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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x GDP”是由社会科学家迈克尔·贝克利在其著作《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将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中建立的衡量标准，它将GDP与人均GDP相乘。而正如其书名所暗示的，这一衡量标准下的结果无疑为美国决策者保持乐观提供了一针强心剂，它通过比较经济实力、效率和负债，表明中国赶上美国的希望十分渺茫。 然而，这一指标与其他衡量国家财富或权力的指标之间的差异也值得留意——对于任何一种能够如此确证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的新标准，人们都应该持怀疑态度。正如贝克利这本书的一位评论家指出：“这里的一个重大隐含前提在于数据不能掩盖美国社会经济体系中某些固有的弊端”，但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动荡却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相应的，贝克利的衡量标准以及他的乐观推论都应当被谨慎对待。 事实上，如果以其他任何一个指标为基准，实力对比的图景都要更加复杂：根据对国民总收入（GNI）的不同衡量方式，中国要么已经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要么正在缩小差距。同样，如果衡量绝对经济表现，也即国民生产总值（GDP），那么中国和美国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同时，从人口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一直明显高于美国，而这至少有助于部分解释中国为什么在 CINC指数上得分更高：该指标使用人口、经济实力和能源产出等经典的可衡量因素来评估一个国家的整体军事潜力。该指数表明在整体实力上，美国已被中国超越。 当然，CINC指数体系饱受诟病乃至轻视的原因之一，在于几乎没有观察家真正相信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单极格局的鼎盛时期被中国超越。单纯依赖人口和经济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举例而言，按人均经济数据计算，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然而尽管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美国，但近年来该国的贫困率已大幅下降，就这一指标而言，真正面临相对减少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虽然美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 世界银行对国民总财富（包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衡量显示了相近的趋势，也即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近期推出的亚洲实力指数（这是一套综合经济和军事实力，自然资源、联盟网络以及文化影响力的评估体系）表明中美在总体实力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并且实力排名大体接近。这些指数均依赖于通过综合各项物质资源来进行评估，它们至少在理论层面承认经济和人口发展趋势是一国实现经济、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增长的原始资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表明全球实力不仅在更多地流向中国，而且还向其他国家扩散。对一个只关注中美两国的人而言，他很容易就会得出世界正回到20世纪下半叶那样的两极竞争时代的结论。然而，冷战是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环境中发生的，其前提则包括：二战几乎完全摧毁了战前国际体系；意识形态集团的形成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一分为二；一小群较贫穷的“不结盟”国家的存在。因此，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是国际体系中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实体，就像双星太阳一样相互绕行并吸引其他国家。例如，按照CINC的得分来衡量，美国和苏联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力量资源，如果将各自的联盟集团计算在内，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 相比之下，今天的数据表明，权力正在从超级大国向各种有能力、有活力的中等强国扩散，这将有助于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环境。正如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所言：“中美并不像1945年之后的美苏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支配性地位：1950 年，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北约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和共产主义世界（苏联、中国和东欧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GDP的88%，但当前这一数字已经跌至57%。直到20世纪60 年代，不结盟国家的国防开支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约占全球总额的1%），但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15%，并且增长迅速。” 因此，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平衡的多极化时期，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次一等的大国（即日本、英国、德国、印度、土耳其或法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03. 评估风险 （一）多极格局、两极格局和战争 就像学界当前就国际体系中的极性类型远未达成一致，究竟哪种权力分配格局对美国更有利也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极格局是否就其本质而言比两极更危险？尽管国际体系的稳定通常对美国有利，但这并不等于某些重要性较低地区的不稳定实际上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一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新现实主义的鼻祖肯尼茨·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两极体系在本质上是稳定的，而多极体系则是不稳定的。他认为两极体系更有利于实力的有效平衡：在这一体系内，大国之间发生争斗或误解的几率更低。他的这种立场深受他的创作时期本身影响：冷战虽然危险，但它凝结成了一种比大国间的战争更稳定、危险性更小的状态，而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混乱的多极体系的产物，对人们可谓记忆犹新。 如今，华盛顿的许多人也持有类似观点。作为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冷战的和平结束强化了人们关于多极格局是危险的，而两极更稳定这一直觉性揣测。但这种基于单一历史案例来证明假设的倾向无疑是有问题的——多极格局是否在本质上因为参与者数量过多而不稳定？许多历史学家基于一战开始时的格局得出的结论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人们还可以从冷战期间缺乏直接的大国间冲突这一情况推断两极格局更加稳定。然而，越南、柬埔寨或韩国的国民很可能对“冷战是和平的”这一观念提出异议：冷战是大国间的和平，但同时第三世界却有着大量战争，其中一些战争尤为血腥。 事实上，也有同样的合理论据表明多极可能并不比两极更危险。举例而言，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大卫·辛格（David Singer）认为，在多极世界中，军备竞赛不太可能升级为战争，而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则指出，在多极体系中，大国对于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更加谨慎。历史上曾出现过和平的多极体系，举例而言，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缔造了主要大国间近一个世纪的协约（entente）。一些基于多极地区总是不稳定这一观点产生的预测已证明是非常不准确的，其中包括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冷战后的欧洲将“在回归多极格局后重陷自相残杀”的预言。乌克兰战争虽然具有重大影响，但它绝非米尔斯海默预言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单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因为这种体系能够在一场冲突构成实质性威胁前就将其遏制，或者就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所说：“我宁愿在那里（海外）跟他们战斗，也不愿在这里（美国本土）跟他们较量。”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实际上含蓄地认同美国的全球实力基础和海外的军事基础设施能够抑制冲突，或者至少让它们远离美国本土。正是这种观点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优胜”学派（school of primacy）的立足点，这一派的支持者在上世纪90年代认为“单极时刻”为美国利用其实力维持更加和平的国际体系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正如《华尔街日报》的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 2015 年所说：“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唯一可能替代是全球性的失序。” 对于上述关于国际体系极性的争论，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核心原因：首先，学者们对“稳定”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存在差异。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稳定是指国际体系中没有大量的战争或暴力。但是，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推崇的体系有效地防止了战争，但其他学者只是认为那些体系可以防止大国间的战争，而这是一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主张。事实上，抑制某些种类战争的制度可能同时会助长其他类型的战争，而这是合乎逻辑的，比如单极体系就可能助长一种特定类型的战争，即针对“桀骜不驯的小国”或反抗霸主的叛乱者的战争。这一趋势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东展开十字军式的军事干涉而出现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论断：在过去的30年里，国家间战争的数量大幅减少，但内战的数量却明显增加。 其次，国家如何应对不同的体系极性可能比极性本身更重要。正如政治学家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所说：“极少有经验或逻辑论据能够证实国际体系的极性会影响战争或和平产生的概率。”恰恰相反，极性应该被认为是与其他变量相互作用并导致最终结果的。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关于国家联盟的著作强调了多极和两极格局下联盟政治的实质性差异。例如，一个国家在多极格局之内有更广泛的联盟伙伴选项，而两极格局的结构实际上使大多数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选项。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几乎所有对国际体系极性的分析都将冷战作为核心案例之一。但是1945年核武器的诞生，使得冷战能否真的可以与之前的历史时期进行比较成了有待回答的问题。1945年之后的核威慑平衡对于理解国际体系的极性和稳定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干扰变量。一个核时代的多极体系尚未形成，而由于核武器的威慑效应，核时代的多极体系也可能比以往的多极体系更加稳定。 需要补充的是，用于证明多极体系危险的证据大多是有条件的——它们倾向于立足人类晚近历史导致的偏见，以及核武器的潜在干扰效应。与此同时，理论提出了一种更加均势的图景：在多极格局之内，包括内战或小国之间的冲突等风险可能上升，而在两极格局下，另一些风险，如军备竞赛可能更高。同样，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的好处：在多极格局中，国际层面的相互推诿、搭便车变得更加困难，使得大国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在两极或单极格局内，大国也许能够通过增加对附属国的影响力，抑制它们没有直接卷入的战争的规模或缩短其时长，但推卸责任将会更难。就美国利益而言，具有更高的小规模战争风险和更低的大国冲突风险的多极格局可能更加可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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