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义鸿老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1985年初获得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见证了管院三十年的发展进步。 郁义鸿老师有过九年的下乡知青经历，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也是著名的“复旦77、78级数学系”中的一员。 问：复旦77、78级数学系被称为“复旦史上最牛本科班级”，作为其中的一员，您有什么难忘的故事或者感受吗？您觉得，为什么77、78级数学系会涌现这么多杰出人才？ 郁： 首先，“史上最牛班级” 这个说法有信息失误，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班级，而是包含了应用数学专业77、78级两届四个班的学生。 至于为什么这两届会涌现那么多杰出人才，一是多年来人才的累积。文革取消高考，77年恢复高考，“老三届”加上一些应届生，至少有七、八届的学生同台竞争，能胜出的当然是佼佼者了。二是当年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被荒废了十年后，学生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对知识有一种饥渴感，一心投入学习，甚至不会太多考虑毕业后的就业去向。 问：您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到过做知青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对下乡知青还是比较陌生的，您可以跟我们简单讲讲吗？这段经历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郁：在黑龙江那几年我们叫做“修地球”（笑），“其实在国营农场工作九年是能收获很多东西的，它能磨练你的意志，也了解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吃过苦没有经过磨练，在心理方面比较脆弱。从教育的角度，不仅仅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培养，因为知识你可以在具备一定能力后自己去获取，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培养坚韧的心理素质。 问：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只能在农场做农民，会不会遗憾？ 郁：那九年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但九年毕竟太长了。从增加阅历经受磨练的角度来说，或许两三年也就够了。人生有几个九年！
问：您被认为是管院学术的一面旗帜，可以给我们讲讲管院三十年来的学术发展吗？ 郁：说旗帜实在是过誉了，绝不敢当。就管院的学术研究发展来说，最近十来年明显的进步就是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量增加。但是咱们与哈佛，斯坦福等世界顶尖的管理学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学习知识的能力、创新的能力、以及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对本科生来说，要培养这种能力以现在的课程安排来讲是不够的。我们的“通识教育”走得有点偏了，不少课程太“水”，学生自学都可以。课程不够硬，基础就不牢固，这种基础特别体现在能否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乃至批判的能力。比如数学分析这样的课程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比较硬的课程。相比之下，高数教你的是如何解题，而数学分析是会锻炼你的逻辑思维，具有这种能力，学生未来一辈子都将受益。 对于学员未来发展来说，提高师资力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也是管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学院现在更青睐于海外归来的老师，因为他们能传递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研究方法，而且比较擅长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但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讲，怎样把那些前沿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管理问题和经济问题加以结合，并发展理论和应用与实践，这也是一种挑战。 问：您曾经提过一句话：“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我们现在其实也正面临这样的局面，忙着找实习，忙着出国交流……都很着急、也很害怕来不及，不知道老师当时是如何对待这种情绪？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些本科生说吗？ 郁：这句话其实是我下乡的时候在笔记本上记下的，是普希金的一句诗。要慢下来，其实是要过一种有思考的慢生活，不要心烦气躁，不要太急功近利。要把目光放长远，比如现在很多学生愁找工作，其实并不是找不到，而是眼光太高。可是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会是你一生的工作吗？大部分都不是，你把目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能这么想，那么第一份工作是否高薪也就没那么重要了。人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这很重要。虽然未来不是完全可规划的，但是你还是要确定大方向往哪走，这样才不会迷失。
郁义鸿老师和采访者高小添 采访|卞政 高小添 整理|高小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