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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 Ebing)在其《性的精神变态》（Psychopathy of Sex）中以Sade这个名字为词根铸造了Sadism这个词语。这为萨德侯爵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又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萨德是谁？是那个出身高贵而行为放荡、长期出庭受审、在不同的监狱间辗转迁徙的浪荡子吗？是弗洛伊德事业提前问世的现实典范吗？是那个痴迷于在残忍的色情小说中宣传其离经叛道的哲学的小说家，还是那个借残忍的色情描写宣传其思想的哲学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似乎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确答案是：萨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问题。他敢于思考不能思考的事物，敢于想象不可想象的东西，敢于写作不应写作的主题。他的“勇敢”永远也不能开脱他“思想上”的淫秽、邪恶和残忍，即使他的“实际行为”远远不能与他小说中的细节描写相符。他确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出了人类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但像一些同情萨德的人那样，试图从道德上为他辩护，看来是永远不能成立的。他是向着光明与理性前进的人身后永远无法摆脱的一个黑暗而狰狞的阴影。萨德的文学实践始终与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以致我们甚至难以断定他究竟是借文学表达其哲学，还是以哲学演绎其文学。毫无疑问，色情，尤其是残忍而恶心的色情，是萨德文本世界极为突出的一面，但由于上述这种奇妙的结合，以致从色情小说的角度去认识他竟然成了最不可取的视角。虽然萨德既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够格的哲学家，但奇妙的是，二者在他身上的结合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尤其是当我们把康德变成了他的参照之后。萨德最主要的著作是：《朱斯蒂娜》（Justine,又名《美德的不幸》）、《朱丽埃特》(Juliette)、《卧房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和《索多玛的120天》(The 120 Days of Sodom)。前两本是比较纯粹的小说，后两本在体裁上类似于《十日谈》，但比《十日谈》更不像小说。在上述四个文本中，萨德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宣传其哲学的机会，《卧房中的哲学》直接便是这种目的的集大成之作。萨德的哲学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卧房中的哲学》可以作为阐释他的代表之作，拉康的《康德与萨德》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文本而写作的。《卧房中的哲学》是一本“教育小说”，当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爱弥儿》式的教育小说，尽管二者都奇怪地以“自然”为依归，但《爱弥儿》是教人“学好”，而《卧房中的哲学》则是教人“学坏”。“卧房中的哲学”这个题目本身已经明目张胆地表现了某种淫秽而反叛的意味，在这本书中，萨德集中表述了他对上帝、仁慈、婚姻、抢劫、通奸、杀戮和乱伦等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惊世骇俗的议论：凡是习俗赞同的他一律强烈反对，凡是习俗反对的他一律坚决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萨德的每一种哲学中都看到两个关键词：快感(plaisir)和大自然（la nature）。萨德哲学的准基本原则是：追求快感是大自然对“我”规定的义务。任何压抑快感的道德、习俗和法律都违反了大自然，必须反对；任何有助于激发快感的行为都符合大自然，都必须提倡。因此，为了快感，“喜欢你自己，爱你自己，无论是以谁为牺牲代价”。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哲学，从逻辑上说，它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中迄今为止最邪恶的思想，即使是法西斯主义也望尘莫及。因此，当拉康将这种令人发指的哲学与康德追求至善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时，确实起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康德不是曾经说过，让他毕生敬畏的只有两种事物——头顶灿烂的星空和心中永恒的道德律吗？哲学开始于惊异，拉康让我们再次领教了这个格言。但拉康将二者相提并论就等于他把二者等而视之吗？在拉康对他产生兴趣时，萨德的文学命运正经历一次突变。在20世纪以前，虽然萨德的作品只能混迹于一些三流的色情小说之中，但对他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已然不少，比如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司汤达(Stendhal)、波德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斯文伯恩(Algernon C. Swinburne)等。萨德被正式引进当代文学史首先要感谢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和克罗索斯基(Piere Klossowsky)，前者率先为萨德的作品编纂了一个精确完整的文集，后者为之写作的《我的邻居萨德》(Sade My Neighbor)不仅将萨德从人人唾弃的怪胎中解救出来，而且把萨德看成一个无可比拟、空前绝后的“绝对作家”。克罗索斯基认为萨德以一种革新精神和独特风格创造了一个异想天开但又带有结构性质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足以与卡夫卡或普鲁斯特的世界相提并论。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劳特蒙与萨德》（Lautéamont et
Sade）中也试图为他所说的“萨德的理性”赋予意义。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大作《我们必须烧死萨德吗？》（Must
We Burn Sade?）直接体现了她对萨德的重视。罗兰·巴特在其《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 一书中指出，萨德和傅立叶及罗耀拉一样，他们各自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三种登峰造极的激情：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热情、罗耀拉的宗教激情、萨德的肉体激情。总之，进入20世纪之后，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思想界，萨德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萨德的强势回归始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因为他们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中匪夷所思地将萨德与康德相提并论。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中也把康德和萨德并置起来，后来甚至专门为此写了论文《康德与萨德》（1963）。拉康是否受到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影响？他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布朗肖和克罗索斯基的相关论著，但从未提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二人。齐泽克认为拉康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但鲁迪内斯科(Roudinesco)认为，拉康不仅读过而且很受启发。不管事实如何，拉康的主题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主题大不相同，即使拉康刻意隐瞒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影响，也不构成学术意义上的瑕疵。在《朱丽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讨论了这个主题：启蒙的本质，如康德所说，就是“使人类脱离自我施加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没有能力运用无须他人指导的知性”。果真如此，那么萨德笔下那些为了自己的快乐而肆无忌惮的浪荡子就绝不只是一些变态的人渣，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他们甚至进而指出，这些浪荡子其实就是在启蒙运动中诞生的“摆脱了所有监护的资产阶级主体”。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所以将萨德和康德相提并论，其根本目的是要以康德为鹄的，揭示形式主义的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必然变成计算理性、工具理性，并最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变成非理性。但要摆脱人类自我施加的幼稚，获得运用无须他人指导的知性，关键在于自由：“但是对启蒙来说，除了自由，别无所需，而且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所有事情上公开运用人的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关键是自由，自由的关键则是理性。因此准确把握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内涵，就不仅只是理解康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将萨德与康德相提并论的当务之急。康德认为，理性绝不直接和经验对象发生关系，而只和知性发生关系。理性并不创造任何关于客体的概念，而只是整理和组织这些概念，并为它们赋予某种统一性。理性只把知性及其目标明确的应用当作对象。正如知性通过概念把杂多统一成一个对象一样，理性则借助理念把杂多的概念统一起来，因为它把集体的统一性当作知性诸行动的唯一目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敏锐地发现，在康德那里，理性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系统化的统一，以及为固定的概念关系提供各种形式因素。当康德把理性作为最高法则运用到实践领域即道德领域时，理性自身苛刻的逻辑不仅把人的情感作为有害理性的东西排斥了出去，而且使自然沦落为奴役对象。“由于理性没有实质目标，因而所有情感都离它同样遥远。它们仅仅是自然的。理性据以对立于一切非理性事物的原则，支撑了启蒙与神话的真正对立……为了不再对自然感到迷信恐惧，启蒙将各种真实的客观实体和形式毫无例外地仅仅当作混乱的物质的面纱，把物质对人类主体产生的影响诅咒为一种奴役，直到主体根据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变成一个单一的、无拘无束的、空洞的权威。”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福柯之前就已经看到，理性所能提供的仅仅是知识体系自身的一致性和知识体系内部具体概念关系的形式因素，它既不能证明，更不能保证自身的真理性。因此，“科学本身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而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启蒙则变成了一种把科学体系等同于真理的哲学。康德出于哲学目的，试图证明这种同一性，但这种努力带来的却是对科学毫无意义的一些概念，因为它们已经不再仅仅是根据一些规则履行某些操作的指示”。在知识领域，理性只关心规律和普遍性，对特殊情况和具体对象不感兴趣；在实践领域，正如康德坚决主张的那样，理性只关心意志的普遍法则，完全置情感和对象于不顾。这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保险公司的理性是分清事故原因和赔偿责任，究竟谁死了、死了多少人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事故和公司责任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将启蒙运动的准则——一切以理性为准，严格贯彻到实践领域，就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逻辑：一切以利益和效率为准。可见，资本主义的冷酷不是源于个人，这种冷酷是理性主义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在康德那里，从理性到非理性只是一步之遥，甚至非理性就是理性的必然逻辑结果。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意志自由的名义废除了主体对一切前现代的伦理学本体的依赖，但是他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就理性自身固有的形式结构而言，善对恶无法获得逻辑上的优先权，相反，恶对善倒是具有必然的优先权。面对这种道德悖论，沉湎于浪漫主义的感伤主义无济于事，求助于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也于事无补，启蒙运动的道德教义企图以一种理智的动机来代替衰落的宗教也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哲学家作为真正的资产者，已经与他在理论中谴责的权力同流合污了。为了挽救道德，也为了挽救理性——因为如果理性的必然结果只能是非理性、非道德，那么理性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崩溃了——康德只好求助于内在良知的呼唤。这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要完成的任务。为了使这种内在良知的呼唤上升成为意志的普遍立法原则，康德不得不假定道德律令、道德法则虽然与对象、利益、情感和幸福无关，但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要求。当然，康德的意思不是说，人人都必须服从道德法则的命令，而是说人人都可以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自由地履行道德法则的义务。但是，我们在此看见了一个双重悖论：为了阻止理性变质为非理性，康德求助于“无条件的”道德法则，虽然康德认为这种“无条件性”尽管不能证实，但仍然是不证自明的。可纵然如此，道德法则假定的“无条件性”其实并没有理性根据。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萨德以及后来的尼采彻底抛弃了道德的糖衣，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萨德所采取的立场是资本主义现代主体性所具有的真正伦理内涵，或者说得更绝一些，是整个启蒙过程真正的伦理内涵。诚如齐泽克所说：“萨德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借助对世间快乐的完全肯定，不仅放逐了任何形而上的道德准则，同时还完全认可了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以享乐为目的的性行为彻底知性化、工具化、体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德笔下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虐待狂或者性变态，而是极端的、“淫荡的”理性主义者，是狂热地热爱理性的残酷无情的知识分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正确地指出，萨德笔下的主体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荡子，绝不是激情旺盛的唐璜似的人物，恰好相反，他们是绝对残酷无情、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主体。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正是在这里，萨德的“无情”（apathy）与康德的“冷漠”（disinterested）殊途同归。我们不应忘记，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起源》中还曾明确指出冷漠是德性的必要前提。与此相应，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表示不能将宗教狂热和道德狂热作为义务的根据：“这一考察在这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将前述福音书的诫命归到清晰的概念上来，以便在对上帝的爱方面遏制或尽可能预防宗教狂热，而是也要直接地在对人的义务方面精确地规定德性意向，并遏制或尽可能预防那感染着大众头脑的单纯道德的狂热。”康德同样蔑视由感伤的怜悯或任何其他“病理学的”满足支撑的虚假道德，鼓吹唯一正确的伦理态度就是冷漠地为了履行义务而履行义务。康德说：“爱好是盲目的和奴性的，不论它是否具有好的性质，而理性当事情取决于德性时不仅必须扮演爱好的监护人，而且必须不考虑爱好而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完全只操心它自己的利益（兴趣）。甚至同情的情感和贴心关怀的情感，如果先行于考虑什么是义务而成为规定根据的话，对于善于思维的人来说本身也是累赘，将他们经过思虑的准则带入混乱，并引发要从中解脱出来而只服从立法的理性的愿望。”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萨德的主体正是完全驱逐了宗教狂热和道德狂热的资产阶级主体，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行动，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快感，绝不容许仁慈、怜悯、同情、懊悔等情感妨碍自己体验最大化的快感。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这种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萨德与康德相提并论，目的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的理性逻辑入手，对资本主义文化做意识形态批判，试图以此挖掘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接下去就会看清拉康与他们之间迥然不同的特征。 马元龙，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精神分析学、法国后现代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著有学术专著《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从文学到政治》；主编有《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批评卷和文学批评卷）。
欲望的变奏：精神分析的文学反射镜 书号：978730132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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