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怀|浅析元氏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及对当今书坛的影响

浅析元氏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及对当今书坛的影响

李清怀

内容提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境界，认识和学习书法艺术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非篆非隶，纯古遒厚”的《祀三公山碑》、“字体方正，雄伟劲健”的《封龙山颂》和“方正宽博，肃穆稳雅”的《白石神君碑》为代表的元氏汉碑群，对我国书法及相关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本源和启发意义，是陈列在广阔河北大地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元氏汉碑书法艺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推进“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当代河北人，特别是元氏汉碑遗存地的元氏人，对于创制优秀文化遗产的先人们应满怀崇敬和感恩之心，精心呵护好这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不断挖掘、弘扬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盘活、用好先人留下的高品质文化资产，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元氏县地处河北省会石家庄南部，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都属中等，但其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从西汉初年到西晋初年，期间有长达460余年，作为常山郡（国。其中公元前204-178年称恒山郡）郡治（国都）所在，管辖地域与现今石家庄市大体相当，为汉代北方区域次中心之一，人才荟萃、文化璀璨。特别是在东汉，作为光武帝龙兴地之一和明帝刘庄的出生地，元氏为“齐名丰沛的皇元之所”，东汉皇室对该地颇具感情，常山郡（国）的山岳祭祀活动亦倍受重视。常山郡（国）及元氏县官民为朝山求雨、祈福纳祥，遍祭境内号称域内六大名山的封龙山、三公山、白石山、灵山、无极山、长山，并在各山建神祠、竖碑碣，以求“昭孝息民，辑宁上下”，在远离东汉首都洛阳的北方地区，形成了仅次于泰岳和孔庙所在地山东的汉碑群---元氏汉碑群。因碑文内容及其建立多与封龙山有关，且就书法艺术言又以集阳刚与典雅于一体的《封龙山颂》获誉最高，故元氏汉碑又称封龙山汉碑。

一、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为主要代表的元氏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元氏汉碑见于史籍记载的七通，现有拓本或碑文留传的六通，按照清代收藏家、金石学家张德容的考证，和元氏籍青年学者李子儒《元氏封龙山汉碑研究》一书的意见，《三公山神碑》为元氏汉碑第一碑。七通元氏汉碑的刻立时间依次为：《三公山神碑》（公元79年）、《祀三公山碑》（117年）、《封龙山颂》（164年）、《三公之碑》和《无极山碑》（181年）、《白石神君碑》（183年）。现存碑体实物两通。元氏汉碑中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书法成就最高，跻身全国百种名碑。讨论元氏汉碑书法艺术特色，当以这三通汉碑为重点。

（一）“非篆非隶，纯古遒厚”的《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刻立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常山国相冯君因求雨有验、感谢三公山神恩惠而建。该碑俗称“大三公”，以别于为祭祀三公山神而建的另外两通汉碑---《三公山神碑》和《三公之碑》。该碑碑体为长方形，无额无穿，碑体高170厘米，宽69厘米，厚25厘米。碑文10行，行17至24字不等，全碑196字，现存187字。元代蒙古学者纳新《河朔访古记》曾记载此碑。因该碑字迹奇特，一般人不易识解，很长时间没有引起重视。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金石学家、元氏县令王治岐在城外重新访得此碑，遂传于世。当时正值乾嘉之世，金石学大兴，此碑一经面世，诸家争相考释，影响很大。

祀三公山碑图版：

因《祀三公山碑》书体篆隶杂糅，历来书评家对其属篆属隶意见不一。清代有“兼篆之古隶”（翁方纲，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篆隶中之别调”（方朔，书画家）、“古隶”（钱泳，诗人、书画家、学者）、“篆之变”（刘熙载，文学家、语言学家）、“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杨守敬，金石学家、书法家）、“缪篆”（康有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清末维新派领袖）、“以隶势作篆”（梁启超，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清末维新派领袖）等不同说法。当代书家、学者倾向于将该碑认定为篆书。如著名书法家、书画研究专家洪丕谟称其为“稀如晨星的汉代篆书”之一。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赞其为“东汉篆书佳品”。当代学者、《中华国粹系列丛书》编著者唐译称之为“著名篆书碑刻”。考古学家、书法家赖非将其列为汉代典型篆书类型的代表性碑刻。

《祀三公山碑》以方笔写篆书，起笔方截，转折处方圆兼用，小者用圆，大者用方，展现了一种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在结字上一改篆书纵向延伸、修长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紧敛的结字方法，宽绰雄强、稳重方博，呈现一种宽宏浩大的气象；它集合了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的装饰之美，且为缜密绵长的文字巨作，在汉碑中罕有其匹。字形方整，收笔处往往左右分开，造成横向开张之势，通过对弧形圆线的巧妙运用，浑穆中更显灵巧生动，在方整的结体中荡漾着勃勃生机。大胆尝试极富新意的笔法与字法，打破结字惯常的对称和均衡，注意字形正侧、大小、疏密、虚实的对比，强调字形结体的自由与纵横观照，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到复杂，最终回归质朴之境。字态拙朴无华，生涩的用笔结字透出冷峻肃穆的气息，通篇格调古茂拙朴。章法有行无列、自然灵动，字形有长有短，行字有多有少，间距有疏有密，笔法不拘常格，任收任放，吞吐腾挪，无拘无束，潇洒自然，流畅灵活，有如繁星缀天，一片天机，神秘莫测。它以方劲峭拔的笔势，不可尽言其态的奇构，灿若云锦蔽天的篇法，雄茂奇伟的整体气象，在汉代刻石中别开生面，“为汉碑中不可多得之上品”（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之[八]《祀三公山碑》“简介”）。

清人方朔评《祀三公山碑》：“乍阅之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琊台石刻》，然结构有圆也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然也非隶也，乃由篆而趋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也不能为此书者；必得二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倪文东品题：“祀三公山碑体在篆隶之间，以隶书之笔意，写篆书之造型，笔法高古，结体修长，金石味浓，装饰性强，神韵独具，别开生面。”中国书协原副主席、河北省书协原主席旭宇评曰：“元氏大三公碑乃东汉元初四年刻立，斯风如虹，气慨非凡，观之如对岩壁千仞，赏之如临万顷波涛，真书法中神品也。”

(二)“字体方正，雄伟劲健”的《封龙山颂》

《封龙山颂》，又名《封龙山之颂》、《封龙山碑》，由常山相蔡龠、长史沐乘等人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碑文歌颂了封龙山的高大雄伟和封龙山神烝云施雨、抚育一方的恩泽，记述了常山国、元氏县官员为祭祀封龙山神，上奏朝廷获得恩准，以及修缮封龙山神祠之事。碑体高174.9厘米，宽89.4厘米，碑形长方，无额无穿。隶书15行、满行26字，共270字，部分字缺损，实有264字。宋代洪适《隶辨》、郑樵《金石略》和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均有著录，后湮没不彰。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精于经史翰墨、对碑志颇有研究的元氏县令刘宝楠在治内西王村山下发现该碑，此时尊碑崇碑热潮虽已稍减，但因其书法艺术价值甚高而倍受世人推崇。

封龙山颂图版：

《封龙山颂》刻立于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碑文全用隶法，方圆兼备，藏露互见，起笔收笔处或不加收束；其笔致亦每每稳中有险，平中出奇，圆润似《石门颂》，然外形方硬过之；笔画瘦硬与《礼器碑》相类，却又在厚朴遒润之间显示出线条的张驰有度，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此碑笔画较细，但遒劲豪放，仪态万千。用笔洒脱自如，不事雕琢，起笔收笔处蚕头燕尾均不明显。用笔大起大落，纵横开阖，却能法度森严，规矩而不失仪态。结字方正古健，气象宏大，外表端方，内含动势，且无一笔出规矩、无一笔失仪态。静势与动势、含蓄与雄放、粗犷与俊美对立统一，形成一种独特的阳刚之美。碑文叙事不枝不蔓、合乎规范，语言典雅、结构严谨，行文雅致、美而不俗，倍受识者称誉。

方朔评《封龙山颂》：“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之《乙瑛碑》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既欣赏其书法高古、气魄雄伟，又称赞其碑文雅致。杨守敬赞此碑：“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碑气魄之大，无逾于此”。晚清金石家、书法家徐树钧评曰：是碑“出土甚迟，洵汉碑上品也。”清末民初书画鉴定专家、书法家秦文锦评曰：“《石门》《西狭》《郙阁》为汉刻三颂，称述久矣。《封龙》最后出土，王兰泉（王昶）《金石萃编》未及收录。因其笔画秀挺，独树一帜，故今称四颂。三颂均属摩崖，镌刻虽不及此颂之精，然隶法奇古，各有妙境，故能并驾齐驱也。”当代书法美学家安旗教授认为，如果说《开通褒斜道石刻》《石门铭》《西狭颂》等代表了质而野的西部汉碑风格，《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等代表了文而饰的东部汉碑风格，《封龙山颂》“兼有东西两地之胜而独树一帜”，赞其“出将入相、才兼文武。”碑帖鉴定专家蒋文光、书法家杨再春认为：“在汉碑圆笔道中，以宽博大度、豪放雄浑为艺术特点的碑刻，当推《封龙山颂》最为突出。”书法家孙敏赞《封龙山颂》碑：“书法方正古健，点画之中有篆籀之意，粗犷俊朗，有独特的阳刚之美。”《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称其“气势雄浑博大，在一般碑刻中堪称异品，自有摩崖书法的精神。”该碑在日本书界亦享盛名。真田旦马称其：“朴素劲健”；石桥犀水赞其：“飘逸奇古”。

(三)“方正宽博，肃穆稳雅”的《白石神君碑》

《白石神君碑》刻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系常山相冯巡、元氏县令王翊为祀颂白石山神所立，时在汉隶黄金阶段“桓灵之世”后期。碑首外圆内圭，有额无穿，左右透雕龙纹，有龟趺底座（惜已遗失）。篆额“白石神君碑”5字，被《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列为典型汉碑代表碑额之一。该碑在元氏汉碑中建立最晚，也是外观最精致、最完美的一通。《白石神君碑》还为中国碑刻形制的最终定型提供了范本和依据，它所开创的外圆内圭的碑首，在唐代成熟之后被一直沿用下来，形成一种广泛使用的、最具代表性的碑额模式。其外圆内圭的碑首及“二人驭二蟠螭”的内容设计，被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誉为“汉之典范”。全碑通高221厘米，宽81厘米，厚16厘米。碑阳隶书16 行，行35字，碑阳后空白处有“燕元玺三年”题刻一行29字；碑阴竖刻题名隶书三列，上列4行、中列12行、下列11行，题名下方有明代增刻不规则楷书19行。此碑自汉代刻立以来保存完好，文字几无磨泐。碑文内容有序有颂、首尾完整，条理清晰、酣畅淋漓，崇宏隽伟、穆穆皇皇，为行家所重，被清末桐城吴闿生收入《汉碑文范》。在宋代即已闻名于世，是元氏汉碑中被历代金石家、文字学家考评最早、最详、最多的一通。

因该碑字体方正兼有楷意，稍去汉隶雄劲之风，对它的断代和书法价值，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争执较大，有的断定它为汉碑，并对其书法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有的认定它为魏晋时期作品，有的认为该碑神情板俗，将其与《熹平石经》一类汉碑作品称为汉隶中的“馆阁体”。虽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但亦足证该碑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影响。

白石神君碑图版：

方整宽博、肃穆稳雅是《白石神君碑》书法艺术的突出特色。从形态上看，该碑一反多数汉隶扁方的横势，而采用长方、正方字形，虽稍减横势波动的媚姿，却增强了方整森严的威武之力。该碑虽仍遵从以波挑为主笔的隶书笔法，但却富于变化，或短促方挑、或纵长圆挑，或肥重厚挑、或婉转轻挑，或平直微挑、或圆曲钩挑，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碑中有的字掠笔常带出锋，有汉简文字的意味，明显是从汉代日常实用文字—通俗隶书中吸取了营养。从书法史看，正是通俗隶书孕育出楷书这一新书体。其用笔方圆兼施、藏露互见，古拙苍劲、逸趣横生，笔划多的用细笔，笔划少的用粗笔，章法整齐大度而不失灵活。清代史学家、“一代儒宗”钱大昕评论此碑：“观其字体方正，已开黄初之先，汉隶遒逸之格，至此小变。”但强调此碑“要为汉刻无疑矣。”翁方纲认定该碑确系汉碑，称“不得以其近似六朝而疑之。”晚清书法篆刻家、鉴定家郭尚先亦断言：“此碑断非晋人所为。”《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将《白石神君碑》列为东汉隶书代表碑刻之一。

清初著名书法家、金石家、诗人陈奕禧评《白石神君碑》：“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最为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郭尚先评曰：“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郑际康称其为“汉隶中最为肃穆者”，康有为将其风格归入汉隶中“凝整”一类。杨守敬虽不认可其书艺，但肯定其书体开风气之先：“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然安知非魏晋之滥觞？”周俊杰盛赞《白石神君碑》：“有《华山碑》的工稳、《衡方碑》的开阔、《西狭颂》的放达、《郙阁碑》的浑朴。我们还可从《张迁》、《樊敏》等汉碑以及魏晋人隶书中看到它的遗意，甚至可以说魏晋隶书为其滥觞也不为过。”“绝大部分字工稳有致；用笔以方为主，刚柔相间；意味于豪放中有一股儒雅之风。入手临此，可能会比写《乙瑛碑》、《史晨碑》、《华山碑》得到更多的汉隶碑意，且可以此为基点向各类风格发展。”此外，碑阳后空白处“燕元玺三年”题刻，在石刻文字传世极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亦弥足珍贵，被后世学者列为珍贵的“前燕四品”之一。翁方纲称：此“小隶之笔，未必出于文人巨卿，乃亦能遒劲如此，是可宝也。”

另外，刻立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三公山神碑》，为元氏汉碑中刻立最早的一通。碑呈圭型，有额有穿，碑阳隶书约19行，因磨泐严重行字数不可记。该碑亦是篆隶相兼，但隶多篆少，笔势多直少曲、字势近方。从整幅作品看，大有遒古厚拙、密满浑朴的气韵。

刻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的《三公之碑》，又称《三公山碑》，因建立和出土发现均晚于《祀三公山碑》，且字体较小，俗称“小三公”。该碑高约215厘米，宽约85厘米。呈圭型，有额有穿，额中为阳刻篆书“三公之碑”，两侧阴刻隶书 “封龙君”和“灵山君”。碑文隶书24行，满行40字。

三公之碑图版：

该碑为纯正八分书体，方朔对其评价颇高：“字约一寸有余，如《白石神君碑》，而隶体端劲挺秀，可以为法。不在同时《石经》之下，《白石》实所不及，殊可宝也。”方朔认为该碑可比肩传为东汉名家蔡邕亲书的《熹平石经》，足见对其评价之高。杨守敬评曰：“字已细瘦，笔意不可复寻，而劲健之气自在。”《燕赵文艺史话·书法卷》称其“笔意方整而章法错落。”现代学者王渊清《汉碑额艺术特点及其影响》一书称：《三公之碑》碑额“其字与碑文近，笔画瘦劲挺健，结构端庄而不板滞。”

与《三公之碑》同年刻立但时间稍晚的《无极山碑》，又称《无极山神碑》。赵明诚《金石录》最早著录。洪适《隶释》全文记录了该碑碑文并作了详细考证，明确否定了无极山和《白石神君碑》在无极县的错误说法。该碑全文共1000余字，在元氏汉碑中字数最多。活动于清康熙年间的学者顾蔼吉（号南原），在其所著《隶辨》中对《无极山碑》作了考订，并收入该碑范字55个。元氏汉碑研究专家崔竹元先生日前搜集到清人钱泳节临

《无极山碑》颂辞墨迹影印件（见下图），据此可断定至清代中晚期该碑尚在或有拓片留存。

刻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81年）的《八都神庙碑》，历代金石著述均语焉不详，亦无拓片传世。碑文碑额在武则天垂拱元年被磨砻改刻为《大唐八都神庙之实录碑》，碑体或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二、元氏汉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书坛仍有重要影响

汉代是现代文字的起始，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仅凭本人掌握和接触的有限资料足以证明：元氏汉碑在中国书法史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书坛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一）书法艺术特色纷呈、“各出一奇”，且忠实记录并展示了汉末文字演变轨迹。从最早的《三公山神碑》（公元79年）到《白石神君碑》（183年），时间跨度百余年，恰值汉碑书法艺术的巅峰时期。有拓片传世的五通元氏汉碑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之美，为清王澍《虚舟题跋》所谓汉碑“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的评价提供了有力佐证。如《三公山神碑》碑文篆隶相兼、字势近方，遒古厚拙、密满浑朴，虽风化严重可辨认文字较少，但亦不乏风格特质；《祀三公山碑》用笔恣肆，纯任自然，为汉代篆书优秀代表之一；《封龙山颂》结字方正古健，格调古拙、韵味醇厚，外表端方、内含动势，阳刚与典雅兼备，在汉碑群体中独放异彩；《三公之碑》端严挺秀、纯正八分；《白石神君碑》字体方正，笔意峭洁，肃穆凝整，风骨遒劲，被誉为汉隶碑刻典范之一。《无极山碑》仅有碑文留传，但从顾南原《隶辨》保留的55个范字和钱泳临摹该碑颂辞墨迹看，该碑书体为纯正隶书，书艺亦应不俗。

另从文字发展看，元氏汉碑所处时代，属于由秦系小篆经由古隶到今隶的演变--隶变的中后期，现有拓片传世的五通汉碑以难得的文字实存，记录了从古隶到今隶到楷书萌芽的演化过程。如《三公山神碑》以篆书体势作隶，隶多篆少，可称古隶；《祀三公山碑》以隶书体势作篆，篆多隶少，可称汉篆。在篆书通用文字地位已被隶书取代的情况下，该碑属延续传统的产物，但亦难以摆脱时风影响；《封龙山颂》为纯正隶书，却多用圆笔，含篆书遗意而古朴苍劲；《三公之碑》为纯正八分，当属今隶；《白石神君碑》亦属今隶，既有汉隶的诸多品味，又为魏晋书法—楷书绽露新芽，是为楷变先声。青年学者、古文字学家赵平安博士在其被书评家誉为“实证创新、超越前人”的《隶变研究》一书的“隶变阶段汉字演变的多向性”题下，引《祀三公山碑》“颜”字作例；在“与六国古文相同相近的古体字”题下，引《白石神君碑》“珪”字、《无极山碑》单人旁的“役”等3字作例。还有，如清初学者顾南原《隶辨》、当代学者赵超《石刻古文字》均选元氏汉碑文字作范字、例字，看重的也是它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价值。

（二）在中国书法史上及当代书坛具有重要影响。对同一碑帖，因品评的标准、视角、趋向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本人不谙书道，无力作学理、书风的深入辨析，试从历代著述、临摹题跋、字典收录、法帖印行、学者论评入手，说明元氏汉碑在中国书法史及当代书坛的影响。

关于历代著述。从宋代三大金石家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辨》及郑樵的《金石略》，到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明代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清代顾南原《隶辨》、朱彝尊《西岳华山庙碑跋》、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钱泳《书学》、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沈涛《常山贞石志》，清末民初杨守敬《评碑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梁启超《碑帖跋》、秦文锦《联拓大观》，到当代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蒋文光、杨再春编著《汉碑经典》和丁文隽、钟明善、赖非、张志和、安旗、赵超、孙敏、沃兴华、洪丕谟、高文、李志贤、施永安等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理论家的专著，都对元氏汉碑有所记述，述及最多的是《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

关于字典收录和法帖印行。1982年3月中国书店根据康熙五十七年项式玉渊堂刻本影印出版顾南原《隶辨》一书，更名为《隶书字典（隶辨）》，书中收录《白石神君碑》范字157个，《三公山碑》范字36个，《无极山碑》范字55个（当时《封龙山颂》尚未出土）。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自学丛帖—篆隶》收入《祀三公山碑》；该社2017年7月出版《中国碑帖名品》，按作品年代将《祀三公山碑》列为第八专册；将《封龙山颂》作为第十三专册。陈复澄著写、团结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东汉封龙山颂》字帖。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汉白石神君碑》字帖。周成华、史歌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五体书法字典》，收入《祀三公山碑》范字2个、《封龙山颂》范字21个、《白石神君碑》范字14个。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发行《中国历代经典名帖集成》，将《封龙山颂》作为专册。路知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发行的《简明书法辞典》，将元氏汉碑中有拓片传世的《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封龙山颂》《三公之碑》《白石神君碑》全部收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月编印的《汉碑品珍》，将《封龙山颂》与《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石门颂》《鲜于璜碑》作为汉碑珍品，每碑一帖，并分别简介书法特色，分析基本笔法、结体特点及临摹要求。李代广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新编经典隶书鉴赏》，收录《封龙山颂》范字40个、《白石神君碑》范字93个、《三公山神碑》范字1个。施永安《汉碑解析》共涉及元氏汉碑文字90个，其中《祀三公山碑》16个、《封龙山颂》30个、《三公山碑》1个、《白石神君碑》43个，书中107次述及元氏汉碑。

关于名人临摹和题跋。据崔竹元先生收集，从明代曾任四川按察使、广西参议、人称闽中十子之首的曹学佺（1574-1646）节临《白石神君碑》至今，临摹、题跋过元氏汉碑的文化名人达118人。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字完白），初学秦汉石刻碑额篆法，后通过临写《祀三公山碑》受到启发，其篆书沈雄朴厚、纵横捭阖，开一代新风。清代诗人、书画家钱泳摹写《祀三公山碑》碑文“神熹其位，甘雨屡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16字，列为其编著《汉碑大观》第一集第一篇。清代广西著名书画家马秉良，将其节临的《白石神君碑》摩刻于桂林独秀峰，为家乡山水增辉。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对《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三公山神碑》均有临写，并以《祀三公山碑》分合法治印。清末民初海上四大画家之一张祖翼有临写《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三公之碑》《三公山神碑》墨迹传世。现代思想家、新儒学早期代表马一浮曾临写《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当代书法篆刻家、西冷印社副社长来楚生曾遍临《祀三公山碑》，节临《白石神君碑》。世界文化名人、国画大师齐白石对《祀三公山碑》用力甚深，其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所谓“衰年变法”得益于此碑，其古拙苍劲、气势雄强、别开生面的画印书风，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画坛、印坛和书坛。中国书协原理事、河北省书协原副主席陶然有诗赞曰：“元氏汉碑久闻名，欲览瑰宝上封龙，古来大家多师法，独得神韵数齐翁。”曾临摹元氏汉碑的还有书法大家如，翁方纲、吴昌硕、陆维钊、邓散木，当代书画名家如，王个簃、潘天寿、政界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吴稚晖、刘师培，国学大师如，俞樾、罗振玉、饶宗頤、佛学巨子如，李叔同。另据《鲁迅大全集》，鲁迅先生也曾手抄过《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正如元氏籍当代著名艺术家李俊义《封龙山汉碑》一文所言：“吸引书法家们的，是封龙山汉碑所透发的前所未有的新奇境界。《祀三公山碑》的高古遒厚，《封龙山颂》的博大严谨，《白石神君碑》的凝整鲜活，……而且，他们从整体风格而言，既不像东部汉碑那样端庄儒雅、庙堂气十足，也不像西部汉碑那样任情恣肆、山野味浓重。这种近乎中庸的审美取向，引起了自清以来无数书法家的共鸣与崇尚。从邓石如到赵之谦，从吴昌硕到齐白石，一代又一代艺术大师的成功，无不受到封龙山汉碑的孳乳。”

上世纪90年代初，元氏县旅游局与河北省旅游局合作制作的纪录片《元氏汉碑》，曾在央视、省台多次播放，产生了广泛影响。2011年9月，河北省书协学术支持、河北大名人书画院提名邀请举办的《当代河北隶书十家提名邀请展》，以传承《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沈雄壮美的隶书艺术、呈现燕赵风骨为号召。2017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展，唯将《封龙山颂》拓片放大后悬挂于展厅墙面，其它馆藏书法珍品均放在橱窗里展出。

综上，传世的汉篆碑刻寥若晨星，《祀三公山碑》居其一；两汉碑碣见于著录者计三百有余，现在尚能见到原石或拓本且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仅三、五十种，元氏封龙山占五种（《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及《三公之碑》《三公山神碑》）。元氏汉碑，特别是《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称得上是在书法史及文字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书坛仍有重要影响的汉碑名品。此外，元氏汉碑的文字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民族文化中崇尚高山大川的原始信仰，并从侧面印证了古常山郡（国）及东汉的部分历史真相，因而具有广泛的历史文化价值。元氏汉碑作为当今河北境内仅存的汉代碑刻，是我国古代书法、石刻艺术的佳品，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元氏汉碑群目前仅存《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两通原碑，是不可再生、价值连城的国宝，应进一步加强保护，使之作为研究、传承汉碑书法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能留存久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一门有历史、有规范、有演变、有创造、有内涵的艺术门类，具有既可表情又可达意的审美功能，与武术、中医、京剧并称四大国粹。有人形容书法：“非诗而有诗意，非画而有画心，非舞而有舞韵，非乐而有乐律”。书法中有人格的显现，有人性的光辉，有生命的气息，有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境界，认识和学习书法艺术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元氏封龙山汉代碑刻与平山古中山国金石铭刻及守丘刻石、正定龙藏寺碑，堪称河北书法文化的三张亮丽历史名片，对我国书法及相关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本源和启发意义，是陈列在广阔河北大地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它们全都集中在现今石家庄市辖区之内，说明该区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书法艺术传承，应作为河北独有的文化名片，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地方政府和民间志士共同努力，打造特色传统文化品牌，唱响河北，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河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重要生发地和承载区”的独特风貌，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增强身为河北人的骨气和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当代河北人，特别是生活于封龙山汉碑遗存地的元氏人，对于创制优秀文化遗产的先人们应满怀敬畏和感恩之心，精心呵护好这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不断挖掘、弘扬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盘活、用好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资产，推进书法篆刻等艺术的创新，繁荣文化事业，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撰写此文时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关于元氏汉碑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因此文重在知识的实用性，故并未奢望“立言不朽”，况率性而又囿于学识，难免有讹误和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同仁不吝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