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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新三届 2024-01-27 06:02 发表于广东
4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 “风流韵事” 作者：叶明 现在读研究生，大都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历，“洗白”文凭，从而获得求职升官的资本，追逐更好的发展机会，很少有人主要是致力于学术研究或献身科学事业。  四十多年前（1983-1986年），我读研究生，既不高尚，也不世俗，很难为今人所能理解，说起来有点“奇葩”。往事深埋在心里，不堪回首，积郁成疾，心痛之烈有谁知？ 1982年2月，我从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专业77级毕业，分配进了国家计算机的重点骨干企业常州无线电二厂计算机研究所。一进厂，就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厂团委书记主动找到我，根本不用隐晦的语言，直接邀请我加入厂团委：她年纪大了，不宜再担任团委书记工作，希望像我这样的77级大学生来接替她的工作。当时，我十分诧异：“苦读工科四年，是为了从事技术工作。如果要做党团工作，我不考大学，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就可以成为团委的干部了。” 当时，我不知道，在常州乃至全国，这是个普遍现象。现在已是常州市政协主席的戴源，1982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到常州洪庄机械厂工作不久，就担任了团委工作。 还有现在已从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刚退下来的丁副总经理，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常州半导体厂起步，也进入了厂团委。 当时，我实在没有兴趣，也有一点惶恐。不过，我立即以超龄（26岁）为理由申请了退团（当时规定不是现在的28岁），不想与党团组织发生联系。 在常无二厂的第一年，我参与了数据通讯调制解调器的研制，一项是无线终端，这是一个军工项目，只是改进与完善的工作，我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熟悉了一下生产工艺过程；另一项是有线终端，是我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出发，参考邮电部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资料，重新独立设计完成的。在风沙弥漫的初春时节，“猫”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府右街1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地下室住了一段时间，调试并与各各省市办公厅机要局的通讯联络。 正当工作比较顺手的时候，我们的厂长，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的58级调干生，含蓄地暗示组织上准备培养我作技术干部。我忐忑不安，惶恐万分，自认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承担不起如此的重担。  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大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8届毕业生、人称“小北京”的刘宗芳，有点像《金婚》中在三线工厂的“红卫兵大学生“李天骄，一个风华正茂，精明能干，有才华，有样貌，有事业，有野心的工程师，她诚恳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这是厂里常用的“套路”：先封官许愿，当你接受后，立即会挑选一个人，安排嫁给你；从此拴住你，你就成了他们的自己人。你看，徐副厂长就是这样，他是南京大学数学系66届毕业生，业务过硬，工作能力强，接受了组织上的培养，忍痛与初恋女友分手（因为出身不好，她就是经常来你办公室找她丈夫的张某某），接受组织上的安排，组建了家庭，然后一步步被推上技术副厂长的位置，乃至于后来的集团总经理、董事长。 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我年少懵懂，麻木不仁，丝毫不为所动，我还不至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继承权”（《圣经·旧约·创世纪》）。我想起了文革中大批判中读过反面材料，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纲领性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倡导的“富贵不能淫”的准则。 一向支持我工作、也比较欣赏我才能的副总工程师汤慎言（后任江苏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她出身中医世家，哈尔滨工业大学62届毕业生，实在不忍心我和她一样，在如此恶劣的“人文环境”中沉沦，有点直接劝退意思：“厂里都是读小人书的工程师，像你这样满脑子简·奥斯汀、勃朗宁夫人的人，怎么能不窒息？” 所有这些动摇了我坚持在工厂工作下去的信念，也萌生出“红旗究竟打多久？”的困惑。就像民国女作家萧红、白薇、丁玲、苏青那些逃婚的文坛“娜拉”，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出走。 利用父母的社会关系调走，显然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否则，我大学毕业就不来这里了。况且，我都可以从农村赤手空拳地在“两年期满”后顺利成功“上调”，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现在大学都毕业了怎么还需要依赖父母的助力？ 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流传“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文化传统；自“以俄为师”革命之后，又来一个组织包办的“红色规矩”。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我又不是组织中的人，不吃这一套，“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十分感叹，为什么“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的风气还是那么艰难存活？ 打不过，还能躲不过？考研究生是我唯一可以自主选择的出路，我灰溜溜地离开了电子产业的第一线，十分不情愿地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做“书斋学者”去了。 当时，研究生报考，需要单位开证明。可是，我们那位调干生出身的厂长，天然地认为，国家分配到厂里来的大学生，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怎么会轻易地流失。 没有办法，我只身跑到徐副厂长家，企图利用他曾经要求考研究生而被阻止的“心中之痛”，希望他的同理心能帮到我。徐厂长诚恳地说：“作为个人，将心比心，我很支持你去考研究生。当年，我报考研究生的愿望被无情的剥夺了，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根刺；作为厂长，我十分不赞同，因为我们厂当前的军工与民用任务，正需要你们这些新鲜血液，参与我国通信与计算机事业。” 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我采取“蒙骗”厂党委书记——一个工农老干部的办法，宣称是学校邀请我去读研究生的。我拿出报考学校的负责老师給我的回信，在有报考学校标志的专用信笺上，醒目的惯用礼貌语：“欢迎你报考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今天看来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过当年，糊弄工农干部还是十分管用的。类似文革结束后，有人为了加工资，编出 “专科就是专门学的，本科那是本来就应该学的。”这样的段子。 最后，在质朴的工农干部与技术副厂长，还有总工程师等的支持下，终于说服了“冥顽不灵”的调干生厂长勉强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但只许一次。同时，也堵死了别的同事报考研究生的申请，招致其他同学的嫉恨。 1983年4月底，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以为考研录取无望。因为当时的研究招生制度中，没有调剂一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更没有全国的统一分数线。考生没有收到复试通知，就意味着名落孙山。不过，我心有不甘，只好做“垂死挣扎”， 孤注一掷搏一下，总不能坐以待毙。 当时正好读到朱九思院长的一篇文章，遂立即写信讲了我的情况，明确表示，希望能转投华中工学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名额。我只是“无知者无畏”。很快就有回音了，华中工学院的邹珊刚老师受朱校长的委托亲赴常州，打电话给厂里，通知我到常州白荡宾馆接受考察，邹珊刚老师正在白荡宾馆开一个百科全书定稿会议。经过邹珊刚老师的面试，华中工学院准备录取我，并设法从南京工学院调出我的研究生考试成绩与报考资料。我的“自救”似乎有了一线生机，柳暗即将花明。
5月份，我的补录复试通知来了。那一年，我报考的南京工学院的那个研究生项目招生指标是2人。当时规定，只能通知两位考生前来面试，没有现在1:1.2复试比例。经过面试，录取了一个400分的考生，淘汰了390分的考生，研究生项目的负责人，萧老师严重不满意那位390分的考生。作为仅320分、且各门考分都过了60分的我，被幸运地递补上来。这是萧老师力排众议的结果，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 我的面试，满足了面试考生所能达到的所有条件：专业素养，研究经历，学习计划，回答问题。在所有评委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我顺利被录取。 拿到南京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我立即给华中工学院朱九思书记写信，报告录取的情况，诚挚感谢朱院长对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关怀。 1986年，临近我研究生毕业时，华中工学院（是不是朱九思院长，我不知道）还记惦记着我出路与前途，派专业老师亲临寒舍，力邀我加盟该校。因我准备投奔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只能谢绝了他们的盛情邀约。 如此温度，如此情深的大学，还有如此可敬的书记，现在还会有吗？ 2013年，我去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开会，专程去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里，向朱校长的塑像致以“遥远的敬礼” ！我心中默念，收到了您的诚意，感谢您的关爱。无论过去了多久，我都会牢记您的期望！ 1983年9月，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南京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入学报到时，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提交了户口与粮油的迁移证明与工资证明。南京工学院学院研究生科的工作人员朱志明，给了我当头一“棒”，坚决要我回原单位，拿回原单位的劳资科签发的工资转移单；断然宣布，没有劳资科签发工资转移单就算“手续不全，不能办理入学手续”。 我当然严词拒绝了。当时，我在办理迁移手续时，详细问过劳资科的负责同志，她解释说，户口与粮油是属于政府给予的社会福利，可以从厂里转移到学校；但是，工资是你的劳动报酬，需要视你的劳动表现给予评定，才能发放。所以，工资不可以转移。由我们劳资部门开出证明，并与你的档案结合起来，可以证明你是全国统一分配的、并领取大学生毕业后的转正工资。 另外，明天就要上课了，我没有时间再回去办理；再回去，厂里也不会给我办的；他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已经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我言辞拒绝了朱志明的“无理要求”，我看他还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扼杀掉我的入学资格？我还不信他有那么大的能耐？ 在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已经工作后再考上研究生的，可以按月领取原工资额数的90%，作为生活补助；读研究生的年限是计入连续工龄的。当月，我就领到了48.6元的生活补助。 我不知道，朱志明为什么那么为难我，他也曾是插队知青，招工上来去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后考上南京工学院的大专班，毕业后留校工作。若干年后，他在主动参与招商引资过程中，向外商提供了不可以提供的信息，算是“泄漏国家机密”，被判5年徒刑。那就当然被除名，离开了学校。出狱后，有研究生院的老师在下关白云亭菜场看见他在卖鱼。最近，我在一个公园里见到他一家陪年迈的父亲悠闲地游览休闲。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棒”。入学后不久，萧老师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论反思感》（800字），在课堂上当场完成，以此考察研究生的悟性与文笔。我曾经背诵过的经典英文散文《培根论人生》的笔调，模仿它流畅的文笔、逼真的描述、详细的刻画，一挥而就，通篇不见“反思”一词，处处隐喻反思的在人们思想情绪上引起的反应。我自鸣得意，以为一定会得萧老师的赞誉。  萧老师在充分肯定我把握短文要旨，文字优美、有哲学洞见等优点之后，严肃批评了我几百字中的几个错别字，必须彻底消灭错别字！ 萧老师告诫我们，南京大学有位中文系教授，在指导研究生的读书笔记中，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看不见。对一位多次重复出现相同的错别字的，就劝其退了学。这位严格认真的教授就是我们金陵中学三十年代的老学长程千帆，也是我中学老师宋家淇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 鉴于我是初次犯错，萧老师说，现在是口头宽大警告，下次就要组织严格处理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依然秉承大学以来坚持独往独来的个体户的定位与心态，虽然宿舍换了几处，我实际住的没有几天，大都是回家住。我家在华侨路的平家巷，离学校不过20分钟的走路路程。所以，与同学们的交往比较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南京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是四人一间，十分拥挤。我的作息时间，几乎是日夜颠倒，与室友们往往不同步。还有就是洗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寒天冻地，同学们无论男女，都要拿着脸盆与换洗衣服，在露天里排很长很长的队，拥挤在公共浴室。我已经有了较高的经济收入（90%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基本就去中山路上，我们南京十中对面的又新浴室（南京市玄武区汇文里3号）洗澡，当然夏天在家里洗澡。 开始，与机械系的同学成为室友，后来与电子系的同学共居一室。机械系的同学都是77级学生，都是学液压的，一个是浙大的毕业生，他考过来是因他妹妹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学生，那年也上了研究生。她有一个同学叫陈薇，是陈辽的女儿。我们是一个英语小班的同学。陈辽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著述颇丰，才华横溢，曾受到过毛主席的夸奖。陈薇有个哥哥叫陈智，是我大学同系的同学，学雷达的，我们大学有三年好多门电子工程的课，几乎都在一起上课，只是我与他没有什么往来。陈薇现在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著名学者，主持的南京城墙外郭沿线的规划设计、南京报恩寺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等十分出名。 另一个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他父亲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指挥官张治中将军的秘书，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后，留在新疆工作。他跟我讲了很多张治中将军的戎马征程，以及与国共两党的恩怨。我带他去我们家附近沈举人巷，张治中将军在南京的故居，那时是省电力局长顾智鹏与省水利厅长陈克天居住的小洋楼。……暑假回来，他带来哈密瓜特别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哈密瓜。我们俩交谈的比较多。他毕业后回原单位，以后去了澳大利亚。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他以澳洲院士的身份回机械学院做学术报告。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最后一门是英语，在前工院。当时正下着漫天大雪，雨雪刮进没有几块玻璃的窗户。原定一人一张桌子，逐步变成两人，甚至三人。整个下午，我们几乎在瑟瑟发抖地写完答卷。没想到，高考时就在寒冬天气、没有窗户的条件下完成，如今读研究生了，条件还是很差。室外白雪皑皑，零下4摄氏度，教室里没有异常感觉，就这样，几乎是在露天风雪中，我们这些研究生依然严格准守考场纪律，坚持完成考试。 考试结束后，我直接从学校走回家，原本20分钟的路程，走了几乎一个小时，打伞也是没有用的，只好让在漫天大雪中一步一个脚印，到家后全身都淋湿了，当然，没有感冒，印象极其深刻。 由于研究生人数的增加，我们这届已经有100多人，学院准备筹备成立研究生会。研究生们都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宿舍里不知谁说了一句，参加研究生会，可以分到免费的洗澡票与电影票。我所在的单位，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地位与影响，不仅研究生少，而且没有一个是本校的本科生升上来读研究生。为了这个蝇头小利，我勉强同意出席研究生代表大会。
我们几个小学科（都属于基础学科，研究生人数很少）组成一个代表团。有三人，我，数学专业的郑家茂，力学专业的陈玉琢。他们两人都是本校79级应届生考上的研究生，代表团的负责人是郑家茂，他后来做了东南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后任分管学生的副书记。 经过选举，我被选为首届南京工学院研究生会常委兼外联部长。在研究生会里，我只做了两件事，参与组织了在宁研究生的一场联欢会，为“带工资”的研究生们争取到补贴福利。 当时，江苏省根据改革的进程，提出了四项补贴（看书读报，洗澡理发等）。“带工资”的研究生虽然有工资，但没有补贴。我自告奋勇去中山北路江苏省财政厅，我父亲是1970-1980年在省财政厅工作，我去过那里好几次，我们家的房子就是省财政厅的宿舍。所以，认识不少在哪里工作的叔叔阿姨。经过了解，有一位姓陆的叔叔，他曾是我父亲的部下，现在是负责福利待遇工作。我以“职工平等待遇”的原则为依据，以及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关政策规定，成功说服了他，同意给带工资读书的研究生给予四项补贴的三项，占了75%。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或修正公共政策的社会实践活动。 我参与组织了南京市的研究生一场联欢会，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空前绝后。我负责联络各个学校，当时主要有南大、南工、南师、华水等学校有研究生会的，我们共同讨论了活动方案。我还专门去南京艺术学院等没有研究生组织的学校（研究生人数较少），找到几个研究生，动员他们参加。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的胡平就是那时认识的。若干年后，他跟随张道一，跳槽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筹建艺术学系，后扩建成艺术学院，我们又成为了同事。 在联欢会上，我借机宣传南京工学院的成就展览，选择了当时风云一时的归国科学家韦钰为主要对象。韦钰是新兴交叉学科的代表人物，她的事迹比较励志。她原本公派留美的名额被人挤占了，只好争取从零开始学习德语，苦读几个月终于通过了国际统一的德语考试。后来，同期留学美国与德国的几位男性老师，都没有拿到学位。1978年韦钰被选拔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赴德国留学的50名留学生之一。1979年，韦钰前往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攻读电机系博士研究生。1981年，韦钰获西德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韦钰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还获得了洪堡奖学金。
我有效地利用全南京市研究生聚会，将南京工学院科研成果在此活动中大肆宣扬了一番。我的这项“公关活动”得到了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陈笃信教授的高度评价。陈笃信后来做了东南大学校长，他一直还记得我当年研究生时代的“光辉业绩”。1994年，在我为晋升教授寻求帮助时，陈校长给予了积极的提点与主动的支持，他还是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主席。  联欢会后，大型舞会在军人俱乐部如期举行了。我既不会跳舞，更不感兴趣。倒是对内部电影《原野》比较有兴趣，就去看了一场电影。一同看电影的还有女生部副部长陈玉琢等同学。看完后，已经到十一二点钟，我们一同在星光洒满大地的初冬，走回四牌楼。她去了成贤街上的古生物研究所的宿舍，我们回到沙塘园宿舍。
陈玉琢是一个典型的“校园学生”，基本没有受到社会污染，学习又好，单纯热情。在回来的路上告诉我，她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笔石”（ 古生代滤食性动物）。我立即出口而出问，是不是叫“小陈旭”？她父亲当时可能50岁左右，我还这么称呼，确实不太礼貌。 我也做过几年地质研究，还是能区分出同名同姓、同为古生物学家的陈旭：做“笔石”的小陈旭（古生物所）与做“蜓科”（蜻蜓目、差翅亚目的一科）的“老陈旭”（南大地质系），“老陈旭”是我南京十中同班同学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毕业后，陈玉琢追随男友赴美陪读了。 此外，我与土木专业的研究生有较多的交往。当时，土木的研究生生沈杰等创办《南工研究生》杂志，同为土木的研究生、南京工学院研究生分团委书记黄卫，积极推动。黄卫的社交能力极强，为人谦和，十分适合做工程项目。我们一同给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做企业管理知识的培训。黄卫卸任后，分团委书记是沈炯接任，他们两人后来都做了东南大学副校长，黄卫还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做过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和江苏省副省长。2012年，我去新疆讲课，曾去拜访过新疆自治区政府任常务副主席黄卫，一同回忆我们读研究生时的幸福时光。 我将我们几个朋友在研究生第一年组织的学术讨论会的经验写成《研讨会是研究生获取信息的好途径》一文，交给《南工研究生》创刊号刊登，该文以后在《江苏高教》（1985年第3期）发表，这是我第一篇教育学研究论文。教育学后来还成为我招守收研究生的专业，培养过几位教育学硕士（学术型研究生）与教育硕士（专业型研究生）。
有一次，跟陈玉琢到她在沙塘园1舍的宿舍里，不记得是什么事情。在一张箱子上，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打印稿，翻了一下，我大为赞扬。有同学说，她是建筑系77级学生，同期研究生早已都毕业了，她的论文，导师一直以太玄思，不同意答辩，滞留到我们这届，还是不能毕业。 我一时气愤不平，结合中国科技大学博士（中国第一个数理统计博士）纠正自己导师陈希孺教授的论文，并得到导师陈希儒的支持与鼓励，结合南京建筑系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状态，在学院图书馆里挥笔写下一篇评论，立即投书《光明日报》。
1985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评论《两个例子及其推论》，被具有高度新闻敏感性的黄一鸾（她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总支书记，立即觉察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究竟是哪个竞争对手想搞我们？”她调动了很多资源严查评论作者的背景与动机，“受什么人指使？”最后发现我不过是南工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与南工建筑系毫无源源，更无恩怨。 黄一鸾找到我的导师钱钟韩，要求严加管束。钱钟韩先生礼貌地回击：“我的学生写评论文章是他的权利，我无权干涉。”进一步反驳道：“他批评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如果符合实际，存在这种现象，那你们就应该去改正；如果批评有偏差，你们担心什么呢，他又没有点名，怎么断定就是说你们。你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后来，钱先生跟我讲了他们的对话，提醒我以后给报刊写批评文章要慎重，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参加过南京第一家由青年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星期日技术服务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的发言较多，引起了新华社驻江苏记者站牟维旭的兴趣。会后，他专程登门拜访到我家做实地采访，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将谈话整理成一篇内参递交上去，获得了很好的的社会影响。后来，我自己讲搭记者问的谈话要点，整理修改成一篇学术论文，以《民办智力开发公司为什么能够存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1期，第39-40）为题公开发表，成为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篇期刊论文，用的就是当年中学课堂上掌握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的方法来阐述的。  作者的第一篇科技政策研究论文（1986年）在这之前，我已经准备主攻方向调整到科学社会学，撰写了一个研究提纲《把现在科学思想融进我们民族意识之中》，投书一家专业报刊《自然辩证法报》（1985年11月19日）。这是我第一篇科学社会学论文的摘要。研究生毕业后，更是将研究方向集中在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的研究方面，写出了《科技宏观分析》《科技政策分析》《科技经济分析》等一系列个人著作。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的研究重点转到科技政策领域。为此，我主动出击寻求国内著名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同时，我开始主动参与了一些国家科技政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研究的可行性论证，我独立承担了《第五代计算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课题研究。 我依据《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有关论述，根据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际与地区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劳动力转移的数据，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背景下，劳动的性质与劳动者群体发生的分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边界愈加模糊；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数量、结构发生的变化，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因此，在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相关培训的条件下，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减少就业甚至可能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有了新特点，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吸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据此，提出了关于劳动就业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这项工作为后来的中国信息化的测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不久，我经朋友推荐，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面试机会。198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需求和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开展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坚持服务于国家、 服务手科技创新事业的方针，努力建设成为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宏观决策和管理、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可以说是，国家科委中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研究机构，没有之一。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理论上，整理我对《资本论》与实践哲学的研究心得；二是梳理了我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学术兴趣；三是收集了面试考官的个人背景。 面试其实就是我与考官的无主题漫谈。只有一个考官，时任国家科委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我主动套近乎，我知道名叫胡平的有很多人，我的朋友，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还有北京大学周辅城老师的研究生（当年以“论自由”闻名）。胡平说，还有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胡平。我们的交谈在很轻松的气氛下开始了。 胡平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学历与工作经历以及研究兴趣，我回答了他不少尖锐、深刻与敏感的问题。现在还记得几个主要的问题。 ——你读《资本论》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说没有，那你读书的深度显然不够，又不是读金庸，看琼瑶。如果说有，我在政府官员面前对经典著作的不敬，该当何罪？我就以探讨的口气说了一个疑问，用学术语言可以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对称性问题”。资本的投入，风险巨大，而劳动力的投入较小，两者不对称，是不是意味着收益的高低的合理性，由此推导出剩余价值是风险的补偿，剩余价值具有的某种合理性。 ——为什么对科技政策领域感兴趣？作为一个工科出身、后又转读文理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来说，数学家张广厚有一句名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自然科学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我做技术形态研究，有一个基本理论与学术视角，就是马克思 “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以我自己的生活阅历，插过队，做过地质勘探，设计过电子终端设备，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哪怕肥沃的田地里，如果没有人去除杂草，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也不可能有好的收成；哪怕矿产丰富的地层里，如果不能精准的勘探，也不可能找到高品质的矿石；再强大的传输信号，如果没有解码器，还是不能识别出信号的内容。所以，科技政策就是我们有控制地促进与推动科技发展的有力武器。 交谈结束后，胡平在送我出门时，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当面大肆渲染《科学的春天》的文采与思想，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该文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的震撼，这不仅是真情实感，当然也是借机投其所好，拍一拍面试考官的马屁，以成功获得入职资格的目的。走下楼梯时，胡平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悄悄地说：“《科学的春天》是我起草的！” 我顺利地通过了了面试，并经过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局局长吴明瑜、副局长邓楠等领导的同意，已经被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拟录用为科技政策研究人员。副局长邓楠还精心安排了我来北京工作的宿舍。不久，国家科委给学校发了录用通知。结果，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院校，根本不予理睬。学校以“我们只听教育部的”为由，严辞拒绝了。我的第一次特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机会，就这样被无情地剥夺了。虽然无比可惜，更感到愧对的是，我辜负了邓副局长的一番苦心与精心安排。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该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撰写了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以后，还惹出一段“署名权”的公案，造成了我与萧老师在学术上的分道扬镳。
在我读研究生的前后，我的命运都是被人、被体制主宰与控制，几乎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隙。无孔不入的制度与习俗，像枷锁一样将我的手脚捆住动弹不得。我的人生就像是一部被庸人提前写好的烂剧本，在固有的轨道上作“踟躇”前行。套用“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经典用语“我还年轻，我渴望出轨！”可惜，人不随天意，“出轨”的始终停留在梦中，没能运行在现实中。我是一个屡次企图挣脱，又屡次被拉回来的“跳梁小丑”。 我做教授以后，经常对修我课的学生发自内心的感叹：“你们真幸运啊！可以自由的报考任何学校、任何专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你想去城市，乐意做的工作，能够听从自己感情的引领，选择与谁共度一生，再也不会有我这样始终深陷在“干不了”（胡适）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这就是4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一些“风流韵事”。仅以本文祭奠我逝去的青春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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