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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建设情结 孟健君 长按二维码 在优美的音乐中浏览 《 2023年第六期电子版 北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公元1037年1月8日7时许），四川眉山，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连其父母也绝想不到，一个人类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全才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苏轼苏东坡！ 苏轼学养贯穿儒、释、道，造诣纵横文学、书法、绘画，旁涉水利工程、酿酒、美食、医学，凡他有兴趣稍加涉猎，便成巨匠大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也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高原上一座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峰。林语堂总结他是“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一个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起伏，他行迹北至定州南至儋州、东至登州西至凤翔，兜兜转转几乎跑遍大宋全境。在为政一方或贬谪穷途中，他时常辗转在遗爱为民与结庐安身之间，不是为公众修堤、引水、建亭台楼阁，就是为自己结舍盖房，妥妥一个天生的工程师。可以说，苏轼有着深深的建设情结。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苏轼来说也一样。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后，回四川老家奔母丧，之后便与老父亲苏洵及家眷一起返回京师。先是在西冈租了一处房子居住，没住多久，就在宜秋门旁购置了另一所院子，并且命名“南园”。这也开启了他在宦途上一路升贬、一路建设之路。
01 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的苏轼，制科考试又遥遥领先，一时为士林侧目，名冠天下。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恃才傲物、意气风发的苏轼走上仕途第一站，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正八品），有权联署公文，协助知府处理日常事务。到凤翔数月各方面稍加安顿后，苏轼就开始牛刀小试，精心规治居所。他在堂舍之北的空地上建了个小亭，亭前辟挖长约三丈的池塘，池上小桥直通堂舍。堂舍北面是可以俯瞰的轩窗曲槛，南面是与前厅相通的长廊，长廊两侧又各挖了个小池，种莲养鱼。池边种上了杏桃梨、樱桃、石榴等各种果树，以及松柳槐等树木，池北还栽了一丛牡丹花。改建结束后，苏轼赋诗纪念：“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他自己觉得挺好笑，在这儿最多只能待三年，却如此辛苦地经营。自此起，建设收拾家园始终是苏轼人生中的一大爱好，不管到了哪里，条件如何，哪怕是因陋就简，也总要尽量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环境，也许惟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如此。 但苏轼对长官的建设不仅不热心，还曾经冷嘲热讽。苏轼的第二任知府陈希亮，同为四川眉山人，陈苏两家数代世交，按辈分论苏轼算孙子辈，两人年龄也相差近四十岁。陈希亮进士出身，说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对属下要求严格，不留情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苏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陈希亮都要多次退回，让反复修改才勉强通过。这对性格豪阔、不拘小节、以写一手锦绣文章著称的苏轼来说很是难堪。一些官吏因苏轼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获得三等并钦佩其才华和性情，私下称苏轼为“苏贤良”。没想到这件小事被陈希亮知道后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府判官，配称什么贤良？”并责打那些吏员，苏轼自然很不高兴。 嘉祐八年（1063年），陈希亮在城内东湖北建造一座观景台，命名凌虚台，以登高望远，并特别叮嘱让苏轼作碑记。苏轼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文中纵横古今，大谈兴废成毁的道理，列举了秦穆公的祈年殿、汉武帝的长扬宫、唐代的九成宫等皇家宫殿几百年后都烟消云散，以讥讽陈知府并给他以难堪，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就是传世作品《凌虚台记》。谁知陈希亮看完碑记后，表现大度，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改，还命人即刻勒石立碑。苏轼大感意外，羞愧难当。其实，陈希亮如此对待苏轼，完全是长辈对晚辈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苏轼年轻才高气盛，势必对以后成长不利，所以就有意挫其傲气，磨炼其性情。自此他们的关系融洽了，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也成为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一生。18年后，苏轼应陈慥所请，撰写《陈公弼传》终于自省：“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02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杭州通判任职届满。因苏辙在齐州（宋徽宗时升为济南府）任掌书记，于是呈请朝廷调往山东以便就近与弟弟多联系。因其成绩卓著，得以擢升，九月诏下以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正六品），十一月到任。 初到密州（现诸城市），天大旱，蝗成灾，再加上政苛官逼，盗贼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苏轼一方面上书皇帝和中枢，请求减赋支持，一方面积极组织百姓驱除螟蝗火烧土埋，制定灭蝗奖励办法；详研盗案，悬赏缉捕；鼓励收养弃婴，每月发放六斗粮食；抵制苛政手实法。一年后民生大为改观，弃婴绝迹。 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苏轼开始整修破败官舍，和州衙西侧一个荒芜花园。苏轼又发现园西北城墙上一个废旧城台，这是一座方斗形平台，亭阁虽破败，但地势高旷。站在台上，放眼四望，视野开阔，城南有风光秀美的马耳山、常山，东面有障日山，西绕扶淇河，北流潍水，一望无垠的平原上星罗棋布点缀着村庄，一眼望去，让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 苏轼看此台远山近水，风景宜人，实为城中绝好的游览之地，却因其破败而少人登临。就派人凿马耳、常山之石，聚集人工修葺北台。台阁新成，苏轼付信苏辙，让他给台取名。 苏辙与苏轼有六年没见面了，见信急忙展读。苏轼在信中说：现在密州稍微安定了，但没有用来散心的地方。每当看到同仁好友与百姓，没地方休闲解愁娱乐的场所，为之黯然神伤。为此，我利用密州北城墙的“废台”即北台，葺建成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凉的新台，跟臣僚们游览自得其乐，老百姓也为之叫好。这个台应当取什么名合适呢？ 苏轼步入宦途以来，特别是从朝廷中枢转到地方,经历了人生多重打击,受当权者排挤,诸事不顺。到密州任职虽是升迁，但这里地处偏僻，生活条件艰苦，与杭州有天壤之别。一年多来，政事繁扰，使他劳心劳力,焦虑不堪。此外,几年来他又经历了丧母、丧妻、丧父的痛苦。天下的士人，在是非之场上奔走，在荣辱之海中浮沉，轻狂浮躁而流连忘返。但是，达人却为他们感到悲哀。两者的差别不就是能否超然物外的缘故吗？苏辙深知兄长的性格和处境,于是就引用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文意,将高台命名为超然台,以示无往不乐、超脱凡世之意,意在安慰哥哥要有超脱世俗、乐观知命。苏辙就把所思所想，泼墨运笔，写下流传至今的《超然台赋》。 苏轼接到苏辙来信，见到“超然”两字赞不绝口，兴奋地抚髯大笑：“知我者，子由也！” 读罢《超然台赋》，苏轼意犹未尽，研墨取笔展纸，一篇《超然台记》一挥而就，结尾处画龙点睛指出：弟弟苏辙取名“超然台”，说明了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苏轼手书“超然台”作为台匾，悬挂在台子正中上方。从此，超然台上游人不绝，登高远望，给登台人带来无上的精神愉悦。 苏轼后来贬谪黄州和更为遥远的惠州儋州，一直能够自得其乐，超然物外，淡泊旷达，在属于他的狭小有限的空间，感受生命的快乐，究其缘由和源头，和他在密州时养下的这份超然精神密不可分。顺天应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原本是中国文人一代接一代苦心经营的品质，只不过到了苏轼这里，更加充盈其心。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夜,苏轼在超然台饮酒赏月。虽然齐州和密州相距不远,但是阴差阳错,两年来,兄弟二人一直无缘得见。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遥望齐州,想念弟弟苏辙。面对良辰美景,更是感慨万千,借着酒意,写下了传诵百代、堪称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篇，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正如林语堂所言:“这首词写出之后,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 借着这些诗文,超然台名声大噪,司马光、文同、张耒、李清臣等朝野硕儒名臣，都曾登临超然台酬唱附和,佳作频出。 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被朝廷调离密州。再回超然台已是元丰八年（1085年）了，当时他去登州赴任，特地绕道密州。时任密州知州霍翔在超然台设宴款待，看着自己所建的超然台，如今主人变客人，估计苏轼心中难免有世事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百姓得知后也是“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追攀”，心中有民的人，百姓心中自然也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份深情也深深感动了苏轼。 自从超然台建成后，历经风雨侵蚀，历代先后修葺共十六次。屡修屡坏，修台记、诗、像、跋、赋等大都遗失，更为遗憾的是苏轼手书的“超然台”刻石也不知所终。2009年，诸城市重建超然台。 超然台，不仅记载着苏轼在密州时的为民情怀，同时也见证了苏轼兄弟处世哲学和手足之情。今天人们通过登高超然台，也能感受到人生超然于物外的感悟，懂得人生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要有乐观的心态！ 汉初曹参初为齐相，亲见战乱致使民不聊生，遍问长老和儒生以求治国之策，胶西盖公善治黄老之术，盖公上休息之道，要“治道清净，而民自定。"曹参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将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用其言而齐大治。熙宁变法推行新政，急功近利，不惜以严刑峻法。苏轼自恨不在高位，无可挽救。他向往盖公黄老之治，深感"与民休息"的重要性，于黄堂之北修建一座聚会所，名之曰“盖公堂”，并作《盖公堂记》。 也许是密州秀美的风光，也许是首次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登临超然台的愉悦心情，激发了苏轼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生涯达到了一个顶峰，短短两年，传世词赋不仅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余篇，而且质量上乘。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超然台记》、《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望江南·登超然台作》等佳作杰构，无一不是中国诗词精品。尤其是《水调歌头》，更是被历代文人墨客追捧膜拜。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隠丛话》中评价为“中秋词自苏轼《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足见其在中国诗词中的地位。
03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到任徐州知州。 七月十七日，黄河在徐州北五十里处檀州曹村决口，沿途四十五个州县惨遭淹没。加上暴雨连绵，到了九月，水深两丈八尺，水围徐州，城中百姓无不惊慌失措。苏轼劝止出城避难的富户，率领百姓昼夜不停，抢险堵水，筑堤修城，一连多日过家门而不入。在洪水快速上涨的危机时刻，苏轼短衣赤膊，亲自赶赴东南大堤，手挥工具，和城中的青壮年一起加固堤坝，抗洪救灾，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也就是说一旦堤防溃崩，他要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挡水。苏轼亲自设计计算防水工程，要建成9840尺长、10尺高、20尺厚的堤坝，需要数千人之众。他立即赶往武卫军营，请求士兵相助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州无权调动禁军，禁军由皇帝直接指挥。苏轼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看到苏轼满身泥泞，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愿意与之并肩作战，同意调拨数千禁军，与苏轼一同赶往抗洪前线巩固大堤。 十月初五，黄河终于回到旧水道，被洪水包围了45天的徐州终得解脱，水患得以平息，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得救。为防患于未然，苏轼又上表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并拨出钱粮，筑堤修城，于次年八月在城东南修建一条坚固的堤坝，加固城墙。后世为纪念他的功绩，将长堤命名为“苏堤”。皇帝降旨，表彰苏轼抗洪保城的功劳，赞扬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为了纪念这次抗洪胜利，苏轼在城东门挡水要冲处修建一座两层高楼，并取名“黄楼”（楼体外敷黄泥，取五行相克土能克水之意，而土为黄色）”。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初九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全城百姓同庆，还邀请苏辙、秦观、陈师道等三十多位名士人作赋吟诗表示庆贺，“众客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苏轼也感慨良多，写下《九日黄楼作》，以记录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苏轼将这些佳作命名为《黄楼集》。苏辙的《黄楼赋》骈散结合，情景交融，文采飞扬，苏轼书丹刻碑。 第二年，苏轼在诗中这样回忆道：“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今年还能对花饮酒，实在是劫后余生的幸运。 后来党祸发生，诏毁天下苏轼碑文，当时的郡守不忍破坏，将这碑石沉人城濠水底，易楼名为“观风”。到宣和末年，禁令已渐渐松弛，豪门富户不惜干金，争购苏轼墨迹，即使拓片也很值钱。不过碑石尚存者，拓取无穷，价总不高。当时苗仲先为徐州知州，他派人将《黄楼赋》碑石从水底捞出，雇工日夜拓印，得拓片数千本，后一本正经地对僚属道“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命人将其打碎。人们知道此石已毁，拓本自然价格扶摇直上，他将墨拓高价卖出，大发其财。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当年苏轼为抗击洪水筑起的堤坝早已不存，徐州城内却多了一条叫“苏堤”的通衢大道。一千多年风吹雨打，“黄楼玩月”名列古徐八景之一。黄楼历经重修，今天依然挺立。苏轼的抗洪壮举，充分展现了他的爱民情怀和民本思想，其解民倒悬、勇于担当的精神也赢得徐州人民世代缅怀。“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黄楼有诗联曰：“碧水柔波，不尽黎民厚意；黄楼明月，长留太守清风。”此联深深表达了徐州人民对苏轼的怀念敬仰之情。
04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定案，苏轼出狱，“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在万家团圆时节，苏轼不得不与长子苏迈在凄苦冷寂中被迫押离汴京。路途遥遥，前路茫茫，苏轼不得不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 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按照朝廷规定，苏轼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家眷到来前，先寓居定惠院僧舍。五月，苏辙送一家十几口人到来，得到黄州知州通融，安排暂住临皋亭。那是个小小的江边驿站，非常简陋，不仅潮湿闷热，而且拥挤不堪，来了朋友更是无法安排。但苏轼却说，这可是望江房，坐在榻上就能望见江帆。 苏轼的亲家范子丰经常来信安慰他，有一次把自己新建的一处豪宅详细告诉他。虽然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是他马上就呵呵一笑，觉得人生苦短，不可太在意得失，既来之则安之，也许老天爷如此对待落魄之人，正是在考验自己的意志品质，于是即兴写短文，表达心志：“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一家十几口人的到来，吃饭又成一个问题。因为苏轼作为被贬谪犯官，工资已被停发，仅靠可怜的积蓄和苏辙的接济，生活也难以维持。怎么办？为了用有限的积蓄对付今后无限的光阴，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每月仅从积蓄中取4500钱，分成30份悬挂在房梁上，每天取用一串，冀此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坐吃山空，现钱越来越少，日子依然是越来越难过了。 到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更觉前途茫茫无期，面对生活的压迫，他觉得应该尽快想办法了。适逢好友马正卿来黄州探望，得知苏轼生活入不敷出，艰难拮据，就代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请了五十亩荒地，事农桑得收获以贴补家用。 这片地处于黄州城东龙王山脚下的荒坡上，原是荒废了的兵营。看着这满目颓垣瓦砾、遍布荒草荆棘的一片土地，苏轼还是开心极了。满怀期望的他用三天时间进行考察规划，按地势高下，做合理安排：较低的湿地，种植稻米；较高处种小麦；东边平地上种些枣树和板栗树，还有桑树；靠南边一点的坡上种一片竹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眼前也不断幻化出丰收的场景，这一份喜悦，荣辱皆忘。 最幸运的莫过于家僮在地里烧完枯草时发现了一口暗井，经过掏挖，水源旺盛，又解决了农作物灌溉的大难题。 苏轼卖了珍藏的一把古剑，购买了一头黑牛，并给它起了一个妩媚的名字“黑牡丹”。备齐锄头、水桶等农具，戴上一顶遮阳又遮雨的竹笠，甩去名动天下诗人的虚名，从此苏轼开始躬耕东坡，摇身变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土里刨食、“日炙风吹面如墨”的农夫。 付出艰辛和汗水，荒地也变成良田，时令也来到深秋，只好先种上麦子，不到一个月已长出绿油油的麦苗，又在地堰栽上黄桑三百棵。一分耕耘自然有一分收获，次年苏轼迎来了丰收，收获二十石麦子，总算是缓解了一家子生活上的困境。 苏轼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后人也据此称呼他为“坡公”“坡仙”。自此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横空出世，响誉天地！ 东坡这块地着实解决了一大家人的温饱问题。苏轼知道，必须为子孙们的生计做好长远打算。苏轼本来预备终老黄州，杨绘为他介绍定襄胡家田，陈镗为他接洽荆南头湖的庄田，到黄州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实地勘察后又都不满意没有买成。那阙著名的《定风波》就是此次看地的副产品：“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居无定所的苏轼，面对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忍不住安家的冲动，还是要建一所房子，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安放身心的地方。冬闲时节，苏轼选择一块眼界极佳的空地，在潘大临、古耕道等几个朋友的帮助下，苏轼清理地基、购置木料、砖瓦，准备就绪，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动工盖屋，很快就搭建起五间泥瓦农舍。房屋落成这天，天降大雪，站在屋前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苏轼画兴油然而生，挥笔在墙壁画上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外，四壁空隙都画上飘飞的雪花，仿佛和屋外的雪花在一起飞舞，不禁又挥笔题额：“东坡雪堂”。室内外徘徊良久，胸中文辞奔涌，苏轼又研墨展纸，一篇佳作《雪堂记》喷薄而出：“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文章采用主客对答的方式，由反问，引出客方“无为”、“弃智”的观点。最终，苏轼以“适意”之见驳得客方“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表现出“乌台诗案”之后作者不断思索、寻找自我的内心，表明个人志趣高洁。全文说理结构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贯通了主客之间起伏变化的感情脉络，与《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填词《江城子》，在序中说，“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雪堂风光之美实不下于陶渊明所盛赞的“斜川”！ 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陋巷，不改其乐”。 在雪堂东边，苏轼还种有他从朋友那里移来的茶树、橘树，一派田园风光，欣欣向荣。他满心欢喜地写道：“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雪堂不仅解决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苏轼觉得，雪堂虽形貌并不精致，但很有情趣意趣。他让家人还住在临皋亭，自己大多住在雪堂。天气晴好，他就率家人挥汗如雨，在田地辛勤耕作；风霜雪雨天或者夜晚，他就在此读书撰文，习书作画；有朋友来访，他就在此接待畅谈，宴请宾客，有的朋友如道士杨世昌、同乡巢谷、诗僧参寥等甚至在此留驻长达半年、年余。米芾初出茅庐，过黄州经人引荐前来拜访。苏轼读出了年轻人的才华，邀他至雪堂同赏吴道子画作，并指点其学习晋人书法。米芾潜心听授，书法大有增进。 元丰五年（1082 年）十月，苏轼进士同年临川蔡承禧任准南转运副使，黄州在他辖属境内，特地到临皋亭看望苏轼。见他居处狭隘，所以发起在临皋亭附近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于次年五月筑成，命名"南堂″。这三间屋子，面对大江，最宜消夏，苏轼有此不啻贫儿暴富，虽然只是瓦屋三楹，却派了许多用场，作了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在诗中说“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他在无限感激中，作函给蔡承禧：“临皋南畔，竞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 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团练副使。离开黄州前，他将饱含汗水与欢乐的雪堂与东坡交予潘大临，期盼自己余生仍有机会回到黄州，与旧友相叙，于雪堂夜读。 几年后，升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依然怀念在黄州的日子，怀念雪堂，在《致潘丙(彦明)书》说:“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 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十月，陆游慕名前来寻访东坡遗迹，已是苏轼离开黄州约八十六年后。他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轼一张像，像上所画苏轼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雪堂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 虽然念兹在兹，只是，苏轼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到这里。那间画满了雪花的雪堂，在一次又一次的拆毁与重建中，慢慢消失，就连他最初落脚的定惠院，也被时间消磨殆尽，未见踪影。更为遗憾的是，当年苏轼挥汗如雨、辛劳耕作的东坡，如今已经不能确定准确位置。 苏轼和雪堂，就像东坡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上虽已离去，但永远留在黄州的历史记忆中。
05 寓居临皋亭的苏轼，读书写作之余，在黄州及四周遍览名胜，寄情山水。元丰四年（1081年）三月，首次登临武昌西山，苏轼发现孙权建的九曲亭因年久失修而成了废亭，他在《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以“西上九曲亭，塿众山皆培”，点明九曲亭在武昌西山诸多景物中的重要地位。 六月初，苏轼陪弟弟苏辙来武昌游览西山，苏辙诗里的“仗策看万松，流汗升九曲”诗句似乎又在提醒着他。那时人们上西山，都是出武昌西门，下坡来到西山东麓前的寒溪，然后再通过九曲回肠般的步行小道上山。爬到半山腰的九曲亭前，没有人不汗流浃背。这说明，九曲亭不光是值得珍爱的孙权遗迹，而且还是所有登临西山的游人和香客们的重要休憩地。重修九曲亭的冲动油然而生。 但当时经济的拮据，衣食住行的重负使他无暇顾及此事。到了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一家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他便开始琢磨如何修复扩建此亭。正好当年二月，他在武昌主簿吴亮的陪同下，带着蕲水县令李婴上武昌西山。途经已废置的九曲亭，苏轼提议共襄盛举维修扩建此亭，得到大家赞同。只是当时亭址窄狭，周边又是古树名木，还没想好既扩建九曲亭，又能保护亭周围环境的万全之策。 当年五月的一天，狂风暴雨袭击武昌西山，九曲亭旁好些大树被刮倒。苏轼带着友人赶上山，发现被刮倒的大树，不仅可以直接作为修亭材料，而且清除倒树后的空地，又为扩建古亭提供了场地。 天赐良机，于是“相与营之”。很快，一座崭新的九曲亭重新屹立在“孙氏遗迹”之上。苏轼当即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两年前那个“流汗升九曲”的苏辙。看到哥哥的来信，苏辙既为这一“孙氏遗迹”重放光彩而感到高兴，更为此事给哥哥带来“于是最乐”的心情而欣慰。他就遵兄长之邀，写来《武昌九曲亭记》，开篇就绘声绘色详细介绍哥哥关心九曲亭重建的情况，然后笔墨重点描写他和朋友们“相与营之”“亭得以广”“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的始末，进而通过建亭探究哥哥“于是最乐”的缘由，并与赞美哥哥“适意为悦”情怀、“无愧于中，无责于外”的追求糅合在一起。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苏轼寄情山水、乐观豁达、“有乐于是”的仙翁形象：“……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正因为此记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出了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小记类散文的上乘之作。 元丰六年（1083年）三月，张怀民也贬官黄州。苏轼与他结识后，因气味相投而成为好友，交往密切。是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前往张怀民暂住的承天寺与之一起赏月，写下了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十一月，张怀民在其新居西南筑亭，以观览长江胜景。苏轼钦佩张怀民的气度，为其所建的亭起名为“快哉亭”，并赠其《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宋玉的《风赋》记载，有风吹过，楚襄王感叹说“快哉此风”，并问这么舒服的风，老百姓能享受到吗？宋玉逢迎楚襄王，称吹着楚襄王的风是“雄风”，吹着普通人的风则是“雌风”。苏轼对此十分不屑，虽然“快哉亭”的名字取自“快哉此风”这句话，但他认为风是自然的产物，不应有雌、雄之分，更不存在什么高人一等的风，快哉的关键是人的内心感受，与人的精神境界没有高下之分，只要具有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就能体会到千里雄风的快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全词的中心，表达了词人身处逆境，却豁然达观、宠辱不惊的开阔胸襟。苏辙还为此亭写了《黄州快哉亭记》，后来还被选进《古文观止》，成为历代范文名篇:“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对比本文和苏轼之词，亦可见兄弟二人的性格。苏轼的词大开大阖，豪气干云，如烈酒高歌，未饮而先醉。苏辙的文章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如红酒般醇厚芬芳，不觉而醉。吴楚材说，“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苏轼命名快哉亭不止一处。熙宁九年（1076年），在密州知州任上，曾修建一座快哉亭，苏辙作《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元丰元年（1078年），在任徐州知州时，苏轼又为京东提刑使李邦直在城东南高地唐阳春亭故址修建的亭子命名为“快哉亭”，并做《快哉此风赋》。可见苏轼不论身处何境，都能忘却艰辛与苦难，从内心深处寻找快乐的因子，不仅让自己快乐，也为他人带来快乐。
06 “买田阳羡”是句成语，意思是辞官归隐，出自苏轼的《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阳羡即今天的江苏省宜兴市。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收到到了朝廷批准他在常州宜兴居住的诏命，他欣喜若狂。在去往宜兴途中，苏轼写下了这阕《菩萨蛮》，表达了他辞官归隐的欢快心情。从此，“买田阳羡”就成为后来许多官吏们辞官退休之时经常引用的风雅用语。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因与王安石新法改革相龃龉，遭受新党排挤，“自乞补外”，出任杭州通判。熙宁六年（1073）年底，苏轼出差到常州下属的宜兴，早在十几年前他就与宜兴结缘。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朝廷在琼林苑举办的进士及第宴，与同榜进士宜兴人蒋之奇、单锡同坐一桌。席间，蒋之奇向苏轼介绍宜兴的风土人情，美丽景色，还热情地邀请他到宜兴做客。那时候，杯觥交错之际，他们就有了卜居阳羡的约定。他与蒋之奇、单锡后来成了好友， 来到心驰神往的宜兴，苏轼住在好友单锡家里。宜兴不仅是“鱼米之乡”，更是景色迷人。境内三湖九溪，以入荆溪最美，人称“罨画溪”。他们一道兴致勃勃游览风景名胜，沉浸在如画的山水里。为此苏轼写下了名篇《楚颂帖》，表达了他遂愿后的心情：“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更让苏轼惊喜的是在单锡家中，见到了伯父苏涣的遗墨。苏轼喜爱好友单锡的贤良博学，便把大姐的女儿许配给单锡为妻，心生“买田阳羡”、荡舟画溪、归隐田园、安居乐业的强烈意愿，还委托单锡为自己买田置产。 苏轼实现在宜兴买田的愿望，已是十几年以后。 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移汝州团练副使。四月前往汝州途经金陵（江苏南京），与二次罢相后退居此地的王安石相见，两人留连唱和，苏轼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之语。王安石劝他在南京买房与之结邻作伴，苏轼还是认定阳羡才是他的心仪归宿之地，决心归老阳羡。他让朋友徐得之留在常州，为自己代理购买田产。 在仪真，苏轼遇到进士同年、担任江淮副使的蒋之奇，蒋是宜兴人，得知苏轼意欲买田，立即派人到宜兴寻找，终于在距城五十五里的黄墅村曹家庄找到一块200余亩田地。九月底，苏轼与单锡专门实地查看，以步代尺测量了面积，他预估，正常年景无灾无害，这块地一年能有800石稻谷的收成，足够全家的生活。既已中意，苏轼毫不犹豫买下，还与曹潜夫吃了“买田成交酒”。之后，苏轼的家人也一直赖此田产得以衣食。可是贬谪黄州四年，几乎没有收入，哪里来购房款呢？原来苏轼委托老前辈范镇把京师的房子卖了，得钱800缗，拿出600缗付了田钱。不料，这桩买卖却给苏轼带来了大麻烦。曹姓人家在买卖成交后开始反悔，多次找苏轼无理取闹，前后争执长达八年时间。后来，苏轼虽然打赢了官司，但考虑到自己身居高位，息事宁人，苏轼愿意按原价把土地退还给了曹家，但曹家又无力赎回。后来苏轼在邵民瞻等人的帮助下，于和桥滆湖边的塘头又买得一处田庄，还在蜀山购地筑草堂安家。朋友王巩得知苏轼买田的消息，劝他在扬州买房，苏轼回信道：“近在常置一小庄子，岁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 十二月，苏轼到达泗州，上《乞常州居住表》。也许写得太过凄切，神宗皇帝竟然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 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接到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欣喜若狂。四月自南都回宜兴，途中写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苏轼向往田园生活的愉悦，把遭贬谪而压抑晦暗的情绪荡涤一空。又在《菩萨蛮》中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水好。”宜兴俨然已是苏轼梦想中的乐土。他对朝廷的恩准感激涕零，连写两次谢表，感谢皇恩。 皇天保佑，宜兴购置的田产，以后还真就成为苏轼一家人的遮蔽风雨、得以果腹的诺亚方舟、避难之所。
07 苏轼本打算在宜兴终老，却不想世事难料，他这一次归隐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驾崩，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她启用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旧臣，废除新法。苏轼兄弟也时来运转，五月，诰命复苏轼朝奉郎知登州，十月十五日到任；十月二十日接诰命任礼部郎中，十二月迁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次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皇帝老师），元祐三年（1088）再兼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 然而，“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的苏轼，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与司马光意见相左，发生激烈矛盾。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因朝堂党争不断，为避祸求安自请外放。七月三日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军州事、充浙西路兵马钤辖。 一到杭州就遇大旱，饥荒和瘟疫接踵而来。苏轼一反一般地方官报喜不报忧的陋习，以惯有的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精神，向朝廷请命减免本路供米三分之一，并增加度牒数，售卖后以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十多年前，苏轼曾任杭州通判，协助知州陈襄疏浚六井及沈公井。此次再来，获悉上述诸井都已淤塞，百姓饮水十分困难。便设法找到当年参与治井的一个僧人子珪指导修缮诸井，将灾民组织起来，以工代赈。因上次引水管道采用毛竹易于朽坏，改用陶制管道，上下用石板保护，坚固耐用，既流畅又一劳永逸，又延长供水路线，将西湖水引到难以取水的地方，并在北郊新挖掘了两口大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百姓不再为饮水困难而发愁了。 苏轼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因情绪低落，欧阳修给他介绍了广化寺高僧慧崇，两人感情非常深厚。十多年后，苏轼再来杭州，惠崇和尚和欧阳修都已去世，惠崇弟子告诉苏轼，说这里原来没有泉水，但是十几天前突然涌现了一股泉，可能冥冥之中预示着你会到这里来。苏轼心有所也感，将这股泉命名为 “ 六一泉”，撰《孤山六一泉铭》并刻石，建以六一泉亭，以纪念恩师 “六一居士 ”欧阳修。并在此凿石筑屋，建“东坡庵”，会友品茶，吟诗作画。同时建英游阁，修州署官衙。为了济世救民，苏轼修建了安乐坊，这也是我国记载最早的一家公立医院，他派了很多的懂医理的僧人进行护理。 杭州有两条运河，茅山河连通钱塘江和大运河，盐桥始于西湖，穿城而过，在城北连接茅山河。因钱塘江每天都有海潮倒灌，挟带大量泥沙，日久淤积，河道抬高难以行船，连盐桥河的水质也变得浑浊苦涩、难以饮用。官府每隔三五年便要发动民工疏浚这两条运河，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贪官污吏还乘机勒索百姓，因为淘浚河道挖出的大量淤泥需要有地方堆积，而盐桥河流经城区，堆积淤泥势必影响两岸的民宅，百姓被迫向主事的官吏送礼，以求不把淤泥堆在自家门前。事实上每次淘河，都使全城的园圃淤泥成山，到处糟蹋得一塌糊涂，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下车伊始，便急民所急，向吏民咨询治河的良策。他很快就接受了精通水利的监杭州商税苏坚的建议，到任三个月后便开工疏浚运河。具体的做法是：首先调集兵士千余人，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发动民工数千人，彻底地疏浚两条运河，使河道深达八尺以上。接着又在两条运河相接之处的钤辖司前修建一座水闸，每天海潮来时关闭闸门，不让潮水流入盐桥河。等到潮平水清，再打开闸门，让已经变清的茅山河水注入盐桥河。这样,穿城而过的盐桥河便不会再被淤塞,而且始终清波荡漾。而流经野的茅山河即使要疏浚也省工省费，而且不会扰民。半年之后，疏浚工程全部竣工。从此以后，杭州城里盐桥河两岸的居民随时都有清澈的河水可以享用，而且再也不用忍受淘河的骚扰了。 美丽的西湖，是苏轼梦寐难忘的地方。他在黄州时，曾写过“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的深情诗句。可是如今他再次来到西子畔，却发现湖中隐患丛生。原来西湖并不只是游玩观赏，它上可以贯通运河，下可以灌溉农田，是数万生民衣食所系。因干旱严重，湖水逐渐干涸，湖中到处都是野草，由于长时间没有清理，西湖已淤塞过半，严重影响了湖边百姓的农业生产。他觉得杭州如果没有了西湖，就如同人没有了眉目，百姓也请求官府治理西湖。苏轼立即起草《乞开杭州西湖状》，请求朝廷同意并拨出钱粮。 疏浚西湖，可是个巨大的工程，不少前任都是徒有其愿。苏轼是个心系百姓的实干家，既然这是为民兴利的好事，就决不让它拖延迟缓。就在上书朝廷的前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就先斩后奏地开始动工了。他派遣兵士五百人动手铲除葑草，挖掘湖泥。为了筹措经费，苏轼请求朝廷再赐度牒一百道，又调拨了本州救灾积余的一万贯钱和一万石米。至于人力，则调动钤辖司所辖兵士，以及驻守杭州的两浙兵马都监部下的兵士。当时杭州遭灾，苏轼正好以工代赈，雇用灾民中的壮丁，既解决了人手困难，又使灾民们有活干有钱挣，可谓一举三得。 疏浚西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清除葑草和挖掘淤泥，然而湖面的葑田面积已达二十五万方丈，淤泥更是不计其数，这么多的葑草和淤泥又如何处置呢？苏轼为此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原来西湖上已有一道自东至西的长堤，也就是白堤，当年由唐朝诗人白居易主持修建。但是南北却无堤，而环湖一周长达三十里，南往北来必需绕湖而行，十分不便。于是苏轼下令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筑一道由南往北的长堤，葑草、淤泥顿时变废为宝，而且就地取材，省去了运输之劳。 然而，淤泥太软，要修堤坝必须掺和硬土，于是苏轼让工人们挖掘高丽寺旁的赤山硬土来筑湖堤。但此举遭到寺僧的强烈反对，声称赤山乃风水宝地，掘土将致祸患，工程被迫搁置下来。苏轼闻讯赶到现场，道理讲了再讲，可寺僧们毫不退让，理由还是：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赤山硬土挖还是不挖，苏轼反复掂量。他告诉僧人们：“事由我而起，上天若降灾祸，就冲着我来，但筑堤之事绝不能耽误。我愿雕刻自身石像，舍身为寺护法。”苏轼把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视作自己的最大追求，对于风水祸凶会招致何等后果，于自己有何利害，早已置之度外。今天，踏进西湖旁边花家山庄，一尊“护法”石像千百年来一直守望着西湖。东坡亭的碑文记载：“寺僧谓赤山乃寺左护龙沙，力谏不可，轼遂许愿以身护法。”石像碑亭旁的那副对联墨香犹存：“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就时常亲自督察工事进度，奔走于泥泞之中，和坝上民夫们同吃同住。四个月后，一道新堤便如长龙卧波般的出现在湖上。此堤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它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堤上建有六座石桥（分别名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湖水在桥下可以自由流动。又建有九座凉亭，便于行人歇脚、避雨，堤上遍植杨柳和芙蓉，一则美观，二则利用树根巩固堤岸。 竣工那天，杭州的百姓倾城而至，秀丽的长堤倒映在镜面般的湖面上，人们无不叹为观止。 西湖十分适宜葑草的生长，只要几年不清除，葑草势必卷土重来。苏轼听从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下令把原来的葑田全部改成菱荡，租给湖边的农民种菱。每年春天农民种菱前，都要把水中的杂草割除，然后才能下种，这样葑草的危害就能彻底根除了。苏轼还制订了严密的计划，只让农民在湖边易生杂草的区域内除草种菱，并交纳少量租税，用作今后管理西湖的费用，又规定种菱不得侵占主要湖面。为了便于人们识别边界，就在湖中竖立了几座小石塔，明令禁止在石塔内侧的湖面种菱，后人所称的“三潭印月”也由此而来。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西湖又恢复了往昔的美丽。苏轼自豪地宣布：“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疏浚后的西湖碧波荡漾，宛如西子姑娘眼波流动的明眸，苏知州功莫大焉。 笔者有幸曾数次到杭州，忙中偷闲，多次徜徉于花红柳翠、绿意盎然的苏堤。分两次步行环西湖一周，一次雨中信马由缰，享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怡情雅致，一次夜晚灯火阑珊，体验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的别样风情。很庆幸，自己有缘吹过你千年前吹过的风，走过你千年前走过的路，只是不知道这算不算与你相逢？ 苏公遗爱长留至今，尚能泽惠我辈，幸甚！ 苏轼离任后，新任知州林希把湖中新堤命名为“苏公堤”，并刻碑立于堤上。苏堤报春的美妙景色成了一道妩媚的风景线，“苏堤春晓”也以西湖十景之一名满天下。 百姓还在苏堤南端建立生祠，纪念他们热爱的苏知州。虽然贾易之流诬蔑苏轼疏浚西湖是“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吕惠卿出知杭州时又公然毁掉了“苏公堤”的石碑，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因为纪念苏轼的丰碑早已铭刻在杭州人民的心里。
08 苏轼在杭州筑建苏堤的功绩世人皆知，其实他筑建苏堤不仅此一处。 颍州古西湖也有“大堤”，由南至北横贯，将整个西湖分为“东池”与“西池”，至于大堤最早在何时、为何人所筑，旧志缺载。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知颍，沿堤作“宜远”、“飞盖”等石质朱栏拱桥，他称此堤为“长堤”，并作《采桑子十首》词，有“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等句，细腻地描绘了这一景色。 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苏轼由杭州调任吏部尚书，苏辙已任尚书右丞执政，为避亲嫌二月苏轼改任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就任，兼侍读（皇帝老师）；但因受政客嫉妒攻击，党争不断，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此时，距离欧阳修为官颍州已过去43年，距离恩师告别人间也已经20年，但恩师于此留下的美名扔在，使他感怀不已。上任伊始，便依恩师的《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词韵，写下了《木兰花令·霜余已失长淮阔》：“……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一词写尽苏轼对恩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也写进了接力恩师追随前行的志向。 刚刚到任，苏轼就面临颍州发生水灾的状况。经过细致考察，他做出兴修水利、疏浚西湖的方案并得到朝廷的认可：“去岁颍州灾伤，予奏乞罢黄河夫万人开本州沟，从之。以余力作三闸，通焦陂水，浚西湖。” 于是苏轼就组织人力兴修水利，疏浚西湖，修建水闸，挖通水道，寄望颍州西湖直达水利枢纽焦陂塘，连通淮水与长江，并将清出的淤泥堆筑成堤，护卫颍州西湖。 遗憾的是，苏轼在颍州任上才只有半年，元祐七年（1092年）正月便接到朝廷新的调令，出知扬州，此时，他发起的水利工程尚未完成。临走之时，他依依不舍，数次找助手赵德麟，千叮咛万嘱咐并提笔挥毫，以书相托，留下了两首诗以作鼓励，在《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一诗中写道：“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并在一首诗中写道“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颍州西湖这么美，一点也不输杭州西湖，一定要修成，让它变得更美更好。 颍州西湖上的这道“大堤”，与杭州西湖上的“苏堤”相比，长度稍短，桥梁为少，历史上未见名人为“大堤”题名，阜阳旧志也无相关记载，民间也未有“苏堤”之称。而明确命名为“苏堤”，已是在苏轼逝世近900年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阜阳重建颍州新西湖时，终于想起了北宋颍州知州苏轼，为了纪念他曾浚治西湖、修筑大堤的历史功绩，对新筑堤坝始誉之为“苏堤”，同时还建了“欧堤”。2018年，阜阳市进一步做好颍州西湖这篇功秉千秋的大文章，在与古颍州西湖同一水脉的西三十里河水域，再度重建新西湖，并恢复重建包括会老堂、六一堂、聚星堂、四贤祠、女郎台、苏堤、宜远桥、飞盖桥、西湖亭、撷芳亭等3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以重现更加繁盛美丽的颍州西湖新胜景。 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以龙图阁直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七月就又调任兵部尚书。短短时间，苏轼仅在瘦西湖畔建谷林堂，地址就在其师欧阳修知扬州时建的平山堂后面。谷林堂落成时，苏轼以诗记之，开头几句是：“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 杭州、颍州这两处西湖的浚治，表现了苏轼济世利民的思想及卓越的治事才干。
09 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学士，给哲宗当老师，九月到京；两个月后，升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正三品）。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因党争自请外任。六月除任定州。九月，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赴任定州知州。因曾任哲宗老师，临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辞”，不准。迹象表明，苏轼已不容于朝。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为相，党争再起，对旧党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弹劾其所作诰词“谤讥先帝”。于是，免去端明、翰林两学士， 贬为左朝奉郎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正六品上散官）。 当时自定州至英州路程约近4000里，苏轼只能骑马乘车，不得坐船。年近六旬，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痔疾。政敌在皇帝面前不断攻击苏轼，说他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加重处分，6月行至当涂，圣旨又下，再贬为落左朝奉郎，责受建昌军司马（正六品下散官），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已是由地方官直接改为监外执行的罪臣了。只得安排苏迨、苏过的妻儿去宜兴，和大儿子苏迈一家住在一起，因为那里还有以前购置的田产；苏轼带侍妾王朝云、幼子苏过并两老婢五人奔赴贬所。但皇帝大发慈悲心，同意上书所请乘船走水路。行至鄱阳湖，半夜接旨，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追缴乘坐官船。这已是四改谪命了！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来。 十月二日，苏轼一家到了惠州。 宋代的惠州，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特别：四面环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城的四周便是组成西湖的五个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数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绿水青山之间，风景十分美丽。 惠州知州詹范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苏轼大名，非常佩服其人格和才华。苏轼报到后，马上把他们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 合江楼是朝廷驿馆。按理，苏轼作为贬官，是不能进住的，可见詹范对苏轼敬仰之情。 苏轼一家搬进合江楼后，发现这里的风景特别雄壮优美，滔滔的东江水和西支江水从楼下流过。放眼一看，只见水天茫茫，城内的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水中，苏轼禁不住赞叹。 苏轼在合江楼才住了16天，因转运使衙门指出不合规矩，不得不搬到地处郊外荒野的嘉祐寺。这里僧舍非常破败，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蚊虫很多，远离闹市，行人稀少。苏过说：“何异于囹圄”，苏轼的情绪自然也受到影响，越想越不安逸。可转念一想，事已至此又何苦呢。于是他便写了“思无邪斋”挂在书房，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了。并作《思无邪斋铭》：“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因表兄程之才以广南东路提刑巡按惠州得以关照，苏轼又搬回合江楼居住了。 作为不得签书公事，被安置在惠州被严谴的罪臣，按宋朝的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其行动是受到监视限制的，不得擅自出城。 苏轼垂老投荒，无权没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百姓办好事的热情。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由自己提出建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由于方法得当，凡有所想，苏轼都办得很成功。 因无政务处理，每天除了读书作文，平日无事苏轼便到处走走，了解民情风俗。关注民生的苏轼发现惠州风景虽然很美丽，但由于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老弱的妇女出城砍柴割草和进行农业耕作，更不方便，还亲眼看见有些妇女掉进丰湖里。 西枝江穿惠州城而过，江流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有一座简陋竹浮桥，因洪水中已被冲毁，现在只能用小船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使不少人掉进河里。苏轼经过反复调查和思考后，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其方法是：用40只小船连为20舫，每2船为一舫，然后用锁石碇把它们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这样，不管江水如何变化，行人都可以从舟桥上走过。 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来有一座长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故屡作屡坏。苏轼也想改造它。具体方案是：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石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楼桥，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到西山去砍柴割草和耕作。 苏轼的“两桥一堤”计划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程之才和詹知州的支持后，便马上行动起来。首先，他请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来具体操办建船浮桥之事，请栖禅院僧人希固来操办西湖的楼桥和筑堤之事。 绍圣二年（1095年）十月，“两桥一堤”工程同时开工。作为工程的倡导人苏轼，每天都要到这两个工地走走，了解工程进度。惠州城和城郊的老百姓都喜欢到工地来观看。一方面是看看工程进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看大诗人苏轼的风采。而苏轼本人呢，对自己提出的“两桥一堤”建议能够实现，也感到十分高兴。再说，到工地和民工聊聊，也好了解民情。 工程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资金不继，无法正常施工。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苏轼就把家中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捐了出来，资金仍不够，他就给弟弟子由去信，向弟媳史夫人求助。子由接了信后，看到哥哥在贬谪的困境中仍热心为百姓做好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史夫人也被苏轼为民办好事的热情感动了，把内宫赏赐的黄金都捐了出来。 经过8个月奋战，这两座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六月建成了。在惠州东面西枝江上的叫东新桥，西面西湖上的叫西新桥。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老百姓邀请知州詹范和苏轼参加。许多人从家里带来了酒肉和农家土特产。大家纷纷向知州和苏轼敬酒，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苏轼禁不住即席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对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呢，则谦虚地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可见在倡导百姓修桥筑堤获得成功后，苏轼内心也是满满的幸福。 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轼的恩惠，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不仅积极为惠州百姓出主意办好事，所到之处凡有发现，他都责无旁贷，积极推动实施。惠州驻军缺少营房，军士及家属散居百姓家中，军士经常骚扰百姓，军民矛盾不断。苏轼积极建议择址新建军营300间，自此军士及家属有了固定住所，百姓也免遭祸害。 绍圣二年（1095年）三月，苏轼送别程正辅至博罗，和县令林抃一起游览香积寺时，苏轼发现寺下溪水湍急，可作水碓磨，便建议截溪作坝，建造水碓磨，用于减轻农民碾米的劳动强度。水碓磨建成后，苏轼在林抃的邀请下，还亲自去察看。 绍圣三年（1096年）夏天，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苏轼谈起因广州因为饮用咸苦的井水，而在春夏之交瘟疫流行，不少人都染上了疾病。又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的来信，他知道苏轼先后在八个州当过知州，见多识广，特向老朋友讨教。 苏轼了解蒲涧寺后有滴水泉，不仅水量大，而且水质好，建议在蒲涧山滴水岩下修建一座大石槽，用大竹管一根接一根，将10多里外的泉水引进城，再在城中也修建一座大石槽用来储水，供居民汲用。王敏仲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很快动工，用了五千多根竹管，把泉水源源不断地引流入羊城，供应千家万户。考虑到工程的后续维护，苏轼又提议“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 苏轼有济国救民的抱负，自不肯长期滞留岭南。但北归无望，一家人又寓居它处，居所逼仄，不知道还要有在此待多久，另外长子苏迈正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如事情成功了，儿孙一齐来，合江楼肯定住不下，嘉祐寺那边条件又太差，怎能让自己的儿孙住在那牢房般的地方呢？没有自己的房屋，哪还像一个家？“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上，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 经过反复考虑，苏轼于是决定在此建屋定居。 于是，便托人寻找建房子的地方。经过一番的努力，在绍圣三年二、三月间，终于找到城东白鹤峰上的一块数亩大的空地，是已经废弃的道观。这里面临东江，景色十分美丽 ，环境幽雅。苏轼十分喜欢，称此地是：“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来往。古有斋宫，号称福地。……古邑为邻，绕牙樯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白鹤新居上梁文》） 苏轼买就此地，开始准备砖木等建筑材料。按照白鹤峰的地形进行精心规划设计，打算按两进的格局来建房。前面一进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着一个庭院。第二进为堂三间，有客厅、书房，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共计有20间房室。并打算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 建屋的消息一经传开，老百姓纷纷前来帮忙。苏轼日日上山，监工筑造。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新居很快初具规模，筑屋20间，占地300多平方米，还在院中挖了一口井。 对于这座依山傍水的房子，他很是喜欢，就把房子取名白鹤居。又从《孟子》《诗经》中获得灵感，将正厅取名“德有邻堂”，书房取名“思无邪斋”，想将此作终老之所，写下“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的诗句。在院内外种下柑橘、荔枝、竹子以及其它花木。闰二月初，苏迈和苏过挈两房家小到了惠州。白鹤峰上，笑声盈室，热闹非凡。正如苏轼在《和陶时运四首》诗中写的：“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可惜好景不长，这倾囊建造的新居，苏轼才住了两个月多一点。四月二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谪令紧迫，苏轼只能草草地处理家事，第三天一早，即二十九日，子孙痛哭，以为死别。苏轼只带着幼子苏过，仓促乘船离开惠州，奔赴漫长贬斥生涯的最后一站，海南儋州。 从此，他只能在梦中回到白鹤居。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虽然苏轼在惠州住了二年七个月，却对惠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坡纪念馆、东坡公园、东坡亭、东坡酒楼、东坡商场等比比皆是，而苏堤、朝云墓（六如亭），更成为后人纪念苏轼的文化载体。 苏轼也永远留在了惠州。
10 白鹤山居落成，苏轼心情大好，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也传到汴京。当政者章敦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哦，你活的挺滋润，那你就再去天涯海角玩玩吧。于是又掀起一轮对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的打击，苏轼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其他有关人员也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 据史载，当政者与他们开了一个恶毒残酷的文字游戏，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贬儋州；苏辙字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刘挚字莘老，贬新州。听说刘安世曾经算过命，说命特别好，于是他给刘安世选了一个地方——昭州，昭音通糟，你说你命好，我就让你糟一糟，章惇的文学“造诣”可谓登峰造极了。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之儋州虽去眼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之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果然应验。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鸟飞犹是半年程”，自然条件艰苦，“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当时被贬至海南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苏轼在给友人王古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扔留手疏与诸子，死既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昌化军军使张中景仰苏轼，派人稍加修葺，不久后，朝廷派人察访各地贬谪官员情况，曲意迎合高官的湖南提举董必到广西察访，遣使者渡海，将苏轼父子逐出了官舍，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 曾经潇洒的苏轼父子不得不在城南槟榔林中、污水池旁露宿数日。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天，张中邀苏轼同访当地逸士黎子云，众人提议集资为苏轼建屋落脚，苏轼父子在椰子林买下一块地，“运甓畚土助之”，“十数学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动手搭茅屋，盖了三间房子，自命为“桄榔庵”。其中一间会客的屋子，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命名为“载酒堂”，苏轼在此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的文化景况，“乡人多受其惠”，培养了不少令自己满意的当地学子。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屡试不第。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赶来拜师，深得苏轼真传。去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写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励他“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拜会苏辙，得知苏轼已在北归途中去世。苏辙在哥哥题诗的折扇上补写出后两句“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这一年姜唐佐高中进士，成为海南第一位登科人。 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的苏轼，毫不畏惧艰难的处境，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学明道，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发现当地百姓习惯取海滩咸积水而饮，以致多发疾病。于是，他积极劝解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了一口井，让百姓取井水饮用。远近百姓纷纷效仿，疾病大为减少。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6月，在海南度过了近三年时光的苏轼接到诏令大赦北返，调廉州安置。启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七月二十九日，苏轼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改提举成都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苏轼从海南岛北归，一路颠簸，身体极为虚弱。他在途中不幸染病，抵达常州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因病卒于常州，走完他六十六年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人生旅途，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今河南郏县茨芭乡苏坟村）。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可谓是作者回首往事，对自己人生功业的一个总结。在世界上漂泊了这么久，你要是问我一生的成就和功业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儋州。生命中的这三个时期，其实恰好是他生命中的低谷，是他经历地狱般的磨难时期。但对苏轼来说，他最苦难的三个地方，却是成就一生、凤凰涅槃的地方，他这一生的迷人光彩，正是在这三个地方迸发出来的。 苏轼被贬至儋州，后人素有“东坡不幸海南幸”之说。时至今日，海南人民一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等等带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无不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无限眷恋。几经兴废之后，儋州“载酒堂”于明嘉靖年间正式更名“东坡书院”。1949年后，东坡书院还维修、增建了大殿、载酒堂、载酒亭、廊庑等建筑，并竖立起东坡笠屐铜像和倚坐铜像等。 正如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所说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起伏辽阔、精彩纷呈的一生，也是不断行走，不断建设的一生。他时刻不忘对家国、对百姓的责任感，关心民间疾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桩桩件件彰显大爱。或解民疾苦，或为民造福，为民情怀昭昭日月，傲然天地。兴建亭台楼阁，或纪事歌功，或观景览胜，或供百姓休憩，或助名流雅聚，又从亭台楼阁建起来后的命名、题名、写记、作铭、赋诗、楹联、碑刻等，以及之后生发的无数风流雅事，形成极富特色的亭台楼阁文化。苏轼写的那些亭台楼阁诗文，也大多成为名篇。而他所到之处，为自己及家人建造的虽简陋却温馨的家，既遮蔽风雨，也给自己营造一所安放心灵、抒发感情、舔舐伤口、战胜苦难的心灵家园。“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虽然有时“心似已灰之木”，但此处也能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快慰。正因为有了家的依托，才能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潇洒豁达、恬然闲适。 苏轼受儒家浸淫，恪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无论穷通，他都积极入世，尽一己之力，身体力行，惠泽天下。所以，他在《苏氏易传》中明确地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也许就是苏轼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为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林语堂说，“苏轼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哪怕生活给他再多的失意、坎坷，他都丝毫不减本色。” 人生天地间，渺渺一过客。苏轼，在人潮汹涌的亿万斯人中，活出精彩的自我，描绘出一个傲然天地、屹立古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一个″！ 苏轼履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眉山，汴梁，杭州，黄州，密州，徐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这一个个充满东坡记忆、耳熟能详、活色生香的地名，是多少坡公铁粉一心向往的地方。我长期生活工作于坡公曾经途经留宿的渑池，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让渑池古城成为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的鲁殿灵光，杭州、开封我也曾数次停经。也曾专程驱车，赴郏县茨芭乡苏坟村先生墓前，表达敬意，献上心香一瓣。此生已年过半百，唯一夙愿，在有生之年，能有幸到这一个个充满先生遗爱的地方，走一走先生翩然走过的小路，看一看先生爱意满满的遗泽，听一听陪伴先生的潇潇竹音和滔滔江声…… 欢迎关注河南文学杂志抖音号 作者简介 一份带有浓郁地标色彩的纯文学刊物 一份不厚名家、力推新人的亲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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