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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处在尚未分化的时候，常常在预卜吉凶的宗教迷信中透露出某些哲学思想，这是很自然的。周易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一部占筮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应当指出的是，从《易经》到《易传》，其理性抽象思维越来越发展，终于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个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人在内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化理论模型，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特点。 正是这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整个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汉以后的思想发展中，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的思想及其演变，都和周易有某种深刻的联系。 一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虽有不同表现，但都是讨论和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哲学的最高层次上，则是解决人在宇宙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周易作为中国形而上学的代表著作，正好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也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世界观的图式或思维模式，儒家孔、孟重视人的问题，道家老、庄强调自然方面，周易则从某种意义上把人和自然结合起来，统一提炼，建立了一个以人和自然为轴心的宇宙模型。因此，周易之学，从根本上就是天人合一之学。 周易虽然提出了一个世界模式，但它绝不是单纯地研究自然界，绝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目标和兴趣投向自然界，没有提出系统的自然哲学，而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人的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周易哲学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离开人的主体性，离开了人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联系，仅仅把周易看作是对自然界物理图式或生物学的描述，或看作客观的实在论的认识问题，都是不符合周易的基本精神的。在这里，人不是“旁观者”，如西方许多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世界之外去“观察”和“说明”这个世界；事实上，人是世界的一部分，更是世界的参与者、行动者，人和这个世界（自然界）不是隔离和对立的，而是处在有机统一的整体联系中。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中心的有机论的系统观或整体观。 西方古代哲学也是一种整体观，但那是一种机械论的整体观。周易哲学则不然，它认为，整个自然界，包括人在内，不是机械的物理结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表现这个整体的是以卦、爻等象数为特征的符号系统，其卦辞爻辞即传辞则构成语言符号系统。象数和语言都是表达意义的，周易所表现出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现象世界，而且是一个意义世界。原始周易的占卜吉凶在乞求神灵的同时，具有某种经验的预测性，但是带有很大的迷信成分，后来的易传则用整体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论模式，代替了神灵，因而具有理论的预测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具有规约性的变化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人事的吉凶悔吝。但这些又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即不仅具有吉凶悔吝等因果关系，而且具有善恶美丑等价值评价。因此，它又不单纯是数学逻辑那样的形式所表现的系统论或整体论，尽管它包含着数的概念。 这个系统以阴阳为基本要素，以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六爻）为其子系统，其中人和自然界是构成这一系统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基本对立项，处在双向交流的整体结构中。每一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由阴（，负）、阳（，正）二爻按不同排列组成一卦，每一卦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又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卦的六爻由阴阳二爻错综地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关系，决定该卦的意义。重要的是，无论每一卦或由六十四卦所组成的整个系统，都包括人和自然界两方面的意义，二者不仅是一一对应的，而且是完全统一的。比如乾卦有刚健之义，既代表自然界，又代表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坤卦有柔顺之义，也是既代表自然界，又代表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这似乎是由天道说明人道，但实际上，这里的天道是人道的投射；这里的人道，则是天道实现的。因此，既不能说乾坤二卦只代表自然界的两类事物（天地）或两种意义，也不能简单地说，人道仅来源于天道，实际上它们既说明自然界的某种事物及其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确切地说，它们是说明自然界和人的某种对应关系的。乾坤如此，其他各卦无不如此。由六十四卦组成的宇宙模式，即易道，则是从整体和部分、结构和要素等方向说明人和自然界的有机联系的。 阴阳是周易模型的基本要素，代表阴阳的正负二爻（，）是周易象数的基本符号，但周易哲学并不是元素论而是整体论，不是机械论而是生机论。因为它的全部意义并不是由阴阳两种元素或由它们的物理、化学组成所决定，而是阴阳所组成的整体结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和关系所决定的。世界不是被归结为某种最基本的元素（如同西方的原子论），而是被归结为结构和功能，也就是某种结构和功能，也就是某种关系。每一爻或每一卦都是处在同其他爻、卦的有机联系之中，并由这种联系和关系说明其意义。比如有些卦，阳爻多于阴爻，但整个卦却是阴性的；有些阴爻多于阳爻，其卦的性质却是阳性的。总之，它是结构–功能理论，而不是西方那样的机械原子论，是有机整体论而不是物理还原论。还是这种理论特征，决定了它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内容。就拿卦象来说，每卦由六爻组成，代表一类事物，但要说明一卦的意义，绝不是由六爻的简单机械相加所能决定的，它是由卦爻和卦位（从初爻到上爻）按特定关系组合而成的，有许多卦有相同的爻，即阴阳二爻数目相等，但由于组合排列不同，性质和意义也不同，甚至相反（如泰、否、既济、未济，等等）。整个周易系统虽然由六十四卦组成，但它可以包括宇宙的一切事物和意义，形成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有机系统。太极就是代表这一系统的最高概念。用周易的模型解释世界，就是“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此与现代系统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周易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形而上的理论模型，或者叫先验的结构模型，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包括天、地、人，适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人，因此被称为“三材”之道。这种三材之道的思想，正是周易天人合一论的实质所在。 二 这里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 形而上是超越有形事物之上的抽象意义，形而下是有形体形象的具体存在。有形而上之道，便有形而下之器，反之亦然，二者是对应的，又是统一的。在周易中，前者为意义理论，后者则为象数之学。就自然界而言，有无形之道与有形之物。就人而言，精神世界属形而上，物质形体属形而下，既有生物、物理层次（有许多卦是说明人的形体生命的，如男女、颐养等等）、心理层次（有许多卦是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如心知、意志和情感等等），还有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层次（这方面内容更多）。但形上与形下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哲学并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它是形神、身心一元论，而不是西方那样的形神二元论。“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4] 故有形而上之道，这与西方把灵魂和身体、意识和物质看作是两个平行的独立实体的理论是不同的。 重要的是，不管自然界还是人自身，周易的结构模型对于二者是共同适用的，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具有对应的结构模型或模式。这不仅因为，从人类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如《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人也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物。而且从本体论和主客体关系说，人和自然界构成整个系统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对应项，处在互相对应、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中。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发展，“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5]；另方面，人又可以作用于自然界，创造人类文明，并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这叫“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6]。这就是天、地、人“三材”之道。 三才之道实质上是天人之道，天、地是代表自然界的，人确是社会文化的主体。《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就卦位而言，每一卦的上两爻象天，下两爻象地，中间两爻象人，构成天地人三才。就卦义而言，又不能机械地用卦位说明天人关系，实际上每一卦作为一个小系统，都是从某个方面说明自然界的，也都是说明人的，因而也是说明和自然界的统一关系的。天地之道就是人之道，人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这当然不是说，人和自然界没有任何区别，而是说，人和自然界都具有共同的模型，这就是“同构性”或“同型性”。 天地之道为阴阳、刚柔，人之道为仁义，前者则表示自然界的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功能，后者则表示人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这在性质上显然是有区别的，二者又何以统一呢？这里有类比思想，运用了类比的逻辑思维，即所谓“取象比类”之义。其根据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7]，“方以类聚，物以群分”[8]。这种同类相应的思想是周易天人合一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但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比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类，是就自然界一般现象而言的；就人事而言，亦与之相应，“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9]。事物都是以类相分，以类相应，以类相从。自然界是一个由各类事物组成的和谐整体，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由各类关系结成的有机整体。 很清楚，这里提出了天人同型或同构的理论。阴阳、刚柔作为普遍的要素及相互作用，形成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之道，这是一个自动自组的有序的动态稳定系统，不需要第一推动那样的理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10]。这种自动自组的有机论思维，同西方机械论的思维有重要的区别。人和自然界虽然是有区别的，因为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的主体。但二者具有对应的关系，仁义并不等于阴阳，但和阴阳一样，处在特定的关系中，仁表现了阴即柔顺的一面，如同情、关心、爱怜等等，义则表现了阳即刚强决断的一面，“义者宜也”，是应当如此的道德原则。在周易中，义和利虽然不是对立的（“利者义之和也”），但义毕竟是道德价值范畴。这就是说，既不能把仁义道德还原为阴阳、刚柔，因为仁义作为社会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原则，具有不同于自然的社会内容；但是，就阴阳、刚柔和仁义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言，它们都有共同结构和功能，因而是互相对应、相互作用的。贲卦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以化成天下。”天文是自然现象，由阴阳相互交错而成，自然界的变化并没有目的和意志，“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11]。总之，自然界虽然是一个自动自组的有机系统，但其变化并不具有人的目的性，并“不与圣人同忧”。社会的人文，包括伦理道德，则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当然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但是按周易所说，它们是宇宙整体系统中的两个基本的对应部分，二者不仅是对应的，而且是完全统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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