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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苗”与“熟苗” 自唐宋后，苗族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定居下来。除一部分聚居外，大部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苗族有“生苗”、“熟苗”之区分。处于各经制府州县和土司直接管辖下的苗民谓之“熟苗”，既未建制设官又无土司管辖的苗民则被称为“生苗”。即 在军事上被征服，政治上经过“王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苗民，谓之“熟苗。”反之， 在军事上未被征服，在政治上不可“王化”，不乐意或抵制接受汉族文化的，则谓之“生苗”。  “生苗”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初年。《太宗永乐实录》卷33载：永乐3年“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5寨生苗向化。” “辰州卫指挥佥事龚能等招谕篁子坪等处12寨生苗廖彪等453户向化，廖彪等各遣子来朝，请设官抚治。” 《太宗永乐实录》卷37又载：“指挥丁能、杜福等抚谕四川亚坚等11寨生苗，136户向化……以上生苗叛服无常，命悉酉阳宣抚司管属，免其赋役。”这就是“生苗”之称谓的由来。 “熟苗”相对于“生苗”而言。其最早见于明郭子章《黔记》。他在《黔记》卷59中说：“苗人……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其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说：“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 清方亨咸在《苗俗纪闻》中说：“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多……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箐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劳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明朝和清初，“生苗”就可能相当多，故郭子章说“生苗多而熟苗寡。”历史上被中央封建王朝视为主要“生苗”区的，主要有两大块，即 川黔湘边界的腊尔山区和 黔东的雷公山区。 此外，还有一些“生苗”分布在其他地区。比如魏源《圣武记》卷7记载：“广顺、定番、镇宁诸边”，就有“生苗”680余寨。特别是望谟、紫云、贞丰、罗甸交界的大小麻山，是一块较大的“生苗”区。又比如湘、黔、桂交界一带的苗族，明朝和清初也是未归入“版籍”的“生苗”区。 湘、黔、渝边界的腊尔山“生苗”区  是 三苗时期尧舜“放罐兜于崇山”的那一支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主体居民，秦灭楚后逐步西移，从而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 这一地区的苗族，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称为“腊尔山苗”；又因处于“上六里”和铜仁府境内，又常被称为 “上六里苗”和 “铜仁苗”。以服饰为区别，又称这一带的苗族为 “红苗”。 从史籍上看，自明初开始，腊尔山红苗聚居区即被视为“生苗”区。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和宣德年间，多次称箪子坪和铜仁府内答意、治古一带的苗族为“生苗”。明万历开间户部侍郎杨嗣昌奏称：“今川、湖、贵三省除土司外，别有无主生苗，如所称红苗。”  《大清一统志·镇远府》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姓。”《平苗记》载：“楚、黔、蜀万山之交，皆苗也。种类不一，曰红苗，以其衣带尚红也。曰生苗，以其强悍不通声教，且别于熟苗也。” 《神宗万历实录》又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明万历年间，由西南五寨司地经箪子坪司、镇溪所，东北至保靖司境，半环这一地区筑有一道“边墙”，又称“南长城”。 以“边墙”即“南长城”为界，“边墙”之外的苗族属“生苗”，“边墙”之内的苗族属“熟苗”。清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载：“考苗疆边墙旧址，自亭子关(五寨司地，今凤凰县西)起，东北绕浪中江至盛华哨，过长坪……绕乾州城、镇溪所，又西北至良章营、喜鹊营(保靖司地，今保靖县东南)止。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陆人民无异，则熟苗也。” 至明末清初，川、黔、湘边界的苗族，仍被视为“生苗”，弃之于“外化”。清方显《辨苗纪略》载：“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由此可见，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黔东的雷公山“生苗”区  是三苗时期尧舜“叛入南海”的那一支的后裔，春秋战国时发展是楚国的主体居民，秦灭楚后，从长江中下游溯河西迁，主要经过都柳江而进入黔东南，逐渐形成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另一个苗族主要聚居区。 明清时期，雷公山苗族聚居区，也被朝庭视为最主要的“生苗”区。以服饰上划分，这一地区的苗族主要属“黑苗”。“黑苗”中又有所区别，因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黑山苗”、“黑脚苗”、“楼居黑苗”、“九股苗”、“紫姜苗”、“夭苗”、“短裙苗”等。李宗坊《黔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种类甚繁，习俗各殊，衣皆尚黑。”乾隆《贵州通志》(卷7)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为熟，无管者为生苗，衣服皆尚黑，故曰黑苗。”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黑苗，一名生苗，以黎平、都匀二府为中心，而延至贵州之东南部。”“台拱，昔为生苗巢穴。苗族以九股苗为最著，生齿繁盛，近丹江者曰上九股，近施秉者曰下九股，寨密人稠。” 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说：“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居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雷公山这块黑苗“生苗”区，即苗族内部自理“自然地方”， 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榕江，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脉为中心。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应包括台江(原台拱)、剑河(原清江)、雷山(原丹江)、丹寨(原八寨)、榕江(原古州)和凯里等县市。 为了征服和控制“生苗”区，明朝曾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 如对腊尔山区的“生苗”，魏源《圣武记》载：“宣德6年，腊尔苗叛，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12000人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署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 嘉靖年间，腊尔山苗民起义，明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领大军进行残酷镇压。明田英产《平苗议》载：“经大举，计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已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逃脱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对雷公山区的“生苗”，《明史·土司传》载：“洪武22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4700余级，擒获6390余人，收降寨洞152处。” 明侯加地《苗缴纪事》载：成化20年，“烂泥苗龙洛道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80000余人，巡抚邓延瓒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令熟苗诈降，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110寨。”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虽能取得一时成功，但最终未能完全达到全面控制“生苗”的目的。 这就迫使朝庭不得不默认这两个“生苗”的自主自立状态。朝庭对“生苗”区采取的政策：  第一、军事封锁和隔离  明朝统治者在每次较大的军事征讨之后，均注意选择要地，于“生苗”区沿边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这就逐步形成了对“生苗”区的军事封锁线，“生苗”被圈锢和隔离起来。 这种情况在腊尔山“生苗”区，最为典型。据《明太宗永乐实录》记载：早在永乐3年(1405年)，湖广都指挥谢凤即以“答意等五寨生苗”，“出没劫掠”为由，奏请朝庭“于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御之。”又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永德年间，肖授在镇压“腊尔山苗”时，乌罗知府疏言：“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箪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为乱，招抚不从。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害，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 于是，肖授乃筑湾溪等24堡，“留官兵7800人”，“环其地守之”，从而对腊尔山“生苗”形成圈围之势。 据严如煜《关隘说》记载：明嘉靖年间，张岳在镇压腊尔山地区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有三，各哨以土兵仡蛮数百人，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这13哨所为：镇溪、乾州、铜信、水塘、水田、小坡、石羊、清溪、永安、五寨、河口、强虎、箪子。以后又陆续增设盘石营、正大营、凤凰营、箭塘营、镇靖营、振武营、喜鹊营以及华盛、王会、长宜等哨所。 从营、所分布的位置来看，大致是围绕腊尔山沿边，由西至东至南而北，即从现在的贵州铜仁、松桃、镇远，经凤凰以南至麻阳，凤凰东北至吉首、古丈和保靖，构成一个弧形防线，从而形成了对腊尔山“生苗”区的包围圈。 更有甚者，湖广参政刘复一，奏请朝庭修筑“边墙”，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区和汉人区隔离起来。 奏文称：“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所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300余里。”这条边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长城”，正是建筑在由上述各营哨所构成的弧形线上。边墙内为“熟民”，边墙外为“生苗”。  雷公山“生苗”区，明王朝多次用征剿，均未能使这一地区的“生苗”归于“王化”，也不得不采取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 清水江为雷公山苗族出入的通道，明宣德、正统年间，在清水江和雷公山“生苗”区沿边的镇远、施秉、邛水等县司境修堡设屯，以封锁和控制“生苗”出入，阻断他们同外界联系。 嘉靖《贵州通志·经略志》又载明成化年间镇远知府周瑛奏：“所属邛水、施秉等司县与……生苗接踵”，“施秉县旧有岑麓等四堡……正统十四年苗民猖獗，将各堡焚毁”，故请“恢复”；又“苗东入则由邛水，西入则由施秉……分兵守边……屯聚人马……非策之善也。”按他的建议，“摘拨人马或二千或三千，就于邛水荡洞或得民处驻扎，分屯要害……挟其咽喉，而制之命。” 第二、用沿边土司进行防范 明王朝所设置的大小土司，有不少是在围绕“生苗”区的沿边地带。腊尔山“生苗”区周边有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五寨长官司、箪子坪长官司、平茶长官司、石耶长官司、邑梅长官司、平头长官司、乌罗长官司、省溪长官司、铜仁长官司等；雷公山“生苗”区周边有凯里安抚司、八寨安抚司、古州长官司、偏桥长官司、烂土长官史、施秉蛮夷长官司、赤溪楠洞长官司、金容金达蛮夷司等。 朝廷赋予这些土司的任务，一是直接统治管理领地内“归顺”的各民族，二是对“生苗”区则负有钳制和防范的责任。同治《保靖县志》就载：“明代土司最重，盖借以防苗也。”  朝廷利用土司对“生苗”区的这种防范作用，据伍新福先生研究，永顺、保靖等大土司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具体职责有三： 一是所谓“担承”。即朝廷责成土司负责绥靖“生苗”区一定地域的苗民，凡这一地域出事，由负有“担承”责任的土司处置。据《永顺县志》记载：“土司有担承苗疆之责。辰州西南一带，苗有镇、悍之分，恃强负固，已非一日，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并且“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 二是所谓“贴防”。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均下设舍把、土目，带领一定数量的土兵，长期驻扎在“生苗”区沿边的险要营哨，就地防范和弹压邻近苗寨。比如永顺宣慰司置舍把2员，头目10人，带兵150名“贴防”永安哨(今凤凰县西)。又置舍把2员，头目10人，带兵150人“贴防”强虎哨(今凤凰县东北)。除固定“贴防”外，还另有临时“防守”义务。 三是“助剿”。当发生较大规模的苗民“暴乱”时，朝廷派官兵镇压，各土司必须听调率土兵“助剿”。据《古丈厅志》(卷16)记载：明嘉靖年间“镇箪红苗”起义时，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奉调“征镇箪”，“其子守忠亦报家丁土兵500名从征。” 第三、置卫所屯兵，进行钳制和镇压  土司的“防苗”作用必竟是有限的，加之，不少土司土官，一方面倚仗自己的势力，“平时不无虐苗情事。” 往往成为引起苗民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常“以窝苗为利薮。”甚至有的“窝苗诱叛”，同苗民里应外合，乘机渔利。 鉴于这种情势，明朝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在“生苗”区沿边，遂广置卫所，开屯戍守，利用卫所控制土司，同时加强对苗民的弹压。 在腊尔山“生苗”区，早在洪武年间，明朝就派军事力量深入“生苗”区腹地，建置崇山卫(今花垣县地)，以杨仲名为指挥佥事，“督将士屯田。”又置镇溪千户所。“割沪溪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常德卫。置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相兼管事。”正德年间，又“添设守备，镇乾州兼制土官。” 明朝统治者先后在腊尔山“生苗”沿边设置了九溪卫(今湖南慈利县境)、永定卫(今湘西大庸市)、辰州卫(今湖南沅陵县)、沅州卫(今湖南芷江县)、安福千户所(今湖西桑植县境)等。新置卫所在永顺、保靖土司外围又组成一条防线。它们一方面控制永、保等土司，另一方面随时可对“生苗”区采取军事行动，进行钳制和弹压。 在雷公山“生苗”区，明朝一开始就在贵州境内广泛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把大批官兵和汉人，从内陆迁来开屯戎守。洪武1年(1368年)，朱元璋就于邻近“生苗”的清水江下游镇远地区，建筑了清浪、梅溪、相见和柳塘4堡。接着又在清水江上游建柳霁寨和台拱寨，驻军戍守。洪武年间，明将汤和、周德兴、唐胜宗等又分别在铜鼓(今锦屏)、思州、黄平、镇远等地实行“屯田定边。” 这些卫又各辖若干千户所、百户所和堡。所有这些众多的卫所、堡寨，同邻近的大小土司犬牙交错，形成一个对雷公山“生苗”区进行防范、钳制和弹压的军事网络和包围圈。 在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间(公元1368—1644年)，在两大“生苗区”，也是苗族的两大聚居区，虽然也发生少数苗民的反抗与斗争，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与斗争。 苗族人民心地质朴，他们只要求最简单的 安居与乐业，自耕自食、自织而衣，只要不是官兵逼得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乐见自己的农耕或游耕生活。 贵州“生苗”与“熟苗”  “生某”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政治术语，一般用于指代羁縻州县所管辖的各族居民，甚至是从未与朝廷发生过关系的各族居民。一般而言，是将其族称之前冠以“生”字，而构成稳定的政治术语。凡属这一术语所指代的对象，既不必向国家承担任何赋税与徭役，也不必遵守朝廷的政策和法规。也就是说，被称为“生某”的民族是不在朝廷范围内的人群。 因而，他们的政治待遇甚至是身家性命都无法得到朝廷的保护。由于官方文书和私家著书关于“生某”的内容不多，有关唐代以前“生某”这一术语的用例，无法详细说明。  苗族旧照 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涉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官私文书日渐增多，有关“生某”的用例也逐渐清晰。南宋时，有一些典籍，如《溪蛮丛笑》《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都能提供关于“生某”这种称谓的丰富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生某”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边疆各地，而使用频率最高的则是西南地区。 由于西南地区民族种类众多，其统一含义的术语用例也很多，如“生苗”“生瑶”“生壮”“生番”“生黎”等。具体到“生苗”一词，其含义是说他们的政治身份和待遇与朝廷统辖的“编户齐民”不同。 苗疆边墙遗址 最初，凡属明清时期的苗疆地区，都属当时朝廷所认定的生界。对生界内的苗族居民，一般是委托周边的各族土司，进行管理（即土司制度）。只要苗族居民不越界进入到中原腹心地带，一般情况下，不轻易用兵或者委派官员进入其地，这就是所谓的“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处置政策。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谓苗疆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明代修筑边墙后，边墙以内的苗族称为“熟苗”，边墙外的苗族则称为“生苗”，以此赋予边墙内外苗族居民的不同待遇。 因此，生苗、熟苗只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实际上都是苗族，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 凤凰古城"生苗"与"熟苗"
凤凰古城，过去是”熟苗”的聚居地，而不远处的关田山，则属于”生苗”的聚居区，而且至今依旧如此。 据康熙年间《麻阳县志·镇竿总说》记载：”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陆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因此，所谓的”生苗区”就是纯粹的苗族文化区，而”熟苗区”则是接受了汉文化的融合文化区。 扩大”熟苗区”，控制”生苗区”，是历代中央王朝的共同做法，明朝政府就曾频频对湘西用兵，仅1381年（洪武十四年）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大规模的剿苗行动就有30次，但几乎每次镇压都遭到了苗民的顽强抵抗。
除此之外，不堪民族压迫的苗人，也经常主动进犯”熟苗区”，以企夺回被强占的家园和田地。有位地方官在递呈中央奏折中说：湘西多事的原因有三：”官逼民反”、”开(来自江西、湖南衡阳、保靖等地的移民)逼民反”、”奸(奸商、苗奸)逼民反”。 苗人的不断起义和骚扰，也使得明王朝统治者坐立不安。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进士蔡复一任”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参政”，驻守沅州，”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 从1615年始，大规模的长墙修筑工程开始了，用工20万个，耗白银4万余两，历时8年之久。据记载：边墙迤山亘水，蜿蜒曲折，西起与贵州铜仁交界的黄会营，北至乾州(今吉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之喜鹊营(在州内花垣县境内)，绵延180公里，其中绝大部分修筑在凤凰境内，边墙高2.3米，底层基宽1.7米，顶宽1米，甚是巍峨。 1624年，180公里的边墙完工了，它沿山越涧，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及汉人分开，规定”苗不入汉，汉不入峒”。1628年，苗民不堪重压愤然起义，消灭边墙驻军7800余人，摧毁镇苗的小长城，”土墙尽踏为平地矣”。
清朝初期沿袭了明朝的对苗政策，1795年，苗民爆发了大规模的乾嘉起义。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清王朝接连派了福康安、和琳等诸多名将，调集7省40余万官兵合围征剿，才把它残酷镇压下去。在清王朝的重兵之下，凤凰城外曾尸横遍野，血染边墙。因镇压苗民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军力，清王朝由盛转衰，这次战争被称为”清朝中衰之战”。 正如沈从文先生在其《凤凰》中所言：凤凰美丽的风光从来就浸着血腥，血梁赤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不断地起义、不停地镇压、剿灭，一直持续到了解放军进入湘西，但依旧是剿匪。虽然如今已经没有了民族压迫，但由于”生苗”聚居地地型封闭、交通闭塞，虽然有幸保留了苗族的传统文化及生存方式，但经济依旧落后。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值得庆幸的，如今的”生苗”也已打开了尘封了寨门，向世人展示着苗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许那些是我们早已丢失了的可贵的一面。 先享受当下再说，走在关田山苗寨的每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除了游人，几乎就没有遇到几个成年人，除了坐在家门口看热闹的老人，而这些老人的面前一般都会放着一个破烂的小盆，里面摆着几枚人民币，旁边还有一个公告牌，有的写着”贫困救助户”、有的写着”重病求助”等，能够给人带来一点生机的就是那些随时从小巷子里冒出来的孩子了，年龄大都在七八岁以下，他们都唱着歌，向游人兜售手中的工艺品，而游人也大都躲躲闪闪，但那些孩子依旧一边唱歌，一边跟着游人走进寨子。 寨子内大都是土坯房子，有点破破烂烂的，不过对于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游人而言，却多了几分诱惑，大家都急匆匆地走进那些老房子，然而又大都又急匆匆地逃离，房子内乱糟糟的，灯光也很暗，虽然有生活气息，但总感觉有好久没有打扫卫生的感觉，没有几个人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实在是太清苦了。 可这些”生苗”却甘愿守在这里，而且已经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寨子外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就是这条小河分开了寨子里的”生苗”与寨子外的”熟苗”与其它民族，他们不愿意出去，也不欢迎外人走进来。 可外界的巨大变化，也慢慢地也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开始有人主动走出去，也就有了寨子前的那座”连心桥”。小桥、流水、稻田、石板路、土坯房、青山，还有那里的土著苗人，真正的世外桃源。每天涌入的外人，给苗寨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他们也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展示着苗人的神秘与精彩。苗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同时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绝活”，像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吞吃燃烧的竹筷子等。苗寨也开始进入了一种商业化时代，虽然仍不失其原始的古朴，但随着外界的不断影响，这种原始的古朴，又能保持多久？！不开放，会慢慢走向灭亡；开放过头了，慢慢地丢掉了自己民族的东西，也会慢慢走向灭亡。 雷公山黑苗
苗岭山脉一般指从惠水以东至雷公山，长约180公里，宽约50公里；或泛指西起六枝、东达锦屏，贵阳以南、独山以北的东西分水岭高地。 苗岭山脉是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 很多朋友因南明河注入乌江，认为贵阳水系全为长江水系，其实贵阳也有少量河流为珠江水系，如青岩镇青岩河（发源于龙井村龙井）其实就是属于珠江水系（龙井—青岩河—涟江—蒙江—红水河支流—珠江上游）。 苗岭山脉比较出名的山峰包括雷公山（苗岭最高峰）、云雾山、斗篷山、老王山等，而高坡云顶草原、龙里草原也均是苗岭山脉的高台平地了。 苗岭山脉的福泉、贵定、麻江、龙里、开阳、花溪等区县的苗族，主要为苗族六大支系之一的“花苗”，衣着服饰纹样以花纹为象征，用色多样，色彩绚丽。 而黔东南的苗族则属于苗族六大支系之一的黑苗，服饰纹样主要用黑色为底色，配以黄色、白色等色彩，雷公山区域的苗族自然属于黑苗。安顺地区也是属于黑苗。 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和生界变化 中国的土司制度发源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在明初时达到鼎峰。 明成祖朱棣借机灭掉思南、思州田氏土司建立贵州行省；明万历时，“平播之役”灭掉了播州杨氏；明天启年间，朝廷平叛“安奢之乱”，水东宋氏土司被灭，水西安氏土司势力大为削弱。 随着明嘉靖苗民大起义的失败，朝廷在铜仁、湘西一带修建南方长城，腊尔山苗族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被朝廷纳入土司（土人头领）管辖之下。至清康熙中期时，腊尔山苗族逐渐接受“王化”。 康熙晚期时，测绘全国疆域，对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标注了三块“生界”，这些生界仍然属于“化外之地”，不归朝廷管辖，雷公山、古州黑苗自然是范围较大的生界。 雍正五年改土归流 待清朝解决三藩之乱、平定准格尔、收复台湾并解决与沙俄北方边界后，战略重心便转为解决内部问题。 雍正皇帝上位时，国库已空虚，雍正三大主要施政措施：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改土归流既是解决内政问题，也是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主要由三大心腹重臣田文镜、李卫、鄂尔泰分别实施。 生界的存在，朝廷无法获得相应的人口资源、赋税来源，且妨碍了官驿的畅通（官驿不入“生界”，许多地方需要绕路），自然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 雍正五年（1727），云贵总督鄂尔泰借“贵州定番、广顺仲苗作乱”为由，奏请朝廷彻底改土归流，由此拉开苗疆生界彻底消失的序幕…… 注1：定番即现惠水县，不过当时定番州管辖范围远超现今，面积近为现在两倍；广顺为原广顺县，1941年与长寨县合并为长顺县。仲苗：仲即仲家，布依族旧称，苗即苗族。 雍正五年改土归流对贵州的影响： 1.贵州一统，再无内在疆域，促进了贵州的经济、文化发展。但过程血腥，苗民伤亡惨重。过往已逝，不堪回首，如今汉苗一家，亲如兄弟！ 2.将四川属遵义府，广西属荔波及红水河、南盘江以北地区，湖广属平溪（今玉屏）、天柱，划归贵州管辖；将贵州属永宁州、赤水古蔺县划为四川管辖，奠定今日贵州的基本行政区域。 古州苗民大起义 古州是黔东南榕江的旧称，不过那时的古州比现在的榕江大得多（虽然现在榕江下设有古州镇，但与旧时古州不是一个概念）。鄂尔泰在贵州改土归流，仅仅5年时间，朝廷开辟苗疆二三千里，收复苗族户籍4万户，并在苗疆腹地大量无偿役使苗民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同时要求苗民交纳各种赋税，给苗民带来沉重的负担。最终，苗民不堪重负，爆发古州苗民大起义。 雍正十三年，黔东南黎平人包利以“苗王出世”相号召，聚集2万余苗众举起反抗义旗，先后转战古州、台江、剑河，然后攻克凯里、黄平、余庆，逼近镇远、岑巩等。雍正令果亲王允礼（康熙帝第十七子）、鄂尔泰、张廷玉等十余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并急调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6省清军会剿。朝廷大军压境，于是苗民弃城回寨，然后再乘清军诸营空虚进攻清营，双方呈僵持之势。 雍正暴亡后，乾隆继位，对镇压不力的几位大将革职问罪，然后派湖广总督张广泗负责进剿。张广泗分析前期分兵战守导致兵力不足，改为分兵三路合击，且采用镇压、招抚并用等策略，即招抚“熟苗”，剿灭“生苗”。 最终，张广泗攻破200多座苗寨。包利率众苗民退守苗疆中心牛皮大箐（主峰即雷公山）。清军八面围攻，截断粮草输入，然后四面搜剿，包利被俘（也有说是病故）。牛皮大箐失守，古州苗民大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注：鄂尔泰：1677-1745，病逝，谥号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乾隆二十年（1755），被撤出贤良祠。 张广泗：？-1749，雍正四年追随鄂尔泰征讨苗疆，是鄂尔泰最得力的助手；曾任贵州巡抚，贵州总督。乾隆围剿大小金川时，张广泗被弹劾玩兵养寇，拒不认罪，以失误军机罪处斩。 西江苗寨 地处黔东南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苗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西江苗寨吊脚楼干栏建筑工艺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附：黔东南州苗族特色传统村寨（部分） 舟溪苗寨：凯里市舟溪镇；嘎囊香芦笙堂，文昌阁，苗族花桥遗址。 南花苗寨：凯里市三棵树镇；巴拉河长裙苗。 郎德上寨：雷山县郎德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群）；苗族英雄杨大六故居。 施洞苗寨：台江县施洞镇；苗族姊妹节的发源地。 反排苗寨：台江县南宫镇；特色农耕建筑：晾禾架，高脚谷仓。 岜沙苗寨：从江县丙妹镇；中国最后一个持枪部落。 短裙苗：黔东南的雷公山片区、丹寨县、榕江县等；姑娘、妇女一年四季都身着短裙，被称为“短裙苗”分支。 六里红苗疆 清雍正四年(1726年)湖南六里红苗图 六里苗疆，在今湖南省花垣县一带，位于湖南西部腊尔山北麓，六里苗民是“腊尔山苗”的一部分。该支苗族妇女衣饰尚红，故称“红苗”，在清代也常被称为“六里红苗”。 明朝时湘西红苗分镇溪红苗和筸子坪红苗，分属镇溪军民千户所和筸子坪长官司管抚，二者合称镇筸红苗。以高岩河为界，镇溪红苗又分上六里红苗和下四里红苗。湘西红苗屡抚屡叛，地方不堪其扰。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此地设镇溪军民千户所，分镇溪、崇山124寨为十里。自高岩河为界，东南为下四里，即一里、二里、三里、四里，在今吉首地区；西北为上六里，即五里、六里、七里、八里、九里、十里。六里红苗地域广达三百余里，与保靖土司接壤。 自明朝起，永顺和保靖两土司争竞不断，六里红苗夹在其中，不堪两土司争竞之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里红苗至镇溪军民千户所投状，表示愿归版籍。但是辰州府地方官员因循守旧，以六里红苗纳入版籍，需请设流官，嫌麻烦未将六里红苗所请向上级汇报，仍令六里苗疆属保靖土司管抚。于是，六里红苗心怀不满，经常外出骚扰。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十七日夜，镇溪所寨苗张鼎伯等人抢掠泸溪县城，清朝调集当地驻军和土司兵，与红苗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次年始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永、靖二司互争。三十二年（1693年），苗以弃暴归仁，诉永顺司。两经详批，仍归旧土司管”。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麻阳县生员李丰、王章等人为红苗事赴京叩阍陈情，以至于“天威震怒”，派礼部尚书席尔达为将军，湖广总督喻成龙、偏沅巡抚赵申乔和提督俞益谟率楚、粤、黔三省军队进剿，最终压服红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镇筸红苗劫掠麻阳、泸溪诸县，“居民大苦之”。 为稳定治安，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在腊尔山地区的下四里红苗和筸子坪红苗被清朝武力开辟，设立凤凰厅和乾州厅，归辰州府管辖。驻镇筸等地，并移辰沅永靖道驻镇筸，后又设凤凰营于此，派驻流官进行管理。三年之后，再将当地早已形同虚设的五寨长官司和筸子坪长官司裁撤。部分红苗地区实现改土归流。 花垣县尖朵朵（乌崖）瀑布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偏沅巡抚（湖南巡抚旧称）赵申乔对六里红苗进行招抚，六里苗归顺朝廷，由乾州同知管辖，定下每年向朝廷缴纳七十二石八斗四升粮食。 康熙五十年（1711年），湖广总督鄂海与湖南巡抚潘宗洛到湘西巡边，复招抚毛都塘等五十二寨。不久苗族首领吴老铁等代表八十二寨到武昌总督府要求归流。凤凰厅的设置至此完成。 但因六里苗疆距乾州百余里，依然被保靖土司钳制，粮食从未如数缴纳。乾州同知对六里红苗的管辖徒有其名，六里红苗仍属不受中央政府管辖，六里苗地仍是“化外苗疆”。 雍正元年（1723年)，“诸土司互相仇杀，镇筸诸苗屡肆劫掠，恃六里、永顺、保靖为助，督抚檄令武弁弹压”。雍正五年（1727年），湖南保靖、桑植、永顺三大土司先后改土归流，清朝分设保靖、桑植、永顺、龙山四县，并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四县之上设永顺府。 至雍正六年（1728年）时，六里红苗东、南、北三面皆属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区域，六里苗地则被包围其中。“以分省而论，系楚、蜀、黔各省之边徼，合楚、蜀、黔而观，实间居三省之腹内。”在清朝政府看来，六里红苗与保靖、永顺、桑植等地相邻，北连湖北的容美等诸小土司，西接四川省的酉阳、地坝、邑梅及贵州省的平头、乌罗等土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六里红苗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苗民犯事的包庇场所。历来周边诸苗潜入内陆，捉人牵牛，都在六里地区窝藏，勒银取赎，或假道贩卖于他省。红苗习用鸟枪，凡偷劫牛畜，均恃鸟枪为骋凶之具，失主追踪捕役缉拿，辄用以拒敌伤人性命，故窃盗每成大案。官兵畏其险阻，平时不敢深入追擒，以致诸苗与六里红苗互相联络，边民深受其害。 清朝的官方文献记载称，“尔时六里红苗顽梗，永保土司恣肆，镇筸诸苗遇有扑人抢夺劫杀，事发即行窜入六里生苗境界，缉捕维难。其声气联络，狼狈为奸，捕镇苗急，则六里苗人为之救护，攻六里急则永保土司阴为助援，边民甚受其害。” 为消除苗众作乱隐患，减少湘西苗、民冲突，实现湘西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雍正时期君臣决定开辟六里苗疆。 王柔长期担任乾州同知，对六里苗疆情形非常熟悉，此人深受雍正器重，他极力主张对六里苗疆改土归流归流。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王柔陛见时向雍正建言开辟六里苗疆。雍正超擢王柔为辰沅靖道，特授按察使衔，赐专折具奏权，可越过湖广藩、臬二司以及督抚直接向皇帝奏报。除此，王柔还获赏三千两养廉银，以供其开辟苗疆赏赉之用。 当时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改土归流进展不顺利，尤其是云南改土归流，激起土司激烈反抗。湖南属于腹地，毗连江西、湖北等地，一旦引起土苗顽抗，会牵连南方诸省。因此对于湖广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态度比较审慎。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朱批湖南巡抚王国栋折曰:“近来各省整理番苗土之事，略觉多些。缓者徐徐图之，如王柔过于从事急公效力之心，且恐少涉草率孟浪。诸凡详慎为之，有操必胜、可保万全者方可举动。若用张罗，不能彻始彻终洞晓之事，宁静以待之，敬之，慎之。”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十六日，已经改流的原永顺土司彭志文等率百余土人，围攻永顺同知衙门。彭志文等调来永顺土人约有千余，随同的有田、王二峒司，号称两千余人。持续十一天，土众才在镇筸道劝慰下解散。事件发生后，湖南巡抚王国栋向雍正作了奏报。雍正认为土司造反，与湖南巡抚王国栋举荐永顺同知潘果不当有关。任第一任永顺同知的潘果到任仅仅两月，就因酷刑重耗、纵役扰民外激起民变。雍正责备王国栋说:“似此新辟苗疆重任，而汝所超擢题补者乃潘果，其他寻常之缺尚可问乎？汝如何任督抚而全朕？假汝等举劾之责，从何信任也？”雍正帝又自责曰:“亦无怪乎汝等，朕擢用之督抚皆为王国栋等人，应督抚之保荐皆为潘果之辈也。此皆朕乏识人之明，源不清而望流之洁，朕亦无颜出此论怪汝等也。惟自愧自责而已，复夫何论!” 雍正认为王国栋不能胜任开辟六里苗疆之任，开始着手调整湖南官员。同年，雍正调湖北巡抚、四川布政使赵弘恩巡抚湖南。赵弘恩是镶红旗汉军人，捐纳出身。赵弘恩在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至八月间初事湘西地区。当时湖广总督傅敏欲对湖南桑植、保靖两司改土归流，遣赵弘恩密往勘察。赵弘恩易服潜往，历两月而归。见当地土官“渔色掠财，权归舍把，视人命若刈草，岁征火坑钱户二缗余，积怨而民无可避”。赵弘恩知土司不得民心，遂向傅敏陈情。其后，湖广总督傅敏出军征讨两司进行改流。赵弘恩的经历使其对苗疆事务比较熟悉。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至十月，赵弘恩任湖南按察使，向雍正上《奏陈地方事宜折》，分析苗、民冲突原因及解决之道，第一次提出“以苗治苗”的主张。赵弘恩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向雍正表达其对王柔所提方案的质疑。这些主张和质疑均受到雍正重视，最终，雍正调熟悉湘西土苗事务的赵弘恩巡抚湖南。
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提出改土归流的具体实施之法:“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此次开辟六里苗疆，因六里苗疆“无君长，不相统属”，在是否归顺朝廷的大事上各寨没有一致意见。湖南方面决定以招抚为先导、以大兵为殿后，一旦招抚不成，即勒兵剿之。湖南巡抚赵弘恩提议:“臣因六里苗性凶顽，恐难化诲，故令王柔由花园带兵而进。倘苗梗化，则周一德之兵可挠其背。复令周一德由阳孟寨而进，倘苗梗化，则王进昌之兵可击其后。” 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辰沅靖道王柔赴长沙，与赵弘恩面商进兵六里苗疆一事。恰好云贵总督鄂尔泰由广西回云南，路过长沙，遂与之密商。鄂尔泰“亦以速宜招抚，添设官兵为妥”。八月，湖南招抚六里红苗之进兵计划得到朝廷批准，定于九月进兵。进兵前，赵弘恩向六里红苗发布了招抚檄文，宣布进军缘由，震慑众苗。 进军时间选在九月的原因是因为六里红苗疆处于万山之中，夏月草木繁茂，难以深入。入秋后，草枯叶落，芟其荆棘，除其障蔽，有利进兵。 九月初三日，辰沅靖道王柔、保靖游击王进昌率官兵号称12000名，其实只有1200名，从六里地区的花园前进。王进昌负责招抚五里地方，王柔负责招抚六、七、八、九、十各里地方。九月初六日，镇筸总兵周一德、永顺知府袁承宠，从乾州的阳孟寨前进。九月十六日，湖南巡抚赵弘恩自长沙起程，率官兵750名，亲抚六里红苗。周一德施展计谋，不费周折便使苗众归服。王柔遭遇杨孟三寨苗众抵抗，周一德领兵救援，王柔才得以顺利进兵。 十月十二日，赵弘恩抵达六里花园地方，见“苗头俱已就抚，苗众尚在疑畏，潜躲山穴”，于是派员前往各寨，向苗众宣示，“田地牛马仍令尔等耕牧”，打消苗众疑虑和畏惧，苗众络绎归来。至十月二十日，招抚工作基本结束。计招抚六里地区“苗寨二百二十八寨、烟户四千七百六十九户，男妇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六名口”。 花垣县古苗河大峡谷 此次开辟六里苗疆布置周密，进展顺利。湖南方面意在招抚六里红苗，不在征剿。但并未因此抱侥幸心理，而是充分进行了一旦招抚不成就勒兵剿之的军事准备。长沙定议招抚六里时，依王柔之议，此次进取带兵800名。后依赵弘恩之议，增兵400名。赵弘恩又亲统750名大兵殿后。在进兵之前，赵弘恩移檄云贵总督鄂尔泰，令贵州铜仁副将移驻与六里南界相接之贵州正大营，防止六里苗众自西南方向进入贵州境内，从而使六里苗疆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被严防死堵，六里苗众无从逃避抗拒。六里苗众只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归顺。 招抚工作结束后，清朝采取了六项重要措施，加强中央王朝对此地的管控和抚驭，加速该地与内陆的一体化进程。 选自清代彩绘本《苗蛮图说》 第一项措施是设官驻兵。雍正八年（1730年），设六里同知一员，两年后六里改名为“永绥”，归辰州府管辖。雍正九年（1731年），复设永绥协，置副将一员，归镇筸镇统辖。此地驻官兵1600名，在险隘要口安设大、中营汛18处，分布弹压。 第二项措施是建城设署。选择地势宽广、形势扼要的吉多坪建设城垣。雍正末年，城内建成厅署、经历署、协署、把总署、都司署、火药局等官署和军械库。乾隆初年又建成文庙、关帝庙、城隍庙等具有教化功能的其它城市建筑。 第三项措施是编户征粮。清查各寨户口，编造户籍册，照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例，于六里苗疆征收杂粮七十二石八斗四升。除老幼孤寡免征外，其余年壮而有家室之苗众，按户均摊，每年征收，以拨充本地兵丁之月米。 第四项措施是设立义学。每里设义学二处，每处学馆每年拨付薪资16两，由湖南藩库拨付。从乾州、凤凰二厅所属苗生中选择通晓文义的人聘为师傅，以使家喻户晓文义，提高六里地区的文化水平。 第五项措施是建设集场。六里苗疆地方辽阔，村落零星分布，苗人赴永绥城中买卖往返耽搁时间。永绥同知选择大村寨适中的地方建立集场，计有永绥城市、隆团市、花园市、排补美、米糯等五处，以便苗众和民人就近交易。 第六项措施是准许民苗结亲。民、苗本有通婚之俗，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下令禁止民、苗结亲。六里苗疆被开辟后，通婚禁令被取消，民、苗结亲合法化，从而使民、苗日相亲睦。 为巩固招抚成果，避免潘果事件重演，湖南巡抚赵弘恩总结出《治苗十三条》，提出治理新辟苗疆应首重抚恤的原则，规劝任职新辟苗疆的官员应秉持如下信条: 第一， 开导化诱，徐徐求效； 第二， 政简刑清，不宜多事； 第三， 不兴无益之利； 第四， 除弊不可过急，要渐次化导； 第五， 出言始终如一，不可二三其令； 第六， 凡审苗案应清白爽快，不可拖累； 第七， 衙役不可乱差； 第八， 行动夫马不可擅派土人供应； 第九， 不可滥准词讼； 第十， 不可听衙役之话； 第十一，不可容留“汉奸”； 第十二，征粮不可假手吏胥； 第十三，文武官员和衷共济。
《治苗十三条》是清朝雍正时期鉴于新辟苗疆的特殊情况，根据历朝治理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有效施政举措。以湖南巡抚赵弘恩为代表的雍正朝官员对新辟苗疆善后事宜非常重视，防止新辟苗疆地区的形势发生反复。 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开始在新开辟的六里苗疆实施流官制，进行中央直接管辖。清朝设同知管辖六里苗地，同知下复设管苗百户一职，每里设百户一名，共百户六名，均由苗人头人担任，负责约束苗众。里下有寨，每寨设寨长一名，共二百余名，负责巡查、缉拿、催粮、征缴。自此，六里苗疆形成厅、里、寨，同知、百户、寨长三级管理模式，不仅将内陆的州县管理体制成功移植到新辟苗疆，而且充分采取因俗而治、“以苗治苗”的治理政策，从此开启六里苗疆与内陆一体化的进程。 湘西地区改土归流成果显著，善后措施的落实全面到位。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六里苗疆，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西苗众因不堪压迫而起义，湘西地区六十余年间太平无事，说明雍正朝的招抚工作和善后措施比较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苗族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自蚩尤被黄帝打败以后，苗人作为蚩尤的后裔就不断迁徙，元明清时代大一统国家的疆域已经包含苗民的居住之地。如何把苗民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开启苗疆地区与内陆一体化进程，成为明清统治者面对的问题。当然，历史已告诉我们答案，明清通过“改土归流”完成了苗疆治理的历史进步，其施政原则可以用“化生为熟、化熟为民、以苗治苗”来概括。
摆王的红苗有一堂叫qod naox(还傩愿)的仪式，里面遗留有他们迁徙的路线。这一仪式属于红苗里面的汉巫系统，所以其唱词都是用的汉语： 开山出门不管家， 摇摇摆摆走长沙。 长沙留在后头坐， 常德不远面前生。 常德留在后头坐， 行阴不远面前生。 行阴留在后头坐， 行阳不远面前生。 行阳留在后头坐， 行九不远面前生。 行九留在后头坐， 江西不远面前生。 江西留在后头坐， 鱼塘不远面前生。 鱼塘留在后头坐， 湖广不远面前生。 湖广留在后头坐， 贵州不远面前生。 贵州留在后头坐， 铜仁不远面前生。 铜仁留在后头坐， 太公不远面前生。 太公留在后头坐， 包公不远面前生。 包公留在后头坐， 清江不远面前生。 来到清江好地方， 两边打银闹怏怏。 清江留在后头坐， 黎平不远面前生。 黎平留在后头坐， 寨蒿不远面前生。 寨蒿留在后头坐， 古州不远面前生。 来到古州好地方， 四十八官闹怏怏。 古州留在后头坐， 腊酉不远面前生。 腊酉留在后头坐， 牛场不远面前生。 牛场留在后头坐， 摆拉不远面前生。 来到摆拉小地方， 车不停来马布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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