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hǎi táng]
《南巡纪道图》（徐扬绘）中表现的清口附近运河漕运景象。
乾隆南巡与“行在治水”
王志伟
乾隆帝的南巡之举，在他本人看来，是其一生中可与平定准噶尔、回部相媲美的一件大事。南巡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五〇）。南巡途中，他访察民情，考绩官吏，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民隐；优奖士类，拔擢人才，网罗了相当一批汉族士人；沿途所经，蠲免钱粮，六次南巡对江、浙、皖地区免除了上千万两的应征钱粮和历年积欠；亲临河塘，面授机宜，对江南地区水患的有效治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民生、吏治、士子、蠲除、治水，以上南巡要务，如果让乾隆帝拣选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非治水莫属。
乾隆帝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御制文二集》卷十四《南巡记》）。因为占天下财赋大半的江浙地区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而这一地区又是千百年来的洪泛区，其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疏治难度，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治水在乾隆时代，被官方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治水即治政。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幕幕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治水壮举在乾隆朝渐次上演，在乾隆帝孜孜不懈的努力与艰苦卓绝的领导下，千百万治水勇士们完成的那些泽及后世的安澜工程，就是一座座丰碑，在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培育文化的历史上永远闪耀着光辉。
所谓“行在治水”，可以理解为以皇帝为中心，随其巡行所至进行的针对河工、海防的一应巡视、考察、指示、督办事宜，亦可视做河政之一端。六次南巡，为乾隆帝正确处理水患问题带来了经验上的准备与保障。南巡途中，从亲临阅视到面授机宜，从集思广益到乾纲独断，从督促监视到回访查验，这一系列过程是乾隆帝“行在治水”的主要方式，以南巡的历史与治水的结果来看，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乾隆时代治水的最主要内容，在于防治黄淮流域的江河泛滥与钱塘江江潮倒灌，即通常所谓的河工与海防。千百年来，这两大不同流域、不同性质的江河时常泛滥，给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破坏。以黄河为例，乾隆一朝的溃决次数高达二十二次，每当水患来袭，朝廷上下筹人、筹银、筹防堵，花费不可胜计。
仅乾隆六次南巡的三十三年间，每年因治水消耗的岁修银平均在三百万两以上。如此庞大花费，若所支得宜，河工奏效，尚可收补救之功；若稍有差池，用人失当，糜费巨万无算，还会致生灵涂炭于洪渎，正所谓“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御制文二集》卷十四《南巡记》）！
所以，南巡途中的“行在治水”，在筹划防治与督促官吏等方面，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其实质在于乾隆帝对河工海防只相信自己的亲力亲为，这是他心中长期以来坚持的信念，且随着南巡的渐次展开得到不断强化。以下，笔者以乾隆南巡期间两次重要的“行在治水”史实为例，再现其治水壮举，以此作为对他末次南巡二百三十周年的纪念。
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沿海岸以块石或条石等砌筑成陡墙形势的挡潮、防浪的堤，又称为陡墙式海堤。 海塘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亦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的重要屏障。海塘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
简介
从长江口以南，至甬江口以北，约六百公里的一段是历史上的修治重点，其中尤以钱塘江口北岸一带的海塘工程最为险要。高大的石砌海塘蜿蜒于几百公里长的海岸上，简直蔚为壮观。
钱江新城大王庙路石塘 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考古队员对钱江新城古海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柴塘和石塘并行的双塘结构海塘，首次明确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二年所修石塘的终点位置，确认了古海塘遗址中最重要的地理坐标节点。
海塘最早起源于钱塘江口，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钱塘江口一带的潮水特别大，有著名的钱塘观潮。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以简洁的笔墨描述钱塘潮：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
钱塘潮固然是大自然的胜景，但是也对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宋代嘉定十二年（1219年），今海宁县南四十多里的土地，曾因海潮而沦入海中。另外，海盐县的望海镇，也曾被海潮整个吞没。时至今日，海塘仍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沿海屏障。
起源
有关海塘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的《水经》。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介绍了《钱塘记》中这样一个故事：
汉代有一个名叫华信的地方官，想在今天杭州的东面修筑一条堤防，以防潮水内灌。于是他到处宣扬，谁要是能挑一石土到海边，就给钱一千。这可是个大价钱！于是，附近的地方百姓闻讯后，纷纷挑土而至。谁知华信的悬赏只是个计策，等到挑土的人大量涌来的时候，他却忽然停止收购。结果，人们一气之下纷纷把泥土就地倒下就走了。华信就是利用这些土料，组织百姓，建成了防海大塘。
——史话海塘
《阿桂等奏黄河漫口合龙大溜全入新河咏》碧玉册，故宫博物院藏
定清口水志，抑清黄水患
清口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在乾隆时代曾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的平交汇合处。（咸丰五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由于清廷防堵不力，致黄河一泻千里，北上夺大清河入东海，造成了历史上黄河第六次改道。此后清口不再是黄淮交汇处。）
由于淮河是以干流注入洪泽湖的方式与黄河实现交汇的，而洪泽湖又“上承清、淮、汝、颖诸水”，本身水量巨大，黄河每年夹带的大量泥沙经常淤积于清口处，阻塞淮黄合流，引发河水倒灌入洪泽湖的巨大水患，赖清口北上的运河漕运也会戛然而止。所以，在清人看来“江南河工，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九）。
倪俊龙
话说平湖的水文化，水利事业应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平湖的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水利工程中数最古老、最浩大的莫过于海塘。史料浩翰，读之乏味，如同嚼蜡，听笔者一一道来。
平湖地处杭州湾北岸中部，拥有海岸线29.5公里。有史以来，境内海岸线曾多次外伸和内退，史称“海进”“海退”。由此造成平湖境内人员伤亡、财产损毁不知其数，大片土地冲毁、农业受损，生态环境恶化，百姓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明代人早就明确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这水利，指的就是海塘。于是，修筑海塘成为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和当地群众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巡纪道图》（徐扬绘）中表现的清口附近运河漕运景象。
早在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在河臣靳辅的疏治下，清口处黄河基本顺轨，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几无决口之患。康熙三十五年，黄淮水势大涨，洪水冲开高家堰大堤，河水倒灌，泥沙堵口；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黄河再次泛口。
于是，总河董安国在清口修筑东西束水坝，“西坝御黄，东坝蓄清”（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表十一），以人工增筑、减筑坝口宽度来调控清黄合流，并以淮水冲刷清口黄河淤沙，防止倒灌，刷黄济运。以后又开挖陶庄引河，并曾筑了“御坝”、护堤等工程。
到乾隆初年，对清口东西坝的人工调筑已成为宣泄河湖水流的成例，切实有效。但是，随着黄河水势的南北变化以及河道中积年淤沙的阻滞，黄淮交汇处的水患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洪泽湖东高家堰大堤是一道拦水屏障，时任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的尹继善曾形容：“淮水挟七十二河之水，汇入洪泽湖，仅恃高堰一线孤堤，为淮扬保障，夏秋黄淮交涨，拍岸盈堤，势难容受”（《清史列传》卷一八《尹继善传》）。为保护高家堰大堤，每到水涨，河臣往往开放堤上的天然坝宣泄湖水，虽然平抑了水势，但下游州县悉数被淹。这种剜肉补疮的方法颇为乾隆帝诟病。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初次南巡，二月初八日渡黄河后至惠济闸（天妃闸）、高家堰大堤视察。当他看到堤上稀疏的树木，松散的护土时，立即下令多植柳树，一为护堤，一为备料，收一举两得之功。回銮时，他沿运河北上，经直隶厂过武家墩，再次登上高家堰沿堤巡视。他先过三滚坝，再到蒋家闸，一路查看水流情况，目的是要了解并解决这里天然坝泄洪的问题。阅视后，他谕高斌等人道：
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颖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及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之。而下游诸县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势弱，不能刷黄，往往浊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籍为防险秘钥，二者恒相持。……（《东华录》乾隆十六年二月壬午）
经实地调查，乾隆帝认为下游州县被灾实由开天然坝泄洪所致。他当即指示“天然坝断不可开”，并命人立石永禁开坝。又在河督高斌、总河张师载的建议下，命在三滚坝的基础上加设两座石滚坝，合为“仁、义、礼、智、信”五坝，并在智、信两坝面石上加封浮土，定在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且不见减涨时方可开启智坝封土，仍不减涨再启信坝封土。如此，则“宣节有度，较之开天然坝之一往莫御者悬殊矣”（《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四月丁丑）。以上定则，即洪泽湖五坝水志。
钱江新城大王庙路柴塘迎水面
海塘，历史上又曾叫御海塘、捍海塘、镇海塘、太平塘、海晏塘等名称，屡建屡毁，屡毁屡建，一代代传承下来，保住一方水土。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根治钱塘江水患，建成雄伟壮观、拒百年一遇大台风的重型捍海塘，确保了六十年来海塘平安无事，人们就把它的捍海作用也逐渐忘淡了。然而它虽是一条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海堤，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显耀着平湖人民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务实求真的实干精神和博大精深的水文化。
据复旦大学著名史学家冯其骧教授长期研究结论，7000多年前独山至王盘山27公里间曾是一大片良畴沃野。但随着岁月长运久转、天文地理变迁、波涛冲刷吞啮，到了晋朝，王盘山以内700余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皆沦于海中。
《黄运湖河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该图反映了乾隆四十五年前后苏北至镇江段黄、运河道形势及沿途河工的情况。尤其清晰地表现出清口三河交汇处复杂的闸坝、引水工程。
有史料记载，康城，原址现属上海市金山区，是杭嘉湖平原东南沿海第一座古城，由于“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一，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2年）就建立起海盐县，统辖现属上海市的奉贤区、金山区、松江区和浙江省的平湖市、海盐县及海宁市、嘉兴南湖区的一部分，把县署设在康城附近。公元前92年，海盐县康城扩建，面积约占12平方公里，当时西汉王朝的金都城也不过36平方公里。康城城中有车骑将军王延忠率水陆兵丁2000余人镇守。公元897年，康城又扩建了许多。宋代初年，康城已经发展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南北转运和对外通商港口。公元1184年，即南宋淳熙十一年（甲辰），杭嘉湖平原东南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毁灭性灾难，史称“甲辰海难”。这年中秋刚过，农历八月廿这一天，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昼夜不息。第二天风雨依旧，康城居民纷纷涌入城隍庙、关帝庙、地王庙等庙宇烧香求神保佑。八月廿三，风雨尤甚，昼黑如夜。鸡鸣狗吠，黄牛哭叫。西平街孟和尚家中如小猪般大的老鼠四处乱窜，城隍庙山门前两棵大银杏树突然一起倒伏，全城百姓和管兵无不恐惧。城内居民扶老携幼，肩挑包袱，纷纷外逃。仅文官武将坚守岗位，日夜巡逻。廿四日上午辰时（7～9点钟），风雨未息，只听远处轰隆隆巨声传来，瞬间，海啸劈天盖地惊天而来，守军和留城居民5270人均遭海难无一生还，整座古代豪华大都市顷刻间烟消云散，化为乌有，埋葬在离金山卫海岸南6公里的大海深处，康城及其附近的26000余顷良田顿时成为一片汪洋。
《黄运湖河全图》上，清口、三闸与仁义礼智信五坝形势。
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又是一个二月初八，乾隆帝再次来到清口东西坝和惠济闸前，他查看形势，踏勘丈尺，计算流量，经过反复筹议，终于确定了清口处“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的“展束”方案，此即著名的清口水志。
在当年四月初六日下发的谕旨中，乾隆帝又明确将仁、义、礼、智、信五坝长期封闭，待水涨时，只依定例拆宽清口东西坝走水即可。以后又在具体操作上做了一些修正，使这一借人力而宣泄得宜的水利工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发挥作用。
江淮一带随即实现了大丰收，出现了“下河每岁大稔，十余年来，高（邮）宝（应）遂无水患”的局面。清口处的运河漕运，也借这一工程得以通畅。
自明宣德五年（1430）平湖建县起到新中国建立初的550年间，记录在案的海溢、海啸达14次之多，受狂风暴雨肆虐成灾的有63次，域内死人不知其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境内尤其是独山东侧海岸线，无山脉屏障，滩地低平，潮汐顶冲，风大浪高，形势最为险要，历史上频频出险受灾，为历代抢修和防护之重点。清道光二年六月，浙江巡抚帅承瀛有记：“海故有塘，长二千余丈，以江南金山县界至独山石塘五百余丈为极冲；国朝雍正七年以后，屡有修筑。”
图为历代海岸线变更图（载1993年《平湖县志》）。
据考证，有记载的第一次修筑海塘在西周宁海国时，距今约2500年。2500年间，御海潮之塘堤史上曾有八次重大易地修筑。塘址节节北退，屡修屡毁，其工程难度不逊于长城，修筑时间跨度远超过历代长城。自春秋战国以来，海塘主要在澉浦、乍浦、独山、大金山至洋山、滩浒一线，历代修修补补约有百次之多。投入劳力、财物不知其数，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
史上海事难以一一列举，现拣宋、元、明三代几次重大典型事例分别陈述。
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载：绍兴年间（1131—1162），知县陈某尝于海塘五里建望月亭，迄今则亭基在水中，不可复见。十八条捍海冈岸，无一存者。县治去塘无三百步，而独山一带岁岁咸潮透入，水可晒卤，耕种者苦之。前政史宰亚卿亲督畚锸，移入数百步，别筑一塘。《闲窗括异志》。“岁久波涛冲啮，尽为海洋。”绍定年间（1228—1233），海盐知县邱耒筑塘二十里。咸淳年间（1265—1274），转运使常懋奏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海晏塘”。是秋，风涛大作，塘不没者尺许，民得奠居，岁复告稔，邑人德之。《宋史·常懋传》
元至元《嘉禾志》载，至元廿一年（1284），海盐县尹顾泳重筑捍海塘，长四千八百丈，改称“太平塘”。太平塘旧名“捍海塘”，防海水涨溢，故名。又记，至元甲申，县尹顾泳重修，改今名，立匾于上。《至元嘉禾志》。按，泳筑海塘四万八千丈。
明代初，海盐县境海塘为浙江省修筑重点，但由于岸线内坍和筑塘技术低下，屡筑屡坍。从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九年（1411）的41年中，共修筑6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武三年，海溢塘坍，遣官监筑，易土以石，凡二千三百七十丈。至十四年，又筑二百余丈。永乐三年，又圮，右通政赵居仁等按治，募浙西苏松等九府人夫，增土修筑石塘，而独山至周家泾一带仍为土塘。
石塘底桩
《乍浦旧志》载，乍浦海岸东十里至梁庄寨，又东四十里，抵南直金山卫华亭县界周家泾，西南三十六里至海盐县界，凡二千二十丈。明洪武三年（1371），圮，邑民潘允济言于朝，遣宋署令监筑，易土以石，凡二千三百七十丈。《府柳志》参《邑程志》。（明洪武）十四年，石塘成。《史概》。 按《盐邑志林》，海塘一带，外以捍海潮之入，循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御海寇之登犯。塘以内皆良田富室，烟火相望，所恃以为外护者，一塘而已。石塘缕砌者，用石方尺余，长八尺或六尺，纵而磊之，取海潮冲撼不动，内厚筑黄土以衬之，高与之齐，厚必五倍之，若少工力，石可冲撼，潮必内浸，石塘有罅，土塘必坏，土塘内溃，石塘不能独存。
天启《平湖县志》：海塘旧名太平塘，又名捍海塘。独山东至金山卫界周家泾，西至海盐县界，长二千二十丈。平湖未分，明永乐三年，左通政赵居任等官按治，募苏州等九府人夫，增筑海盐石塘，而周家泾、独山一带仍为土塘。
宣德五年，始分平湖为县。成化七年七月初三日，飓风大作，潮溢，自雅山东至杨树林冲圮五百十丈，县令郝文杰修筑。九月初一日，风涛复作，内塘已修者自周家泾东至独山复圮，其害视前尤甚，主簿陈善奉府檄，重修八百十九丈。
新中国建国伊始，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海塘建设，借鉴历史经验，因地制宜确定以稳定塘基、固脚固滩为重点，修筑海塘。按钱塘江治理总体规划，对境内海塘分别缓急、有计划地进行修筑。首先抢修缺口险段，加固旧塘，然后逐步结合围涂兴修新塘。
根据《平湖史志》2006年第四期“海岸线变迁和海塘修筑”登载内容，笔者稍作整理如下：
第一条海塘 东周时期宁海国（公元前506年—前220年）筑杭州湾北岸岸线，东起大洋关（即大洋山）、小洋山关（即小洋山），西经王盘山（即劈开山、亦称玉盘山）南，至乍浦约75市里。西晋年间毁。
第二条海塘 唐贞观元年（627）筑。东起滩虎（即滩浒岛），西到禹航亭（古地名，在海盐县境内海域，现无存），全长236里，屡遭冲刷。
第三条海塘 唐开元元年（713），在原址偏北筑，东起滩虎折北到江口（即古“东江”劈开山江口，现南排河独山枢纽站南一线——作者注），西至禹航亭，全长320里，唐末五代圮。
第四条海塘 宋大观二年（1108）筑，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海难”，康城沦海后，易址另筑新塘。元大德初圮。
第五条海塘 元大德五年（1302）筑，东起周家泾，西到独山；至正年间（1341—1369）重修，改名“捍海塘”；明朝屡次加固，后废，成小道，俗称“马路”（即明清时期的驿道，在现在的老沪杭公路附近——作者注）。明末清初外移百米筑海塘。
第六条海塘 1953年，主塘内百米筑土塘（即后备塘），东接大德塘，西到水口；1958年筑通至独山，全长8175米。
第七条海塘 1972年，全县2万余民工围垦海涂，筑石塘，东接白沙（湾）塘，西连水口之独山塘，陆续加固。全长7775米。
第八条海塘 2005年，外移新建石塘，东接石化海塘，西到独山海塘，为开发“独山港区”所筑。全长12余公里。
《乾隆南巡图》第四卷《阅视黄淮河工》
图上乾隆帝正站在清口东坝坝首，向河臣面谕河工。近前的重檐方亭为御碑亭，亭南（图上左侧）旗幡下的两排硬山殿宇是惠济祠（天妃祠）。再向东（左）看，祠南侧沿堤匍匐着众多百姓，一直排列到远处堆放着椿木的河口，即运口。运口左侧（东），头坝、二坝、三坝下翻滚着的运河河水，由运口奔涌而出，在这里大运河与淮河（实为洪泽湖）实现交汇，再继续北上过清口东西坝与黄河合流。在三坝坝首，有一座题写着“永庆平成”四字的三间彩坊，坊后蜿蜒曲折的长堤上，数不清的工人劳作其上，或夯筑、或负土、或洒扫，如此忙碌，全是为了保障维系淮扬安危的“湖滨长城”——高家堰大堤。
清口水志的厘定，是乾隆帝在南巡途中对河工亲自阅视查验后做出正确决策的实例。这样的亲力亲为较之以往的深居简出，于河工筹划仅限于往来公文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乾隆帝事后说：“设非南巡亲见，实虑不及，他人亦见不到。此一节，实可为后世法。”（《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
在历朝历代修筑海塘的过程中，它的坚强身躯为荒时暴月的海边留下了雄伟壮丽的人文景观；文人雅士为赴汤蹈火的海塘和不屈不挠的塘工写下无数绚丽诗篇、绘下无数英雄画卷；修筑海塘时响彻云霄的“塘工号子”怎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历代塘工探寻摸索、代代相传的工艺流程，使得今日的海塘建设日臻完善、完美。不及其余，都是水文化在历代海塘建设中的反映，有待我们去整理和挖掘，让古老的海塘文化重放异彩。
鱼鳞石塘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海塘逐渐增加，海塘结构形式也逐步扩展。明代出现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这是用条石纵横迭砌的重型石塘。
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浙江巡抚朱轼选择最危险而又地基较好的海宁老盐仓海岸，创筑鱼鳞大石塘五百丈。由于大石塘坚固耐久，故被广泛采用于潮水顶冲地段。据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统计，当时已修筑的鱼鳞大石塘长度共约八十七里，并用千字文顺序编号，立石碑于塘顶，以明确里程和地段，便于维修管理。筑有鱼鳞石塘一带也是观看钱塘江涌潮的主要壮观景点。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前后的清口惠济祠，引自《南巡盛典名胜》
筑鱼鳞石塘，图一劳永逸
钱塘江海防，源于杭州湾一带特殊的“喇叭口”环境。在潮汐作用下，海水从钱塘江下游宽达一百公里的海口倒灌进最窄处仅几公里宽的上游河道。由于江面缩小，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故后浪逐前浪、层层相叠，再加上江底淤沙的阻碍和东南风的作用，江潮奔腾咆哮，冲击江岸。钱塘潮在今天是称誉海内的奇观，但在古代，它对江浙一带人民生产生活造成过巨大破坏。
钱塘江海防工程，亦可称为“塘工”、“海塘”，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均是以巩固江岸、保护流域内耕畜民田不被潮水侵袭为目的，区别在于使用的材料与耐久度不同，沿江各段会因为江边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塘工各异。石塘从其创制的明代开始，就一直被历朝统治者视为土塘柴塘所无法比拟的、可以“一劳永逸”的海防工程。
清代的钱塘江海防始于康熙年间，较为著名的是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浙江巡抚朱轼修筑的海宁石塘。朱轼以两年时间，一百五十余万两的代价，修筑了海宁沿江九百五十八丈石塘，三千零九十七丈坦水，五千一百六十丈土塘，有效缓解了康熙四十年后因钱塘江水势北趋，海潮迫近塘根而加剧的漫堤风险。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六月，钱塘江遭遇罕见风潮，整个雍正朝修筑的海塘工程几乎损毁殆尽，仅有当年朱轼修筑的五百余丈条石塘尚称坚固。两个月后雍正帝突然离世，钱塘江海防的重担便落在了年轻的乾隆帝身上。
一劳永逸的石塘工程是历朝统治者的梦想，对初政的乾隆帝来说亦不例外。乾隆登基伊始，嵇曾筠即上书，“大鱼鳞石塘乃经久保固之工，自应于霜降后次第兴举，以垂永远”（《朱批奏折》，乾隆元年五月初一日，《总理浙江海塘管理总督事物嵇曾筠奏》）。
嵇曾筠所指的“大鱼鳞石塘”，是海防工程中最为坚固的一种。它的特点是塘工全部使用规格统一的长方形条石丁顺上迭，自下而上逐层垒砌，缝隙处再用糯米浆勾填，以铁锔、铁榫箍紧，层次密集，状同鱼鳞。因其坚固，足堪抵御江潮，遂被视为海塘中的“一劳永逸之图”。乾隆帝深知祖父及父亲没有完成的海塘工程如全部以鱼鳞石塘兴筑，不光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经理人选和工程技术上亦具相当难度。但年轻的乾隆帝仍以“不惜多费帑金，为民生谋一劳永逸之计”（《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的抱负，毅然启动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前后的盐官镇海塔院，引自《南巡盛典·名胜》
从乾隆二年至八年（一七三七~一七四三年），耗银一百一十二万余两的六千余丈鱼鳞大石塘工程完竣。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乾隆帝初次南巡到杭州，江堤巩固，海塘无事，他登临开化寺六合塔远望钱塘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江涛涌动，山岚绰绰的图景。面对着东去的大江，他发出了“洪潮拗怒尤未已，却数百里时无何”（《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五《钱塘观潮歌》）的感叹。乾隆二十二年，二次南巡途经杭州的乾隆帝第一次策马巡阅海塘，其时正值钱塘江“大溜直趋中小亹，两岸沙滩自为捍御”，正是“滨海诸邑得庆安澜，利及民生”的大好时光，乾隆帝即兴作《阅海塘作》一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骑度钱塘阅海塘，闾阎本计圣谟良。长江已辑风兼浪，万户都安耕与桑。
南北由中赖神佑，生灵永奠为民庆。涨沙百里诚无事，莫颂惟增敬不遑。
（《御制诗二集》卷七十）
海宁盐官镇“鱼鳞大石塘”
鱼鳞大石塘底椿与条石情况（20世纪30年代初，可器字号坦水尽卷底椿暴露）
无奈之下，乾隆帝只好放弃石塘，照旧加固原有柴塘。又下令加增柴价，鼓励民众踊跃售卖、输运柴木。鱼鳞大石塘全工完竣的梦想暂告破灭，乾隆帝当时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以至于驻跸安澜园行宫后，本已就寝的他于三更天便醒来，前日石塘作罢之事仍难以释怀。伴着园外隆隆的江涛，他吟道：
睡醒恰三更，喧闻万马声。
潮来势如此，海晏念徒萦。
微禹乏良策，伤文多愧情。
明当陟尖峤，广益竭吾诚。
（《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一《睡醒》）
第二天，遗憾未消的乾隆帝在土备塘上巡视一番后，带着大队人马直奔尖山。先拜谒观音大士，又阅尖山塔山间海塘，最后命人加修此处石坝，转了一圈就回銮杭州了。回杭当天，问安皇太后时，乾隆依然对“弃石保柴”耿耿于怀，故留下一句“捍御尽心粗擘划，此行或可未云空”（《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一《回跸杭州诣皇太后行宫问安即事有作》）聊以安慰。
盐官海神庙
盐官海神庙御碑亭
海神庙御碑亭中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御制《阅海塘记》，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年“弃石保柴”的过程
三年后，第四次南巡的乾隆帝再阅海塘，海宁老盐仓这段四千二百丈柴塘，仍然没有机会改筑。这一次，主要是将五百三十丈绕城石塘全部筑成三层坦水，原二层坦水内有桩残石缺处，查明更换。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这次南巡，老盐仓一带的海防环境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修筑石塘的变化，七十岁的乾隆帝注定要完成这桩期待了十八年之久的夙愿。三月初二日，他先到海宁观潮，初三日到尖山阅视海塘，并于当日下旨老盐仓一带现有柴塘，除个别地段难以下桩暂作保留外，其余各处全部改筑石塘。
一纸令下，积郁十八年之久的心结一朝开解。下旨后，乾隆帝亲自部署改筑工程，回銮途中还不忘叮嘱官员在石塘修筑完竣以前，千万保护好尚有护堤功能的柴塘。并特别告诫当地百姓，万不可心生改筑石塘而柴塘弃置无用的想法，否则就是开门揖盗，石塘没有筑好反而丧失了原先的保障。七十岁老人，依然细致如初。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七十三岁高龄的乾隆帝最后一次阅视钱塘江海塘。他站在这座与他打了足足半个世纪交道的鱼鳞大石塘前，最后一次现场部署了关于修筑和增饰塘工的工作，并下拨五百万两库银接筑章家庵以西范公堤土塘为石塘，以为将来计。当年底，接筑石塘两千九百三十余丈工程完竣。
三年后，全部鱼鳞大石塘工程告竣，浙江海防系统最终形成，钱塘江鱼鳞大石塘与金山至常熟段的江南海塘实现了连接，江左百姓赖以保障者以亿万计，长江三角洲地区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钱江新城大王庙路柴塘顶面
历史
元以前的海塘
有关海塘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的《水经》。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介绍了《钱塘记》中这样一个故事：
汉代有一个名叫华信的地方官，想在今天杭州的东面修筑一条堤防，以防潮水内灌。于是他到处宣扬，谁要是能挑一石土到海边，就给钱一千。这可是个大价钱！于是，附近的地方百姓闻讯后，纷纷挑土而至。谁知华信的悬赏只是个计策，等到挑土的人大量涌来的时候，他却忽然停止收购。结果，人们一气之下纷纷把泥土就地倒下就走了。华信就是利用这些土料，组织百姓，建成了防海大塘。
从五代、两宋到元朝，苏、沪、浙的海塘，有了初步发展。
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吴越王钱镠[liú流]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用“石囤木桩法”构筑海塘。这种方法，编竹为笼，将石块装在竹笼内，码于海滨，堆成海塘，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还在上面铺上大石。这种新塘，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比较坚固，防潮汐的性能较好。但是，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必须经常维修；同时，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无力抵御大潮。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
南宋和元朝，在海塘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浙西提举刘垕[hòu厚]又在当地创立土备塘和备塘河。它是在石塘内侧不远，再挖一条河道，叫备塘河；将挖出的土，在河的内侧又筑一条土塘叫土备塘。备塘河和土备塘的作用，平时可使农田与咸潮隔开，防止土地盐碱化；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潮冲坏，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并使之排回海中，而土备塘便成为防潮的第二道防线，可以拦截成为强弩之末的海潮。
在杭州湾两岸，元朝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石塘修建。在技术上还有许多创新。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使塘基更为坚固，不易被潮汐淘空。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层层垒砌，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好。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是后来明清石塘的前身。
明代海塘
杭州湾北岸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的前沿。针对涌潮对这一地区的严重威胁，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当地的海塘。其中几次都比较重要。一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工程，这次筑成石塘2370丈。二是永乐年间的两次大修。一次在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筑土石塘共11185丈；另一次在永乐十一年到十三年，这次调集军民十余万人，担任劳务，“修筑三年，费财十万”。三是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和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两次工程，这两次工程都分别修建石塘2370多丈。
在频繁修建浙西海塘的进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塘工结构，以提高抗潮性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的旧塘，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塘根浮浅”，二是“外疏中空”。前者指塘基不结实，后者指塘身不严密。因此，他主持建塘时，在这两方面，都作了重大改进。在基础方面，必须清除其表面的浮沙，直到见到实土，然后，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打桩夯实。认为这样的塘基，不仅承受力大，而且也不易被潮水淘空。在塘身方面，用大小一致（长、宽、厚分别为六尺、二尺、二尺）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共18层，高三丈六尺；底宽四丈，五纵五横，以上层层收缩，呈鱼鳞状，顶宽一丈。石塘背后，加培土塘。认为这种纵横交错、底宽顶窄、状如鱼鳞的石塘，整体性能最好。黄塘确实比较坚固。但它造价很高，每丈需用白银300两。因此，当他改造到全部塘工的1/10—2/10时，筹集的经费便告罄了。其他的只好仍用旧塘。
由于钱塘江潮水的主溜北移，涌潮对南岸的威胁减轻。因此，在明朝，钱塘江南岸海塘的建设，一般说规模较小。
除浙西海塘外，为防止长江口的涌潮危及南岸产粮区，明朝对嘉定、松江等地海塘的修建，也比较重视。主要工程有：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9年），修建了嘉定到太仓刘家港间的土塘长1870丈，底宽三丈，顶宽一丈。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松江知府白行中，修建华亭、上海、嘉定三县间的土塘，累计长52500多丈，底宽四丈，顶宽二丈，高1.7丈。其中平湖、宝山等地受海潮威胁较大的地段，在土塘后面，又加筑一条土塘，称里护塘。后来，由于在土塘外面，又淤出大片新地，因此，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海知县颜洪范，又在新地上再建成9200丈新土塘，出现了三重海塘。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
清代鱼鳞石塘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海塘逐渐增加，海塘结构形式也逐步扩展。明代出现五纵五横鱼鳞大石塘，这是用条石纵横迭砌的重型石塘。清代大部分时间，钱塘江涌潮的主溜，仍然对着海宁、海盐、平湖等浙西沿海，所以这一带仍是海塘工程的重点。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丈新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起初，朱轼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昂，每丈需银300两，没有推广，只造了500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
新式鱼鳞石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基础打得更为扎实。明朝黄光升的鱼鳞大石塘，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后半部未加处理。而新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除清淤和在前半部下桩外，在后半部也下了桩，使前后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承压性能，并在其上还用三合土夯实。第二，塘身的结构也更为严密。条石规格一致，规定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用丁顺相间砌筑，以桐油、江米汁拌石灰浆砌，上半部条石之间，用铁锔、铁锭连接。塘底宽12尺，一般砌18层、高18尺，每层向内收缩，顶宽四尺半。它与黄光升石塘相比，虽然小许多，但整体性能优于它。第三，护塘工程也更讲究，一方面，在石塘的背海面，培砌碎石和泥土，以加强塘身的御潮性能和防止潮水渗入。另一方面，在石塘的向海面修建坦水，用石块从塘脚向外斜砌。坦水宽度从12尺到48尺不等，以保护塘脚，消减潮波能量。
此外，在崇明岛，清朝也着手兴建海塘工程。崇明岛是今天我国第三大岛，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唐朝时，它还是一个小沙洲，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由于江水和潮水中的泥沙沉积，到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大岛。从明末起，为了围垦这块新地，人们开始在岛上修建简单的海堤。乾隆时，筑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堤，长100多里。光绪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在其上修建石堤。
清朝在防止涌潮灾害方面，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设法使钱塘江大潮的主溜走中小门。由于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都易酿成严重的潮灾，特别是走北大门，灾害更为严重，只有走中小门，潮灾才较小。因此，乾隆时曾组织力量，疏浚中小门水道，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水泥。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民国时期，以水泥作为塘工的材料，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千百年来，苏、沪、浙海塘工程的发展，反映了当地人民与潮灾斗争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
军事作用
我国最早把海塘用于军事目的是在晋代。晋代是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修筑海塘的开始，其第一条海塘出现于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名叫“防海垒”。“垒”即最初的海塘称谓。它是由吴国内史虞潭在长江三角洲前缘修筑的。此时修筑目的仍是出于防御海潮。其开始出于军事目的修筑海塘则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公元400年。当时，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占据舟山群岛，频频攻击东南沿海地区。面对起义军的打击，东晋统治者想到了海塘，赶忙修筑，作为防御堡垒。《晋书·卢循传》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缘海备恩”。又有云：“修扈渎垒，以防海寇”。文中“扈渎”即今上海地区。“恩”即东晋农民起义领袖孙恩。后文的“海寇”也是指孙恩领导的海上起义军。尽管袁山松不久便在扈渎为起义军击杀，但其开创的海塘防御还是对起义军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这段历史还可见，海塘诞生后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具有国防价值，并把之运用于实践中去。
海塘在冷兵器时代，对付使用弓箭的进攻者，其防守效果十分明显。故历代许多统治者在修筑海塘时都非常重视其国防功能的发挥，把海塘修得又高又牢。如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所筑海塘，北起嘉定老鹤嘴，南至海宁澉浦以西，高于城垣，内外皆有塘沟相交，具有很好军事防御作用。为此，世人评价说：“海防倚以为固”。其在国防上的效用由此可见。
元朝后期，倭寇之患乍起，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把南方地区修筑海塘防御方法引入北方。如当时著名学者虞集说：“京师之东，涉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连青齐，萑苇之场也；而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宜用南人法筑堤，捍水为田，召富民耕种，三年而征其税，可以卫京师，可以防岛夷，可以省海运矣。”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脱脱为相，因宗其说，大力推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几复罢”(《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文中“岛夷”是指日本海盗。此议虽未成功实行，但反映古人懂得海塘的双重作用和希望把它运用到北方地区，加强保卫京师重地。
明代，由于统治者重视，短短270多年，便13次大修海塘，初步奠定了今日海塘之规模。此时在技术方面也大有改进，基本用巨石修筑且结构合理。明嘉靖后，倭患猖獗，于是漫长、坚固的万里海塘便成为沿海广大军民抗击倭寇进犯的重要防御工事。对此，明人及以后一些专门记载海防或海塘的著作都有所指出。如《盐邑志林》云：“海盐一带海塘，外以捍海潮之入；循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御海寇之登犯。塘以里皆良田，富室烟火相望，所恃以为外护者，一塘而已。”《海防图注》云：“沿海护塘，高厚如墙，有护塘港，阔四丈，深一丈五尺，明人用以御寇。”又《海塘考》云：“海塘之制，高于城垣，内外塘沟相夹，汤和经略海防，引以为固，防海之外，兼以御侮，故规画特崇。”后一史料还表明，早在明初大将汤和就把海塘纳入其防御体系中，作为海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受明人推崇。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鱼鳞石塘的历史
嘉靖二十一年（1542），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调查研究了海盐凶猛海潮的特点，找到了修筑海塘的办法。他总结前人筑塘的经验教训，认为海塘易圮的原因是“塘根浮浅”、“外疏中空”。他精心研究塘基处理和条石纵横叠砌方法，在海盐首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取得成效。所谓鱼鳞石塘，简言之，如鱼鳞紧贴，冲吸无罅，即取极厚极大之石纵横鳞叠，方方向合，面面相重，上面盖以两纵一横大石，称其谓双盖五纵五横鱼鳞塘，内复以土塘。五纵五横鱼鳞桩基石塘直抵潮之正冲岿然不动。从此，海盐塘线才得以固守不再后退。
此后直至清代，在沿海险要地段所砌石塘，大多采用黄光升筑塘法。人们把鱼鳞石塘修筑得更臻完善，加大塘身断面，筑双盖鱼鳞塘，以增强抵御潮水冲刷的能力。至此，鱼鳞石塘屹立在海盐的海岸线上，并向西钱塘江北岸延伸上百公里，号称“海上长城”，这是钱塘江海塘工程建筑技术上的一项突破。此外，黄光升还将海盐海塘按《千字文》字序进行编号、分段，这一措施在清代被扩大用于杭州湾南、北两岸海塘的建筑。 关于乾隆和鱼鳞塘，民间还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乾隆四驻海宁陈阁老家，野史有它的说法，但清代皇帝特别关注海宁，有着更加重要、更加实际的原因。海宁的钱塘江海塘，北面是宽阔的太湖平原，历为是富饶的地区，在清代，这个地区上交的皇粮定额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但这个粮仓并不稳固，历史上，钱塘江摆动频繁，北线的杭州、海宁一线海塘，全是危急地段。粮仓告急，皇上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不惜投以巨资，大规模修筑钱塘江海塘。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140年间，规模较大的修筑工程有十三四次。每一丈（现在的七尺半）需8000万两白银，乾隆还亲自抓过打桩。清代还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海塘的保固制度规定，在保固期内，海塘如有损坏，承修官员必须赔修，即使官员本人去世，也须由家属赔修。
正因为从组织上、制度上、经费上对维修海塘进行保障，明清时修建的鱼鳞石塘，仍然屹立在钱塘江畔，有33.4公里，如同一座历史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对钱江海塘进行了全面的修复整治和扩建，海塘建设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钱塘江北岸海塘加固工程，44.7米的险工地段，作为国家重点扶持项目，1998年5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明清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塘修筑工程。
不同时期古海塘线形分布
清朝的新鱼鳞石塘
清代大部分时间，钱塘江涌潮的主溜，仍然对着海宁、海盐、平湖等浙西沿海，所以这一带仍是海塘工程的重点。清前期，先后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耗费700—800万两纹银，将这里的大多数海塘，都改建成朱轼创造的最坚固的新鱼鳞石塘。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丈新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起初，朱轼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昂，每丈需银300两，没有推广，只造了500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
新式鱼鳞石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基础打得更为扎实。明朝黄光升的鱼鳞大石塘，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后半部未加处理。而新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除清淤和在前半部下桩外，在后半部也下了桩，使前后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承压性能，并在其上还用三合土夯实。第二，塘身的结构也更为严密。条石规格一致，规定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用丁顺相间砌筑，以桐油、江米汁拌石灰浆砌，上半部条石之间，用铁锔、铁锭连接。塘底宽12尺，一般砌18层、高18尺，每层向内收缩，顶宽四尺半。它与黄光升石塘相比，虽然小许多，但整体性能优于它。第三，护塘工程也更讲究，一方面，在石塘的背海面，培砌碎石和泥土，以加强塘身的御潮性能和防止潮水渗入。另一方面，在石塘的向海面修建坦水，用石块从塘脚向外斜砌。坦水宽度从12尺到48尺不等，以保护塘脚，消减潮波能量(图19)。
由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和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大潮，受害面很广，除浙西海塘受到严重破坏外，钱塘江口南面和长江口南面的海塘，也多遭破坏。所以清朝除重建浙西海塘外，也在钱塘江近海以南和长江近海以南，修建规模较大的海塘工程。如在浙江的绍兴、上虞、余姚等地，重建7000多丈的海塘；又如将苏、沪的华亭、松江、上海、南汇、宝山等地的残破土塘，陆续改建成为石塘等。上述这些地区涌潮的破坏比浙西小，因此，这些地区的石塘多是轻型石塘，造价较低，每丈约为50两纹银。
图19清代鱼鳞大石塘剖面图(单位：尺)
此外，在崇明岛，清朝也着手兴建海塘工程。崇明岛是今天我国第三大岛，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唐朝时，它还是一个小沙洲，，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由于江水和潮水中的泥沙沉积，到明、清时，逐步发展成为大岛。从明末起，为了围垦这块新地，人们开始在岛上修建简单的海堤。乾隆时，筑了一条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堤，长100多里。光绪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又在其上修建石堤。
图20元、明、清苏南、沪、浙海塘位置图
清朝在防止涌潮灾害方面，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设法使钱塘江大潮的主溜走中小门。由于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都易酿成严重的潮灾，特别是走北大门，灾害更为严重，只有走中小门，潮灾才较小。因此，乾隆时曾组织力量，疏浚中小门水道，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水泥。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民国时期，以水泥作为塘工的材料，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图20)。
千百年来，苏、沪、浙海塘工程的发展，反映了当地人民与潮灾斗争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
盐官鱼鳞石塘，位于观潮胜地公园内，距占鳌塔约1000米。鱼鳞石塘是防钱塘江潮汐之患而筑，它始建于1700多年前。五代时吴越王钱（疒占）在位时，曾征泥工大规模修建海塘。此后历代均有修筑。鱼鳞石塘全部用整齐的长方形条石，呈“T”形，自下而上顺次叠砌而成。了解决钱塘江水流冲刷、掏挖塘身造成的技术难题，每块条石之间用较具粘性的糯稻米打浆、灌砌，再用铁锔扣榫；石塘顶部使用铁锭扣锁，防止松脱；塘身后加帮土墩护塘。修筑而成的塘从侧面看塘身，层次排列如同鱼鳞，整齐美观且坚固层次如同鱼鳞，故称“鱼鳞石塘”。到今天为止，鱼鳞石塘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水利作用，又号称“捍海长城”。
海宁石塘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