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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宏刚 于右任（1879年——1964年）和林散之（1898年——1989年）两位，都是公认的20世纪书法大师，不论是官方评价还是民间口碑，都非常高。 在官方评价层面，两人都位列“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列，并且名列前茅。 1999年，由《中国书法》杂志牵头组织了一场投票活动，让专家和群众代表以投票的方式，评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书法大家，整个20世纪的书法家都可以参评，最后，把每一位书法家的所得票数进行相加，得票前10名被定义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 经过初选和终选，最终，吴昌硕（1844年——1927年），康有为（1858年——1927年），于右任和林散之四位书法家，都以35票的成绩遥遥领先同时代其他同行，并列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首。 这次评选活动既有权威性，又有公正性，从官方到民间，评选结果被广泛认同，所选出的书法家完全代表了整个20世纪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准。 可以看出，吴昌硕是作为篆书代表当选，其功底扎实，学养深厚，被称作自明末清初300多年以来的大篆第一人。康有为则是作为“碑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当选，他发扬光大了雄浑大气的碑学书法美学，并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理论家。 于右任和林散之两人跟吴、康二位一样，都属于德才兼备、多才多艺，综合修养很全面的学者型书法家，在诗、文、书、画领域，都有很高造诣，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口碑非常好。 并且，于和林都以草书见长，在民间都有“当代草圣”的美誉。那么，他们谁才有资格称作当代“书圣”？通过比较他们的书法形态、书法美学趣味，就能得出答案。 于右任的书法修炼之路按照先“帖”后“碑”来进行，在后来他把帖学和碑学融会贯通起来，综合了两者的全部优点，最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于体”，成为一代大师。 40岁之前的于右任，痴迷于王羲之、王献之、赵孟等大师创造出来的那种妍媚、秀丽、潇洒的书风，对二王的《兰亭集序》、《初月帖》、《草书十七帖》、《鸭头丸帖》、《中秋贴》，以及赵孟的《前赤壁赋》、《跋定武兰亭序》等名帖，进行了深入的临摹和研习，由此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贴学功底。 正当于右任满腔热情的学习贴学，碑学书法已经在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人的发扬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此时期，许多书法家一改往日对贴学的热情，转向对碑学的钻研。 因为经历了对贴学书风的审美疲劳后，人们从碑学里看到了雄强之美、刚健之美和拙朴之美，这些审美趣味是贴学书风不具备的。 所以，从40岁过后，大约从1921年开始，于右任跟上时代潮流，用10年光阴致力于吸收碑学的审美趣味。 到50岁后，于右任已经完全可以脱贴，具备了创造新书风的一切素质。创作时，他在追求气韵生动的基础上，尝试着把魏碑和草书融合起来，以中锋用笔来书写草书，既保留了草书奔放不羁、笔意延绵的美学特征，又开拓了碑学雄强浑厚、大气庄严的审美趣味，书法线条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给书坛开创了一个新气象，被称作“于体”书法，是现代标准草书的典范，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把于右任公认为“当代草圣”。 林散之早年对楷书的钻研较多，尤其对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进行了长期临习，对“柳体”结体森严平稳，用笔刚劲瘦硬的特征有非常精准的把握，这对他后来个人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林散之在书法上达到质变，是由于在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黄宾虹（1865年——1955年）先生，对他个人书风的确立影响极深。 黄宾虹在诗书画印上的造诣都非常高，对用笔用墨有独到见解，在其指导下，林散之受益匪浅，最终悟出“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的道理，把线条的千变万化看作构建个人书风的秘笈。 因此，可以看到，林散之的草书极富有动感，笔画线条在圆中求方，曲中求直，纵横肆意，随心所欲，把草书的艺术趣味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草书如李白的诗歌，自带一种不落凡尘的仙气，对草书艺术的贡献同样很大，在民间同样有“当代草圣”的美誉。 整体来看，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都是刚柔并济型的典范，他们在草书上的成就旗鼓相当，但是，他们的书风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异。 于右任受贴学影响较大，他的草书追求气韵流畅，线条润泽婉转，却忽略了枯笔的作用，多少显得柔媚有余而刚劲欠缺；林散之恰恰跟于右任相反，善于运用枯笔来营造线条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但是，由于枯笔使用过多，导致整体书风看起来刚劲有余而柔媚不足。 如果让我来选，从个人喜好来讲，我选于右任为“当代书圣”，一是他出生陕西，是我们陕西数百年来才冒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书法大师。二是他在晚年创作的《望大陆》一诗，情感深沉饱满，读起来感人肺腑。在文学素养上，于右任显然强于林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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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xianfengdui111 > 《书法绘画中医》
评选条件基于两个准则，一是创造了独特的书法语言，风格鲜明，二是在全国书坛德高望重，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