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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二篇文献，是在1927年3月，毛泽东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到湖南做了32的考察工作之后而写的。文献于195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再版时仍然收入第一卷。 一、写作背景 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该委员会因组织一直未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并在11月下旬赴长江一带视察。这时，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导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引起了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右派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因而，会议提出，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而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却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说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的减租减税的迫切要求，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会议基本上按照陈独秀和鲍罗廷的主张通过了。 恰在此时，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电请毛泽东回湘给予指导。于是，毛泽东从汉口到了长沙，参加完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并为会议代表开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前往湘潭、考察农民运动情况，之后又去了衡山、醴陵等地考察。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将考察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总之，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适应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深入最基层进行了全面考察，最终以详实的一手资料证明了对农民运动责难的子虚乌有，为农民运动正名、正声，在党内外影响甚大。 较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言，本篇是其对待农民问题的继续。前篇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抛弃农民，本篇是两种主义都害怕农民，其实质都是向国民党右派抛投名状，试图以此赢得其向左转，结果却是疯狂的反革命事件的暴发。 二、内容解读 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生动的事例和详实的数字，把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如实反映出来，拨清了一些党内外人士特别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认识，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反动人士对农民运动的造谣枉指。 本篇文献从内容上讲，大体总括为两层内容：前七部分为第一层，主要是澄清对农会及农民运动的一些不实之谤；第八部分为第二层，主要是阐述了农会发展以来所作的重要成绩。 （一）阐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报告》指出，农民问题确实“很严重”，但这种严重指的是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对于这一点来说是严重的，而对于革命来说恰恰是受欢迎的。在这里，文献运用一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以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让清者自清、明者自明。特别是文献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扣问：“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直指问题的核心关键，把党内的保守主义者逼向墙角。 （二）阐述了农民运动的组织情况。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一盘散沙。《报告》经过实地调查，阐述了农民运动大体可以分为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两个阶段。特别是发展到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了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了一千万；湖南农民差不多组织了一半，部分地区差不多全体农民集合在农会组织下，都在农会领导之下，这也是在之前的四个月时间中，开始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原因。《报告》的这些详实情况，说明农民运动是有组织的，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显示出了磅礴的力量，是可依赖、最是可靠的同盟力量。这也让一些党内不明真相的诽谤之词不攻而破。 （三）廓清农会的真实情况。《报告》鲜明指出，农会是农民的组织，其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其结果是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能说这样的目标错了吗？对于这样的农会，“一切权力归农会”“说得出，做得到”不好吗？这样的农会谁又敢说不喜欢呢，农民肯定喜欢，为农民谋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更没有理由反对。把农会的真实情况列摆出来，让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无话可说。 （四）为农民运动拨乱反正。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醋梦。从中上层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迫于压力没法子否认。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所谓的“糟得很”，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个图保存封建旧秩序，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巧妙运动“糟得很”和“好得很”两个通俗易懂的词，把土豪劣绅们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给驳斥了回去；同时也把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口实”给顶了回去，把他们进一步逼向墙角，以至于达到不得不承认农民运动的目的。 （五）阐释了农民运动所谓的“过分”。对于农民运动的一些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的议论，《报告》给予了强烈的辩驳。一方面，指出“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过分”与压迫是成正比的，其“过分”程度是对土豪劣绅压迫程度的对待回应，是咎由自取。另一面，《报告》指出，“过分”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报告》进一步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这就为“过分”正了名，为统一党内思想，发动和支持农民的“过分”暴力行动，赢取了更多的力量支持。 （六）为“痞子运动”平反。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等等议论，《报告》指出，现在农会的领导人员，都是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他们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称王，他们牵着劣绅游乡，他们斥责劣绅，他们发号施令，等等。这一切本应劣绅们做的事，现在一切都“反常”了，所以他们称农会人为“痞子”。是真的痞子吗？《报告》采取这样的论述方式，是反其道而辩之，说明这才是正常。 （七）褒扬革命先锋。对同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土豪劣绅眼中的“痞子”，在革命群众眼中应该是什么呢？《报告》通过对农民阶级的深入分析，指出在乡村人口中，占百分之七十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强调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不认贫农，便是不认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贫农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先锋。 （八）全面阐述农会所做的大事。《报告》系统梳理总结了农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族权、神权以至男权；普及革命的政治宣传；开展禁牌、禁赌、禁鸦片等运动；清匪；废苛捐；开展文化运动；开展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报告》强调指出，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哪一件不好？说不好的，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国民革命某些人天天嘴里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叶公好龙。 这一部分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二多，与前三分之一篇相比，前部分重在论辩，后部分重在论述，主要论述农会成立以来所做的于民、于社会有益的事，所做的本应国民革命应该做的事。用更加雄辩的事实，力证对农会的诽谤是无稽之谈，对农民运动的打压是逆革命潮流之行，放弃农会同盟军是舍本逐末之举，进而以正视听。 三、历史作用 《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和行动倡导，在历史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分析，将农民分为富民、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明确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后来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实践的有力支撑。 《报告》对农民运动有重大的宣传效果，甚至在国际上都赢得赞誉。1927年3月，《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英文版刊发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可见，《报告》对于在当时，赢得国内外革命力量的支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报告》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议、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通过这些，看到了后续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甚至建国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雏形。 《报告》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必将成为未来全国农民运动的主流，包括在苏区时期的农民运动，在井冈山时期的农民运动，以及在延安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改工作，其主线都来源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验。湖南经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更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源泉，是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思想基础，其中的合作社经验，更是建国后人民公社化的雏形。 四、现实意义 《报告》虽距当今已近百年时间，但其蕴含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下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从基本立场说来。“三农”问题永远都应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家，农民在整个国家中的占比还是最大，是国家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农村和农业问题，构成了涉农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就将是一句空话。所以，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是涉及“三农”问题。脱贫攻坚解决的就是“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是“三农”更高层次上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和谋划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必须传承好、发扬好。 （二）从基本方法说来。调查研究是作出重大决策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是以实际行动为这句经典语录的提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了《报告》的撰写，毛泽东利用整整32天的时间，走遍湖南五个市（县），深入城市和农村，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调查和研究；也正因此，《报告》的内容和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所以说，调查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放之四海皆准，是共产党人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不二法宝，也是新时代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的中国梦所遵循的基本方法。 （三）从基本观点说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不破不立重要的理论观点。“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报告》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当前，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惩治腐败 ，其意图就是要彻底打破全党、全军在“十八大”之前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固有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重新塑造风清气正、朗朗乾坤的政治生态，凤凰涅槃，破壳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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