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与王稼祥（上）

殘荷聽雨 2024-01-23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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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宴会进行中间，毛泽东小声问王稼祥：“能不能早点告辞？喝了酒，头有点昏。”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举世瞩目。王稼祥提前一天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北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迎接毛泽东。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和检阅了仪仗队后，便由王稼祥夫妇陪同，驱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南郊的斯大林在战时的乡间别墅。吃过午餐，稍事休息，王稼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大使馆建馆以来的情况，并请示这次访苏的计划和安排。

在毛泽东访问期间，苏方安排的文艺节目是经王稼祥仔细考虑后，才推荐给毛泽东的。王稼祥认为，毛泽东可出席观看著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但不宜观看《红罂粟》。《红罂粟》描写的是苏联海军的一名士兵在上海黄浦江岸上爱上了一个中国妓女，并送给她一枝罂粟花，借指把共产主义传播给中国。尽管演员的表演技巧不错，但内容却不符合实际，且有辱中国人。

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看法，没有去。但陈伯达等随行人员却观看了《红罂粟》。陈伯达初次坐在富丽堂皇的大剧院的贵宾席上，沉醉其间，竟忘了事先的叮嘱，在闭幕时竟站起来“热烈”鼓掌。

王稼祥对此很生气，并报告给毛泽东。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观看演出的情况时讲得很起劲。不料，毛泽东脸色一沉，对陈伯达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

陈伯达见毛泽东动气了，便知趣地退了出去。

12月22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都想和中国做生意。”

毛泽东说：“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同我们做。”根据王稼祥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随即给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的电报。

此后，在谈判缔结新条约的问题上，双方一度发生分歧，斯大林把毛泽东冷落在郊外的别墅里。对此，王稼祥十分焦急。

12月３0日下午，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告诉他：“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后大笑：“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此时，西方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感到很紧张。王稼祥向毛泽东进言，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此次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这使西方的谣言不攻自破，也缓解了僵持的局面。随后，毛泽东请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

周恩来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中苏双方终于达成协议。2月14日晚，中方在大都会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的几分钟，斯大林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毛泽东和周恩来上前迎接，和斯大林握手、拥抱。王稼祥终于放心了。

2月16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行。宴会进行中间，毛泽东小声问王稼祥：“能不能早点告辞？喝了酒，头有点昏。”

王稼祥答道：“你不舒服，在主人没有宣布散席之前告辞是可以的。”

师哲把此意翻译给斯大林。主客双方都站起来握手告别。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紧跟在毛泽东身后出了宴会厅。

到毛泽东住处后，大家请毛泽东躺在卧室长榻上。王稼祥让大家到外边休息，只让朱仲丽一个人进来，给毛泽东检查身体。朱仲丽有些紧张，怕毛泽东有脑血管或心脏方面的疾病。她走进卧室，问道：“主席，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你量血压吗？”没等毛泽东回答，朱仲丽先摸了他的脉搏，每分钟84次，这才放下心来，又量了血压，然后对毛泽东说：“脉搏和血压都正常，和平时一样。”

毛泽东冲她笑笑，说：“刚才我是多喝了一杯，神经兴奋了。”

朱仲丽让毛泽东闭目休息一会儿，有事按电铃，就退了出来。在一间小客厅里，只有李富春在。一会儿，王稼祥也走了进来，朱仲丽告诉他说：“主席好像没有什么不舒服。但他早退席，也可能有什么心事。”

王稼祥没说什么，他和李富春只是会心地对望了一眼。这表情让人隐约感觉到中苏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些微妙……

在“人民公社”、“三斗一多”等问题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唱了“反调”

1951年，王稼祥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战争年代的创伤，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戴着热水袋工作。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跟风附和。他知道自己的许多意见是和毛泽东不一致，但为了党的利益，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1958年11月，王稼祥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王稼祥的心情很矛盾。会议开始后，他想先听一听其他代表的发言。两三天过去了，他并没有听到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觉得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应隐瞒自己的观点，但在众口一词的气氛下，他又有些顾虑。于是，他没有采取在大会上发言的方式，而是向中央常委作了个别的、口头的反映。

他向刘少奇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决议的某些提法值得斟酌；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示忧虑，对急于过渡有异议。王稼祥郑重地请刘少奇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毛泽东听到王稼祥的意见后说：这么多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对此，王稼祥表示：我的意见已经全部都讲了，中央认为对的就请考虑；中央认为不对，可以随时批评和处分我。至于在小会上再谈一谈，那就不必了。

关于此事，后来又在庐山会议上重提。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过去的公社》一文，批转给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批语中说：“稼祥同志：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王稼祥在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方针政策，其中心内容是对正包围我国的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印度等“外国反动派”，采取相对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方针，这就是所谓的“三和”；对我国不顾自身条件，大包大揽地全力支援各国的革命运动，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这就是所谓“一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向伍修权等中联部领导作了陈述，在征求大家意见并得到赞同之后，他于1962年2月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写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的。王稼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对此承担首要责任。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的副部长中，伍修权首先在信后签了名。

出于忧党忧国忧民之心的王稼祥，写出建议信并送交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之后，三人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只是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于是又将王稼祥的信转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当时，人们也没有感到这封信有什么问题。

一向“独具慧眼”的康生看到建议信后，感到信中批评和反对的正是自己一直热衷和鼓吹的那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于是，康生便向毛泽东吹风，用伍修权后来的说法是“向毛主席进了谗言”，康生说王稼祥提出的，是与中央“三斗一多”的“马列主义方针”相反的，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毛泽东表态肯定了康生的意见。

久经政治风雨的王稼祥，不得不考虑一些后果，更何况康生这个人正被毛泽东信任。他考虑再三，决定要赶快去见毛泽东。他叫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了电话，毛泽东立即叫他过去。

王稼祥惴惴不安地由中南海住地东三院步行至颐年堂。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定后，毛泽东问：“你近来身体还好？”王稼祥说：“主席，谢谢你。不知主席是否看过以中联部名义呈交的《党内通讯》，上边是关于目前对外政策的几点意见。”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点意见，我还没有好好研究，听说少奇和恩来、小平、陈毅都看过了。”

王稼祥说：“是的，中央书记处也讨论过，几位负责同志口头表示同意的。”

毛泽东答应了一声，抽起烟，没再说话。

王稼祥接着说：“主席，外办召开了会议，批判我在执行的对外政策上，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说成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问：“你参加了没有？”

“没有通知我参加，也没给我看简报。所以，我今天来找主席，我愿意在即将召开的十中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检讨，请主席同意。”

毛泽东说：“他们下面对你的观点有意见，不要搞到我们中央来。你也不必在十中全会上作检查。就在你们中联部范围内谈谈好了。不要搞到中央来。”

王稼祥接受了，表示：“主席叫我在什么范围内讨论，就在什么范围内谈。”

当王稼祥要把这一切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说：“不必来汇报了，快进医院检查身体去。”

王稼祥住院了，这一次他没有硬顶，而是委曲求全。当时，他也只能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