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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共不同性质的两党在合作过程中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随着孙中山逝世，国共关系陷入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在军校内部则主要表现为以信仰不同为由引发的学生派别争斗，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峙为高潮。1926年4月由于冲突激化影响同学团结和学校稳定，两会相继被解散，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之后信仰和主义的直接碰撞被掩盖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黄埔军校信仰问题的由来 军校既然是培养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军人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在招生时必然经过细密选择，对国民党的主义和精神有相当了解的人才会被录取。在思想上“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或接受本党主义之思想。”通过“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在组织上有本党党员介绍，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部分学生入校前已经加入国民党，没有入党的也集中在5、6月集体入党。“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清一色的党员了。”申请书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尽管国民党在改组后规定，凡是国民党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表，经审查同意，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发给党证。但仍然存在像黄埔学生集体入党的现象。 进入军校的学生大多是18—25岁之间、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知识青年朝气蓬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五四以后在思想上表现出尊西崇新的心态，“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也太爱时髦了……不谈政治而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当时“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社会主义”招牌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实际内涵相差甚远。但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成为区分青年“落后”和“先进”的标识之一。然而，就目前看到的黄埔第一期学生入学调查表中显示出来的学生信仰的最初状态，无法看到表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而看到学生入校时信仰的多样化以及在信仰问题上无所适从的心态。 统计显示有456名学生持无宗教观点，32人信仰儒教、孔教等中国传统宗教，25人信仰基督教、耶稣教等外来宗教，这表明军校让绝大部分学生接受三民主义的信仰后迅速成长成为可能。 从学生亲自填写的调查表中看到，蒋先云、陈赓、赵自选、李强之、朱然5人明确表明信仰三民主义，其中蒋先云等3人在入校前已经是表现十分活跃的共产党员。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方面政策来说，共产党员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3名具有双重党籍的学生（又称“跨党”学生）填写信仰三民主义无疑是响应军校号召。 姑且不论入校前个人的思想信仰，进入军校后，学校在思想上主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 在信仰上，学校要求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不允许其他信仰存在。一期生熊敦因相信无政府主义，被开除。同时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十余人，学校发动学生暗中侦察。学校坚决打击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但在思想上有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体的情况下，引发学生信仰问题，在思想上无所适从。一期生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的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比较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一期生徐向前谈到自己从三民主义信仰转变到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 总之，军校一再强调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作为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校只能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主体的信仰。但是国、共毕竟是两个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双方可以跨越信仰和主义的不同而携手合作，但始终存在着由于信仰不同而引发矛盾的危机。 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 党代表和政治部在思想和信仰的灌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部是军校政治教育的惟一机关，主要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 黄埔第一期期间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戴季陶、邵元冲，两人任期很短，“中间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这个时期政治工作除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教官的演讲外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校长蒋介石的精神讲话进行。他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进行精神教育，“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挥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做到，但是在精神上说，差不多由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到了以后几期，“因有东征之役，就不能专心一志，如教育第一期学生一样。” 在多次训话中，蒋介石强调革命军人要以三民主义为信仰。出现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离校时，蒋很生气，训话时把三民主义信仰强调得更高。此时，国民党右派散布《护党特刊》进行反共宣传，但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国共关系还比较融洽，同学间精诚团结，第一期学生组成教导团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取得胜利。 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工作出现生机勃勃局面。几乎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在军校建立秘密党组织——中共黄埔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军委书记周恩来负责，共产党力量在军校得到发展。随着共产党影响扩大，“黄埔学生汇总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鲜明了”，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和冲突上。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以信仰分歧为名号，实则为国共冲突的具体体现。 为团结广大青年军人共同参加国民革命，在周恩来提议和主持下，1925年2月，经党代表廖仲恺批准、校长蒋介石同意，青年军人联合会建立起来。创立之初，它并不是党派色彩明朗的组织，只是一个在军校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组织，凡是军校同学为当然会员，贺衷寒、曾扩情都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随着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加入并成为骨干成员和基本力量。在会刊《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发表文章的也多是共产党人，他们言论激进。青年军人联合会由最初全体同学参与的群众团体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群众团体。国民党右派分子煽动反共，宣称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断定这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1925年4月，在贺衷寒、缪斌等组织倡议下，以努力研究中山主义为名成立中山主义学会，之后发展为孙文主义学会。该会实质“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如此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王柏龄话中明显看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创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国民党反共活动就由暗渡陈仓与明修栈道结合起来。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处理双方纠纷颇费周章。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平时监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有时甚至夜里偷窃共产党员文件，打架时有发生。第一次东征期间，发生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和李汉藩（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的口角，林竟向李开枪，幸未打中，“此事在当时掀起了大风潮”。在东征前线梅县一次集会上，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次大架，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造成军校混乱和人心浮动。1925年2月包惠僧接任政治部主任后，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读书、笔记，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 对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摩擦，廖仲恺批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大多数没有把目前革命的任务搞清楚，没有认识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志，各立门户，互相摩擦，把革命的精神实力在内部闹小宗派抵消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对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固然要斗争，但不能采取打架的方式。……最要紧的是在群众中建立我们的威信。”青年学生往往意气用事，用打架等简单方式来处理观念不同的问题，造成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矛盾在国共合作两党关系微妙的背景下造成不良影响，逐步演化和上升为国共冲突。 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11月接任党代表，在信仰问题上汪精卫提出的还是“努力研究本党主义”，“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买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其他主义和思想是禁止宣传的，“假冒爱国之名而实行反革命之一切刊物，如《醒狮》之类，皆在禁阅之列。” 汪精卫接任党代表到第二次东征前后，校长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极具迷惑性。在二次东征期间，蒋已向周恩来提出要把军队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遭到周婉言拒绝。后来蒋又进一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军校和国民党，并假惺惺表示后者是他不愿意的。在已经流露出要排挤共产党时，蒋介石言论上仍高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朋友”，他在二次东征后完成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甚至公开发誓：“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1925年12月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漏夜严电阻止”。 之后，蒋介石以信仰不同为名开始一系列排挤共产党员的行动，借调停“跨党”党员为中心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之间冲突为由进行组织上的清理。 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在潮州行营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各级党代表会议时提出“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活动均得公开”，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逼走党代表汪精卫，4月3日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案，在“军制意见”中，要求第一军跨党党员退出军官和党代表的职位。理由是国民党的理论是三民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不适于担任国民党干部。由于第一军左右派的对立有时引起暴力事件，因此共产党最终接受了这个消除对立的提案，退职工作在和平中进行。4月20日蒋介石在设宴招待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时强调说一个党里只有一个主义才好，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孙文）一个人。以此来解释排除共产主义者出国民党的正当性。 1926年4月7日蒋介石发布解散军校内诸团体的命令，此后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16、21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别解散。随后，经过若干准备，以校长蒋介石为会长，军校全体学员为成员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于6月27日成立，此后“尤其不准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占据宣传优势 共产党在宣传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基本控制政治部，在宣传导向上掌握主动权。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时正值黄埔第四期期间，共产党员不再是“跨党”的双重身份，但无论是学生数量和教官力量，在历期中是最强的。这既反映出中共有意加强军校的力量，也反映共产党员在政治和宣传工作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包括校长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认可。 军校宣传工作主要由政治部负责。从1924年11月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开始直至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政治部正、副主任中中共或亲共的占6人。恽代英、聂荣臻、肖楚女、张秋人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担任政治教官。同时他们在学生中进行政治教育，也掌握了与政治教育相应的宣传报刊，甚至还直接参与军校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这就为共产党在军校宣传有利于自身的主张提供了条件。例如作为军校机关报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黄埔日刊》影响很大。该报编辑工作由政治部负责，共产党员安体诚、宋云彬、尹伯修和李逸民组成编辑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熊雄对文章进行最后把关。 除掌握宣传报刊外，共产党人还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3月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军校，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正值黄埔第四期招生，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多派人报考，以免军校被国民党右派占据。因此，第四期学生共产党员达270多人，是创校以来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时期。与此同时进入黄埔第四期政治部工作的教官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熊雄、恽代英等。在教官中，中共的力量比第一、二、三期强，国民党认为“此时政治部成了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比较军校第一、二、三期与四期以后的政治工作真是不能同日而语。”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他在人员任用尤其是政治人才任命上还是十分重视共产党人。 结语 黄埔军校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如何看待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引发了青年学生信仰上的模糊。但是，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凝聚青年学生精神力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历史任务面前，黄埔学子抛弃思想信念上的不同，精诚团结，取得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信仰不同也是国共两党冲突的渊源，它在军校内部的显现是一个逐步公开化、表面化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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