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妓与选秀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这无疑代替了早年流行的青楼“花魁”评选和“花国”的选举。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而那个时代电影艺术的兴起,也让“名媛”的群体罩上明星的光环。当时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当然,此时的上海也进入了交际花的时代。
1900年上海南京路与浙江路交汇处晚清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市妓女一直引领交际场中的服饰潮流,甚至成为良家女子的模仿对象。早在1869年,有人即在上海的报纸感叹:“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未解何故?”连上海女性对脂粉的特别喜好,据说始作俑者亦是名妓林黛玉。光绪时,沪妓喜施极浓之胭脂,因而大家闺秀纷纷效尤,然实始于名妓林黛玉,盖用以掩恶疮之斑者也。妓女出于职业需要,在外貌和服饰上争奇斗艳,却俨然成为时尚先锋,令大家女子起而效之。清末上海名妓影像明信片与妓女相比,女学生的着装是全然不同的风格。女学堂在开办之初,在服饰上一主朴素淡雅,这既是培养贤母良妻的教育目标和“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的女学宗旨下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了减少女学阻力的必要之举。《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即规定:“学堂教员及学生,当一律布素(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而在1910年初奏定的《女学服色章程》里,对女学生制服的样式、尺寸、颜色、布料有了更为具体、更加严格的规范,而这些细密的条文,也成为地方官员和女学主事者约束学生着装的依据。
妓女对社会风化的影响很广,而当局束手无策,只能故作姿态,自欺欺人而已。
无论是否接受,妓女从来是自古以来社会的产业,即使在清朝被推翻,民间舆论出现“废娼”之说,但“废娼”却未见成效,反而出现越演越烈之风,甚至出现妓女选美,参选者要靠自己和无数“纷丝”的努力,才有机会夺冠。
旧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红灯区
在那个神奇的年代,嫖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管是看戏、吃饭还是喝咖啡,大部分人没有姑娘就不能愉快聊天,就连干革命,也得边喝花酒边谈。在大帝都北平,公务员一下班就来妓院打卡,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老师带着学生逛青楼。
如此荡漾的年代,自然少不了广告这碧池的推波助澜。
名妓在那个年代是全民女神般的存在,经常上封面,拍广告月份牌;当时“贫学富,富学娼”,任何衣服只要名妓穿出来就是爆款。
名妓品牌的成名法则,如今依然适用:第一,要会拍照片,第二,要会讲故事,第三,多参加选秀。这三件事都与广告有关。
上海福州路一雏妓出台时的情景
照片是名妓们的万能宣传利器:可当DM揽客,可做成明信片售卖,可当情书签名后送给客人,也可贴在照相馆外给自己做宣传。
名妓们要拍的照片,自然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全家福,而是情趣写真。但此处的“情趣”与如今的私房照尺度有所不同。
为了促进行业发展,有头有脸妓院老板挖空心思来扩大影响,组织一些青楼选美活动。1917年底,上海滩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所—新世界游乐场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娼妓行业“群芳选秀”大会。
选秀妓女在报纸上拉选票
“群芳选秀”是由大众投票推选,每张选票上写着参赛妓女服务场所的详细住址,还有该妓女的擅长才艺。为了拉选票,妓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聘请文人把自己写得天花乱坠,在报纸上刊登。
1917年12月23日,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秀”揭晓,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国务总理则为王莲英。
现今偶像都有应援团队,当时名次靠前的妓女亦不遑多让,除出众外貌和才艺,各人都有“男粉丝”支持。比如第二届的花国大总统徐第,有两个嫖客争风吃醋,为徐第购买37万张选票,按照市场行情,二人在徐第身上就花了37万块大洋。
在选秀中一旦获得名次,妓女就成为“网红”,身价暴涨她们还可能被达官、富豪赎身,改变自己人生。
获奖妓女
民国时期的上海妓女,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身心完全失去了常态。没有羞耻、没有眼泪、没有欢笑,过着暗无天日的堕落生活。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人能够从良外,大部分妓女最后染上性病,受尽折磨,过早地悲惨死去。
“妓业,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城市提供给女性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妓业往往在那些经济发展迅速、地理位置充要、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城市异常繁荣。”因娼妓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敏感度高于社会其他群体,所以通过对上海妓女史料的爬梳,可以反映出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上海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上海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造就了上海娼妓的繁荣,娼妓业又给城市工商业发展和繁荣带来辅助作用。二者相互依存,互利共生。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妓女,虽然是社会的下等群体,但并不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自始至终是历史的参与者、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