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史资料发现一个奇怪的名词：【糌粑拉鸟枪】或者【 赞木拉】、【讃不喇】、【赞巴拉特】、【赞巴拉克】如以下《清高宗实录》所示：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多年以来，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 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靠谱、最全面的相关研究资料，是《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这篇南开大学的博士论文，此文的结论如下：  此赞巴拉鸟枪，乃是由准噶尔汗国传入清朝的一种在奥斯曼火器影响下所产生的中亚火器。  奥斯曼火器在中亚的流布 15、16世纪，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将其巨手伸向中亚和北印度，以阻遏新兴的萨法维帝国。   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表现是，中亚各国纷纷延请奥斯曼军工人员，来帮自己制造火器。  奥斯曼火器深刻影响了中亚各国的军事面貌。中亚各国的火器不仅与奥斯曼的在形制上相似，甚至在名称上都取自突厥语。  中亚贵族还将奥斯曼火器整合进骑兵战术，甚至连火器阵法都师从奥斯曼。    其中，布哈拉、希瓦汗国的战术，对哈萨克、卫拉特蒙古等内亚游牧民族影响深远。 中亚火器流入卫拉特蒙古 汉地火器曾对卫拉特蒙古产生过重大影响。16、17世纪之交，卫拉特各部开始复兴，也就在此时，火绳枪流入其部族。 一代雄主巴图尔珲台吉十分重视积攒火器，使得准噶尔部在火器实力上超过其他部族。在明朝末年卫拉特各部族进军吐蕃时，准部已能派出700火绳枪手。 此时火绳枪在蒙古各部里的流传并不广泛。 准部的这些火器，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部分应来自俄国，部分则来自汉地。 但是，其最重要的来源，则是中亚。 【糌粑拉】到底是个啥意思呢？它在词源上，来自【赞巴拉克】这个中亚词汇。特指一种适合骑兵使用的轻便火器，此火器原创自马木留克王朝，1517年后迅速向东流传。 这种火器被波斯长期使用。莫卧儿帝国的鹰铳式赞巴拉克，被称为【沙图纳尔】，即骆驼炮。 第二类，源自“墙炮”和大型火绳枪，并受鹰炮影响，最后得到了莫卧儿帝国的改进。 经过改进后的赞巴拉克，迅速流入中亚，和中亚的骑兵战术完美的结合起来，并被沿用到20世纪。 根据作者考察，流入清宫的这些准噶尔火器，分明就是莫卧儿式赞巴拉克。 赞巴拉克在军事上的威力使它得到了清帝国的重视。 需要指明的是，在塔里木地区，赞巴拉克也有流布。 雍正九年，在岳钟琪西军仿制3000支。 此外，根据《清代皇家武备之七 择牡寓除暴，发机即中膏——鸟枪》此文所引用的造办处档案，乾隆晚年，武备院常备的赞巴拉鸟枪，已达到一万支。 随后，赞巴拉鸟枪被清军广泛装备使用。 到了道光年间，这源自内亚的赞巴拉鸟枪已被八旗绿营广泛使用，成为清军的重要武器。如《钦定军器则例》所示。 从中可见，清前中期并非过去所简单认为的“火器停滞时代”，相反，此时的清帝国在火器改进上深受中西亚各国的影响，只是这一问题被人们长期忽视了。 最后，这个赞巴拉鸟枪是什么样子呢？根据我的搜索，它最有可能，就是以下这个模样：截自一本讲游牧民族的俄文图书： 截自大清的四库全书 我不能确定上面各图就是赞巴拉鸟枪的真容，但相比其他火器，它们最可能是。 明清时期没大规模装备燧发枪 因为明代没有条件，清代高层则不认为他们遇到的事件足以引发大规模换装燧发枪（1860年打到北京时燧发枪本身也已经被英、法淘汰了）。欧洲各国军队为什么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集体换装燧发枪？ 首先，欧洲国家在17世纪中叶对燧发枪就不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哪怕在闯进远东的哥萨克冒险队里，燧发枪都颇有一些。按照朝鲜将领申浏在《北征录》里的记载，他在1658年就拿到过这么一柄从“吴老素车汗国”（俄罗斯沙皇国）贼人那里缴获的燧发枪： 大将送赠贼炮一柄。贼炮与我国炮制不同，不用火绳，内边插火铁，外边放下铁插，火石放下，则石铁相薄而出火，系是殊异，故曾恳于将胡有此送赠。 不过，囿于财力和技术水平，直到17世纪70年代，集体装备燧发枪的尝试仍然停留在团以下级别的步兵或是某些需要着重防备明火的特殊兵种当中。 在欧洲开风气之先的大概是黑森、符腾堡这样的德意志小邦，毕竟船小好调头。 比如说，符腾堡军队1688年履行帝国使命前往土耳其前线助战时已经全体燧发枪+刺刀，毫无长枪痕迹。从奥地利和普鲁士次年的反应来看，符腾堡军队的此次表现想必成了燧发枪的活广告。 接下来简单列个大规模换装的时间表： 英国，17世纪80年代近卫军换装燧发枪，1688年詹姆斯二世已经决定全军换装，但随后的荷兰入侵导致事情断断续续，截至1697年火绳枪与燧发枪装备比例约为2:3。 奥地利、普鲁士等德意志大国，1689年。丹麦，1690年。荷兰，1692年。瑞典，1696年。 法国，1692年底下令将步兵连里的燧发枪兵数量上调到和火绳枪兵相同（长枪兵：燧发枪兵：火绳枪兵=10:21:21），1699年12月15日下令全部换装燧发枪，大约1704年完成。 随后哪怕是俄国，在1708年波尔塔瓦战前也基本给野战部队配齐了燧发枪和刺刀。 欧洲大国里，此时大概只有经常被开除欧籍且多数时候置身事外的奥斯曼还停留在火绳枪时代。 不难看出，总是有国家先换装，随后在将近二十年的实战中不断刺激其他国家！1688-1697年的九年战争、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无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就拿最重要的法军换装燧发枪来说，路易十四及其陆军部长卢瓦侯爵原本都持保守态度，认为燧发枪贵（燧发枪价格大约是火绳枪的1.5倍）、脆弱不耐用、威力小（子弹口径小），加上法军规模太大，一直认为不宜大举换装，只有掷弹兵和炮兵出于迫切需求才配了燧发枪。 结果倒是1692年8月3日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英文里常写作Steinkirke）会战，一场胜仗把他们都给打醒了。 面对已经大量换装燧发枪的联军，法军统帅卢森堡公爵虽然利用联军的配合问题取胜，仍然从激战中得出需要跟上联军武器更新换代步伐的结论，随即派他儿子卢克斯伯爵（comte de Luxe）赶紧回去向路易十四长篇诉苦。 核心要素就两个，一、燧发枪光是取消掉火绳，让人不至于成为移动炸弹，就已经比火绳枪好了太多，能够让士兵更从容、更持久地投入交火。联军的火力之所以凶猛，正是因为他们燧发枪太多。二、使用冷兵器的长枪手没有太大用场，战场上法军长枪手都跑去捡联军死伤者的燧发枪拿回来用了，应当减少长枪，增加燧发枪。 这一下搞得路易十四也紧张了，《路易十四全集》第四卷里就收录了一封路易十四战后九天写给卢森堡的信，直接要求他广泛征询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意见，考虑是否全体换装燧发枪了。 接下来1692年底下令将步兵连里的燧发枪兵数量上调到和火绳枪兵相同，1699年底下令全部换装燧发枪，就都是水到渠成。 至于大清朝嘛，它头一次在战场上遭遇对手大规模运用燧发枪大概是清缅战争。 此前哥萨克无论是松花江口之战，还是雅克萨之战，都只有百十来支的燧发枪规模。网上曾经流传过雅克萨之战俄国哥萨克有八百五十支燧发枪的说法，这一传说出自巴赫鲁申（Бахрушин）院士作品《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的中译本第68页 阿尔巴津此时不仅经得起最猛烈的轰击，而且配备有由五门大炮和二支扎金式火绳枪组成的精锐炮队和大量火器（一百支火枪，八百五十支燧石枪）、钺斧（五十把）：火药、铅弹。包括耕农在内，城防部队拥有七百三十六人。 问题在于，这句话压根儿就翻错了！ 且看俄文原版《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第88页： 仅仅是100支燧发步枪和对应的850枚燧石。 кремней ружейных=枪用的燧石，仅此而已。 当然，这个谬误决不应当归到巴赫鲁申院士身上，全部责任都要归于两位中译者。 总而言之，一百支燧发枪的刺激还不足以让康熙下什么决心，甚至都未必能刺激到他。当然，要求康熙治下的大清在英国、荷兰、法国之前就决心换装也未免强人所难了。 要到乾隆年间的清缅战争，缅甸军队的燧发枪（自来火）才能给人留下算是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清宫缅档所载的罕朝玑供词就称： 缅子多用标子、短刀、枪炮，亦多有地雷。 枪炮闻系西洋人所造，其枪皆自来火，炮子有重五六十两者，铅弹率五六钱以上。 当然，缅军并不是一支火器化程度多高的军队。英人哈威在《缅甸史》中描述贡榜王朝雍籍牙时代军队时专门提到一点，缅军除禁卫军外，其他部队大概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兵员能够装备枪支。 雍籍牙及其后继者的确弄过一些洋枪，但其最大一笔“收入”大概也就是从两条法国船上捡漏的1300支枪而已，很难说这能够保证多数士兵装备枪支，更不用说训练之类了。 而且缅人对蚂蚁搬家凑起来的火器保养虽然很用心，但也很成问题。按照英军第76步兵团少校赛姆斯在1795年的见闻： 有人告诉我，[缅甸]王家军火库能够供给2万支燧发枪，要是这些枪如我所见那样，那就没什么可怕的。这些枪支由前往仰光或[缅甸]帝国其他地区的贸易船只在不同时期输入该国，要么是法国产的，要么是印度的英国军械库里的危险报废品。缅甸人非常喜爱他们的枪支，对它们十分关心，他们的枪匠都是卡赛[曼尼普尔]当地人，负责维修保养，但这些人技术水平总的来说非常差，以至于都无法使其正常派上用场。 当然，这里不能完全排除清缅战争时期缅军正好吃错了药，以至于火器水平突然进入奇点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几率恐怕比你中个头等奖还低了。 不过，缅甸从英法捡漏的燧发枪再怎么烂，比起傅恒看到的绿营鸟枪还是好了太多，按照后者的说法，那可是： 绿营鸟枪，大半堂[膛]空口薄，止食子药三钱，演时多在平地，临阵下击，火未发而子已落。见[现]按提水枪法，令枪子与枪口吻合，间有小者，将黄土树叶探塞。并新造食子药四钱鸟枪，分给演习。 而且缅军虽然枪支装备比例不算高，但长于修筑防御工事，依托工事集中枪支抵抗还是能造成相当杀伤的。周裕《从征缅甸日记》里是这么讲的： 缅兵交战，无甲胃弓矢，所用惟枪、炮、镖子，其炮子坠帐房前，重四十八两。马匹亦甚少，然皆膘壮。携带象只，止驮运器物，间或乘骑，不用以战。驻营则盖草栅，栖止无帐房，妇竖亦随营服役，以糯米为饭，截竹贮米，灸而食之。其长技惟善树栅，每于拒要处，用大木排列为寨，掘深濠以藏身，栅内窥我兵如镜，枪镖亦易中，我兵虽施放枪炮，恒不能伤，故攻克甚难。[9] 王昶《征缅纪闻》里这段也讲得很生动： 二十二日，我军用得胜、九节、劈山诸炮轰其栅，贼掘窖避之。瞰者升树以望，言栅中人少，哈国兴信之，趣攻栅，傅公、阿公亲往督战。距栅才三十步许，枪子伤及傔从，指挥益急，枪炮合下如雨，烟坌涨天，我军贾勇以先，而栅外有深壕，壕内密布竹木签及鹿角，我军下壕拔去之，进砍其栅，栅内复有木板梐枑，不可猝破，贼又掷铁丸、石子无算，且厉镖以待。抵夜撤兵，总兵德福中枪卒，公奎林亦伤于趾。哈君国兴议以乘夜肉薄，阿公止之。 二十三日，阴。我军斸树株捆之，为御火枪具。 考虑到清缅战争的规模和久攻不下老官屯要塞的窘境，换个对军事技术革新敏锐一点的政权，估计还是有可能大面积换装“自来火”的。 想想法国换装燧发枪的标志性事件斯滕凯尔克会战，就是当时法军统帅卢森堡公爵虽然得胜，还是派儿子卢克斯伯爵回去诉苦，打醒了路易十四。 要是在老官屯吃了大亏的傅恒把福康安派回去好好谈谈“自来火”的威力，估计多少还能对乾隆有点刺激，但傅恒自然不会“傻”到这么做。 对把枪炮当成传家宝动辄缝缝补补沿用百余年的大清来说，既然没有受到燧发枪的足够刺激，那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久而久之，甚至有人觉得“自来火”这种西洋巧器压根儿不如自家的鸟枪！ 道光年间许元仲《三异笔谈》里《西洋巧器》一节就很能反映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大清赢学： 惟自来火枪，发虽便捷，而中的终不及火绳之准，又水龙用羊肠，虽可曲折如意，无间楼阁，然激水倒泻，难比鹤颈之得力，此又可悟巧不如拙之一证也。予因是而于西法舍弧矢而用三角，亦窃有疑焉。 “乾隆有仿制准噶尔的俄式燧发枪，某次某支征准噶尔部队中提到，可能有一到三成燧发鸟枪装备率,但似乎是一次性，正式编制里目前只发现西北旗营有,比例较低，例如惠远城旗营有3500支鸟枪5支燧发鸟枪230支燧发手枪.另外嘉道年间的广东水师也有燧发枪，数量不祥。” 这段文字里关于惠远城旗营的装备，其原始出处为《新疆识略》卷七，节选如下
题主之所以会认为惠远诚满营有二百三十把燧发手枪和五只燧发鸟枪，恐怕是因为“㫖每兵制造麻火绳十丈共火绳三万五千二百丈俱系兵丁自造”一句中的“火绳三万五千二百丈”正对应前文“鸟枪三千五百二十杆”，正好每杆鸟枪配火绳十丈，于是就把二百三十二杆前锋手枪和五杆鐕巴喇特鸟枪分别当成了燧发手枪和燧发枪了吧？ 问题是，从其他清代文献来看，这种想法未必正确。 在《駐防德州滿營軍械工料價值圖冊》中就展现了德州满营手枪制式的图文 从图像和文字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手枪，就是指一种长度在三尺六寸左右的短枪而已（《皇朝礼器图式》上的绿营手枪要比德州满营所用的要短，“通长三尺四寸二分”）；而所谓的鐕巴喇特鸟枪在中文网络上因为某个很不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将其断定为仿毛子的燧发枪，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谬种流传。 根据我的一位群友提供的《绥远志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到至少是文献上有直接写明，乾隆二年绥远清军的赞巴拉特鸟枪是要用到火绳。至于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清军赞巴拉特鸟枪是否为燧发枪，需要有确切的史料或文物加以佐证，而非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当成定论的。 明朝接触燧发并仿制已经是崇祯时期，很有可能接触的是不可靠的簧轮式燧发，并且此时的燧发枪即使在欧洲也未普及，技术尚不成熟。明朝很快就亡了，接下来就是清朝。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觉得欧洲推广了燧发为什么清朝不推广？这显然是上帝视角。但如果你把视角放在清朝统治者身上考虑，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和动力要去普及燧发枪。 有一点要明确，清朝的统治者是拥有燧发枪的，清朝的官员如戴梓亦仿制过燧发。他所制的连珠火铳即仿自英国贡品，枪机也为燧发结构。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多把供康熙乾隆使用的燧发枪。
故宫博物院藏品 注：所谓赞巴拉克，更有可能是源自奥斯曼的大型火绳枪，而不是燧发，乾隆五十一年和珅奏明武备院存有一万杆赞巴拉克鸟枪，装备量很可观。 @键史查询台 的回答已经辟谣我就不重复了。反倒是乾隆时期霍硕特贝勒进贡了一把燧发枪现在仍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在清朝文献里反被记作“鸟枪”。可见只按文献名字猜测枪械并不靠谱。
霍硕特贝勒进贡燧发枪 以中国传统的手工技术能力，仿制燧发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即便是比燧发更先进的铜帽枪（击发枪），僧格林沁居然用他自己军队里的铁匠敲敲打打也仿制出了一批装备。
右为击发枪 燧发枪机的制造成本超过火绳枪机。火绳枪机材质可用铜制，铜是种偏软的金属，熔点也比铁低，凭借手工技术很容易打造成型。火绳枪机结构只需要将火绳送到药池并不需要受力，因此铜制枪机即可。
火绳枪机 燧发枪机需要击打摩擦燧石，击锤也必须为铁质。且燧发结构必须能承受一定力量，铜质偏软长期使用容易变形，因此需要精铁制作，也即是用钢材。钢质地较硬，纯用手工制作为各种零件难度较大，且燧发结构更为复杂，制作需要更多的工期，人工消耗比铜制火绳枪机多很多，即不得不赠加成本。
受限制于燧发的成本，如果没有外部力量威胁，统治者并没有动力花更多钱去推广燧发。就如美国在冷战后把F22订购数量大幅削减生产线都拆了一样。 清朝自康熙之后，虽在西北等地有一些战争，但多是边境或平叛，与清军作战的对手并不太强，即使用火绳枪加火炮，清军的火力依然可以取得优势，在这个大前提下，清朝是不可能有意愿推广制造燧发枪的。 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广泛推广火器使用一直心存疑虑和矛盾。因为他们担心火器技术扩散后汉人和汉军拥有先进火器抵消他们心中所谓满洲的骑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拧巴的历史时期，一边强调满语骑射首崇满洲，一边对汉军绿营正常的装备请求极力压制，尤其是乾隆的设想里，八旗控制的火器水平必须强于汉军。但是各地区面对平叛或者内外战争对火器的需求却与日俱增，让清王朝不得不让一些军队装备较先进火器，如耗资亿两白银的大小金川之役，因为战事不利，不得不让八旗携威远炮到前线，并就地仿制为冲天炮以对付土司碉楼。总之清王朝对待火器的态度一直很别扭，明明享受着火器带来的军事优势，从明末到入关平三藩等莫不凭借火器优势，一边又试图淡化火器的影响，宣称骑射国本。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网上，长期有着欧洲17世纪就普及燧发的观点，事实是谬误。整个17世纪，欧洲各国燧发的装备比例也是低于火绳枪的，以西班牙为例，1692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有1000人的龙骑兵装备燧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军队数量却为16000人，燧发装备比例很低。因为可靠性低，很多士兵并不喜欢使用燧发，甚至为了满足士兵的需要，出现将火绳和燧发枪机同时安装在一把枪上的结构（故宫有收藏源自外国进贡），直到18世纪初西班牙还在大量生产这种带有双重打火结构的枪。真正普及燧发枪淘汰火绳已经是18世纪的事了，此时已经到了康熙晚年。
赵士祯画过这么个枪： 明明如此领先的火器技术，怎么就突然落后于西方了呢？事实真的如此吗？《军器图说》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之军器者，火器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八日，入朝抗倭的明军对平壤城展开攻击。经过一日激战，明军以牺牲796人的微小代价歼灭日军大约10000人，取得了平壤大捷。此战能以极小代价歼灭日军万人，秘密就在于明军拥有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火力。而这傲视全球的强大火力便来自明军的火器部队。明末毕懋康（1571年-1644年，字孟侯，号东郊，武器专家）所著《军器图说》中提到的燧发枪技术，当时独步全球。此书后来传入日本和欧洲，西人如获至宝，使用燧发枪技术长达200年之久。不过，这并不是燧发枪第一次出现。因为早在77年前，即1558年，明军就已经开启了武器的更新换代。根据《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军开始批量生产鸟嘴铳并进行军械换装，当年即造鸟嘴铳（燧发枪）1万支，用以替换原先使用的火绳枪。至迟于1562年（ 嘉靖四十四年），明军大批量装备燧发枪。根据1571年刊印的戚继光《练兵实纪》记载：戚家军步营有2699人，装备鸟铳1080支。除了鸟嘴铳，辽东那边还生产了千里铳（一种手枪，亦属于燧发枪）。根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千里铳：式如概状，实药其中，系于带下，卒然遇贼，举手可放，嘉靖四十四年题准辽东自造。”除此之外，明军还拥有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等各类辎重。轻型火炮：以虎蹲炮为代表。嘉靖年间，由于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明军出于作战需求，打造了一款适应江南地区作战要求、且携带方便的虎蹲炮。虎蹲炮比佛郎机炮更为便捷轻巧，野战时机动性能更强、威力也更大。根据《武备志》记载，明军有一款虎蹲炮重达36斤，每次能使用7-8两火药，发射铅弹百枚。
戚继光组建了全世界最早的骑炮兵，一个营拥有虎蹲炮60门，作战灵活。两军交战时，敌军一旦迫近，明军就使用鸟铳、快枪、虎蹲炮等多种武器进行攻击；敌军撤退时，明军骑兵负责追击，一路砍杀，或用火器进行射击，追了一段距离后，炮手翻身下马，扛起火炮，朝溃散的敌军再来一波轰击。重型火炮：以大将军炮、神威大将军炮为代表。大将军炮以生铁打造而成，长三尺，重达2000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其炮弹内装有一斤重的火药，炮弹重量大约3-7斤。射程约为500-1000米。由一辆炮车运载，车轮前高后低，可在车上向敌军开火。
《天工开物》中的神威大炮，还有流星炮。
《武备志》中的威远大炮
百子连珠炮
《武备志》中的其他火炮还有很多，佛郎机也列出来作了分析
佛郎机
《武备志》中光是各种火药就有很多种，可针对不同任务选用
那些宣称中国没有麻药的瞧清楚了，连兵书《武备志》中都有“麻药”的记载，可不只是“麻沸散”、“睡圣散”哟
战场上麻药必不可少
宋应星（1587年—？，字长庚）所著《天工开物》一书中记录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抬枪，数倍于鸟铳，甚至可以击碎木制战车。抬枪是大型鸟铳，带有三角支架和旋转装置，长3米，重12公斤，在鸟铳的基础上增加数倍枪身、数倍弹药，有效射程可达200米
《天工开物》中的鸟铳、八面转百子连珠炮，还有执行特殊任务的神烟炮
天工开物中的混江龙、地雷
1635年（崇祯八年），七月二十日，鉴于辽东战事紧急，刚刚致仕的武器专家、兵部右侍郎毕懋康（1571年-1644年，字孟侯，号东郊，武器专家）撰写了《军器图说》以应时景。书中序言如下，描述了彼时明军普遍装备的火器：“有打放极准，所击人马洞穿，而名为鸟铳追风枪者，此小器之最利也。有打放极便捷，一人执之可毙百什人，用以冲锋破阵，而名翼虎炮者，此中器之最狠也。有另设子炮五门，常川装放一发可十数里，横击敌数十丈，有西洋炮之猛，而便捷则过之。有佛狼机之便而远烈则倍之，用以破坚阵、碎巨舰，而名为神飞炮者，此大器之最猛也。乃若鞭铳、刀铳、火箭、梨花枪等项，皆可乘时图捷，触处应手。又更为轮班发铳之法，更番迭进，接续不断，火技至此已无余蕴。”
从《军器图说》中的记载来看，与同时期的西方火器进行对比，发现即便到了明朝末年，其火器的先进程度仍旧领先于欧洲，——看来，网上那种宣扬明朝中期火器便落后于西方的论调并不靠谱。《军器图说》目录如下。轮流放铳，这是三轮射战术。此外，还有翼虎炮、追风枪、神飞炮、鸟铳、自生火铳、钢轮火柜埋伏地雷、火箭匣、梨花枪、鞭铳、改式武刚车、刀铳等等。
轮流放铳图：三排轮射
轮流放铳的战术来源于早期的轮流弩射
翼虎炮，已经有了瞄准器具：照星、照门。为彼时步兵装备的常规火炮，仅需一人操作，一发能消灭百十人，冲锋破阵、效果奇佳。根据《军器图说》记载，翼虎炮参与了实战：“囊岁广宁之役，西平堡击毙虏贼无数，即此器之力也。”
追风枪，也有瞄准的照门、照星，是当时最先进的步枪，可以精准射击，穿透力极强。书中描述其射击时的场景：“十发有八九中……悬一铁牌于四十步（约24-32米）内，竟至射穿。此追风之所由得名也。”
神飞炮：五连发，射程十几里，杀伤范围高达数十丈，可攻坚破阵，摧毁巨舰。射程远、威力大，还比西洋炮便捷 。
鸟铳，是明代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有时，也指击发枪。瞄得准，穿透力强。那这里的鸟铳是不是燧发枪呢？书中已然给出答案：“尝考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其点放之法，如拏牙法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显然，手不动而药线已燃，不用点燃火绳，不是火绳枪，是可以随时应变、举枪就射的燧发枪。
自生火铳：铳遇风雨不便，凡铳必先开火门，乃可对敌举放。往往有被风雨飘湿而不能一发者，有未及照星而误发者，须将龙头改造消息，令火石触机自击而发药得石火自燃，风雨不及飘湿，缓急可应手。燧发枪通过扣动扳机，弹簧带动击锤击向燧石引燃火药，作战时无须点燃火绳（火绳枪），从而解决了雨天无法使用的一大难题，由此可以看出，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
这个“钢轮火柜散式（总式）埋伏地雷炮”简直就是布雷神器，同时代的西方尚未出现这种逆天神器
火箭匣：群攻武器，面杀伤。
梨花枪：与鞭铳、刀铳一样，适合步兵近战，操作便捷。
改式武刚车：这种武器西人也是闻所未闻
明末，苏淞一带机械制造业发达。苏州机械制造专家薄珏（约1610-1640年，字子珏）除了制造水车、火铳、地弩等器外，还研发了千里镜铜炮，该火炮拥有全世界最早的火炮观瞄望远镜。而著名火器专家赵士桢则设计发明了十多种火铳，记录于《神器谱》中。此外，孙元化（1581～1632，字初阳，号火东）还著有中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由此可见，明末时对西洋的火器技术也是颇为了解的，所造之火器与西洋火器进行过详细对比，不但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许多西洋火器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所以，所谓明朝火器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100年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那为什么要炮制这样的谎言呢？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会联合叶向高、徐光启之流，为了控制明朝的军事力量。经过精心筹谋，他们终于向掌管军器的系统部门下手了。军器监，官署名。秦汉魏晋南北朝一般以少府属下尚方署、考工署掌军械制造。北周始设军器监。隋朝仍以太府寺尚方署掌兵器制造，后又将尚方划归少府监。唐代时设时废。北宋沿设军器监，南宋合并于工部，元朝设武备寺掌兵器制造。明朝不设总管兵器制造的部门，分别由工部军器局，宦官系统的兵仗局、盔甲厂、安民厂掌管，清朝由武备院督造。数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被耶稣会重金收买，唯其马首是瞻。叶向高桃李满天下，门生故吏遍及朝野。根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叶向高）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叶向高大肆培植党羽，徐光启之流能够进入权力中枢，与叶向高脱不了干系。彼时，西人的航海技术、火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华夏，为了让传教士接触到火器制造的核心机密，徐光启之流精心谋划了一个局。徐光启先是动用朝野关系，大肆制造西人火器技术先进的舆论，伺机上奏朝廷，称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是制造火器方面的专家，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即萨尔浒之战那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徐光启如愿以偿，终于获得了训练新军的机会。此人刚掌握军权，便迫不及待着手实施了了一项旨在引进传教士的计划。具体而言，他是这么干的：徐光启先是给同为教徒、且身为重臣的另外两大柱石李之藻和杨廷筠写信，要求二人安排人去澳门采购所谓的西洋大炮。注意，这可不是朝廷出资，是“自筹资费”。说是自己出钱，但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名义上是自己出资，实则是耶稣掏腰包而已。李之藻收到信后，便与杨廷筠秘议筹资，安排门人张焘赶赴澳门采购，且在《制胜务须西铳疏》证实了此事：“昨臣在原籍时，少詹事徐光启奉敕练军，欲以此铳在营教演，移书托臣转觅。臣与原任副使杨廷筠合议捐赀，遣臣门人张焘间关往购 …… 近闻张焘自措资费，将铳运至江西广信地方 ……” 为了让皇帝相信西洋炮的威力，李之藻还在《制胜务须西铳疏》中把西洋火器吹得天花乱坠：“昔在万历年间，西洋陪臣利玛窦归化献琛 ……其铳……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催；其余铅铁之力，可及五六十里。”李之藻厚颜无耻地吹嘘西洋炮威力如何如何恐怖，射程可达五六十里，也就是能打25-30公里。上文提及的重型火炮大将军炮，其射程也不过区区500-1000米而已。他居然就敢如此神吹，还真是张口胡诌，毫无底线。要知道，二战期间，作为米国军队主要火炮的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全重2300公斤，最大射程也不过区区11160米而已。李之藻信口胡诌的本事如何，可见一斑。其门人张焘在澳门一共采购了四门火炮，还自掏腰包，把四门西洋炮运到了江西广信。徐光启原本打算好好利用这四门西洋火炮做点文章，以需要洋人来指导训练的由头，将传教士们陆续引入核心军事部门，伺机掌控军队。不料，朝廷不久便发现徐光启毫无军事才能，下令将其调离。这下把炮运到江西的张焘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二十六日，徐光启被调离十天，他不甘于计划就此失败，迅速起草文书，上奏朝廷。他在《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中写道：“奈何尽将兵民炮位置之城外，一闻寇至，望风瓦解，列营火炮，皆为敌有……我之长技，与敌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今欲以大以精胜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陈，与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炮…… 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知之尤悉……臣建此议今已三年，近日同朝诸臣，如刑部侍郎邹元标等数臣，力主臣说；其余面相咨问，皆以臣言为是也。”一言以蔽之，督促朝廷尽快启用自己引进的西洋大炮，否则无法抵御清军的进攻。然而，徐光启奏疏中提及的上述臣工，无一不是“自己人”。黄克缵，福建晋江人，与叶向高乃是同乡；陈亮采，曾为传教士庞迪我《七克》撰序，与之关系密切；邹元标，东林党骨干，与传教士、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了达到让传教士渗透军队、掌控先进火器制备技术的目的，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疏》中言称：“但此秘密神铳，虽得其器，苟无其人，铸炼之法不传，点放之术不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总亦无大裨益 …… 忆昔玛窦伴侣尚有阳玛诺、毕方济等 …… 伏乞圣明俯允，敕下兵部覆议停妥，马上差人填给勘合，一面前往广信府查将原寄大铳四门，督同张焘陆路押解来京；一面前往广东赍文制按衙门，转行道府，招谕前项善能制造点放夷目诸人，仍前赴京报效。及将阳玛诺等，一面出示招徕，以广群策。”看到了吧？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重点是，赶紧将阳玛诺、毕芳济等传教士，招徕进来，以广群策！传教士们进了军队会怎样？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一面盗窃火器技术和资料，一面培植心腹，发展教徒了！为了让朝廷尽快推行自己的计划，徐光启还别有用心地上疏，他信口胡诌，在《台铳事宜疏》中声称自己通过利玛窦亲眼见过有关西洋大炮和炮位的图纸：“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 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陆，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丘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经过一系列精心运作，最后，这些人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天启元年，李之藻被委以重任，司职朝廷军火库。根据李之藻《恭进收贮大炮疏》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荷蒙圣恩，误允诸臣之荐，将臣留该卿衔，专管城守军需。于时，豫备火器，是臣本等职掌…… 臣遂将前购炮来历具题 …… 至本年十一月解到，权于演象所寄放，以俟购募精艺夷商前来教演。”掌权后的李之藻迅速命人将留在江西广信的四门西洋大炮运至北京，同时，以此为借口，安排耶稣会传教士进入军队担任教官。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前线战事紧急的契机，让明熹宗朱由校允准了其计划。“天启二年九月，枢辅督师山海关，取讨及此，部题，钦奉圣旨：是。西洋大炮，着先发一位到彼试验。还速催点放夷商前来，俟到日，再行酌发。”（李之藻《恭进收贮大炮疏》）而后，负责兵器制造的工部制定了相关方案。那么，时任工部尚书是谁呢？教徒王佐。王佐很快决定将传教士们引入兵工厂，并让李之藻进入工部，负责武器装备制造。不久，李之藻便有了新头衔——“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负责“料理军需事”。根据《明史·外国传》记载：“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其人亦为尽力。”崇祯主政后，朝堂已经完全被教徒把持和控制。徐光启却一路高升，位极人臣。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光启对明思宗吹嘘，只要朝廷拨给他三五千人，大铳、中铳、鸟铳若干，就可以将清军驱赶出关塞。“臣请得选士五千人或三千人，给与好盔甲，权用大铳八门，副以中铳二百门，鸟铳三千门，结为车营，转斗而前，必可驱之出塞。”同月，徐光启上疏奏请，要求将龙华民、邓玉函等传教士纳为谋士，参与军事指挥与调度：“（西洋）其归化陪臣龙华民、邓玉函虽不与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亦日轮一人，与（钱）象坤同往，以便咨询。”而后，大批洋人陆续渗透，进入京城守军，进入了工部军器局…… 徐光启还不满足，又奏请，用炮、造炮、教演等一切事务，必须由西洋人主持。在上疏中，他是这么写的：“西洋铳领人等，宜令遍历内外城，安置大炮……铳药必须西洋人自行制造，以夫力帮助之…… 大小铳弹亦须西人自铸，工匠助之。”“教演大铳……自勋戚子弟以及京卫武臣，择其志行可信、智勇足备者教之。”彼时，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崇祯，耳目闭塞，对此建议一一采纳。崇祯三年，二月初三，崇祯帝圣旨曰：“铳夷留京制造、教演等事，徐光启还与总提协商酌行。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但不得迂缓。”崇祯三年，五月，徐光启《移兵部照会》证实了西洋人渗透明军的事实：“查得广东领兵官白如璋下有澳众二十人，皆能点放。见有六人在齐化门外明月庵居住，亦通华语。又闻解铳官刘宇奉制府册解点放二十名……”同年，身为大学士的徐光启还在《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声称：“本月初七日，据西洋劝善掌教陆若汉、统领公沙的西劳等呈前事内称……止令汉偕通官一员，傔伴二名，董以一二文臣，前往广东濠镜澳，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二百名，傔伴二百名……汉等再取前项将卒器具，愿为先驱，不过数月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 ……又用彼数人为督阵，我兵有恃无恐，抑且欲逃不得，事逸而功倍也。”徐光启宣称，只需引入四百名葡萄牙官兵作为前锋，便可在数月内将清军赶出河北，两年内收复辽东辽西。为此，必须将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传教士。在一系列精心谋划与运作下，杨廷筠早已成为京畿重地的一把手，而徐光启的座师张鸣鹤则成为兵部尚书，叶向高、徐光启的门生王化贞担任广宁巡抚掌握前线十四万大军，徐光启的另一门生、教徒孙元化先后任职于兵部和前线，担任莱登巡抚。孙元化还有另一重身份，便是徐光启孙媳妇的父亲。孙元化后来位居登莱巡抚，与教徒张焘、王征等人、西洋传教士和西洋军人狼狈为奸。不久，孙元化控制的部队发生哗变，消灭洋教士洋兵后，投靠了清军。此事震惊朝野，孙元化、张焘虽然逃回，不过难逃一死。颇有才干的熊廷弼就是被这伙人联合打压，最后无端冤死、传首边关，落得家破人亡的。至此，忠心耿耿的将帅能臣悉数凋零，而明廷的兵工厂大门洞开，京城守备、边关驻军，绝大部分都被耶稣会把控。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明朝这艘大船终于倾覆了。清朝以福康安，傅恒为代表的清朝军官，主要认为燧发枪发火率较差，而且不如火绳枪准。这在对技术革新不友善的儒家文化封建王朝，只要没有遇到军事上的重大失败，不更新武器技术水平是一种很正常的惯性。燧发枪的密集队形优势，也要配合军事体制改革才能充分体现。恰好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在封建王朝的领域，靠经济和组织水平，还真是没遇到过什么惨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