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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史研究所合编的《康雍乾时期城乡 人民反抗斗争资料》 将农民起义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农民的秘密结社及其组织的反抗， 一部分是五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书中一共收录了 53 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和 5 次重大的农民起义。 对于这 53 次小规模的反抗， 是否也可以是称为“起义” 呢？ 这些有记载的起义只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些叛乱或者是治安问题。“农民起义” 就是“实际上来自 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 的领导人五花八门、 鱼龙混杂， 其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反政府武装——以武力反抗暴政的民众和政治上的反对派， 另一种实际上是反社会武装——土匪、 强盗、 宗教、 帮派、 会党等以武力反抗社会的黑社会势力，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总是一言以蔽之都把它们称为“农民起义” 。 二 小规模秘密结社及其组织的反抗 清朝前期， 经过康、 雍、 乾三朝， 一方面社会经济又较大的发展， 出现了所谓的“盛世”， 另一方面，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 农民阶级依然接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和残酷剥削， 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在“盛世” 中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从康熙末年开始农民的抗租斗争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在各地蓬勃开展， 各族人民武装起义不断发生。 人民拿起身 边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 可是那些起义的人都是农民吗？ 如果定义农民战争仅仅以参加的成员的身 份作为标准的话是不合适的。 （一） “农民起义” 的领导人研究 一场起义的发生必然要有一根导火线和一个领导者， 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无可否认， 参与暴动的人里面绝大多数是农民， 但是领导者并非都是农民，如果简单地把由农民参与的暴动都称为农民起义， 是不合适的。 我根据自 己的总结， 在清朝康雍乾三个时期以及嘉庆年间所记载的 53 起起义中， 绝大部分的领导者都不是农民。 其中有土匪强盗领导发动的占了大部分（表一）。 表一 土匪强盗发动的起义  上表中共有 22 次起义是由土匪盗贼所领导的， 这些起义不能笼统地定义为“农民起义”。 土匪是民间的武装组织， 他们打家劫舍、 抄掠行旅的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危及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属于为害地方的黑恶势力。 与此同时， 民族矛盾也是康、 雍、 乾时期的重要的社会矛盾， 在有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 中还有一些由少数民族所领导的反抗斗争运动（表二）。 在清朝这个满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里里， 满族自 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却极力的压榨和剥削其他的少数民族， 这也引起了 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满， 因而由于长期民族压迫而导致了 武装冲突。 这些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武装叛乱只是一时武装反抗， 并不具备农民起义的要素， 同时领导者也多是民族头目 与地主土司， 有时也是权力斗争的延续， 因而也不能归属于“农民起义”。 表二 少数民族领导的起义 此外， 清朝是宗教势力、 帮派、 会党盛行的朝代， 教派、 帮会是下层老百姓的组织， 最初是为了 互助和抗暴， 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 帮会往往会带领他的哥们弟兄进行武装反抗， 很多起义就是因为百姓遭灾， 富户又不肯借给百姓粮食， 官府也不肯平调粮食， 没有办法就起义了 。 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 宗教势力和帮会组织从中进行思想煽动和组织串联， 宗教势力、 帮会领导的起义在康雍乾时期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不容小觑（表三）， 但是在这类起义中宗教势力和帮会组织都具有自身的政治或经济目 的绝非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只是利用百姓的反抗情绪，因而此类起义也不能归结于“农民起义”。 表三 邪教、 帮派、 会党领导的起义 清朝康雍乾三个时期以及嘉庆年间所记载的 53 起起义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有 2 起（表四）。 这两次是由佃户即向地主租地的农民领导发动的暴动， 是由于地主阶级长期的压榨和残酷剥削所引发的， 在起义领导人、 起义性质、 起义的主体等诸多要素上分析均属于农民起义。 表四 佃户反抗压迫的农民暴动 （二） 从“农民起义” 的目的研究 老百姓拿起武器反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自己受到压迫， 受到了剥削，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要么等死， 要么起来反抗， 或许还有一丝希望。 他们有些起义完全不是说要为了 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他们不敢这样想， 更没有这样的能力。 按照他们起义的目的， 把他们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反政府武装， 还有一类是反社会武装。 反政府武装并不都反对皇帝， 有的来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只要求“清君侧” ， 有的来自 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只反对贪官， 甚至还会打着忠君或“替天” 的旗号。 “清君侧” 如果不是借口的话， 那么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场权力之争；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并不是农民的觉悟太低， 而是因为皇帝是国家的法人代表， 农民并不反对自 己的国家， 他们只是对政府官员不满， “反贪官” 体现了他们要求更换政府官员的愿望。 从康熙五十年， 福建泉州等地人民反富户囤粮的起义来看，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想从富人手里拿走原本属于自己的粮食。“永春、 德化两县联界地方， 有奸徒聚众， 劫害乡 民， ……初止书百余人， 继而胁迫乡 愚入伙， 渐至二千以外。 抢掠居民， 不止一处， 竟敢竖旗放炮， 拒敌官兵。” 奏折上可以看出， 是从政府的立场上来描述的， 他们认为反政府武装是非法、 是反叛， 但是站在反政府武装的立场上来看， 则是起义、 是革命。 三 五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研究 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 年）， 朱一贵领导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 山东王伦发动反清起义。 而后， 还爆发了由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起义， 白莲教组织的川、 楚、 陕、 甘、 豫等省的农民起义， 以及天理教组织的豫、 鲁、 冀等省的农民起义。 这些起义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 起义的力量也有差别， 但是他们的任务都是为了 撼动封建的顽固统治。 表五 五次大规模的起义 在康、 雍、 乾时期， 朱一贵起义， 王伦起义， 林爽文起义， 白莲教五省起义，天理教三省起义等五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当时封建统治产生了 重要影响， 五次农民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了 ， 但给予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进行不难发现， 这些起义在起义主体， 起义的目 的， 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形式， 起义的性质等诸多的方面有着共同之处。 关键是在起义性质和起义的主体方面， 农民真正地参与到起义中来， 并且在起义的目的不仅仅是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进行的反抗和斗争， 重要的是成为有组织性的团体斗争有着较为明确的起义目的和任务， 都有着形成了 较大的起义规模和政治影响，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具备了农民起义的性质。 清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清王朝“盛世” 里面的弊端也渐渐的暴露出来。 同时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 封建社会、 经济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解放了 生产力， 使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行不断的调整， 有着其内在的历史推动作用。 纵观五次农民起义以及上述表格中可知：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 帮会和宗教组织在清朝的农民起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们对于农民起义所在到的领导和团结作用对于起义的界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 白莲教与农民起义 白莲教是清朝时期较为秘密的宗教组织， 流传很广， 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贫苦农民、 手工业工人、 矿工、 城镇贫民和失地破产的流民， 是它的基本群众。 白莲教的教义， 揉和了佛、 道、 摩尼教和明教的思想， 以“真空家乡 ， 无生老母” 为真言。 由于它反映了受尽封建剥削压迫之苦的广大老百姓的质朴要求和愿望， 因而能在民间广泛流传， 影响巨大， 成为组织群众的纽带。 王伦起义、 川楚陕起义、 以及豫鲁冀起义都是和白莲教密不可分的。“逆匪王伦， 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 阴布其党于东昌、 茺州二郡。 八月二十八日子夜， 陷寿张。 县令沈齐义朝服坐， 堂皇骂贼， 贼支解之。 临清之南张四姑庄，亦同时被贼杀掠一空， 庄去州仅二十五里， 闾阎汹汹。” 王伦利用白莲教的支教清水教煽动人民群众反抗政府统治， 在山东一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起义虽然经历了很短的时间， 但是从中可见白莲教的号召力是巨大的。 即使是被打压， 白莲教仍在地下秘密地发展着。 川楚陕起义是白莲教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人数众多， 斗争的时间之长， 影响的范围极其广阔。 自乾隆五十八年， 白莲教首领齐林首谋起义， 事泄被害， 清政府进行大屠杀以后。 人民忍无可忍， 便起来反抗。 各地都是在白莲教的思想鼓舞下纷纷相应。 参加起义的的人有几十万人， 它犹如大海的怒涛， 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起义军打破清军围攻， 东乡 会师也标志着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后来， 清朝统治者镇压了 襄阳起义军主力之后， 实行了“坚壁清野” 政策， 起义军在反抗了 一段时间后还是失败了。 这次起义不难看出白莲教分布的范围很广， 所能召集的各阶级人民的威力也十分强大。 天理教也是白莲教的支教。 嘉庆初年， 在清统治者日益腐朽、 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 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形式来发动群众， 进行反清斗争。 经过七八年的努力， 林清首先联合京畿地区一部分白莲教支派的成员， 组成了白阳教； 同时， 他又多次到河南， 与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 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首领、 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进行联络。 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 迅速促成了林、 李、 冯三股势力的大联合， 联合后的教派就是天理教了。 此次起义， “即位初， 白莲教煽乱四省， 黎民遭劫， 惨不忍言， 命将出师， 八年始定” 。 无可否认， 在清朝打压反清组织中， 白莲教成为了清政府最大的隐患。 （二） 天地会与农民起义 天地会也是清朝一个秘密结社组织， 其成员， 最初多为农民或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小手工业者、 小商贩 、 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 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 天地会以反清复明， 顺天行道， 劫富济贫等口号， 反映了当时平民的民族观念和反对阶级压迫的要求。 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标都有很强的反对地主阶级压迫和为穷人争取利益因素， 因而在起义的组织和领导上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朱一贵领导的起义是较早期的天地会的运动。 主要表现在反清活动范围日益广泛,组织日趋完善,逐泌形成一套反清复明理论,成为后来天地会的限据。“康熙六十年辛丑， 夏四月， 台湾奸民朱一贵作乱”。 虽然这一时期， 没有十分明显的帮派色彩， 但无可否认， 已经在慢慢萌芽了。 他们以“桃园结义” 为样板， “彼此间崇尚义气， 讲究信用， 天地会不引导人们向往未来的幸福， 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 林爽文起义和天地会关系更是十分紧密。 林爽文起义是清代天地会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 风暴席卷了台湾全岛， 历时十四个月， 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 严厉冲击了 清朝官吏和地主阶级， 并没收其土地归农民所有。 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 先后调动了福建、 广东等省数万兵力， 花掉军饷一千多万两，暴露了清廷的腐朽、 衰落。 可以说， 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对清政权的打击是沉重的。 四、 康、 雍、 乾“盛世” 下的农民起义分析 对于康雍乾时期的农民起义进行仔细的梳理和概括不难发现， 仅以简单的事件主体或者参与对象为农民进行农民起义的性质的概括和总结是不合适的。 因为封建社会， 社会矛盾和主体的多样化以及事件目 的和任务的不同， 对于康雍乾盛世下的农民起义还需要对于起义的主体、 起义的目 的、 起义的领导者等诸多历史元素进行分析方可得出， 康雍乾“盛世” 下的土匪暴乱、 宗教、 帮会的暴乱、 以及以打家劫舍、 对抗政府等群体事件均不能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 （一） 康、 雍、 乾时期农民起义的两种形式 1 . 小规模的农民暴动 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是农民起义的基本表现形式， 同时在人数规模和起义目 的上有着较少的诉求。 这一形式的爆发基本上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倾轧一下的一种武装暴动， 用来维护农民或者无产者的生存利益而进行的； 但是因为这一反抗形式的规模较少、 诉求简单、 并且没有整体的组织和协调， 因而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康乾时期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有两次， 这两次都是由佃户即向地主租地的农民领导发动的暴动， 佃户在长期的压榨之下， 为了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权力而进行武装反抗和斗争。 分别是： 康熙六十年， 孔府佃户（农民）、 盐民暴动； 乾隆七年， 台湾膨化佃户反对地主压迫的农民暴动。 这两次农民暴动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很快被统治阶级镇压了下去。 2.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是康雍乾时期农民起义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 相对小规模的农民暴动而言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区别， 在起义的目 的、 人员组织、 思想动员、 起义的目 的以及诉求等诸多的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促进以及生产关系的调整等诸多的社会发展因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起义的目 的上带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要求， 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打击和影响较大，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 朱一贵领导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 山东王伦发动反清起义、 林爽文起义、白莲教组织的川、 楚、 陕、 甘、 豫等省的农民起义以及天理教组织的豫、 鲁、 冀等省的农民起义。 这些大规模的起义成为了 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二） 康、 雍、 乾时期农民起义的动因 清朝前期， 经过康熙、 雍正、 乾隆三位皇帝的励精图治，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出现历史的“盛世” 局面， 但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却始终没有间断， 加上民族压迫与等级歧视等因素的影响， 盛世局面之下却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 农民的经济状况江河日 下， 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在这一时期自 康熙末年开始农民武装斗争就在各地逐渐兴起， 主要以抗租斗争、 争取永佃权、 以及少数民族的发压迫斗争等作为主要的形式。“哪里有压迫， 那里就有反抗”， 广大劳动人民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生存的基础往往是最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随着地主阶级利用社会资源的优势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进而使得农民阶级的生存利益和生存权益日 渐受到威胁或者进行民族压迫政策， 随着这种行为的加剧， 农民几乎无法实现自 己的生存的条件和利益的时候， 只能选择最后的一搏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 因为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因而生存与利益成为农民参与反抗斗争的最原始的驱动力。 在具备了 这一原始驱动力的条件之后， 更多的社会诉求才被提了 出来， 因而在起义之初对于建立政权等诸多的政治要求不是每次武装斗争都提出来的， 反抗阶级压迫、 民族压迫等斗争却是共同的起义目 的。 五 结 语 中国农民起义在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 真正动力， 有些人甚至把整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的发展， 都归功于农民战争的推动， 认为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超过这种推动作用。 而这种理解是在阶级斗争时期的， 是有偏离的说法。《康雍乾时期城乡 反抗斗争资料》 里将那些小规模的反抗斗争以及局部的社会动乱都编录在农民起义里， 对农民起义的界定有着当时历史发展的局限性，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进步的详细研究， 在起义的领导者、 起义目 的、 起义对象等诸多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这样的才能得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宗教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影响， 与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和自身 特点有关。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 饱受欺凌是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最坚决的群体。 但因其贫困， 大多缺乏文化知识， 他们无力主宰自 己的命运， 便将命运寄托于神灵，希望能够在神灵的帮助下脱离苦海。 所以运用领导者利用宗教来进行起来是十分明智的一个选择。 在清朝康雍乾时期， 民间宗教组织、 帮会发动起义等对于清王朝步步走向腐朽的作用是巨大的。 清王朝康熙、 雍正、 乾隆时期， 在看似繁荣的社会里， 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却始终没有间断， 加上民族压迫与等级歧视等因素的影响， 盛世局面之下却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 农民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 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在这一时期自康熙末年开始农民武装斗争就在各地逐渐兴起。“盛世” 的出现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被镇压下来的农民起义终究还会再起来反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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