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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腊月初七初八是外甥女结婚回门酒的日子，家人轮番做母亲的工作，请她来长沙坐镇，或许出自先知先觉的原因，她坚决不肯来长沙参加外孙女的婚庆，嫂子只好留在湘西老家陪伴母亲。 初七子时（2024年1月16日晚上11：56）嫂子打电话给哥哥，泣不成声地说道：“娘走了，晚饭后还在外面散了步，晚上11点多，娘从东厢房穿过堂屋，走到中间房门口叫我，我打赤脚开门后，娘就瘫坐在地上了，前后不过两分钟”。 记得那天早上，我一个人站在长沙家中的入户花园抽烟时，寻思着离过春节只有二十多天了，节后母亲就满九十一岁了，平时工作在身，没给老人家正儿八经的做过生日，现在退休了，虽然母亲不喜欢做生日，但我还是想给母亲在老家做个象样一点的生日，热闹一下，不料母亲不愿麻烦我们，一个月都不愿等，就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家人。印证了那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一 我的母亲姓张，名讳：南英，闺名：亮亮。生于癸酉年（1933年）正月十一，出生在沅陵县马底驿乡草上村的一个乡绅家庭（外公是当地的私塾先生），解放初期，嫁给我父亲，来到了沅陵县长界乡（现在并为马底驿乡）东溪村。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和父亲一起哺育了哥哥、我和妹妹。在缺衣少食的湘西大山里，供我们三姊妹念上了中学。 母亲一米六的个头，五官清秀，年轻时一头乌黑的浓发，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朴素的衣着，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即使八、九十岁时，身体发福了，也一样穿得利利索索。我经常跟母亲开玩笑，“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讲究干什么？”她反问我，“难道年纪大的人，就要穿得窝窝囊囊？”她知道在怎样的年龄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懂得色彩搭配，懂得心灵与外形的协调。总是给人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 由于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母亲目不视丁。五十多岁在长沙给我带女儿时，一边自学一边请教孙女，认得的字基本上能满足读书看报了。认得字后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载着全家老小的生日，和记录着我们家的日常开销。 二 母亲解放初期入党，有着七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县第一批农会干部，也是我们县建国后的第一批党员。五十年代出席过省党代会，八十七岁时还被县里评为“乡村最美婆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是她每天的必修课。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我会时常讲一些怪话，母亲总会开导我，国家那么大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要看大方向，现在能吃饱能穿暖，百姓安居乐业，也很安全，比起非洲和那些在打仗的国家要强多了。并再三嘱咐我，对现实不满的牢骚在家里发泄一下是算了，切不可把这些负面情绪带到社会上去。 母亲还时常教育我，当手中有点小权时，别为难人，在原则范围内，能帮衬别人就帮一把。做人要正直向上，见到单位和社会上的不良行为要敢于制止，即使为了保全自己，不出面，但绝不可助纣为虐。还告诫我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任何时候都不能贪婪。钱财够用就行了，要那么多做什么？不要削尖脑袋去当官，当了官就没那么自由了，很辛苦的。平淡的说教，我有时很反感，甚至厌烦，现在慢慢细思，平凡的言语诠释了做人做事的硬道理。 母亲头脑灵活，思维睿智，记忆力超强，村里开会或教育晚辈时，讲话条理清晰，不讲重复话。 遇上村里扯皮打架的事，乡邻总会找我母亲张主任来评理，村里的张家长李家短，在她心里有一本账，先是大道理后是分别批评一顿。我有时觉得母亲就是一个和事佬，但别人愿意听她的。母亲也经常和父亲吵架，那时她就会不讲道理，总是找父亲的岔子，把父亲气得半死。 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吃饭时，待大家都坐落后，母亲会站起来，右手拿着酒杯，挥动左手示意大家安静，她要发表祝酒词，祝福大家，一套一套的说词，有时我觉得有点多余，可惜从此再无此情此景了。 三 母亲一辈子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礼数。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对我们灌输多读书，不打牌赌博的理念。所以我们一家老小基本上都不会打牌。但我哥哥是个例外，哥哥恢复高考那年超过录取分数线几十分，因家庭出身问题政审不合格。参军时身体政审都通过了，又让大队给卡下来了。后来自由恋爱，因女方父母离异，我家认为家教不好，近似残酷地阻止了那段婚姻。在人生最关键的几个转折点受到了打击，哥哥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大病一场。后来虽然进入了乡干部序列，但慢慢的学会了打牌，并沉迷其中。一个阳光青年，慢慢地也变得脾气暴躁起来，经常为打牌喝酒的事，与母亲吵架。吵一次哥哥会收敛一点，母亲为这事，没少操心，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想方设法要纠正哥哥的行为。 母亲对人情往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要上多少礼，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就亲自送过去。但有时候又把钱看得很重，过年过节，我们回老家会走访亲戚时，除带上礼品外，会给老人们打个小红包，母亲知道后，一定会不高兴，并数落我们，在外面赚个钱不易得，没必要那么大手大脚，生怕我们多用钱。慢慢地我也就不再告诉母亲打红包的事了。 四 母亲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 我父亲是老师，常年在外地工作，母亲除承担女人的职责外，还要担负起男人的责任。别人家男人做的事，我们家都是母亲做的。 我们小时候村里没有打米机，是用一种叫水碾的工具碾剥谷物，遇上枯水季节，就要男劳力辅助碾子滾动。母亲因常年劳累有一次在助力碾子时晕倒了，碾子从脚踝骨上碾压过去，造成母亲左脚受伤，并落下了残疾，遇天气变化时，脚就会胀痛，肿得很大。带她去医院看过多次，医生诊断为脚踝骨已坏死，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痛得难受时靠风湿治痛膏缓解，疾苦伴随了她的一生。 母亲生性坚强、自律，又很爱干净，即使住院都不肯用便盆，总是自己扶着墙壁拿着吊瓶上厕所。年纪大了，晚上难免要解手，一般午餐后她就不喝水了，因为乡下的厕所都离住房较远，尽量减少解手的次数。即使晚上用过便盆，她是不准其他人帮她倒便盆的，她一定要自己清洗。一直到生命终结前，都是自己洗澡洗衣物，生活完全自理，不给我们添麻烦。 五 母亲一辈子自信、自强，不畏难、不畏苦，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公社制大集体时，农村的口粮是凭生产队的工分分配的，那时有钱都没地方买米，当然也没有余钱咯。父亲每月工资29.5元，指标粮（商品粮）29斤，还要搭配30%的杂粮，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挣工分分口粮。母亲全年还有1/3的时间参加各种会议，会议期间只能记最低的工分。加之我们老家山多田少，人均不过5分田，山区只能种一季水稻，亩产只有2、300斤，交了征购任务（农业税）后，自己所剩的粮食就不多了，大半年是粮荒期，说句不怕笑话的话，我小时候从没吃饱过大米饭。直至现在我们家的剩饭剩菜，只倒掉菜，不倒饭，会把剩饭留下与第二餐的米煮在一起。 那年代，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三兄妹填饱肚子，她利用空闲或下雨下雪天，精心地耕种家里那几分自留地，所以我家的包谷和红薯是村里产量最高的，包谷和红薯是我们的救命粮啊。有时母亲还会叫她最小的弟弟，我们的小舅舅，带我到山上去挖葛根，用来充饥。 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春天涨水时，一大早她就会背着背篓，带上竹篾撮箕到小溪里去，把撮箕拦在水菖蒲（长在溪边水里的一种植物）蔸的下游，用脚放肆地踩菖蒲，小鱼小虾就会跑到撮箕里去。那时老家的生态环境好，个把小时的工夫就可以捕捉到小半背篓。回家后把小鱼肚子的内脏挤净，用锅把小虾、小蟹和小鱼焙干。要吃的时候，就抓一把加干辣椒炒着吃。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在母亲的勤劳和智慧下长大。 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生节俭，把我们平时给她的细微零花钱，一分一分的积攒起来，交给我老婆存起来。我时常问她，您存钱做什么？她说，我现在每个月有一千多元养老金，用不完呢，万一有什么大病备用。母亲的存款和放在抽屉里的现金，刚好够她治丧期间的费用，母亲即使离世，也不给子女添负担。 六 每年小年过后，娘就会电话逐个询问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家人，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过年物质都准备好了。 “娘疼儿有路长，儿疼娘扁担长”，今年上天把我这扁担长的疼（孝）都剥夺了。父亲在十几年前就走了，娘又走了，突然觉得年味淡了，回家的路远了。 从母亲入土的前一天起，湖南就下起了多年不见的大雪，天空灰蒙蒙的，迟续的低温，心情格外的沉重。 娘，您给儿留下了无穷的思念和无尽的惆怅。 癸卯年腊月二十六日晚写于长沙西湖丽景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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