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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黄淮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明初大移民整整过去六百多年了，民间口口相传的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依然是那么清晰，山西省洪洞县也成为千万家族的祖籍所在。 根据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记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一个个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 为什么会有这次大移民呢？一是元末战乱。二是水旱蝗疫不断，三是明初的靖难之役造成河北、山东等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103450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 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一、迁往河南省分布 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二、迁往山东省分布 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三、明朝大槐树移民在京、津、冀地区的分布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回族自治县。 四、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 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港、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沭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五、明朝大槐树移民在陕、甘、宁地区的分布 主要分布在：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明朝大移民前后经历三代皇帝长达50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洞移民说有夸大之嫌 明初华北平原，河北的燕山以南、山东的泰山以西，河南、安徽、江苏的淮北地区，人烟稀少，政府组织大量移民用以充实州郡、恢复农业生产，这是不争的事实。大的移民分为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山西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在刘九皋建议下，着手迁山西之民往今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及山东省的西部平原，当时的人口输出地是晋东南。也就是说人口主要的迁出方向是华北平原地区。 “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史·食货志》） 这是明初山西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序幕。这场以从山西向河北大规模迁徙人口的运动，从1388持续到1395年，迁出地为晋东南的泽、潞二州，大致今晋城、长治地区。 历史学者徐泓经过详细考证指出，此次移民记载中的彰德（今安阳）、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移民总数为100034户。如果加上此前真定（今石家庄地区）、归德（今商丘地区）、顺（今邢台地区）等地，洪武年间迁出山西往河北等地的垦荒移民约有70万人以上。 注意！这次规模浩大的迁出地，并没有涉及赫赫有名的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 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时期，其叔父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朱元璋时期移民基本解决了的北方人口分布不均问题，又受到了兵灾影响。于是，未解决战争影响最深的河北等地人口稀疏问题，移民输出地依然是“地狭人众”的山西。 从1403年九月开始，又一场从山西向河北移民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了：这次人口输出地依然有晋东南地区，包括泽、潞、辽、沁、汾州，同时又增加了太原、平阳（今临汾地区）二府。这次移民，输出地扩大到今晋中、晋东南及临汾地区。 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朝廷迁太原等地移民往北京方向（包括今河北地区），数量为1万户，按一户5口算，约有5万人。此次移民输出地涉及2府、5州，涉及今晋中、临汾、晋东南和吕梁地区。 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又迁徙今山西临汾、晋东南，山东登州、莱州的人口往山东西部，人口数量，两省输出人口大致各占一半。 以上是官方组织的移民，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民间主动外迁。 明成祖朱棣时期，山西多地遭遇灾害，于是有了大规模的民间自发外迁。《山西移民史》主编安介生先生推断，永乐年间山西向外迁徙人口在10万人以上。 综观涉及上述人口迁徙的记载： 明初大移民分为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垦荒移民主要迁入河北、山东、河南三省。 洪武年间人口迁徙没有涉及洪洞所在地区，永乐时期也只是提到其上级平阳府。 而民间传播甚广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官修正史《明史》没有提到，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也没有提到，其主要依据的是地方志和各地家谱，尤其以后者为主。史书、方志、家谱构成我国的史料体系，但三者的可信度、权威性，以史书为最，方志为次，家谱最低。 对于此事，曾在民国时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就说过，洪洞大槐树之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谍”（谱谍，即族谱）。 现代有学者考证，来自“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分布在11个省（区、市），分布在227个县份，其主要根据就是方志、家谱和民间传说，这种说法因为“吸引眼球”，常被公开引用、传播。 山西移民这种大事件，国史一般都要严格记录，基本不会夸大或隐瞒。而方志、家谱等为地方和家族所修，常常存在考证不严、夸大附会等问题。另外须知，这些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多数时间较晚，有的甚至为当代所修。网上所提到的《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相关记载，是近代以来所编撰。 从诞生年代来说，史书资料明代就有，而家谱和方志则是后世编撰，从时间上来说，史书距离历史现场更近。 常识也告诉我们：洪洞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移民。 按照民间家谱数据相加，源自山西洪洞一地的明代移民总量竟然超过百万！那么，当时山西洪洞县总人口是多少呢？明代《山西通志》提供的数据是：1397年，户数11999，人口92872；1412年，户数11592，人口87775。 明永乐时期，洪洞所在地才有大规模移民迁出，当时全县人口迁走，也不过八九万人而已。按史书记载：明初山西洪武、永乐时期加起来，总数达100万人迁出，迁出地涉及山西多个州府，迁出地主要为河北、山东、河南3省，迁入地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而按照当代学者考证和民间传说，光洪洞一县就有百万人迁出，迁入地竟然涉及十几个省，实在是夸张太多。 尽管可信缺乏史料依据，但洪洞大槐树移民说在当代深入人心。对照史书记载和民间流传，我们发现：输出方，山西多个州府移民，被浓缩为洪洞移民；输入方，河北、山东、河南等华北平原移民，被扩大为“11省227县移民”。 这次大移民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华北平原，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但有人揣测背后动机说，“山西汉族纯正”，朱元璋父子大规模移民是为保持汉族血统云云，实在是无稽之谈。 关键词2：交通枢纽最可信，人群集散在此地。精神家园靠塑造，虚虚实实入归墟。 洪洞移民说尽管有夸大之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重要性进行客观分析。能够成为多地人心目中的“祖地”，洪洞自有其独特之处。 山西有那么多地区，为何单单洪洞一县成了人们“寻根”之地呢？ 洪洞县明代属平阳府。明初移民时期，平阳在山西各府、州中人口总量最大，其次是潞州、太原府。官府组织移民，一般会按各地人口比例抽调。正常来说，洪洞所在的平阳府是人口迁出最多的地方。 洪洞的前身叫杨。《史记·货殖列传》就提到，杨、平阳之地的人善于经商，杨即洪洞。洪洞设县始于于隋朝，宋金时期发展成为晋南的经济文化重镇。《金史·食货志》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平阳路辖山西南部诸州县，洪洞为其中之一） 官府移民是有组织的行为，百姓出境前，需要管理登记，这就需要一个集散地。我们知道，山西人口迁出三大地区是平阳、潞州、太原。从移民数量说，平阳府为最，位置也居于其他州府的中间地带，这里是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的集散地。据明成化《山西通志》，除了平阳府驻地临汾，洪洞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洪洞之所以繁荣，也因位于要道，交通运输便利。官府组织人口集散时，选择洪洞作为集散地，是非常有可能的。 民国时期《洪洞县志》《修复大槐树古迹记》等提到，洪洞及其古大槐树，是山西移民的集散处，槐树位于洪洞县广济寺中。 《洪洞县志》记： 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出，树下为集会之所。 《修复大槐树古迹记》记： 此乃先朝永乐间朝命移民实边，此盖荟萃出也。广济寺曾竖碣载其事甚详，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迄今年湮久远，饱历风霜，古刹付诸汾流，遗碣鞠为茂草。 大体意思是：洪洞县广济寺为本省移民汇聚之地，庙里曾有一块石碑记载详情，年老长辈还见过，后来历经沧桑，石碑已经遗失，遗址也长满了杂草。 即便记载为真，这里并没有强调突出洪洞本县，而是说的“山西民”。由此可知：山西各地移民以平阳府最多，平阳府洪洞县是人口较多、交通便利，很可能成为移民的重要集散地。 也就是说，大槐树只是移民的集散地，而并非其迁出地，所谓“寻根问祖“之处，只是后人所打造的精神家园。 据此前公开资料，较早出现“大槐树”“老鹳窝”的文本，是江苏丰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刘氏族谱》。但早期族谱中提到大槐树的记载，只是个别。 到了晚清民国，大槐树说法突然增多。 洪洞大槐树较早系统的文献叙述来自1914年的《洪洞古大槐树志》；民国六年，即1917年出版的的《洪洞县志》新增了大槐树移民事迹，此前明清县志均没相关记载。我们可推断，大槐树事迹是一个似有似无的传说，民国相关方志将其写入记载。 针对大槐树的传说，学者赵世瑜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到明朝开始重塑汉族正统时，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 历代洪洞士绅们非常有远见，他们看到了这一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洪洞大槐树”这个品牌打造了出来。随着大槐树形象越来越清晰，它深刻影响了后世人们对祖先来源的认知。 “共同祖地”认知形成后，很多人并非属于明初大移民的人，以及更晚的移民，也信誓旦旦地附会，说自己来自洪洞大槐树，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总结下洪洞大槐树的品牌塑造过程：个别族谱记述-形成民间传说-洪洞乡绅策划发掘-新一轮深入传播。 今天有很多人将“全国大部分汉族来自洪洞大槐树”“小脚趾分两半”等经不住推敲的说法当作真实，更有许多媒体不加考证地进行大肆传播。 实际上，历代任何一次移民都非常复杂，除了大移民，各种小移民更是几乎不间断。但，后世清代、民国、当代的移民和二度迁徙，也受到主流传说影响，将自家视为“洪洞移民”。 关键词3：IP策划自古有之，发扬传统未尝不可。 除了洪洞大槐树，我国各地还有原理相同的寻根地，如宁化石壁、苏州阊门、山东枣临庄、南京杨柳巷等等，它们早已超越实体地名或建筑本身，成为某些群体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图腾。类似原理还可以应用到走西口、闯关东的命名上：老百姓们进入塞外开垦，未必人人都要经过杀虎口、山海关，但这种要塞关口是两种地理的分野，因而成为许多人离开故土的最后界碑。 从本质上来说：民国当地文化乡绅对洪洞大槐树祖居地的策划包装，跟今天很多地方发掘打造各类文化品牌并无二致。除了大槐树，山西洪洞还有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苏三”。苏三本是小说家冯梦龙笔下虚构的女子，因京剧《玉堂春》而声名远播。《苏三起解》里第一句就这么唱到“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苏三被卖含冤的地方，背景即为洪洞县。人物为虚构的，但当地依然打造了相关景区，并建造了“苏三监狱”。 “洪洞大槐树”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外宣策划，民国时期的这种努力，不仅为北方广大地区人民找到了“精神家园”，更为今天的文化旅游提供了一个优秀IP。 细数近代以来，借时代东风策划这种案例的，绝非洪洞一家。各种“始祖故里”“XX之都”，都在重复洪洞做过的事情。 但是“历史归历史，民俗归民俗”，真相总归是该被历史知道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洪洞所代表的精神象征的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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