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正义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站在一定的学术高度，运用沃尔泽的复合平等理论，预判大模型可能冲击现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中肯的规范性建议。尤为难得的是，本文关注了公平参与这一衡量社会正义的新视角，呼吁通过共识民主促进参与平等，展现了作者的学术开阔性。本文还对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示，是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研究之作。（政治学人编辑部）
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大模型都会成为一种全新的重塑性力量，给国内和国际政治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对大模型的整体性发展要进行整体性思考。沃尔泽的社群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沃尔泽强调分配物品的社会意义，分配本身就是社群创造善的过程。从国内政治来看，在大模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更为合理的分配，并在分配中创造新的善变得至关重要。大模型时代分配的关键是要创造团结，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分配内容和分配方式。沃尔泽提出的复合平等主张，提醒我们在大模型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形成支配，而要走向一种复杂的多元均衡。在国际政治方面，如果大模型被用作实现新帝国主义目标的工具，便可能出现新型的干涉主义。此外，未来由于大模型的应用，在国际政治领域可能出现新的竞争模式。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一种内在的联合，形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身利益、知识生产以及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大模型力量。
大语言模型简称大模型，是指经过大量文本训练，拥有复杂结构和参数的深度学习模型。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目前正在对人类社会形成强大的重塑效应。大模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分化的力量，它可以使个体拥有较强的多样化能力。例如，个体可以运用大模型来写诗、创作小说或编程等。换言之，随着大模型的发展，之前需要人们通过合作完成的事务，现在可以通过个体＋大模型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点已经在一些领域中有所体现。例如，传统动漫公司需要雇用一定数量的插画师，这些插画师之间要形成某种合作才能完成整部动画作品，而目前这样的工作由少数插画师运用Midjourney或Stable Diffusion等相关软件就可以完成。大模型的这种分化效应对于社会团结极为不利。本文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大模型的发展将会给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带来何种影响？为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笔者将引入著名的社群主义思想家迈克尔·沃尔泽的思想资源。在社群主义思想家中，沃尔泽是一个代表性的存在，他首先从正义问题入手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展开对话，同时还将正义理论扩展到国际层面，系统地讨论了战争正义问题。笔者将在沃尔泽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关于大模型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影响的讨论。
为何在大模型时代再分配问题会变得至关重要？大模型使人们看到了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性，甚至将会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形成重构。通用人工智能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可以胜任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工作。此前，人工智能已经在一些领域中表现出非常强的能力，但那还主要是专用人工智能，例如，谷歌的阿尔法狗可以在围棋上打败李世石和柯洁，然而阿尔法狗仍然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大模型技术与之不同。以大模型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ChatGPT为例，其是在Instruct-GPT上微调的版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通用人工智能的某些特征，如可以创作诗歌、小说、音乐作品，编写程序等，而这些任务是通用任务。换言之，人类不需要再为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打造专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而专用人工智能或窄人工智能的问题在于其扩展性较差，适用于围棋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不适用于DeepMind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例如癌症治疗和清洁能源应用等。一旦出现新的问题，那么原有的专用人工智能框架将不得不做调整，这使得人工智能应用的成本仍然处于高位。人类的智慧是通用型的，所以人们通过短时间的适应就可以调整到其他的工作岗位或者胜任其他工作任务，而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人类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出现较大的突破，人类社会的众多工作岗位都可能会面临被其替代的风险，因此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是结构性失业，而可能是全面性失业。或者更加准确的表达是，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冲击，只不过这种替代效应会逐级出现。那些处在某一工作领域顶端位置的人们拥有较大的空间，而那些工作内容相对单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岗位，则首先会受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人类社群整体出发的再分配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关于再分配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讨论。例如，在与承认理论论争的过程中，弗雷泽就再次强调了再分配的意义，在他看来，“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也遭受了严重的经济不公正”。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承认理论更加强调少数群体的认同问题。霍耐特认为，当今，“文化偏离了物质价值”，“'身份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故“文化少数群体日益为其集体价值、信念获得承认而斗争”。对此，弗雷泽认为，文化认同很重要，以阶级划分为内容的经济基础问题同样重要。换言之，许多不公正不仅来自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经济利益分配本身。弗雷泽希望“设计一个二维的正义概念，以适应社会平等的保护性诉求和差异承认的保护性诉求”。本文在这里之所以引入沃尔泽的主张，是因为沃尔泽更多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讨论分配问题，他的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弗雷泽与霍耐特的理论整合在一起。
从沃尔泽的角度出发，分配问题不再是简单的物品或权利的分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意义的分配。沃尔泽指出：“分配正义所关注的所有物品都是社会物品。”沃尔泽认为，这样的社会意义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理解的建立过程，即“为物品命名，赋予其意义以及集体制造它们”。这构成了沃尔泽社群主义思想的核心基础。从沃尔泽的理论进一步推演来看，分配本身就是社群创造善的过程。沃尔泽认为：“所有分配公平与否是与利益攸关的物品的社会意义相关的”，分配的“焦点并不集中在制造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上，而是集中在分配代理人和物品的领受者身上”。这一点可以引入孔融让梨的例子来解释。孔融让梨本身讨论的是一个分配过程。孔融自己选择吃最小的梨，而把大梨让给哥哥，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分配问题。然而，这样的分配实际上又参与了一种意义的创造，传递了中国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即人与人之间要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观念。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创造爱的过程。这种突破自我利益而考虑他人利益的观念会在社会中传递并沉淀下来，在危难之时就会表现为舍弃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甚至在一些更为宏大的场景中会进一步发展为对共同体的奉献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讲，大模型时代分配的关键是要创造团结。山姆·阿特曼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想法，同时也在通过一些实践项目来推动这样的理念落地。那么，为何阿特曼要推动实施全民“基本收入项目”？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社会团结的一种思考。因为大模型这种拥有巨大创造性的技术潜藏着破坏性的力量，所以人们会对这一技术产生抗拒心理。阿特曼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使人们接受这种技术，这就需要为这种破坏性效应提供缓冲地带或调节机制。换言之，阿特曼必须构建一种更加美好的图景才能说服人们使用这一技术。如果这一技术的运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失去工作以致无法维系生计，人类社会进一步陷入争斗和混乱，那么这一技术的发展应用多半会因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暂停。而如果这一技术可以创造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及文明，同时绝大多数个体会基于生产力红利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且生活品质没有降低，人们还可以在自由时间增加之后做自己更加喜欢的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那这似乎就更加接近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图景了。
大模型确实存在这种使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大模型时代进一步推动实现更为合理的分配，并在分配中创造新的善变得至关重要。当然，这种善的创造的关键还在于社会共识。换言之，这种创造是否正义是由其社会意义决定的。这里的社会意义不同于罗尔斯所强调的那种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分配问题涉及两大关键点：第一，分配的内容，即分配什么。社会意义的创造需要将那些在大模型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弱势群体的意愿包含进来。也就是说，在分配的过程中需要了解新弱势群体最需要什么，因为其需要可能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基本生活的维系，另一方面还会涉及生命的意义，甚至是荣耀。当人们失去原先的工作岗位，荣耀可能也会随之而去，那么如何在自由就业的背景下进一步创造社会荣誉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分配的方式，即如何分配。这同样要体现参与的原则，即要推动公民参与分配。社会意义是在参与中产生的。换言之，那些新弱势群体在分配中得到的不是嗟来之食，而是由于其参与共同体而获得的某种新型的价值或荣耀。
沃尔泽主要批判的是支配效应。在沃尔泽看来，善是由社会意义构造的。换言之，关于善的理解是由社会共识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不同的社会，对社会不平等有不同的理解。沃尔泽期望的理想社会是，没有一种社会善在其中取得支配地位，即“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善能够自始至终地支配所有领域的物品”。所以，沃尔泽批判的重心是支配，即沃尔泽反对的是“一种善或一组物品在所有分配领域都具有支配和决定性作用”。例如，“当物品稀缺且需求广泛时，如同沙漠中的水，垄断本身就会使得该物品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与罗尔斯和诺齐克不同，罗尔斯和诺齐克批判的重点是垄断。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认为，平等实现的关键是消除垄断，不过，这两位思想家对消除垄断的方式有不同的理解。在沃尔泽看来，真正的平等主义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支配的社会。从沃尔泽的角度来说，大模型的发展确实会加剧支配效应，在实践中大模型领域已经表现出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例如，在OpenAI推出GPT-4的插件之后，许多平台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都可能会被GPT的插件所替代。以网购为例，在传统模式中，人们需要登录不同的电商网站去购买商品；然而，在大模型的基础之上，网购可以通过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对话来实现，即通过大模型转到不同的插件界面。换言之，如果OpenAI开发的GPT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原先的众多中间商都可能会面临冲击。无论是在搜索引擎方面、电商领域，还是在娱乐领域，都可能会出现大模型大一统的局面。大模型代表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巨大整合能力，这种通用能力可以应用到任何一种场景中。通用本身就代表了某种支配效应。
沃尔泽为反对支配效应，进一步提出了“简单平等”和“复合平等”的概念。在沃尔泽看来，简单平等就是从等同占有的角度来看待平等问题。沃尔泽写道：“设想一个社会，其中每样东西都是准备出售的，而每个公民都与别人一样有同样数量的钱”，沃尔泽将其称为“简单平等政体”。沃尔泽认为，这种简单平等的观念是肤浅的，“它（平等）不是财产的等价物”。沃尔泽主张一种复合平等，即社会中没有一种善的目标能够成为整体性的支配手段。沃尔泽主张“将注意力集中到减少支配上”，认为消除支配的关键就是取消社会上的各种一致性。在沃尔泽看来，支配意味着拥有某一种善的人能够支配其他的社会善。换言之，沃尔泽反对一种具有通货功能的社会善，其中的关键是“没有特定物品能够普遍转换”。因为，一旦某些人拥有这些社会善，便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取得支配地位，这是沃尔泽强烈反对的。在沃尔泽关于复合平等的主张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被阻止的交易”。沃尔泽给出了一系列关于“被阻止的交易”的清单。例如，在市场经济领域，交换是一种基本的规则，然而这种交换不能被运用到选举或司法审判等领域。
只有保证这些交易被阻止，才能使得某一领域的社会善只在其自身的领域中起作用，而不会跨过边界侵犯其他领域。在沃尔泽看来，社会不平等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其由社会意义和社会共识来决定。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并不一定认为他是贫穷的，而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也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富有的。因此，平等是由社会意义决定的。沃尔泽写道：“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由我们在我们自己中间制造、分享和分割的物品来调节”。实现复合平等的关键是，在复杂的社会意义中阻止社会善形成某种通货效应。例如，在市场领域中，金钱就是某种通货，然而金钱这种通货只能在市场领域中起作用，不能进入到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金钱进入到教育领域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可以用金钱来购买一系列教育机会乃至教育结果。在沃尔泽看来，这是不应该被允许的，会产生支配效应。霍耐特将沃尔泽的正义理论称为“正义内在的'分离的艺术’”。
沃尔泽讨论的复合平等对我们思考大模型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模型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大一统技术。它具有强大的通用性，这种通用性就意味着其很可能在社会上跨越各种边界而进入各个领域。例如，之前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瓶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依赖激光雷达等众多传感器来提升自动驾驶的感知能力，然而在传感器增加之后又会对计算能力形成限制。大模型的突破为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毫末智行公司便做了这样的尝试，将自动驾驶的场景通过权证化的方式来进行重新组合，这就为未来自动驾驶的技术突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换言之，大模型本身出现在自然语言领域，然而大模型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后却对视觉等诸多领域形成重要影响，并且在落地的过程中会自然侵入医疗、自动驾驶、教育以及工业生产等诸多领域。大模型的强大能力很可能会形成支配性的强大影响，由此而言，沃尔泽主张的复合平等的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在大模型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形成支配，而要走向一种复杂的多元均衡。
要打破大模型发展的支配效应，可能需要从如下几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促进形成多个大模型提供商。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大模型充分竞争的格局，OpenAI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并与微软结盟。此外，谷歌和Anthropic形成联盟，亚马逊与Huggingface形成联盟。国内的大模型发展同样有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众多厂商的参与。这种存在多个大模型提供商的局面可以使市场具备充分竞争。第二，大模型要进一步走向轻量化。目前已经出现了多个轻量化版本。例如斯坦福开源了羊驼系列，清华大学也开源了较为轻量化的版本，大模型的轻量化使其可以在不依赖较高算力的情况下得到训练和部署，这实际上是避免大模型形成支配效应的一个重要支撑。第三，开源社区的建设。AutoGPT的发展便表明了开源社区的重要性。AutoGPT是大模型技术2023年5月以来的一个重要进展，主要由Github开源社区来推动。开源就意味着研究进展向公众开放，也意味着更多参与者可以分享这种技术进步。在实际发展中，开源往往也与轻量化相结合。第四，大模型最终要发展成为某种公共设施。大模型在早期发展阶段会出现众多参与者，然而从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大量参与者可能会在竞争中被逐步淘汰。大模型市场最终会走向寡头化，即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大模型最终会成为胜出者。胜出的大模型往往也会形成某种寡头垄断，同样有可能产生支配效应，因此最重要的方案就是将大模型服务最终改造为国家基础设施。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更加制度化的安排，要在头部企业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展开，因为在早期大模型的发展中，头部企业会投入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投入都会希望在后期以垄断利润的方式得到回报。大模型的公共属性和支配效应又意味着需要其最终以某种公共基础设施的方式呈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形成支配效应。或者说，这种支配效应产生的超额利润，最终会以某种社会公益的方式返回到每一位公民身上。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沃尔泽所说的复合平等。
沃尔泽尤为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典型的社群主义的观点。沃尔泽认为成员资格具有重要意义，“成员资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对彼此而非别人，或者说在同一程度上不对别的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便是安全和福利的共同供给”。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国家是重要的共同体。与之类似，米勒认为，所谓“民族责任”就是“要求民族及其个体成员对其为自己创造的利益，以及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伤害和损失负责”。“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对我们思考大模型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引入“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大模型的发展必定会走向一种大模型的大一统。大模型是未来知识秩序和政治秩序构建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的人类知识生产模式中，学者是知识生产的中心，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都是在学者的共识中不断被建构起来的；与此不同，大模型却会成为一种统一的寡头性力量，在未来会主导新的知识生产。例如，GPT在训练时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是英文语料，然而其在中文语义的理解方面远远超过了以中文语料为主的国内大模型，这便蕴藏着一种知识大一统的力量。大模型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涌现的。当训练的数据量和参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其智力会突然出现，这被称为规模法则。而这种涌现的能力不仅会出现在大模型基于语料的功能部分，而且还可能使大模型拥有新的能力。例如，GPT本质上是大语言模型，其应用刚开始主要针对语言任务，而在这些智力涌现之后，它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大量的编程任务。
大模型所代表的是一种通用的智力，因此可以不用迁移学习就直接适用于不同场景，甚至效果较好的大模型不用微调就可以自动应用到各种场景中。这与之前的窄人工智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窄人工智能往往是根据某个具体的场景来设定的。前文所提到的自动驾驶或医疗影像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等都是窄人工智能，当迁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它们就无法适用了。而大模型所带来的大一统力量是一种全面的通用性，这对于传统的社群和共同体而言，将可能形成一种穿透性力量。大模型在提升知识生产效率方面拥有强大的超能力，人类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其面前会变得微不足道，因此，如果仅从知识生产的效益来讲，大模型很可能会使传统的政治共同体面临知识冲击乃至解构的风险。
沃尔泽所反复强调的人类的社会意义，在大模型的巨量知识生产面前会被冲刷掉。来自不同民族或者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在大模型面前会看到一个扁平的世界。只要他们接入大模型，大模型就会辅助其进行巨量的知识生产。人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似乎也会感受到一种生产的超速和愉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知识生产所基于的知识传统和知识语料是什么？如果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那么这样的大模型的使用最终可能导致知识多样性的消失。换言之，这样生产出来的并不是多样化的、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而是英美的主流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主权会成为一种保留社会意义的屏障。
我们这里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未来由于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出现的竞争模式。
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大模型技术可能会被政治化。目前，OpenAI已经列举了一个支持使用ChatGPT的国家和地区的清单，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不在这个清单中。政治化就意味着一种封闭的可能。而这种政治化的策略会倒逼相关国家发展自己的大模型技术。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就像是一种新型的“星球大战”计划，因为大模型技术极具消耗性，其中一项典型开支便是算力开支。
算力竞争与云计算能力有密切关系。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在美国排名前三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中，亚马逊和微软有高利润的云计算业务，而谷歌的云盈利情况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中国拥有云计算业务的公司主要有七家，分别是阿里、腾讯、华为、百度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当然，中国的云计算公司，特别是三家具有国资背景的云计算公司，其更多具备的是一种普通超算能力，这还不是智能超算。要推动大模型发展，需要智能超算能力作为支撑。同时，中国目前绝大部分云计算公司都还处在亏损状态。大模型的竞争将是一种长期竞争，而在这个长期竞争过程中，比拼的是不断的成本投入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绝不是在短期内投入一笔巨大的经费就可以成功的。虽然，大模型的发展可能会随着开源化和轻量化不断降低成本，但是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大模型，必然还是建立在巨大算力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大模型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巨大的资源竞争。这里之所以引入“星球大战”计划的例子，是因为美国曾用这种成本战拖垮了苏联。由此来看，所有参与竞争的国家都要避免在这种成本战中被过度的资源投入所拖垮。
其次，当各国基于民族工业的考虑在大模型上投入了巨大资源之后，在大模型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可能会采取开放性策略。因为大模型技术本身是一种全球性工具，科技本身也是全球化的，资本会自然地进行全球化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大模型竞争最终是一种效率的比拼。一旦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提供的大模型服务价格低，服务质量又好，就会使其他国家无法拒绝这样的全球性服务。这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投入了巨大资源的民族工业而言，很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因此，在大模型的发展中，会出现一种非常悖谬的境况。
针对以上的预判，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沃尔泽所强调的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在这里更为突显。我们还需要在大模型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大模型主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大模型技术，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外大模型技术的影响和冲击。大模型技术背后是一整套知识生产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大模型主权代表了一种知识主权和政治主权。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大模型技术的开放性，逐步形成全球性影响。因为大模型的本质是一种知识模型，知识模型只有保持开放性，才能够不断地增强其技术力量和影响力，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进行自主研发的过程中同样要进行全球性布局。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允许OpenAI的GPT技术进入中国市场？
这其中的关键“游戏者”是微软，因为微软的必应在中国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用户量，而微软与OpenAI联盟使微软的产品可以直接接入GPT技术。换言之，允许中国大陆的必应用户使用GPT技术，从技术操作角度来讲是可能的。正如当年上海引入特斯拉从而带动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效果一样，这种“特斯拉效应”所反映的是一种鲇鱼激活沙丁鱼的效果，GPT技术的引入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然而，我们要把握好时机。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公鸡打鸣效应”，即引入得太早或太晚都会产生问题。如果GPT技术引入太早，则可能会对国内大模型的发展形成冲击，那就起不到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效果。目前国内大模型技术与OpenAI的GPT技术的代差可能在两年左右，如果两者技术差距很大，那么这种开放性引入自然会对国内生态形成巨大冲击。然而，如果引入太晚，也无法产生“特斯拉效应”。因此，这里的关键是时机的选择。
沃尔泽在社群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并基于此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沃尔泽提出了完整的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的理论。沃尔泽反对人道主义干涉，认为只有在共同体无法实现自决的基础上，军事干涉才被允许。当然，沃尔泽的这种折中也留下了被批评的空间。沃尔泽讨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当一定边界内明确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一个已经为独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斗争时；亦即，当问题是分裂或'民族解放’时”。第二种情况是：“当外国军队已经越过边界，即使是响应内战的其中一方的要求时；亦即，当问题是反侵略时”。第三种情况是：“当在一定边界内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严重到使得关于共同体、自决和'艰苦斗争’的讨论都变得悲观和无关紧要时；亦即，在面临奴役和屠杀时”。也就是说，沃尔泽并不是一个绝对主义的反干涉主义者，他为人道主义干涉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沃尔泽讨论的这三种情形分别是内战、大国干预以及侵犯人权。
沃尔泽还讨论了战时正义问题。在目前关于战时正义的两类观点中，功利主义往往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道德绝对主义则认为，一些侵犯人权的做法是完全不应被允许的。沃尔泽则建议将常态下的绝对主义和危急状态下的功利主义相结合，“当我们最深处的价值观处于极度危险时，约束就会失去控制”，“极端功利主义”就会重新崛起，其与“权利的常态”，即道德绝对主义，是相互对立的。沃尔泽认为，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获得相对立的道德体认的力量，并赋予其正确的立场”。简言之，尽管沃尔泽是典型的社群主义者，对国家主权极为看重，但是他也在试图同西方主流的人权主义者进行对话。在人权主义者看来，当一国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或者是他国已经卷入了干涉，这时就应该采取人道主义干涉。沃尔泽将这一观念吸收到自己理论之中。然而，整体来看，沃尔泽仍然持有非常强的社群主义观念，主张这样的干涉一定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干涉会影响甚至打断传统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发展。沃尔泽实际上也看到了这种干涉可能会引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因为干涉手段往往会被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用来作为对他国进行侵犯的合法性工具。
大模型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也可能成为新型干涉主义的工具。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在此前的技术应用中。例如，推特曾被用来推动民主化，并导致中东国家发生“阿拉伯之春”等情况。推特还仅仅是一种社交网络工具，而大模型则涉及整体的思维方式。大模型是一种知识生成的工具，掌握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掌握知识生产。从这一角度来看，之所以说大模型有可能成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工具，是因为只要控制相关的舆论场就可以控制话语权，由此便可以“塑造”所谓的预防性战争。大模型的发展还为制造虚假信息提供了便利。例如，使用者可以用Midjourney生成现实中完全不存在的图片内容，而普通人根本无法辨识这样的图片的真伪。人权侵犯这样的“事实”也完全可以作为虚假信息被创造出来，从而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合法性。
沃尔泽在讨论中提到了政府在保护共同体安全方面的责任。在沃尔泽看来，政府在危急情况下，可以为了共同体的安全而剥夺他国平民的生命，因为负责任的政府不能允许共同体失败。政府有保护共同体成员生命这一职责，同时也有保护共同体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延续的职责。沃尔泽的观点为对抗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即要防止人道主义干涉，仍然要回到共同体本身。一方面，要强调共同体对成员的生命以及文化传统延续的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同样要形成这样的文化传统。在大模型应用的背景之下，世界政治局势可能会出现进一步动荡，大模型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工具。生成智能意味着技术掌控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真相”的生成，而真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却是不可掌握的，这便是后真相社会的意义。这里还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民众对政府所宣扬的真相会越来越不信任，也就是说，后真相社会的来临会加剧世界政治中的不信任。这也会进一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从而使共同体面临文化传统消失甚至原子化的风险。这也是沃尔泽最为担心的。总而言之，大模型的发展对政治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大模型都会成为一种全新的重塑性力量，给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对大模型的整体性发展要进行整体性思考。沃尔泽的社群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技术角度来讲，大模型更多会表现为一种分化性的力量，其可以增强个体的能力。在大模型的技术背景之下，原先需要人与人合作完成的事务，现在可以由大模型与人合作来完成。大模型与人的合作也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削弱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合作，这就使得社群主义的主张具有了突出的重要性。社群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思考一种新型的个体合作的必要性和形式。大模型的发展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会对经济、社会进行重塑，也会产生新的弱势群体与边缘阶层，这就使得再分配变得至关重要。再分配的意义在于创造新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团结。沃尔泽强调的反支配有助于形成社会平衡，而复合平等则有助于减弱大模型的大一统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重新回到国家主权。国家对资本有一种天然的约束效应。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政治共同体的意义得以彰显。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大模型会成为未来全球政治的新型基础设施。小国由于没有自身的数字基础，没有办法独立发展自己的大模型，其在竞争中自然会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小国需要通过增强监管能力来获得与大模型对抗和谈判的筹码，否则就很可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运动的牺牲品。而一些有相应基础的国家则需要加快发展自己的大模型，以应对国际政治层面出现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联合起来，形成某种联合的大模型。大模型代表了新型的知识生产，这种基于大模型的强大的知识生成能力，很有可能会助力技术领先国家进行新一轮的知识收割和财富汲取。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一种内在的联合，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知识生产以及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大模型力量。
责任编辑：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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