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6月又任上海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1930年，他任上海佛教居士林监察委员，1933年升任居士林副林长。1935年，他和释圆瑛、释远尘、屈映光等创立上海佛教公墓，并任董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常务理事，后与赵朴初、屈映光、黄涵之等在上善团体联合救济会下设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他还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下设战区难民妇孺收容所，并任该收容所主任。关絅之皈依佛门后，倾囊于社会慈善事业，晚年又积极资助和掩护赵朴初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上海滩受百姓的敬仰。 三十年代后期公开同情共产党，出任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益友社”名誉董事。 觉园的园内还有法宝馆、《弘化月刊》社、设有印光大师纪念会、法明学会、少年村办事处、平民施诊所、施粥厂等机构。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周建人、雷洁琼等也常在这里集会，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赵朴初也在此结识他的夫人陈邦织，直到1953年离开觉园，北上参政，定居北京。
右：1974年，赵朴初、陈邦织夫妇拍摄于西湖之畔。左：1993年，赵朴初、陈邦织夫妇拍摄于黄河之边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和陈曾寿兄弟是朋友，因为这层关系，赵朴初经常出入山海里15号和17号陈氏俩家，认识了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陈曾榖女儿陈邦织。 赵朴初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练武学习太极拳。跟普通年轻人一样，希望自己有一身肌肉和壮健体型，到山海里17号与陈氏兄弟商事，如穿着一身西装革履，风度绝对潇洒，15号陈家小辈都叫他“小开”，也知道他等会就会串门隔壁陈家。来来往往，年轻人的话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年轻的陈邦织就经常跟赵朴初在一起，随口就叫他开哥，他是家里的长孙，又叫开孙，后来他就自称开翁。 山海里17号的陈家也是书香门第，陈曾寿是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的大伯父。其五世祖陈沆（1785—1825），字太初，号秋舫，是清代诗人、文学家。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状元，授修撰，官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的儿子陈廷经，即陈邦织四世祖，授编修、官监察御史。陈邦织父辈中，曾氏三兄弟均有文名。 有一次看了赵朴初写的诗，陈曾寿在其诗稿上批道：“学佛以解脱为贵，做诗以不解脱、极沾滞为贵。”他写完了，对赵朴初说：“你写诗最大毛病就是带有禅的意念，禅是讲空，讲解脱的，而诗则不同，写诗不要过分把禅的意念搁进去。”赵朴初承认自己的不足，说：“因为佛书看的多，满脑子都是禅念，不知不觉，就写进去了。” 陈曾寿说：“写诗不要过分地把禅的意念摆进去。如果所写的诗带有禅的意念，就要像苏东坡的诗词那样，如同淡水中稍微加一点盐，恰到好处。” 启功曾写文章，谈到赵朴初和陈曾寿的交往：“湖北蕲水陈家自秋肪殿撰（沆）以来，文风极盛，朴翁在沪上时常请教于殿撰诸孙曾字一辈的先德，尤其喜读《苍虬阁诗》。陈四先生（曾则）的女公子邦织女士，在家庭的影响下成长，又和朴翁结了婚，成为朴翁在新中国工作更加得力的帮手。” 当年赵朴初与山海里陈氐兄弟结成结拜兄弟，与陈祖芬结为好友时，陈邦织还是一个在校学生，常到净业孤儿院帮忙并兼职辅导员，山海里陈家全家上上下下都称陈邦织为“陈小姐”。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看到陈巳生兄弟俩与赵朴初的整日忙碌，她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遂即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期间，因赵朴初与陈邦织志同道合和门当户对，俩人终于走到一起。 据山海里老人张佩珠回忆，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双方没有办正式隆重的婚礼，就叫了结拜兄弟陈淼生、张佩珠和陈巳生、徐剑英夫妇到觉园净业教养院内一起吃了素斋。当时关炯之已经去世，关家只有关静之老太太和一个小辈参加。没有其他人，十分低调，对外不公开的，山海里陈家还是称陈邦织为“陈小姐”，称呼照旧。
左：赵朴初为陈邦织的二叔题写书名、在书的内页上还有赵朴初为陈徵明的太极拳法写的介绍说明。这本陈徵明的拳法书是1994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右：陈微明（陈曾则）是清朝未代皇帝的太极拳老师，武功盖世的杨氏太极拳“五虎将”之首武术大师 1940年初，和老居士黄涵之闹了误会后，赵朴初离开了慈联会，不去仁济堂上班了。为了生活，经好友吴耀宗介绍赵朴初去麦伦中学教书。麦伦中学（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重点中学“继光中学”，在五角场附近）校长沈体兰是赵朴初东吴大学的校友，后入英国牛津大学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教了一学期国文课的赵朴初辞职了。赵朴初辞职时，推荐了陈曾则先生（即陈微明，陈邦织女士的二伯）接任自己的课。 陈微明（1881－1958），湖北蕲水县人，原名曾德，字慎先。读《离骚》，慕屈原（名正则，字灵均）之为人，易名曾则，改字天均。1913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他是《清史稿》的二十多位作者之一。在编修史稿的同时，开始学习武艺。1915年从师孙禄堂学习形意、八卦，后又拜杨澄甫为师，学艺8年，尽得杨式太极拳之精髓。 陈微明在杨澄甫门下学艺七年，成为杨式太极拳的衣钵传人。学艺期间，陈微明将杨先生口授身演的太极拳技艺一一做了笔记，最终汇集装订成册，并且把成赠与杨先生，以谢师恩。杨先生将书稿「藏之数年，不以付梓」，从不以示人，可见对书稿珍视有加。 后经友人倡议，征得杨澄甫首肯，陈微明将书稿要回来，连同杨澄甫所赠的五十余幅拳照，由名流郑孝胥题写书名「太极拳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书中套路部分的图片均为杨澄甫拳照，缺图的地方由陈微明补加。 陈微明不仅武技精湛，理论研究深入，而且品德高尚，待人谦和，治学严谨，其办学思路及影响是有跨时代意义的。赵朴初先生曾评价陈微明：“今则亚州及欧美等国慕名而研究学习者日众，其反映先生之倡守之功不可没也。” 1925年陈微明南下上海，移居山海里17号，在武昌路创办致柔拳社，从此，微明先生以文入武，以武入道，乃至最终走上性命之学的践行之路。其自任社长，传授内家的太极、八卦、形意等拳术。报刊媒体将办社消息发出后，报名者纷至沓来，从学者甚众。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等名人。 结为夫妻后，陈邦织对赵朴初的工作和事业始终给予了积极支持。她曾协助赵朴初收集整理统一战线工作、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有关文献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长期协助赵朴初从事社会救灾工作，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并慷慨捐助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俩人的爱一一峥嵘岁月，相濡以沫。
左：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右：翻译家、教育家、大百科全书中国首任总编辑姜椿芳 以下摘录赵朴初众多老朋友老战友中二位好友对朴老的赞美： 1941年夏，党组织指示文委书记姜椿芳做好上海京剧名流周信芳的统战工作，为了避开日伪的耳目，姜椿芳通过赵朴初，安排周信芳和编剧尤金圭在觉园，安安静静编写抗战剧本《史可法》，俩人也能经常安全地与左翼文艺工作者联络。 1937年10月28日，在淞沪会战枪炮声仍在继续时，周信芳就率领战时新组的移风社登上卡尔登戏院，打炮戏为《明末遗恨》与《徽钦二帝》，这两出戏均以外族入侵为历史背景，表现了以死抗争的民族大义，催人泪下而激励斗志。大红氍毹上响起了反抗的呐喊，锣鼓声传导了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一票难求，被赞誉为“麒麟童投向日寇与汪伪的两颗艺术炸弹”。同年周信芳又编排了新剧《文天祥》，但只在1938年演出一次便受到国民党恐吓，没能继续演下去。周信芳因而将《文天祥》的戏单贴到剧场里，由此在文艺界产生强烈反响。观众虽然没看到这部剧，但光听剧名，便明悉了剧目的内容以及无声的爱国情绪。而在觉园完成的《史可法》剧本也不能上演，周信芳愤慨地在舞台两测挂出这两场戏的大幅预告，以示爱国决心。 年届耄耋的姜老曾多次对家人说：“那时在上海，地下党经常在赵朴初的帮助下到寺庙开会，所以现在闭上眼都能知道走到一些寺庙的哪个角落。”赵朴初也曾多次对姜椿芳的女婿纪恒俊说：“你岳父在上海，看上去文质彬彬，话不多，但因懂俄文和肚子里东西多，讲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革命理论数他最好，搞文化工作很在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王成根在《我最敬爱的赵朴初先生》一文中回忆：“他（赵朴初）曾经在日寇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之际，帮助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隐蔽和运送织布机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也曾把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我还记得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的时候，有一次，赵先生把我叫到净业社他的房间里，目睹陈邦织先生把一根根金条打包装入皮箱，交我拎着上轿车，陪同先生送到乌鲁木齐路愚谷村一户人家存放。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家，金条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方行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家。赵先生告诉我，金条是老解放区送来买药品的，由于盖有老区的印，不能在蒋统区流通，只得通过可靠关系到中央银行去调换。这件事，最终仍由赵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银行金库完成任务。先生对我说：'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一定要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先生就是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作出示范的。” 另据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回忆：孤岛时期有“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星期六聚餐会”（简称“星六会”）范围窄、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琨、冯宾符、周建人等。会议常邀请党内人士讲述国内外形势。他们开会时并没有支开海婴，唤海婴去一旁玩。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觅敌人容易疏忽的、静僻的公共场所举行。大家在饭前二小时左右陆续到达。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素菜馆、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个记不得名称的和尚庙。 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简称“星二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有陈巳生、严景耀、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记忆中每次参加的人数大致是六至八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或许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寺庙关闭，里面一个香客都没有。 上述的和尚庙和寺庙应是觉园，由于觉园广大，且有多出入口，周海婴人小不记得大庙的贵名，然而，觉园也就成了当时爱国进步人士的一处重要聚会活动场所，陈巳生、沈钧儒、周建人、雷洁琼等都曾在此与赵朴初商讨要事。由此可见觉园在当时的超然环境，使之形成其特殊的功能和地位一一与赵朴初本人功力密不可分。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后陈巳生回上海，10月20日赵朴初邀请陈巳生赴民进上海市委作演讲时的照片 1954年11月赵朴初离开觉园在北京安家后，“上海佛教净业社”于1956年在觉园与“上海佛教居士林”“省心莲社”等合并，改称为“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1965年，“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再与“上海佛教信众会”合并，定名为“上海佛教居士林”。 参考资料：中国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接续篇：山海里陈淼生陈巳生与地下党银联、华联和保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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