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偷」走了美国给蒋介石的7.5亿美元？

当我们讨论民国时期的经济时，孔宋家族是绕不开的，这两个家族与国民政府深度绑定，又在日本、美国政府之间左右逢源。对于显赫一时的孔宋家族，我们通常会对其大加批判，但他们究竟是如何成为寄生在政权之上的「吸血虫」，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处理家族巨额财富的，很少有人能说清。事实上，只要抓住这两个家族中的核心人物，孔祥熙，读懂他的人生经历，便能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篇选自《战争中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从中你不仅能看到作为基督教徒、经济学家的孔祥熙如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也能读到阎锡山、宋霭龄、蒋介石、宋美龄、杜月笙等人与孔祥熙的交集。这是一段关于经济思想、战时政策以及道德立场选择的故事，他的个人选择，曾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来源：《战争中的经济学家》

作者：[新西兰] 艾伦·博拉尔德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一、精明的富N代

1880年，孔祥熙出生于中国北方山西省一个名叫太谷的地方，家境富裕。家族财富来源于遍布全国的当铺生意，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银行业务，给农民和小生意人提供贷款。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意味着必须与地方军阀合作。事实证明，孔家很善于此道，平衡各方利益冲突，成为值得信赖的顾问，并从匪帮提供的保护和联系中获益。孔家以山西为基地，在那里有权有势，随后向全国各地拓展，并在蒙古、越南和日本开设了分支机构。

孔祥熙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当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家族生意时，孩子们就被送到当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孔祥熙在学校里秘密地皈依了基督教。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爆发，随后蔓延到山西省。当地教徒和欧洲传教士知道自己将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知道这次凶多吉少，便给亲人写下最后一封信。孔祥熙乔装打扮，带上传教士们最后的书信，躲在一辆牛车里，逃出了太谷地区。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为传教士复仇的西方军队把注意力转向山西。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孔祥熙与军队司令官交涉，劝说他们不要屠杀也不要洗劫这些城镇。作为交换，他提出由省里支付现金赔款，并给予外国企业特许经营权。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孔祥熙设法没收了一个亲义和团家庭的大量地产，并在未来几年使用这片土地作为几所学校的场地。

他的做法虽有基督徒善行的成分，但也是在帮别人忙的同时借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义和团杀害教民和传教士是一场灾难，但灾难是可以利用的；义和团赔款是羞辱性的，但羞辱也是可以忍受的。

孔祥熙在成年之后非常精通此类交易：与棘手的、不道德的以及不可靠的合作者打交道，并与他们达成经济协议，通常也会从中为自己谋利。

孔祥熙成功避免了山西地区遭受进一步的暴力和赔偿，他的谈判技巧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为此，他受到嘉奖，并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

1903年1月，孔祥熙到达欧柏林学院。该学院位于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距离混乱和拥挤的中国北方有数千英里之遥，是一个适合安静学习的地方。在欧柏林学院，孔祥熙决定学习经济学，获取文科学位。几年后，孔祥熙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凭借家族财富，他进入美国东海岸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继续求学，他在那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获得学位之后，孔祥熙返回中国，加入在太谷的家族生意。他重新熟悉中国的商业运作，但也了解谁在掌权，并学会如何使自己成为他们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孔祥熙很快就被地方军阀阎锡山任命为官方顾问、代理人和商业掮客。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孔祥熙帮助阎锡山组织军队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他还帮助阎锡山与正在崛起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进行谈判，使阎锡山获得山西督军的职位。

阎锡山以他的魅力、狡诈和贪婪而闻名，孔祥熙则欣赏和认可他的这些品质，并愿意加以利用。

二、孔祥熙与孙中山、宋家、蒋家

1913年，孔祥熙的第一任妻子韩玉梅死于肺结核，他辞去职务，决定前往日本考察其制度运作，也想看看能否在那里发展家族生意。他与中国基督教的关系，很快就帮他在东京获得了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的管理员工作，这里是中国侨民的主要聚会场所。

孔祥熙发现，他身处基督教华侨社区和孙中山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

孙中山的一位密友是非常富有的中国商人宋查理（即宋嘉树），他的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中国，宋查理用他的财富帮助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孔祥熙，并到家里做客，共进晚餐。孔祥熙的举止谈吐令宋查理很满意，也使他的妻子（倪桂珍）着迷，特别是迷住了家里的大女儿宋霭龄。

西格雷夫记录下了当时的气氛：

孔祥熙发现他迷上了宋霭龄，同时他也符合宋霭龄的择偶标准。他身材矮胖、稚气未脱，举止彬彬有礼，相貌并不出众。但是，如果说他不够帅气迷人的话，宋霭龄也是如此。处在一群政治空谈家中，孔祥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当其他人谈论令人兴奋的乌托邦计划时，孔祥熙谈论的却是钱。对于霭龄来说，理想主义只不过是蛋糕上的糖霜，而蛋糕需要由权力来烘焙，而权力只能用金钱购买。她在工作中已经看得太多了，因此深谙此道。

1915年，孔祥熙与宋霭龄在横滨一座基督教堂结婚。时间证明这是天作之合：他俩对金钱和权力有共同的兴趣，并且双方的才能相辅相成。孔祥熙是场面上的人物，有魅力、关系和商业能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宋霭龄则是孔祥熙孜孜不倦的支持者、谋士以及坚定的执行者。与他第一任妻子不同的是，宋霭龄是一个令孔祥熙能够欣赏并愿意与之做生意的女人，孔祥熙以和蔼的姿态衬托出宋霭龄钢铁般的意志。

他们是基督徒，表面看起来虔诚，但实际上精明而无情。宋查理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商人，孩子们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孔祥熙的新婚妻子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有着精明操盘手的名声：一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掌控资金，在商人、军阀和家族利益之间游刃有余，既是战术家也是执行者。她对任何商业行动都毫不退缩，对消灭那些制造麻烦的对手从不感到内疚。她的敌人后来给她贴上的标签是「中国最邪恶的女人」。

孙中山此时已经50多岁，忙于组织各种政变，试图在遥远的东京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孙中山需要再找一个秘书。宋家不乏有才华的孩子：宋霭龄的妹妹，年仅20岁的宋庆龄正好从美国学成归来，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与她冷酷且商业化的姐姐不同，宋庆龄热情、理想化、浪漫、有革命情怀。宋庆龄与孙中山很快陷入热恋，但孙中山已经结婚。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父亲宋查理对此持不可原谅的态度，割断了与孙中山的友谊，举家搬回上海。尽管那里的动乱仍在持续，但宋庆龄非常有主见，不顾孝顺和服从的中国传统理念，从家中偷偷逃了出来，秘密返回东京，在那里她与孙中山迅速结婚，后者则声称他已与前妻离婚。宋查理非常气愤，与宋庆龄也断绝了关系。宋庆龄一直与孙中山生活在一起，直至他去世。宋庆龄保持着她的革命立场，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1916年，孔祥熙带着新婚妻子返回山西老家。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但由于家族势力的庇护，偏僻的太谷则相对安全。在那里，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居住在一个由花园包围的巨大但丑陋的宫殿式房子里（今天这座建筑作为博物馆被保留下来），有500余名仆人。宋霭龄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宋霭龄的大弟弟宋子文是作为家族接班人精心培养的，他聪明且有智慧。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又在纽约从事银行工作。

1919年，孙中山回到中国，在广州建立临时政府。宋子文加入他姐夫孙中山的团队，成为财政顾问，并帮助新政府建立财政基础，事实证明他在公共政策方面很有天赋。

但在组建早期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宋子文的妹夫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曾在街头接受过帮派训练，后来又在东京学习军事战术。他长袖善舞精于钻营也颇有军事谋略，但性情暴躁，有暴力倾向。他曾是青帮的执法者。青帮是上海最有势力的帮派组织之一，控制着沿海地区大部分合法和非法的商业活动。蒋介石凭借自身能力逐步成长起来，并加入羽翼未丰的孙中山政府。

这时，另一个宋家姊妹走上历史舞台，小女儿宋美龄从美国的卫斯理安学院毕业回国。她机敏、聪慧、迷人，富有感染力，很快就引起了正在崛起的蒋介石的注意。此时蒋介石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他无情地与前两任妻子离婚，抛弃了他的儿子，只为迎娶这位既令人着迷又有政治关系的宋家女儿。

起初，宋家反对与这个有多次婚史的街头混混联姻，但孔祥熙和宋霭龄从中觉察到交易机会：他们可以预见到这种结合能带来的好处，并在1927年极力促成了婚事。孔祥熙安排蒋介石成为基督徒，并陪伴他出席由宋霭龄精心策划的婚礼盛典。

孔祥熙此时发现，他已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家族的一员。他本人很富有，而他的财富又得到了岳父宋查理的财富和人脉的支撑，他娶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商人，他是中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的连襟，也是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的连襟，他的妻弟宋子文将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宋子文的两个弟弟也将成为有钱人。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宋氏三姐妹的：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

孔祥熙此时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充分利用20世纪早期中国的家族财富及人脉、街头帮派混战、军阀利益、军事冒险主义和国际压力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而他可以利用混乱依次帮助自己、他的家族、他的政治同党以及他的国家。

三、狗咬狗的世界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蒋介石在南方（广州）趁机夺取政权，并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建议限制军费开支、审批国家预算、建立铸币厂以规范硬币生产和减少假币、废除令人痛恨的封建税收制度，以及引入一些基本的劳工法律。他一再警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无节制的支出可能会导致政府破产。

蒋介石通常会当面同意宋子文的意见，但一转身就不遵守承诺。他总是提出巨额的资金要求来维持他的军队，并把大量资金拨给自己，用金钱收买对手，他根本不受任何道德或法律的束缚，不屑于说明开支用途或为敲诈行为道歉。每当宋子文提出反对意见时，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就会对宋子文施压，要求他答应蒋介石不断提出的要求，甚至不惜动用青帮匪徒威胁她的亲弟弟。孔祥熙支持他的妻子，家庭内部的裂痕在不断扩大。

宋子文是姐夫孙中山的忠实顾问，但他与妹夫蒋介石的关系很不好，两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增多。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蒋介石扇了宋子文一个耳光，后者愤而辞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职务。

蒋介石转而求助于他更加中国化的连襟、在政治和生意场上善于投机钻营的孔祥熙。孔祥熙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

孔祥熙个子不高，此时他已经没有年轻时的帅气，矮胖的身材带着富态相，同事们都称他为「孔爸爸」。他的发际线逐渐后退，留着八字胡，戴着圆眼镜，面带轻松的微笑。他总是身穿西服打着领带，即使去偏远的乡村出差也是如此。在家里与宋家姊妹共处时，他会穿传统的中式长衫。他喜爱奢华的生活，《时代》周刊报道说，他每天要抽15支哈瓦那雪茄。

白修德（著有《中国的惊雷》，被认为是抗战期间所有美国驻华记者中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对他的描述是：

「一个矮胖、面部柔软、下巴松弛的男人……是漫画家喜欢的类型……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不喜欢争吵或危机，用一个微笑或一个悲伤的故事就可以诱导他去做几乎所有事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被爱，那些熟悉他的人会发现他如此可爱，所以称他为'孔爸爸’。」

埃德加·斯诺则没有那么客气，他写道：

「他不仅腐败无能，也没有什么意志力，任何与他接触的势力都可以把他推来搡去，就像对待一袋松软的食物那样。」

但是，这些西方评论家都低估了孔祥熙，他是一个西方基督教意识和中国家庭利益意识相结合的复杂混合体。

与宋子文相比，他的做事风格完全不同，他注重的是关系而不是政策，善于处理含糊不清的问题，喜欢做交易，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灰色地带运作起来游刃有余。他利用宋氏大家族的亲信和跟班为他效劳，喜欢古老的中国传统和中国传统语言。虽然他自称为孔子的直系后裔，却很少表现出这位圣人的深邃思想，并且他自己也很难说是儒家信徒。他在谈判中发现，无论是与政客、商人、士兵还是军阀做生意，展现出一副宽厚慈祥的面孔都是有益的。他有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各种橡皮图章和闪亮的印章，营造出友好的气氛。

孔祥熙随时待命，为蒋介石出面斡旋于作战各方。他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知道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花多少钱，应该向谁付款，以及到哪里找到资金。他曾通过收买北洋军阀，协助蒋介石谈判推进北伐战争。然后，他利用这些谈判结果建立金融杠杆，借以把债务转给银行，并从中获得好处。

孔祥熙对《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就是贿赂、敲诈、收买，甚至与主要对手建立利害关系。他不仅能够使用粗暴手段，而且可以是一位外交家，处理好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现存的照片中，有很多是关于孔祥熙为美国海军指挥官和其他著名外国访问者举行热闹宴会的场景。

在孔祥熙继续其公众生活的同时，宋霭龄则在幕后工作，管理着家族财富，在家里指挥着秘书和会计团队。她毫无顾忌地利用丈夫的地位获取机密的财务信息，然后进行内幕交易。据西格雷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保存了一份关于宋霭龄的档案，其中提到她雇用刺客杀害对手，鉴于她和青帮、杜月笙以及秘密社团之间的联系，她完全有能力做出这种事。

一位同时期的观察家解释说，孔夫人是一个「冷酷世界的产物，拥有恶魔般的能量和对权力的渴望，能干、狡诈、野心勃勃，她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我们很难判断这些评论的真伪，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她有太多的诋毁者，但她的坏名声是真实存在的。

孔祥熙的本领是寻求短期解决方案，他几乎没做任何努力去延续宋子文有关改革中国经济财政基础的工作。他很快就意识到，蒋介石正陷入债务泥潭，但他忠诚地宣称，镇压「共匪」（即共产党）的努力比平衡预算更重要。当孔祥熙1933年接任财政部长时，他曾表示预算平衡固然理想，但为消灭共产党的战争提供资金则是更紧要的事情。他的策略是寻找新的途径，为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筹措资金。

孔祥熙在财政部长任上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1933年的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他把烟草税提高了50%，很多卷烟厂因此倒闭。他威胁说要增加臭名昭著的盐业税。他又发行了更多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很快就占据了上海银行业资产的1/3。银行用白银储备购买债券，其结果是抑制了银行对农业和商业的放贷。债券的收益率非常有吸引力，导致投资者不愿投资实业，而是把资金投到蒋介石的军队中。很快，银行体系的贷款能力就被吸干。

然而事实证明，孔祥熙善于随机应变：那年晚些时候，他筹集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包括一笔来自16家银行组成的财团提供的4400万加元的贷款，创造性地以意大利的义和团赔款（「庚子赔款」）收入作为担保。

到1935年，银行业危机再次发生。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金融机构，其各自的规模都要比中央银行大得多，而且发行货币。这两家银行试图通过抛售政府债券的方式，反击南京政府这些贪得无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向政府宣战。

孔祥熙采用了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针对两家银行先散布谣言，指责它们不贷款给实业，加剧了大萧条的灾难。孔祥熙夫妇亲自宴请当地的重要商人帮助说服他们，与此同时，他也授意杜月笙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威逼利诱。

一个月后，孔祥熙准备妥当并宣布，政府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增强银行向小企业发放紧急救助贷款的能力并与大萧条作斗争。但是，给企业的贷款从未兑现，大萧条也仍在继续。

为了确保家族利益不受侵害，也为了限制蒋介石及其军队同僚的影响，孔祥熙任命他的大舅子宋子文为改组后的国有化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并凭借其惯用的魅力、施压、恐吓以及必要妥协的手段，操控董事会选举，把受过美国教育的两个更年轻的宋家兄弟以及杜月笙选为董事。

孔祥熙对这次银行业变革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又有计划地接管了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这三家银行被置于孔祥熙家族控股的中国国货银行（Manufactures Bank）的监管之下，宋家三兄弟都是董事会的成员。中国南方的另外四家私人银行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最终有更多的银行和公司被孔宋家族控制。到此时，孔祥熙、他的家族和国民政府控制了中国正规银行体系的80%以上。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转而将汇率与英镑挂钩。

孔祥熙接着宣布，政府将发行新的法定货币（即「法币」）。这一措施将给予他印刷更多钞票的空间。1935年11月，一项政府法令要求所有银行及个人持有的银圆必须兑换成由四家银行发行的法币，而这四家银行均在孔祥熙的权力控制之下。

1936年，流通的法币有14亿元，到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万亿元。1937年3.7元法币可以兑换1美元，1941年贬值为19元法币兑换1美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则完全失控，2300万法币才能兑换到1美元。

蒋介石军事机器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鸦片。自19世纪英国实行鸦片贸易以来，无论是谁控制这一贸易都能够获得巨额收益。而在这个时期，青帮控制着上海和长江流域的鸦片贸易以及伴随而来的妓院生意。孔祥熙没有试图改革这种邪恶的交易，而是致力于确保鸦片收入可以在青帮和南京政府之间更公平地分配。

此时，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大部分中国经济，已经直接或间接地由孔祥熙和宋家兄弟控制，宋霭龄则在幕后悄悄指挥。

当时，有关白银政策的一些讨论是在孔家公馆进行的，宋霭龄也在场。宋霭龄对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力，她提前告诉杜月笙，要注意政策的变化，但杜月笙错误理解了策划中的事情，自己的银行投资押错方向，损失惨重。杜月笙向孔祥熙抱怨，并要求中央银行对他个人基于内幕消息而做出的错误决定予以赔偿。孔祥熙拒绝了。当天晚上，6个身穿制服的殡仪人员把一口「老大风格」的华丽棺材送到了他家大门口。孔祥熙匆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开会，投票决定赔偿这位「爱国公民」。

这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

四、经济学家、外交家和小偷

1937年7月7日，北京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沿海地区，很快就占领了北方的主要城市，并无情地向南推进。这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

此时国民党已将政府从南京（1927年由武汉迁入）迁往长江上游数千里以外的大而贫穷的工业城市重庆，这里将作为陪都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感觉到战争的临近，孔祥熙先是将上海的家搬到南京，随后又顺江而上搬到重庆。

日本军队继续沿江而上，直到重庆进入残酷轰炸的射程范围之内。埃德加·斯诺目睹了当时重庆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然而，在这个难民充斥的城市里，孔祥熙却似乎能够保持奢侈的生活。据说，孔家拥有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着价值1000万美元的食品、药品和布料。他被指控在往返香港与重庆的航班上占据关键空间，并坚持每天从美国为他的家人运送新鲜水果。

在面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生死存亡以及担忧个人生存问题的同时，孔祥熙在重庆仍有时间拓展私人生意，他成立了一间贸易商行，即复兴商业公司，为许多大宗商品交易提供渠道。那些想把工厂从日本占领的沿海地区迁到长江上游的商人很快就了解到，如果想在内陆经营成功，就必须把宋家或孔家包括进来，对此他们非常不满。如果他们试图独立竞争，很快就会被威胁劝阻。

在这个时期，孔祥熙经营着自己的秘密情报组织，任务包括搜集日本侵略军动态、共产党的经济状况，并全面保护家族利益。

自1940年以来，孔祥熙和家人主要居住在安全的香港。他在那里大量印刷「法币」，并将现金空运到重庆。但是，在没有任何适当资产支持的情况下，这些现金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无法用来进口中国迫切需要的武器。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38年的49%飙升到1942年的235%。官方汇率为20法币兑1美元，但黑市汇率低至3000法币兑1美元，而重庆政府则千方百计地利用官方汇率来抬高美国援助项目的成本，实际上却在黑市交易中赚取差额。

到战争即将结束时，估计有400万中国士兵死于日本侵略、派系斗争或饥荒，而平民伤亡人数则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但孔祥熙的富有、人脉广阔、天性谨慎使他的家人能够继续享受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1946年，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家中。共产党正在依托他们的北方根据地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中共接手上海尚需一两年的时间，但孔祥熙明白，这只是时间问题。他处置了房产并搬走了家里的财产。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家族的其他房产。他意识到，当时只有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才是安全的。

孔祥熙此时已经不太关心中国的经济问题了。他专注于紧迫的个人利益，保护他的家庭和财富。孔祥熙认为，美国是对于自己和家人来说更安全的地方。他声称宋霭龄病了，需要赴美治疗。这或许就是一个借口。为未来打算，他在纽约投资建造了新的宋家大宅。这是位于曼哈顿东北角里弗代尔的一栋宅邸，俯瞰着哈得孙河。

作为一名银行家，孔祥熙在美国的生活没有什么危险。他在里弗代尔豪宅和其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的华尔街办公室里打发时光。正是在这个办公室，孔家和宋家管理着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金融资产、房地产和商业利益。

孔祥熙或其他家庭成员偶尔也会拜访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同事，但他们的家现在在美国。他们改用了英文名。大女儿孔令仪（Rosamond）嫁给了国民党军官，而二女儿孔令伟（Janet，又名孔令俊）成为强势姨妈宋美龄在美国游说的顾问，她经常女扮男装，神秘且善于幕后操纵。儿子孔令侃（David）跟孔祥熙进入家庭银行业务，小儿子孔令杰（Louis）则在达拉斯开采石油，娶了迷人的女电影演员黛布拉·佩吉特，他还帮助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

孔祥熙家族变得极其富有。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关注到他们的财富传闻，并对其支持共和党的行为感到恼火，遂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孔宋家族染指美国援助的事情。联邦调查局对孔祥熙的别墅进行了监视，但在追踪他们的金融交易方面进展有限。大部分家庭财富都存放在纽约的中国银行（由孔祥熙控制）和旧金山的广东银行（由宋子文和宋子安两兄弟控制），这两家银行没有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估计，该家族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8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房地产和工业的投资回报，以及分布在各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难以估算，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否真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据估计，孔祥熙和宋霭龄的财富总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金额极其巨大。

杜鲁门总统沮丧地总结道：「他们都是小偷，他们每个人都是小偷……他们从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走了7.5亿。」

1959年晚些时候，77岁的孔祥熙回到母校欧柏林学院，参加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的聚会。他捐赠了一笔奖学金，当被问及他的财务状况时，这位老人却夸大其词地说，由于国民政府的垮台，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现在靠微薄的积蓄生活。

1966年，孔祥熙辞去银行董事职务，搬进了长岛的新豪宅。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健康状况恶化，于第二年病危，被送进纽约一家医院。他一直没有康复，在医院病逝，享年87岁。蒋介石的儿子和妻子、来自台湾的仪仗队，以及许多美中游说团体的重要人士出席了他的葬礼，包括此前曾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

孔祥熙的遗产不是台湾的经济，而是他的个人财富。强势而隐秘的宋霭龄6年后也在纽约去世。她可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