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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于右任（1879—1964）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他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国民党革命人士中的一股清流，受到很多青年的追捧。 林散之（1898---1989）先生是书法家、诗人、画家，他与于右任先生是两代人。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书法家，不同的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差别太大。 于右任先生一直在时代的浪尖上，是时代的弄潮人，林散之先生更像是现代的隐士，虽然林散之也做过官，但是，跟于右任没法比，而且从政经历也比较短，绝大部分的人生，主要是学者和书法家的生活。 于右任写生出生在中国西北最富裕的三秦大地的三原县，父亲是商人出身，于右任是一个读书的种子，非常喜欢读书，也非常勤奋，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21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 但是，清末自戊戌变法以后，废除科举的呼声，从民间到官方不绝于耳，张之洞上谏朝廷，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光绪 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废除科举，于右任也就没有赶上大清的进士科举末班车。 然后，于右任在晚清开始了时代浪潮的革命生涯。他创办报纸《民吁报》、《民立报》，创办学校、参加同盟会，是一位民国元老。在民国一直担任担任高官要职。 于右任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里面风清气正的代表人物，也是毛主席非常佩服和喜欢的一位长者。 据说，于右任在清末创办的《民立报》就是毛泽东最喜欢的报纸。 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与于右任还有接触。再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重庆谈判期间，二人又有相见机会，居然讨论起诗歌来，互相欣赏。毛泽东很欣赏于右任的词，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非常欣赏，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勉励上进之言。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两人都喜欢写诗，写生惺惺相惜，也是一段历史佳话。 除了诗歌，据说，毛主席对于右任的书法也很欣赏。 这一点，千里马看了一下毛主席题字的“报”字，与于右任先生《民立报》的报刊题名的“报”字非常像，是不是毛主席早年对于右任的《民立报》印象太深了？ 于右任的书法，与林散之的书法，是比较接近的。 我说的接近，是他们二人的“结字”比较接近，往往宽博开张。只是后来，林散之的草书结字变瘦长了。 但是，不同的是，他们的笔法、笔意非常不同。 于右任的笔法凝重奔放，林散之的笔法含蓄婉转。 于右任的书法辛辣震荡，林散之的书法绵里藏针。 二人的书法比较起来，我觉得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更加大气磅礴。而林散之的书法唯有气派不足。 书法高下气派第一，这是历来评价书法的第一要素。气派大就能震人神魄，气派不足，求诸于书卷味而已。 林散之的书法，有书卷味，但气派不足。 但是，他们二人也基本上都是“小草”范围的草书。 草圣属于“狂草”书法。如果说历史上第一个草圣张芝，还有一定的传说成分，那么唐代的张旭才是真正的“草圣”。 例如，张芝的著名法帖《冠军帖》可能是王献之的作品，这个怀疑，还真不是瞎猜的。因为，张芝的《冠军帖》里的冠军到底是什么人？从张芝的生活圈中还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在王献之的生活圈里却有充足的证据，例如，东晋的谢玄、张玄之都是冠军将军，也都是王献之的朋友。 再说，《冠军帖》中个别字，确实很像王献之的笔法，所以，《冠军帖》被怀疑还真不是瞎猜的。 如果《冠军帖》真是王献之的书法，那么，张芝的草书什么样，真的无法用“草圣”来想象了。 但是，张芝的草书是非常接近“狂草”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王献之的“一笔书”。 真正的狂草，是唐代的张旭和怀素。他们的草书与孙过庭的草书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从孙过庭的“小草”进入了“狂草”新时代。 所以，草圣是张旭，那是实至名归的“草圣”。 我们大家都知道，凡是“入圣”的书法家、诗人、画家，他们都有后人所不可企及的地方，才能被称为“圣”。圣就是我们今天的“伟大”的意思。 例如，伟大的书法家，伟大的诗人。不是人人都能担当的起“伟大”二字的。必须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例如，我们说王羲之是“书圣”，因为他有继承和完善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伟大贡献，所以，王羲之作为“书圣”那是当之无愧的。 张芝被誉为“草圣”，也是有历史的伟大贡献的。因为，汉末时代的张芝，不但专心致力于草书的研究，而且，也是草书的集大成者，为魏晋的草书奠定了成熟的依据和基础。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张芝的草书和陆机的草书，你就会发现：张芝的草书非常有理，二陆机的草书随意性很强。 我们之所以这样比较，因为草书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有理的体系，这就必须从隶书和楷书的基础上要找到合理的概括和简化。张芝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所以，他的草书就有一个传承系统，而陆机的草书就很难找到一个传承系统，所以，陆机的《平复帖》长期以来，得不到释文的依据。 这就是书法的有理性。张旭的狂草也能得到释文，为什么陆机的《平复帖》很难得到释文？ 千里马的看法就是书法的传承系统非常重要。 于右任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但是，没有人称他为“草圣”。于右任先生对中国草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标准草书”的理论和对“标准草书”的实践。 我认为，这是具有书法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项工作。 草书不可能“标准”，但是，草书需要一个标准的基础，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的理论和实践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影响力，也是有有目共睹的。例如，他的学生胡公石是一位上海籍人，他后来在西北宁夏大学人教，就一直坚持标准草书的推广和学习，后来，胡公石有一个学生，就是曾来德。但是，曾来德也没有继续研究标准草书。 林散之先生是黄宾虹先生的学生，他从20多岁一直到40岁，都跟黄宾虹先生学习书法和绘画。最终，林散之先生，是以书法知名的。 林散之初学书法，黄宾虹看了他临摹的习作，就说，你临摹的太死了。可能，这个提点对林散之先生影响很大，所以，他以后临摹书法，真的像启功先生，说的只有“七分像”，甚至七分也没有。 但是，林散之的临摹更像是创作。例如，这是他临摹的唐代书法家李邕的《麓山寺碑》，我们还看得出来是李邕的字吗？这差不多就是黄庭坚的风格了。 但是，林散之的这个临摹，我们确实发现，已经有了自己“绵里藏针”的个性。这与李邕《麓山寺碑》的挺拔矫健也太大相径庭了。 如果我们把林散之的临摹与赵孟頫学习的李邕书法一比，那就更加明显了：赵孟頫在努力入帖，而林散之根本没有入帖。这就给中国现代书法教育留下一个很大的隐患：我们到底能不能临摹得像字帖？入帖临摹和出帖临摹有什么矛盾吗？ 关于林散之是“当代草圣”的说法，是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一个说法，根本没有可靠依据。 有的说是启功说的，有的说是王庸说的，其实都不靠谱，或者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或者想当然尔。 我们还是看看林散之出名是一个什么来历吧！ 林散之第一次从南京成为全国知名书法家是中日建交以来的事情。 1972年8月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准备编发一次“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评选中书法作品的过程中，林散之的草书条幅《毛主席词-清平乐-会昌》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权威人士的好评。 1973年1月5日，《人民中国》杂志第一期刊出了林散之的《清平乐·会昌》这个草书作品，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日本书法家对林散之的草书评价很好。此后，在中日文化频繁交流中，日本书道界的访华团体来中国，都以能拜会林散之为荣。 就在这期间，有一次，郭沫若莅临南京，当地官员请郭沫若题字，郭沫若说，你们南京有林散之，我哪能题字？ 其实，这都是人家谦虚地美德，再说，郭沫若也因为中日文化交流，肯定过林散之的书法，所以，他这么一说，也是为了当地重视一下林散之。 1984年5月16日，“日中书法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在南京莫愁湖郁金堂与林散之晤面。团长青山杉雨以“后学”自居，向林散之题写了“草圣遗法在此翁”。同年11月19日，《瞭望》杂志的记着张欣，就以日本书法家青山杉雨给林散之的题字“草圣遗法在此翁”为题发表了文章《草圣遗风在此翁——记老书法家林散之》。之后，林散之就有了“草圣”的桂冠。 事实上，青山杉雨的题字与林散之是“草圣”没有任何关系。青山杉雨只是友好地称赞林散之的书法有“草圣遗风”，也就是说，是称赞林散之是一个草书的传人。这是一个友好的勉励，根本不是说日本书法家就认为林散之是“当代草圣”了。 但是，林散之的学生可不是这样认为的。王冬龄、陈振濂都是林散之的学生。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就对林散之不惜过分的夸张之词了。以至于给林散之一顶“当代草圣”的高帽子，自己也可以在“当代草圣”的光环下更有地位。 林散之的书法到底好不好？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与“草圣”是有距离的。我们当代对“草圣”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用“当代草圣”来衡量林散之的书法，千里马觉得，这就把林散之先生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了。 比如说，即使我们把林散之先生与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做一比较，你也不会认为二人有多大的距离。 那么，于右任都不是草圣，林散之怎么会是草圣呢？ 无论于右任先生还是林散之先生，他们如果与古人比，起码距离张旭还很有距离。他们的书法能够在明代草书书法家祝枝山之间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何况还有傅山王铎的书法境界，于右任和林散之都难以超越他们。 中国现代草书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限于学养和历练的局限，暂时还看不到流传千古的草书大师。 于右任和林散之就是攀登草书高峰路上的一个山峰，距离顶峰还需要继续攀登。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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