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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环境，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确实是阻隔中原王朝大军的最好利器。因此，从汉武帝征服西汉夷，攻灭滇国起，当地土著居民的反抗便此起彼伏。 公元223年4月，当刘备病逝，和东吴内通的南中豪强雍闿，杀建宁太守正昂，又把益州太守张裔绑缚吴国；孙权封雍闿为永昌太守；越嶲郡杀死郡将焦璜，牂柯郡杀掉从事常颀，南中三郡皆反。 这场叛乱持续了近两年，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亲率大军，深入险峻丛林，克服烟瘴侵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以卓绝的人格魅力让南中各族膺服， 雍闿被杀，孟获降服，到是年秋天，南中三郡平定。
从此，南中百姓从此真正接受蜀汉统治，当地的人员兵力、耕牛战马、金银矿产、犀角皮革，都源源不断地充作蜀军军资，使蜀国获得了一个稳定而资源丰富的大后方。（【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当地善射的夷人，还被诸葛亮编练成军，组建了一只行动敏捷的山地步射军团：无当飞军，在此后蜀汉数十年战史中，屡建奇功。
然而， 南中各族甘心承受沉重的负担，为蜀汉北伐战争出钱出力，但却也是唯有诸葛亮此等千年一出的华夏圣贤，才能做到的奇迹。
从星陨五丈原后，南中各族对汉人统治的反乱便此起彼伏了。蜀汉后期名将马忠、张嶷等，皆多次出兵平定当地乱事。 而就在蜀汉应对南中叛乱的几乎同时，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与其他东吴将帅如陆逊、贺齐等人，则继续着东吴政权长达近百年的对山越战争。 孙权更公开鼓励麾下将领通过胁诱、俘获、招募，将山越和其他蛮族“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化为自己的私兵部曲。有如此好处，东吴将领们当然积极踊跃，乐此不彼，战斗力远远强于去合淝“例行公事”性质的武装游行。 诸葛恪在三年时间收服了山越四十万众，并挑选其精壮，得到四万甲兵，令孙权大喜过望，终于在临终前立他为首席托孤大臣，以赏其功。
也正是这场伟大的征服战争，将江南地区原住民山越族给大规模清剿与同化殆尽，将秦汉时期尚是被蛮夷重重包围，一个个汉人聚集区星罗棋布的江南，真正变成了汉民族牢不可分的本土，为东晋永嘉南渡后华夏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留下了一大块肥沃丰饶的生存空间；一如东罗马帝国与君士坦丁堡之于欧洲文明的巨大意义。 当然，这种对比并非要苛责诸葛丞相，云南的特殊地理气候，确实使得汉人政权去汉化和同化当地土著的难度，远远大于江南地区。 从西汉到东晋的数百年里，名义上是汉人政权统治着云南地区，然而，陆续迁移的中原移民非但不能去同化当地土著，反而自己也半蛮族化了，相对土著较为发达的文明，更让他们往往成为分裂离心势力的代言人。 如从晋朝起，云南地区的首席大族爨氏，便是源出河东大姓班氏家族，居然还是民族英雄班超、史学大家班固的同族。然而，他们从东晋起，便利用远在建康的中枢政权的鞭长莫及，将自己家族势力遍布云南各郡县，经营得盘根错节，从此开启了“爨氏据滇”的半独立历史。
而且， 在从晋朝长达数百年的实际割据状态下， 爨氏家族自己也在和当地土著的通婚混居中，变成了有别于中原汉人的所谓“爨人”，并且使用一种有别于中原汉字的所谓“爨文” 。到唐朝中期以后，当地土著“乌蛮”蒙氏兴起，打败爨氏，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南诏政权。 在南诏国和此后的大理国时期，从前那些爨人，更进一步被“乌蛮”和“白蛮”融合同化，彻底蛮族化了，无论语言还是习俗，都找不到半点昔日河东汉人高门大姓的痕迹。 南诏政权是以 “乌蛮”蒙氏为王族，大量的“白蛮” 贵族为支柱的奴隶制政权，异常穷兵黩武，无岁不战，多次打败缅甸，吐蕃，唐朝，并屡次进攻四川、广西、黔中、交趾等地，大量掠夺汉人人口，贬为奴隶，供其军备生产。 特别是在唐朝末年，南诏（大礼）军两次攻陷交趾地区，“所杀且虏十五万”，均以交通便利地区的汉人为主，也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口比例，让交趾的土著族群占了当地的绝对优势。
虽然南诏军之后被唐军驱逐，并因此多次战争中，军力和物力折损惨重后，导致国内贵族严重不满，终于由汉人大臣郑氏夺取其政权，并将蒙氏王族尽数斩杀。 然而，此前为中华直辖领土千年之久的越南地区，也在同一时期脱离中国独立，不得不说，正是南诏军的入侵和屠杀，起了关键性的反作用，可谓是【罪莫大焉】！ 南诏国灭亡后，建立了大理国政权的段氏家族，自称为“白蛮”，其族源原本就有两类，一种是汉晋唐时陆续迁入的中原移民，然后当地土著化了，一种是高度汉化的当地居民。他们之所以被通称为“白蛮”，就是为了和相对不够汉化的其他土著区别开来。
蒙元王朝灭大理国政权后，对云南的统治，便是保留了大理段氏，建立段氏总管府，去继续统治云南中西部地区，与地方势力和光同尘，共建一片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土”，以至于被文人墨客歌颂为：
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实则建立于浮沙之上，根本经不起风浪打击。就如同蒙元对高丽政权的控制一样，一旦国力衰微，便自然分离与反目。当元朝势力衰落，中原大乱时，段氏一族也立起异心，和蒙元梁王府相互攻杀。 云南地区得以在分离600年后，重归中华版图，最关键就在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远见卓识。 他授意明军主将傅友德，断然回绝了大理段氏首领的请降和归附，而是将这个在当地统治持续四百多年时间，盘根错节的地头蛇势力一举荡平。同时，不再以土著大姓间接统治，而是由沐英这个义子的子孙，世袭黔国公永镇云南。
明军更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毁灭运动，将南诏和大理六百年历史下累积的所有书籍，所谓“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尽数收缴，然后付之一炬，再通过严刑峻法压制当地势力，将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南诏和大理文明连根拔起，近乎不复遗存。
从唐朝时南诏立国起，借用汉字和汉字偏旁创立了僰文，并记录其独特语言，大理国延续下来，六百多年下来，已经累积了大量用僰文撰写的书籍。
而且这个源自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在建立独立政权的六百多年里，深受南亚文明影响，已经发展出有别于中原文明的独特性，假以时日，未必不会和同为中华文明次生文明的古代朝鲜、越南一样。 明朝的大规模焚书毁史，断绝了僰文传承，销毁了作为次生文明的南诏大理文明，也就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断绝其成为朝鲜和越南的可能。 作为光复华夏的一代伟人，朱元璋的雄心魄力，简直横越千古，他用几十年时间，对云南地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换种。江浙、江西、湖广等地的约300万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云南，并占据了交通相对便利的土地。 文明开化度较高的当地居民“白蛮”，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行迁徙到当时饱经战乱、人口稀少的山东地区，并很快彻底融合为汉人，时至今日，山东很多地方还有祖先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比如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朱元璋给傅友德、沐英的口谕：
简单说，就是那些不肯“自带干粮”跟随明军去打“白夷”的云南当地居民，都因此被视为政治上对大明不可靠，于是统统迁移到中原内陆了。他们背井离乡到了千里之外山东，当然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汉化，当大明朝的普通百姓了。 至于没有被迁徙的“白蛮”，和文明开化度较低的土著族群“乌蛮”，更被陆续驱赶到偏僻山区，分而治之。从明朝起，这些当地家族也纷纷变更族谱，捏造族史，宣称自己原本是祖籍江南、四川等地的汉人，只是跟随中原王朝的征讨大军才迁移到了云南，也就是所谓“冒籍”。 这些自称汉人后裔的“冒籍”者，更大规模的易风改俗，主动接受中原汉人的风俗习惯，只因为他们深知：在大明朝治下，唯有汉人才能不受歧视地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上升空间。 明朝政府倡导的大规模的移民换种，持续数百年的改土归流和强制同化，当地土著的大规模主动汉化，改变原有祖源记忆，接受强势族群的新族源记忆，产生新的族群认同。这也彻底改变了云南当地的族群结构和民族比例，让汉人占据了云南的绝对主体地位。
明朝这种对当地文明堪称严苛的做法，对比此前蒙元王朝的不同统治策略，也足以证明：态度再恭顺的附庸，也永远不如真正的自己人来得放心。 也唯有如明朝对云南这般，才是真正将一个分离发展数百年的文明，彻底摧毁并纳入本土的不二法则，或者用更严酷的话说：【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再同化其种，才能真正一劳永逸！】 同时， 明朝中期以后，中原汉人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也杜绝了云南汉人在与当地土著的融合过程中，身份与文化认同再度异化（从汉四郡变成朝鲜人，到现在的新加坡人，这种例子屡见不鲜）的可能，完成了同文同种化的另一半拼图。 其中，因“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数十年的杨慎，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以才学而论，杨慎或许还未必算是有明三百年第一人，但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杨慎在明朝文人（不算于谦、张居正等政治家）中不做第二人想。
梦隔巴山外，祠遗昆海头。至今词赋在，文采壮千秋！杨慎个人之不幸，却是云南之大幸，中华之大幸！ 从此，不论中国国力怎么衰微如清末近代，云南地区依旧不可分离，也从此绝无真正成气候的“滇独”可言。 云南地区正式独立六百多年，如果从爨氏据滇算起，实际独立近千年后，竟能重新归并为华夏本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亦是成功汉化征服的极好个案，收复华夏故土旧疆的成功范例。 明太祖朱元璋对中华民族版图最终确立，确是功在千秋。在古代社会就有如此强大的政权执行力，当真何事不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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