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本期开始继续为大家推送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原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先生（1907—2022，山西五台人）撰写的关于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人）一生的文章《从孤儿到将军——忆东京湾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第四、五、六部分，本文具有史料价值，供大家研究参考。全文约2万余字，将分期陆续推送。 从孤儿到将军 ——忆东京湾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 往期内容：（一）孤儿从军到陆大毕业 （二）参加倒袁讨张援陕活动 （三）北京政变
1926年9月中旬，冯玉祥得到苏联军械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后回到五原。17日在该地举行了誓师大会，宣布实行三民主义，部队改称国民革命联军以响应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徐永昌去五原看望孙岳时，孙对他说：“以后我们的行动要和一军分开，他们的思想很有问题。”这是指他们召开“打倒三纲五常的大会”孙未去参加而言的。徐永昌对此口号也是反对的。他在五原、包头各见冯一次，两人一向互相敬重，只是这次晤，徐永昌对冯的主张多持异议。因此，当冯托张俊杰来请他任第六军军长时，他婉言谢绝。他与孙岳决定三军在五原屯垦，但此事必须得到阎锡山的同意。阎曾给商震电报说：“徐次宸为人重义气，素所深知，我定推心置腹待之。”表示了欢迎之意。徐永昌遂于1926年10月到太原，受到阎及其军政干部的热烈欢迎，他在宴会上讲：“阎先生对张雨亭敷衍，当然可以，但不必把他当一回事。我们今天要求进步救社会，是要反张的。谈革命，我不懂，驱逐恶势力，我是知道的。凡是血气之伦都应当向恶势力搏斗。奉军是当前的恶势力，我们离他们近，我们先起来对他们动手，不能尽靠他人。”他说此话时，张作霖正在北京自称安国军总司令，要阎做他的副总司令，否则，对晋不客气。徐永昌在并逗留3月期间，冯玉祥部在奉军压力下，陆续由绥远撤往宁夏、甘肃一带，三军则全撤至陕北神木一带。续范亭、弓富魁、胡德夫、武士敏四旅长因不愿接近山西，亦随后西撤。不料走至绥宁交界的石嘴山时，突被冯部包围缴械。只有弓旅王凤飞的2000人，突围并投三军。对冯部解决续、弓、胡、武四旅人之事，徐永昌非常不满，认为解决军纪差的胡、弓、武3旅人马“尚有可原，惟解决素有功绩，极有纪律，一向亲近渠之续范亭部，令人不解，此事他做得太对不起友军，对不起朋友。”1927年1月，徐永昌回到神木三军总部前，还劝说阎锡山礼送岳维峻回陕，召集二军旧部，协助由甘东进的冯玉祥部解了刘镇华部围攻二虎（杨虎城、李虎城）守西安之围。徐永昌回到总部，得到井岳秀的补充给养后先沿河开至绥德，后渡河开至汾阳，最后开至榆次。1926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师北伐，数路进军，势如破竹，在8个月内就陆续占领长江流域各省，并与由陕进军河南的冯玉祥部会师郑州。驰豫援吴的张学良部10万余人兵败后退至正定一带布防。
1927年6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数次电劝张接受三民主义，与国民政府谈和平，张未接受。当奉军驰援河南吴军时，徐永昌曾敦促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截断奉军后路，他说：“当此奉军披靡北撤，迤逦千里，若不乘此出击，无异坐失倒奉张之良机。”阎犹豫不决，仅允他率三军出驻井陉。1927年中秋节（9月24日），阎召开打奉军事会议，徐永昌认为打奉的时机已过，必须等待北伐军进至徐州方可出击。因此时宁汉纷争，蒋介石通电下野，北伐军仅反攻至蚌埠一带之故。阎未接受他的忠告，反于9月29日，命令杨爱源指挥晋军9师（每师5000余人）联合三军，分三路出击京汉线上的张学良部。以保定为第一攻击目标，傅作义师出紫荆关袭取涿州，李服膺师出倒马关袭取丰台，目的在切断京保铁路。商震率6师由大同进取张家口、宣化、怀来，谭庆林部郑泽生骑兵师进驻北京东郊，总目标是压迫奉军退出关外。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 这个七路进兵打奉的计划是阎亲自与他的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郭宗汾制定的“锦囊妙计”。按当时晋军共有步骑兵17师、炮工12团，加上国民三军和新收编的热河谭庆林部不过15万人，以此来打京汉、京绥两路装备精良的30万奉军并迫其退出关外，可以说是一种投机冒险的军事行动。难怪，京汉线上虽然攻至望都附近，京绥线上虽然攻至怀来附近，一旦奉军大队骑兵10月10日从冀中突袭定州时，因无大批总预备队增援，阎只好下令全线后撤，京汉线上撤守娘子关、龙泉关，京绥线上撤守雁门关、平型关。大军撤后3天，由于山路崎岖，傅作义师才袭取了涿州，李服膺师才进至门头沟附近的斋堂。傅师困守3月终以弹绝粮尽，不得不缴械投降，李、郑师则安全退回平型关。晋军后撤时，阎锡山才真正认识到徐永昌卓越的战略识见与指挥才能，便任他为晋东防御总指挥。他命令三军一旅与晋军一师在平山至获鹿一线构筑前沿阵地以便迎头痛击追来的奉军，赢得时间筑好娘子关一带的防御工事。后来奉军数次进攻获鹿均未得逞。如果阎未及时委任徐永昌为总指挥，奉军就很可能一路追到太原了。“尽力攻，尽力追，在本月内上太原喝醋去”。这是获鹿前线缴获的张学良部属下达的命令。
徐永昌 一直到1928年春，奉军才大举进攻娘子关、雁门关等地，均未得逞，但攻占了平定城东40余里的旧关（即固关）“在那一带蹂躏红驼河全村300多人，弄得个鸡犬不宁，屋子被铲平，食粮被烧尽，妇女被奸淫，小孩子被赤条条缚在树上饿死。等他们退后，全村简直变成了废墟烬堆，惨不忍睹”（《战壕》）。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为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4月起，分路北伐，徐永昌指挥三军与晋军占领石家庄、定州，进至望都附近时，作为他的右翼的二集团韩复榘师忽奉冯令撤走，幸赖四集团门炳岳师及时开到定州，方使他的右翼不致空虚。5月，晋军北路总指挥商震率军从平型关进至行唐。于是两路夹击奉军，5月底，徐永昌率军攻占了保定。阎令三军在保定休整，令商震率军进取北京。此时，徐永昌忽接电说孙岳已经病故，遂令三军全军挂孝，开了追悼会。后来孙岳灵柩由沪运至北平，安葬在北平西郊温泉寺附近的显灵山阳。1928年6月初，国府下令北京改称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并任命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商于6月9日率军进入北平。奉张退走前，应北平的治安维持会会长王士珍之请，留鲍毓麟旅维持城内治安。
商震 晋军入城前2日，韩复榘师忽由冀南日夜兼程，赶至永定门欲进占北平，不料吃了维持会的闭门羹。晋军自广安门进城，鲍旅自朝阳门出城，走至半路忽被韩师包围缴械，遂引起北平各界的责难。笔者当时求学清华，知此颇详。奉军退出关外后，褚玉璞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数万人盘据在滦河两岸，不肯投降。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总指挥，统率一集团陈调元部、二集团韩复集部、三集团徐永昌部、四集团叶琪部负责肃清冀东。不料韩部开至军粮城后，停止前进。他对徐永昌说他已奉冯令撤回河南。徐永昌说：“你们知难而止，这对不起朋友，我不能如你们那样做。”后来三路大军与直鲁联军激战数日，追到滦河，因河水大涨，无力强渡。徐永昌逐命其骑兵旅长吕汝骥率部从下游偷渡滦河，行大迂回，9月13日突袭滦州城而下之，于是东西夹击，彻底解决了褚张两部，三军立了大功，受到各方好评。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北平祭拜碧云寺孙灵后，曾约徐永昌在西山饭店晤谈一次。
徐永昌与蒋介石 第一以建都北平为宜，因我们的外患在北方，内忧亦在北方；蒋虽首肯，但未实行，徐永昌又请陆大同学、蒋的顾问方本仁转达他的请求：国民三军1925年入陕之役与打吴张之役“死伤抚恤无着，当时等于无政府，因此托方转陈对于两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蒋托方送去3万元，他以半数分给阵亡将士的遗属，半数用在满城一亩泉修建国民三军昭忠祠上。该祠落成于1929年末，正厅供奉了840个灵牌，以三军创办人孙岳为首，祠匾与纪念碑文分别为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于右任书写，碑文则由三军参议杨肖韩撰写。又在祠旁购置良田百亩为守护者耕种维生之用。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文职，便到三军总部将所部整编为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独立团，准备交权给三集团。当时三军干部反对此举。他先耐心倾听大家发言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已非过去的无政府状态，如仍不改番号，就对不起国家。只要大家跟着人家努力工作，就都有前途。”大家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才安静下来。徐永昌这种以国家大局为重，自动交出兵权的高尚表现，在人人拥兵自重、争权夺利的民国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人。
绥远呼和浩特城 1928年11月，徐永昌赴绥前将他的部队交出来编入三集团各军。他仅带王平秘书长、李芷政秘书赴绥视事。至于绥省厅局长人选没有三军一个僚属，全是晋绥两省贤能之士，如与我有一面之缘的教育厅长祁志厚，就是绥省少数留学生精英之一。当时的绥远既闹旱灾，又闹土匪，徐永昌立即采取两个紧急措施：救灾与剿匪。救灾工作得力于东北赈济会会长朱庆澜与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朱在东北购运大批粮食运往绥远赈济灾民，还运来良种改良绥远省农作物。章则以工代赈，修筑萨拉齐附近的黄河渠。由于徐永昌的多方努力，几个月后，匪清灾去，农田相继下种，为明年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他还为绥省办了三件实事，疏通旧渠、修筑公路、设立医、农、牧职校。可惜，他的以编余官兵实行军屯，以各省贫民实行民屯的宏伟计划，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1929年9月国府调河北省主席商震为晋省主席，以徐永昌继任。河北省府当时设在北平中南海内。10月，徐永昌赴平视事后，对原省府厅局长班子，一无变动，只让王平与李芷政分任省府秘书长与秘书主任而已。河北是徐永昌的第二故乡，对河北人民常受的水旱灾害知之甚深。但他认识到想根治境内大河的水患，非由中枢协同晋冀察热四省共同努力不能成功；而采用打井办法灌溉农田，防止旱灾，则是冀省独立可以实现的。因此，他通过省府会议，成立了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在国民党元老冀人李石曾、朱庆澜及任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3人大力协助下，以长芦盐加价2年作抵押，从各大银行借到现金350万元作为基金，由省府统一规划，地方士绅负责实施，贷款给农民打井灌溉，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整理全省预算，以便合理负担平津卫戌总司令部官兵的军饷。他的整理办法不外开源节流，首先裁撤省府卫队营和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开源是增加税收，即大力剔除中饱、逃税等弊端，而不是增加税率。在此有必要提及徐永昌奉养徐翁之事。他驻军大名时，曾派人到蚌埠迎养徐翁，因徐在税局做事未来。北伐成功后，他亲迎徐翁于天津，偕往绥远，孝敬如昔。主政河北后，安置徐翁于省府旁的小院内，每星期日陪翁看戏，吃小馆。1930年8月，翁忽病逝，享年75岁，他因在豫东作战，只在军中遥祭而已。1931年春，他在法源寺为徐翁正式开吊，设奠敬礼，并亲撰碑文，交翁子燕桂扶柩归葬营口。徐永昌终身奉养徐翁犹如生父的孝道，是有口皆碑的。河北省是个大省，徐永昌的“公薪月约1900元，家用较多……在职一年余，剩下4000余元”。据王平的回忆：“……经费剩余八九万元，此时正是混乱之际（1930年10月张学良率军入关，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徐先生让我交代时不能少了一草一木，对于款项未领者不再领，转行交库，已领未用者，全数移交后任。”这是徐永昌终身一尘不染的又一证明。1931年7月，徐永昌参加北平政分会期间，因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收得的基金百万元已由奉军移做他用，他偕国民党元老冀人张继找奉方负责人，要求如数归还河北农田水利委员会而未成功，使他感到遗憾之至。（未完待续，下一期：参加蒋、阎、冯中原大战/奉晋合作安定北方/主政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