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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永远值得珍惜的主题：母亲与爱。纵使千年流变，纵然无数人用不同的形式和调性吟唱过，它依然魅力不衰，常咏常新。 父亲还可以在被审视中轻声咏叹，母亲则永远是关涉爱的灵魂唱颂，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晦暗苦难的岁月，无论在遥远思归的异乡或者绕怀膝下的床前，无论嗷嗷待哺的童稚世界抑或霜华染岁的江湖流年。在互联网已成为生存器具的今天，随便在网络上输入“母亲”、“母爱”关键词，都可以瞬间让各种姿彩的诗意言唱与现实表达出现在面前。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这个顺理成章的寻常现实。 母亲于我是沉吟已久的心绪。如果不能真切地共情她一生那些默默的苦累、隐忍、宽容、陪伴、承当与慈爱，我宁肯把她放在内心最柔软体贴的地方，放在最纯净澄明的诗意灵境，不会轻易地打扰她描述她。语言是蹩脚的危险物，哪怕稍有草率、疏忽或无力，都可能扭曲、错解甚至伤害那最珍贵的存在。难以言说就保持沉默，是一份诚挚珍爱，也是一份深沉尊重。 母亲仙逝于1998年农历二月初四，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25年了，除了那如丝如缕的思念和梦中相见的温馨问候，就只有每年清明节虔敬而深情的祭拜了。25载光阴荏苒，飞逝如水。该写点儿什么了，为那份从未消逝远去的爱，为我那命若寒蝉又情比沧海的母亲。人说：父母在生命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在我心中，母亲那份绵绵不绝的爱从未离开。 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一 在固安县最西边，距大清河东岸不远处，有一个古韵悠长的村落——宫村，那就是母亲诞生成长的娘家。据表弟振东的记录，旧时，宫村每逢二、四、七、九日会在不同的街道流动开集，村落里的街道也就依开集的日子命名，逢九开集的那条街就叫“九日街”。在九日街中间偏西的路北，坐落一片高大古老的宅院，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许家”。中间的宅院前门口挺立着一棵蓊郁苍翠的老槐树，之后坐北朝南分列着前院、后两院。前院是我太姥爷太姥姥和五姥爷家，堂屋中间有一道门通向后院，院墙的东边有一条胡同也可以通向后院，后院便是我姥爷姥姥家，也是我母亲出生成长的院子。  老许家是村内外知名的大户家族。旁支不说，从太姥爷太姥姥算起，膝下共养育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姑娘，五个儿子名字中间排个“俊”字，分别为文、武、奇、侠、全，我姥爷是其中的老大，尊讳俊文。从太姥爷那辈起，他们这一门就在村东粮市上做生意，当地的粮市四斗之一就有“许家斗”。这时的日子虽然比一般人家强些，但因为国家动荡，京畿地区战乱频仍，而且人口偏多，生活也很艰难。因此下边的儿子们懂事较早，年纪不大就走出家门，各闯生路。 我姥爷16岁在北京东四北大街的一个叫祥太的煤油纸烟庄学徒，后在北京彰义门外开办文义兴粮栈，解放后回到固安，一直在县皮革厂工作。二、四姥爷在15岁左右先后离家、参加革命。二老爷1938年参加了华北人民保卫救国军，后加入120师北上挺进支队、晋察冀边区支队、保卫中南海高炮部队和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落户在山西。四老爷是120师27团团部看护班的班长，1944年11月，八路军120师与日本鬼子在山西兴县有一场遭遇战，牺牲了很多战士，四老爷就是其中一个，牺牲时年仅21岁，陵墓现存于山西兴县革命烈士陵园。三姥爷在14岁时到当时的北京晚报社当学徒，后加入私营印刷厂任排版股长，1955年参军加入总后勤部从事印刷工作，一家人落户在北京西郊。五姥爷是最小的儿子，一直留在家中，拾柴、做工，照顾太姥爷太姥姥及全家人。  姥爷屋里育有三女一男，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许氏家族基因优秀，姥爷姥姥年轻时都是一表人才，这一点很好的传给了他们的儿女。三个女儿个个身材匀称，俊秀漂亮，舅舅也是清秀干净，俊朗帅气。在后来母亲的一生中，每每说起娘家都是一脸的骄傲与陶醉，是很有道理的。她的眼睛如姥姥一样慈爱和善，皮肤白净，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年轻时留起的两只大辫子长过膝盖，在那个年代的乡村，真是活脱一位美女了。 姥爷家“礼儿”多是远近皆知的。所谓的礼儿就是生活中秉持和遵循的礼俗礼仪规范。许家的礼儿部分源于大户人家历代传承的礼俗秩序，部分是从不断涉入的商业社会融合进来的礼仪规范。有严格的一面，子女们必须遵循并身体力行。也有开放的一面，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山西、北京的兄弟及后辈们来来往往，为许家礼俗打开了一扇通向京城文化的窗，许家的礼儿也不断发展。在老许家，讲究长幼、尊卑、男女之间的尊重与关爱，体现为儿孙对于长辈的关心与孝道，长辈对于子孙的疼爱与呵护。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尊重，很少勾心斗角和利益争斗，讲究迎来送往必要的场面规矩和仪式感。家族的男儿们追求积极谋生甚至报效祖国，女儿们则静守闺阁，修习娴淑，巧工针线等等。 姥爷回固安后一直在县城西关街里的皮革厂担任会计。老人家讲求原则，以礼待人，头脑清晰，算账精细，在厂子内外颇受敬佩。他恪守践行孝道，每每周末回到家里，放下自行车总会先到太姥姥屋里，向老人报到，问寻近况，带点城里的新鲜吃食，坐下来陪着老人说会儿话，到了吃饭的时辰才回自己的小家。当此时，看到姥爷进院了，姥姥就会指派儿女们迎上去，“爸爸回来了，路上辛苦了！”“脸盆里倒好水了，爸爸请洗手。”“爸爸累了，坐下休息一会儿。”“一路辛苦了，爸爸请用茶。”等等。对于不了解这些规矩的，应对起来难免会有些手足无措。我在后来的一知半解，大多是因为母亲的讲解与教导，做不周全时也会遭到母亲的轻声训斥。 没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好。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家族，有了这样的规范约束和必要礼节，就会显得人人很有教养，有里儿有面儿，家族上下很有秩序，迎来送往时也善于表达人际的温情关怀。我母亲自小在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里长大，作为家里的老大自然又多一些领悟和自觉。 母亲出生于1929年，生肖属蛇，尊讳素珍。是的，和白娘子素贞谐音，一如白娘子一样的美丽善良，慈爱有加，知恩图报。当然，在俗世人生的命运沉浮中，她没有白娘子那修行千年的法力，更多的是面对命运多舛中的矛盾与重压，面对残酷虚妄的世界，与父亲一起苦乐悲欢。哪怕历经艰难、悲苦甚至屈辱，她总会自己擦干眼泪，带着我们穿越或急或缓的岁月长河苦累情深的活着奔着，一路向前。  大约1952年秋冬季，父亲和母亲走到了一起。娶亲那天，父亲穿着传统中式礼服骑在马上，母亲坐着新婚花轿一路跟随，走过20里的乡间路嫁到了东位村。那一年，父亲19岁，母亲24岁。 二 母亲的年龄大父亲5岁。老语说：“女大五，赛老母”，说的是男女婚姻生活中，女方大男方5岁就会在极大程度上既当妻子又替代母亲的角色。承担关心和照顾男人的责任，女方往往会更懂得谅解、包容、体贴、隐忍和担当。我想，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位从小在全家人呵护甚至有些溺爱中长大的“大男孩”来说，娶到我母亲未尝不是他一生中的幸事。何况母亲的德性教养和俊秀美丽表里一致，肯定有一段时间，他们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对“鸳鸯”，有过琴瑟和鸣、夫唱妇随的短暂而美好的幸福时光。 无论什么样的媳妇进了我们这样的家庭，生儿育女、开枝散叶都是重大且首要的使命。1954年，我的大哥降生了，生肖属马，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在此3年前，我奶奶还育有一儿，是我的小叔。爷爷奶奶40多岁“老来得子”，又喜得胖孙，想来那个并不宽敞的小院里一定是天天洋溢着笑声，日子里的一切都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后来很多次，母亲跟我讲：“你大哥生得又白又胖，俊的很，比你长得好看多了。”姑姑们也多次这么说，我想象不来那是一个怎样俊美的哥哥，让全家人一直赞不绝口。 生活从来怪异而荒诞，它永远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搂头盖脸地给你一盆冷水甚至毁灭性打击。在这个热浪翻腾尘世，我大哥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一周岁左右的时候就夭折了，那一年夭折的还有我的小叔。一年内两个男娃先后夭折，打击不是一般的大，家人的悲哀可想而知。黑云压城，哀思愁绪一定重重地笼罩在所有人的内心，挥之不去。我的父亲是不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开始借酒浇愁，不得而知。时至今日，穿过时光的隧道，我甚至能听到奶奶、母亲凄切悲凉的哭声，能听到爷爷们沉重的叹息。那样的水火流年，当月光从苍穹倾泻而下洒向这个农家院落，母亲们是一种怎样的别绪离愁啊！风水先生来过这个绝望的小院，装神弄鬼似的看看，把一堆魔幻神秘的咒语抛给家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只是在沉重的哀思之外增加些解脱的虚妄罢了。回想那个时节，新中国带给人们的希望和向往虽已扑面而来，但在乡村社会，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医疗卫生的常识还远远地陷于落后和无知状态。  时光急缓有序，日子总要继续下去。 两年后的1956年，我大姐出生。大哥夭折了，大姐就成了“学”字辈兄弟姐妹的老大，父母后来给她起名“学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父亲说过：“圣人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女孩子如何成为君子呢？大姐两三岁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普及人民公社，农村粮食放“高产卫星”并层层拔高，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哪怕是乡村社会，人们也激情澎湃、起早贪黑、热火朝天、“超英赶美”。就是在这个时期，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长发育，大姐直到成人都没有长到该有的身高。想来能活下来都已经是幸运，不知有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早成了干巴冰冷的统计数字。  大姐和我之间相差八岁。到1964年我降生前的八年时间，是家族历程中充满困惑和悬疑的八年，如今已基本成为记忆空白。那些惨淡的年月，春去秋来，日月轮转，我的父母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境遇与悲情已难以还原，不过有一点是事实：家里没有一个孩子活下来！多年以后二姑跟我说：“哪儿是没有小孩啊，每过两三年你妈就生个孩子。孩子生下来几天以后就会抽四六疯，然后就夭折了。那些年邪性，不知道咱们这个院没了多少小孩。” 所谓四六疯指孩子出生四到六天就会得的新生婴儿破伤风，一般是因断脐不慎、接触不洁之物导致的急性严重感染性疾病，主要造成呼吸道、消化道、心血管损伤，部分新生婴儿会造成肺炎、败血症，危险性极大甚至造成婴儿死亡。那时农村的接生婆又有几个懂呢？说这话的时候，二姑的眼睛湿润润的，语气里含着淡淡的哀伤。听到这话的时候，母亲的视线会默默地移开，转向某个空旷寂寞的方向。有的时候，所谓平静不是因为麻木，一定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苦涩与悲情。 我的到来或许重新点燃了家人的希望，全家人苦求的男娃终于挺过危险期正常成长了。后来父亲给我起名“学君”，还是希望我能成为“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但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是“学工学农学军”，所以“学君”就慢慢变成了“学军”，也好，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通俗易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成了全家人的“心尖子”、“命根子”，“你小时候太胜了。”说到我的幼儿岁月，大姐总会这么说。所谓的“胜”是超过所有人或事儿的意思。 从懂事开始，农活忙的时候，我跟在大姐屁股后边，她到哪儿我到哪儿，她跟谁玩儿我就跟谁玩儿。母亲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缠着她要求说“曲儿”，所谓的说曲儿就是讲各种各样的她知道的或者喜欢的故事，傻三娶亲、老鼠偷油、黄鼠狼偷鸡什么的。大一点了，母亲会讲宫村家里长辈们的故事。二姥爷、四姥爷参加八路的故事。姥姥姥爷如何孝敬父母的故事。门口外过“白脖子”的故事。南赵二姨、北京三姨的故事。积德行善甚至阴曹地府如何如何……母亲是一本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集，母亲是我们孩子的启蒙老师；母亲是不厌其烦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两年后，妹妹学英也来到人世，家里越来越热闹了。小妹自幼活泼、开朗、可爱，“白米饭，喷喷香，农民伯伯种的粮……”不知道这样的朗诵，小时候她在父母面前表演过多少次。又六年，弟弟学兵降生。弟弟来得晚，是一家人的“开心果”、“老嘎达”，小时候脑袋后边留着个不长不短的小辫儿，好玩儿极了。朦胧地记得，在小妹和小弟之间，父母还有过孩子，如同那些早早夭折了的哥哥姐姐一样，他匆匆的来了又匆匆的走了，在坚硬难熬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屈指算来，自从母亲来到张家，为了添丁进口繁衍子孙，前前后后有过八个左右的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值得庆幸吗？是的，但每当想起这些悲情的经历，我内心对母亲会更深切的充满恭敬、钦佩和欠然的心绪。人们常说，孩子的诞辰日，母亲的受难日。在那些少有阳光更多愁苦的日子里，为了这个家，母亲一次次的辛苦孕育，一次次的鬼门游走，一次次的绝望离别，一次次的咬牙前行，那份厚重深远的娴德慈爱岂是儿女一生一世能够报答和感谢的？母亲嘴里常说一句话；“你们要好好的长大成人。”从宫村许家纯静的闺阁修习到东位张家悲情的生命苦渡，是命运的戏弄？是生活的哀歌？是无可选择的承当？真的，我们好好活着就是对母亲曾经的悲苦与坚韧最好的感恩。  三 母亲的苦累不止这些。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农活劳动的人，毋宁说在家里的时候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婚后到了张家，家里没什么劳动力，为了家庭和睦，后来我们的小家和爷爷奶奶又分开单过。屋里一个个的孩子嗷嗷待哺，她往往也只能在孩子满月后就匆匆出去参加劳动了。 1950年开始，农村进行土改，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所有权归国家。1951年开始出现几家几户联合的“互助组”，1953年，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升级为“合作社”。在合作社初期，农民各家各户根据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按土地分红。这是“初级社”。1955年，农村合作社发展进入到高级阶段，出现“高级社”。高级社依然是农民用自己的土地入股，但分红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社里每年拿出一部分农业收成按比例分红，其余的由高级社存留，用于再分配，或用于再发展。 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归公，从此农村个人、家庭没有了土地，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参加劳动赚取工分，按工分年终决算分红。生产大队作为农村的基础行政单位，下分各生产队具体负责生产劳动和成果分配。在合作社阶段各家各户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到人民公社阶段乡村社会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名义上行政村落的施政权、财政权、成果分配权在政府，现实中却是五颜六色的。一个家族里，老大长期当着村支书或大队会计，老二当小队长或小队会计，想想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父亲当小队长会遭到村里大户强烈排挤的直接原因。无论时代怎么发展，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动、繁重家务是母亲不变的生活主题。  那个时代的生产队，有身强体壮的“铁姑娘”，有泼辣蛮横的“小媳妇”，有荤素不论的“老油条”，也有母亲这样“笨手笨脚”的“二把刀”，拿着可怜的工分，永远落在别人的后边，虽然她的内心十分要强，但奈何体力农活这玩意儿不是光要强能够解决的。所以，每当生产队敲钟集合，队长在前面一边分派农活，一边大声指责谁谁谁的失误，母亲差不多永远是在边上，安静的听着，细心地揣摩着。到了地头，队长或领工的按照一垄一垄把农活分派到每个人，母亲刚开始下锄，那些能干的老爷儿们、大姑娘或小媳妇已经在几米开外了。那时在生产队，每一天的活计都是一场“竞技”，争先恐后又浮皮潦草。在大多数人眼里，速度是最重要的，质量说得过去即可，能够兼顾两者的“能手”是少而又少的。而在绝大多数这样的“竞技”中，母亲不是在最后也是在那落后的一拨里。 至今还有人怀念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说那时候多爽啊，吃饭不花钱，想吃多少吃多少，乡亲们聚在一起，有肉有菜有说有笑的。我从不怀疑农村大食堂或有过少量这样的场景，但是今天说这话的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太过浪漫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大食堂惨淡经营，甚至到了经营不下去的潦倒边缘。人们越吃不上越要抢着吃，越抢着吃越不够吃。窝头、饼子、白薯、烂菜希烫都成了难得的美食。越吃不上越要寻找一切可吃的：烂菜叶、烂菜根、野菜、树叶、树皮……母亲讲过，那几年真是难啊，人饿成了皮包骨，一阵风恨不得就能把人吹跑。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也不知道。今天不是有人向往那个年代吗，穿越回去试试？  那个年代风雨大。家里的房子没有玻璃窗，细细的木窗户上糊着一层纸，通常纸是旧的，只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才会换新。每到夏天的雨季，为了防止潲雨，窗户的外边会装一个用草勒的遮雨挡，即使如此，大雨仍然会打透遮挡潲烂窗户纸，落在屋子里的炕上。父母都不在家，很多时候大姐就带着我慌慌张张地把什么东西堵在窗子上。当然是堵不住的，风继续吹，加上天气黑沉电闪雷鸣的，我们就躲上被窝垛或被子底下，直到母亲冒着风雨从地里赶回。这时大雨早已把她浇透，她来不及收拾自己，往往农具一放就必须收拾灾难一样的现场。这时，街道上、村南的苇塘边早已是一片汪洋。大雨过后，一场抗涝救灾也就开始了，地里的庄家泡在水里或被刮得东倒西歪的，不知道一年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收成。 那些年的冰雹真的是大，长大以后我很少见，小的时候却见过多次。那时候不知道冰雹有多大的危害，每次冰雹过后我们都会跑到院子里、大街上，看着满街鸡蛋大小的雹子粒，充满了新鲜好奇。拿着筐头、铁锨什么的跑出去，一锨一锨的往筐里锄，一边大呼小叫的甚至有一点兴奋。这时，社员们在地里或来不及往家里跑，就只能跑到就近躲一躲，比如地里的“机井房”，有时甚至根本来不及躲闪，身上就被砸的大包小包，青一块紫一块的，甚至有人就把命扔在了田野上。  很小时我就跟着母亲到田里，她在田里打草或干活，我就跟在她旁边玩儿。 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的一天，母亲到村东南沈家坟去割草，带我跟着一起到了地里。沈家坟南北地长，中间一条小道贯通南北。母亲在地里割草，放我在道边玩儿。母亲专注着割草，我在小道上开心的玩耍，玩着玩着离母亲越来越远，到了最南边的地头……母亲终于把草割满筐了，想着带我回家，才发现我已经不在身边。她顿时慌乱四向喊着找我，没有回音也没有我的身影，她的心绪迅速紊乱如麻：这孩子是走丢了还是让“拍花子的”迷惑走了？那时所谓“拍花子的”，是指一种善用迷惑性极强的话语或迷幻药的江湖骗子，专门拐骗诈骗妇女小孩。母亲越想越慌，满地里哭喊着疯跑着四处找寻，最后绝望地跑到地的最南头，才终于发现了我。 我掉到了一个大树坑里，坑很大里面的水较深，我只剩露着一个小脑袋在水面上，上也上不来一个人在那儿扑腾。“妈呀——”母亲惊恐至极地大叫一声，一把将我拉了上来。哪儿还顾得上训斥打骂，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放声嚎啕大哭。此时她已经吓坏了，如果不明不白的孩子没了或者淹死了，回家后她可如何交代啊？那一天，母亲绝望的呼喊与悔恨的哭诉一定感动了整个原野。 小的时候，我很愿意跟母亲下地，田野的清香和小花小草让我感到新奇兴奋。村西南大井那片地，从北向南地头儿真是长啊，有的农活比如间苗除草，一下午大抵从北往南做完一眼就算不错了。中间歇趁儿的时候，母亲要火急火燎地跑回家给孩子喂奶。我为什么觉得在妹妹与弟弟之间好像还有个孩子，就是那时候记下的。又一次，我被母亲放在地里的垄沟上，她严肃的叮嘱说：“不要跑不要动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可时间长了一点，我盼不到母亲的身影，看着周围长的老高的庄稼就害怕的哭起来，以为被扔在地里不要了，哭声在田野里游荡，直到母亲急匆匆的回来，这时我已经哭的一抽一抽的，接不上气来。那以后，母亲再没有放我一个人在地里。不是母亲粗心大意，实在是紧张苦累的日子往往让人迷乱不堪。 一天天的，收工了，放下农具，一会儿烟囱就冒起烟来。她还要忙着做饭，粗汤淡饭没什么好吃的，可那也得做啊。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像回事儿的土灶，灶膛里的柴灰还好说，土炕里的烟油长时间得不到清理，做饭时就会烟气倒灌，一会儿屋里就被弄的大烟小气的，呛得根本睁不开眼睛，呛得人咳嗽不止。母亲年轻时身体就有些孱弱，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这种烟熏火燎的，支气管、肺功能早早地就出现了问题，也早早累出了微微的驼背。所以后来每当母亲说起她年轻时的骄傲，我都有点儿困惑，因为这时除了能够从她的语气和眼神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美好的风采年华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看到的只是，一天复一天无休止的辛苦劳作。 漫长的贫苦年代，我家里姑奶奶多，老家人把家中的姑娘又叫做“姑奶奶”。我奶奶是缠足过的小脚女人，身材不高，干活利落，人也勤快，就是性子急了些。大家都很关心疼爱我，但是婆媳之间、姑嫂之间的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姑姑们都性子较刚烈，母亲是个“老嫂子”，性情较温和，她进门时我老姑才三岁有余。往往在姑嫂、婆媳拌嘴中，她从来没有占过上风。贫寒人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早已分不清对错是非了，母亲的日常承受了太多的忍气吞声，为了一家人的和睦，为了父亲不至于夹在中间，也为了老张家在村里的名声。为了这、为了那却从来很少想到自己的屈辱，很少想到自己还有多少、还有没有尊严。她默默地劳苦和委屈没有什么倾诉的对象，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在豆粒大小的煤油灯光下，一个人独自抹泪，黯然神伤；曾经有多少时候，在昏暗寒彻的低矮窗前，她对我和大姐说起家事，情难自禁处我们陪着母亲一起掉眼泪，那算是贫寒人家最基本的苦难教育了。“儿啊，要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了，让你妈过几天舒坦日子。”一个懵懂的农村男娃，那时还不懂得更多的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什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大道理，但是“好好念书”的具体意义已经慢慢被种在心中了。（待续） 阅读链接： 作者简介 张学军,1964年5月生，廊坊市固安县东位村人，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写作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写作学。1994年调任广告传播系，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品牌营销、传播与广告实务。出版著作有《写作智慧论》（主编）、《中国酒业营销思想库》（四卷本，主编）、《六个核桃凭什么从0过100亿》（专著）、《把品牌建在顾客心理》（专著）等，发表专业论文多篇。为十八酒坊、六个核桃等著名品牌创始人，并担任多家快消品企业品牌与营销顾问，曾获中国酒业金爵奖十大策划人，中国食品业金牌策划人等荣誉称号。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王璐佳 审校：王昊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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