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汉文化只是忽必烈夺取帝位、治理中原的工具而已,而且,对于汉文化所代表的一切,忽必烈始终是带着防备心理的。 1251年,蒙哥在成为新一任蒙古大汗之后,为了增强拖雷家族的实力以制衡蒙古诸王,他命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元上都、开平府)开府,治理包括晋、冀、鲁、豫、陕、甘在内的中原大地。 此后,大量的儒士和汉人世家就被引入了忽必烈的幕府协助他治理中原,比如,赵壁、董文用、窦默、姚枢、刘秉忠等人。 1253年,蒙哥大封蒙古宗王,忽必烈得到了当时被称为“京兆”的关中地区。此后,忽必烈就在汉人儒士的协助下大力发展中原经济,完善组织架构,很快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甚至到了被蒙古诸王非议的地步。 蒙古诸王认为,忽必烈重用汉人谋士、依靠汉人世家、采用汉人法律是背叛了成吉思汗路线的行为,于是纷纷向蒙哥打小报告,认为忽必烈有凭借汉地自立的倾向。 于是就有了1257年蒙哥派人调查忽必烈属地并罢免、处死了一部分忽必烈下属的事。蒙哥就是以此来敲打忽必烈,使他打消割据汉地的念头,永远忠诚于蒙古大汗。 事情虽然以忽必烈的主动解释而翻篇,但这进一步让忽必烈认识到,只有将汉地真正发展起来并重重地打上自己的印迹,才能保证他在蒙古帝国的地位和安全,将来也才能有机会凭借汉地的力量向大汗之位发起挑战。 1259年8月11日,随着蒙哥的去世,以汉地为基本盘的忽必烈迅速就和留守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展开了汗位之争。战争最终以阿里不哥的战败而告终,1263年,阿里不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成为了蒙古新一任大汗。 是的,这是中原力量对于蒙古本部的胜利,说明忽必烈对于汉地的治理是成功的。 由于忽必烈是凭借汉地、汉人的力量取得了对蒙古本部的胜利,所以他就必须代表汉地、汉人的利益,尤其是在蒙古宗王内心不服和外围的各大汗国不承认忽必烈身份的情况下,忽必烈就更得向汉人不断示好,以换取汉地力量对其的最大支持。 为此,忽必烈不仅在制度上大范围复制汉人的成功经验,完了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以进一步巩固对于汉地的治理—— ... 忽必烈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他是汉族政权的正统继承者,他代表汉地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他尊重汉地、汉人的一切传统。 图源/剧照 但这也仅仅只是表面,是忽必烈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因为他同时还是蒙古的大汗,还要兼顾蒙古本部的利益,同时,更要向外围的各大汗国释放他才是帝国大汗的信号。 所以,他就不得不在继承汉文化的同时引入其它文化。 最典型的动作就是,忽必烈将军事层面的所有权力和蒙古人是深度绑定以保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同时,忽必烈还大量引入畏兀儿人和突厥人为翻译、文书主管和地方官。 在1259年蒙哥去世时,忽必烈的幕府就是百花齐放,拥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幕僚以支撑他幕府的运转。 1262年,由于山东益都的李壇的公然反叛,从而造成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从这个时候起,他就积极引入非汉人幕僚以稀释汉人精英对于自己幕府的垄断。 但作为汉地和汉文化的代表,忽必烈又不得不容纳汉人的价值观和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汉人示好,于是就有了他修建都城、学校等一系列向汉文化靠拢的动作,但于此同时,忽必烈对于汉文化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备,对汉人的权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 这些动作都是在稀释元朝基因中的汉文化元素,以更大程度覆盖帝国内的所有人。 图源/剧照 所以,元朝本质上是汉文化、蒙古文化、中亚等文化的综合体,虽然忽必烈是元朝的皇帝,但内心里他还是不断暗示自己: 元朝皇帝同时也是蒙古帝国的大汗。 只是,这个大汗的称号很有水分而已。因为,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事实上已经四分五裂。 但忽必烈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将自己塑造为了一个“四不像”的角色—— 蒙古本部觉得他是成吉思汗路线的背叛者;汉人觉得忽必烈太假;外围的各大汗国给忽必烈打上了“叛徒”的标签;汉人百姓对忽必烈的称呼是一口一个“鞑靼”... 不管忽必烈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没办法,这一切从他走进中原时就已经注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