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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克习 图：来自网络 记得那是个麦口，我正在和小伙伴们一起嬉戏。本家大叔拉起我的小胳膊就走，说是带我剃头去。 旁边的大人对着我和大叔说：“他大（父亲）不行了？……”当时我一点不懂“我大不行了”的含义，以及大叔为何带我去剃头。于是，就顺从地跟着大叔去剃头了。 剃完头回到家里，只见院子里站了好多人，有几个似曾相识的，带着痛苦、失望表情的奶奶、大娘、婶子们，围拢在暗暗流泪的娘的周围，她们没有给娘以指明希望和光明的劝说，只是静静地相伴着。 不一会儿，一个年龄稍大点的爷爷，从我家堂屋出来，神情沮丧地对我娘说：“他嫂，孩子他大去了……”随后我娘号啕大哭：“老天爷啊，让我怎么过呀！……”娘哭得肝肠寸断，陪伴娘的婶子、大娘、奶奶们也都以泪洗面。 哭得时间长了，娘似乎喉咙有些哑，村东头的大奶奶心疼地得看不下去了，就俯下身子劝说我娘：“他嫂，歇歇吧，别哭毁了身子，孩子们都还那么小，还得要你起带头作用……”娘的哭声依然停不下来。 这时，我听到旁边的几个老奶奶不停地哀叹、唏嘘：“可惜呀，才三十五岁就去了……”“谁不说呢，可怜那几个小孩了……”她们说得那些话我还朦朦胧胧地记得，当时根本没有从她们的话语中意识到会有怎样的后果。 所以，我没有痛苦流泪，更没有号啕大哭，只是独自无所适从地在院子里的人群里穿来穿去。 “总不能用席包吧，好孬也得用个薄匣子……”管事的人在安葬我父亲用什么规格的棺木上，征询娘的意见，那种情况下，我娘怎么能够作出个所以然的表态？ 所以，走个形式之后，最终怎么办，还是管事的人安排，根据我家的情况和当时人情世故的底线，决定去公社木业社给我父亲置办一口薄匣子，然后就入殓下葬。 没有悲鸣的唢呐声，没有九叩十八拜……没有任何仪式感。只有一只用洋钉、薄板扣成的木匣子作为父亲的棺木。四个人将没有涂任何颜色的白茬薄匣子，抬到我家堂屋正对着门口放下，将我父亲入殓。 这时屋里已经哭成一团，我和哥哥坐在没铺任何东西的泥地上，因为我年龄小不知道哭，哥哥一边哭一边向我踹了两脚，并训斥我：“你怎么不哭？”…… 在哭天喊地的悲痛声中，有个成熟、老成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铁锤和四个大洋钉，他好象置身事外似的，义无反顾地挥舞铁锤，将四个大钉牢牢地订在父亲入殓的薄匣子盖上。 那订钉子的咚咚声，重重地打在幼年的心窝上。那一刻，我心猛地一沉，悲痛、绝望袭上心头，心想：“父亲从这一刻起，就永远离开我们，离开这个家了……” 出殡时，我大爷一手拿着那个烧纸的泥盆，一手领着我和哥哥，出大门不远，大爷将那个泥盆对着一块石头摔去，泥盆碎片连同火纸的灰烬散落一地。而后走上了通往村外的大路，大爷右手领着哥哥，左手领着我，走在前头，紧跟着就是由四个人抬着的那个躺着父亲的苍白色的薄匣子。 大爷放声大哭，那声音只有极度悲伤的男人，才会有那样的哭声；哥哥也在随着大爷悲痛的地大哭；我呢，与其说是悲痛的哭，不如说是被吓哭的。因为那时我哥哥十四岁，我才七岁不到，我还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是生死离别的悲痛。 仲夏似火的骄阳，直射在我和哥哥稚嫩的脸庞上，泪水流挂在晒得火辣辣的脸上；大爷和我们哥俩恸天的哭声，在村头回响，悲遏行云。 目睹这悲痛欲绝的场面，许多人都悄悄地留下了同情的眼泪；和我父亲同龄的人，得知我父亲三十五岁就溘然长逝，个个垂头丧气，捶胸顿足，哀叹生命的无常、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人生意义来。 从此，我和哥哥以及两个妹妹，四个幼小的孩子只能和娘相依为命，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坚强地活着、倔强地成长；以泪洗面是母亲和我们生活常态。 没人挣工分，年底生产队决算，我们家分不到过年的每户五斤花生和十斤小麦，娘着急得哭泣；家里重活没有劳动力干，娘犯愁会哭泣；酷热难耐的夏天，娘趁着傍晚天气凉爽，多耪几垅地。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那时，娘既渴又累，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喝上一碗既能解渴又能压饿的汤啊！ 可是，娘面对的是悄无声息的院子，看到的是我们姊妹四个，斜横躺在地下的酣睡的身躯。那一刻，娘精神崩溃了……睡梦中听到娘的哭声，泪水不由自主地从我的眼角涌出。 我八岁那年，为了生计，家里喂了一头猪，每天我就赶着那头猪，随邻居们一起去地里放猪。由于我家那头猪是单独喂养的，和众多猪混在一起放养，它不合群，不能安分地觅食，总是乱跑。它跑我就追，追不上我就哭。时间一长，邻居们都调侃我不是放猪去的，是洗母猪腚的。 农村大集体时，工分是衡量每个家劳动成果的唯一指标，而我家缺的就是工分。所以那时我就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尽快能挣工分。 为此，我十四五岁就刻意地学推独轮胶车，学耪地以及其它一些农活；跟记工员套近乎，探寻他什么时候能不介意我的年龄，让我出工干活挣工分……看到我为了能挣工分所做的种种努力，娘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娘仿佛感觉到全家马上就有指望了。 我家的转机出现于1970年，那一年生产队让我哥哥去养猪。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好差事，不但活不重，中间还有空闲，每年拿固定工分。虽然增加的工分还不足以彻底化解我家的工分荒，但，春风已经徐徐吹起，还怕花儿不开吗？这时，娘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没过两年，我哥哥又被选拔到生产队里搞类似于会计的生产核算工作，每年所得工分又比养猪高了一大截。我哥哥在生产队管理层的出现，标志着我家从村庄的角落走向了前台；从被人忽略、不屑一顾到引人注目，这时的娘，她进出村庄无须昂首，别人都能看出来发自她心底的自信，这时娘的眉宇较之前舒展得更开了。 1974年，我们公社供销社招收工，我哥哥考试通过，成为供销社的一员。由于我哥哥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虽然只上到初二就停课了，但在招收的人员中，他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几个人之一。 所以，一进供销社他就被委派到重要部门任职。那个年代，要是家里有人在供销社里供职，他家的门庭就相当地荣耀的了。 这次，我哥哥无疑又把我家从生产队的舞台推向了公社的大舞台。此刻，母亲内心的苦涩已经荡然无存，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 1979年，农村改革实行分田到户，我家分得二十多亩地，当年仅小麦就种了十几亩，收获小麦一万五千多斤。收这么多麦子，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过去我们还是红旗生产队，整个生产队总产才七万多斤。 望着小山一样的粮堆，母亲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了，她笑容满面地说：“要是过去，挣多少工分也分不到这么多粮食，我们的日子比旧社会地主都好过……”没错，党的农村改革开放政策，让农民成了地主、成了地的主人，农民的种粮的积极性和科技水平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当别人家的儿子到了婚配年龄了，父母都急得团团转，四处托人给自家儿子说媒，甚至有的把自家女儿当王牌，准备万一不行就拿女儿给儿子转（或换）亲。 我娘则坐在家里，迎来送往一拨拨主动上门来给哥哥说亲的媒人，娘除了千恩万谢外，最后回答他们的都是同样一句话：“儿子的婚事，他自己已经订好，说不让我管了。”这时母亲的笑容特别的灿烂。 彩云常在有新天，1980年，我们家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日子，这一年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小妹妹考上了民办教师，大妹妹虽然因当年糟糕的家庭情况，母亲违心地没让她上学，但是凭哥哥在供销社，买化肥、种子一点不犯难的便利条件，她把家里的近二十亩地种得有板有眼，作物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一时间，我们家成了村庄上令人羡慕的家庭。许多人或直接或间接都会说我娘过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在梦中笑醒！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母亲今年已经九十岁高龄了，头脑对美好事物的感触也不太敏感了，脸上浮现出的笑容也不是那么温婉、动人了。 但是，我们姊妹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孩子取得的成功与她分享，把我们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感恩、感怀说与她听……听了这些励志的故事，她的面庞又绽放出往日的笑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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