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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结合中国各地的阿育王式佛塔，探讨了这种单层、圆形覆钵顶、顶上四角通常有山花蕉叶造型的佛塔，并将其细分为舍利塔、阿育王塔、丧葬塔、纪念塔和瑞现塔。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堵婆式佛塔的起源、时代、特征及历史含义，并讨论了其潜在的原型。中国圆顶塔形并非起源于单一的原型，更有可能与不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思想及造像有P，是人类复杂的文化交流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 关键词：@堵婆；舍利塔；阿育王塔；丧葬塔；瑞现塔；莫高窟；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22-1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unhuang material on a stupa type associated with King Aoka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relates this information to stupas known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that have a single story with a domed roof and typically also having protrusions standing at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roof that resemble acroteria in Western architecture. This type can be subdivided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including reliquary stupas， King Aoka stupas， funerary stupas， commemorative stupas， and auspicious stupa manifestations. It concludes that these stupa forms in China are related to ideas and image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assign them to any particular precedents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or to any single point of origin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stead， they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groups of people over many centuries， and their meanings changed over time. Keywords： sudupo； reliquary stupas； King Aoka stupas； auspicious stupa manifestations； funerary monument； Mogao Grottoes； cultural interaction 一 前 言 梁思成在其《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中，根据样式将塔式建筑分为5类：单层木塔、多层木塔、@堵婆式塔、单层砖石塔和多层砖石塔。后来的研究修订了梁思成的分类，将塔式建筑分为6类：@堵婆式塔、多层木塔、楼阁式木塔、单层砖石塔、多层砖石塔和砖木混合塔①。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堵婆式塔（sudupo）一类，这种塔在整体上被认为是起源于印度的外来样式。 @堵婆这一术语是梵语stupa或普拉克利特语thupa的众多音译之一，指的是佛教墓葬建筑②。@堵婆式塔包括在较长时间内出现在壁画中的不同形式与外貌的佛塔与舍利函，因此可以进一步细化、分析。本文结合敦煌与中国其他地方已知的佛塔样式，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了敦煌史料中的佛塔样式，这些佛塔通常为覆钵形圆顶单层式样，通常在塔顶四角有类似西方建筑之acroteria样的山花焦叶隆起。 这种类型还包括敦煌壁画中称为阿育王塔的佛塔（图1）。1964年首次公布的一系列研究中，张驭寰识别了阿育王塔的类型，并试图对北魏及其后数世纪内的此类佛塔作编年。实际上，他最初研究的是10世纪的佛塔，然后才上、下追溯至北魏时期与后代的佛塔③。他将这种类似的建筑形式统称为阿育王塔，并推断了这种佛塔的形式及其历史意义。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中国最早的这类舍利塔与阿育王相关联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尽管此前对这类佛塔已经有过研究，但是这种佛塔建筑式样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此前我已经考察过这种类型的佛塔以及它们在中世纪中国的表现形式，包括雕塑，石窟寺建筑、墓葬塔和舍利塔等④。本文想进一步拓宽这种研究，将其与敦煌壁画中的类似佛塔图像结合起来。苦于没有更为恰当的术语，我将使用@堵婆（sudupo）一词来描述这类佛塔，并提出这种佛塔可以进行概念性的细分：舍利塔、阿育王塔、瑞现塔、骨灰塔和纪念塔。这些类别并非没有交集，但是它们为进一步探索与分析其历史与宗教背景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 历史上称为阿育王舍利塔的佛塔，是古代浙江县（今宁波境内鄞县）阿育王寺保留的舍利塔（图2），它应从唐代就存在，但其来源现已不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报恩寺遗址最近发现的北宋阿育王七宝舍利塔，由此我对中国佛塔之@堵婆类型的研究受到启发。明朝永乐皇帝于1412年开始在此修建宏伟的九层佛塔，俗称琉璃塔，也被后来的欧洲访客称为瓷器塔。报恩寺位于更为古老的长干寺遗址上。长干寺的阿育王七宝舍利塔比报恩寺的琉璃寺早四百多年，北宋早期寺内建有九层砖塔，塔下地宫中藏有珍宝（图3）。2008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大型镀金银舍利容器，封藏于石匣之中，并埋于现地面之下的六米深处。此塔地宫容器自北宋早期被埋葬以来，一直没被移动过，因此这是现存藏有明确称为阿育王舍利塔的罕见实例。石匣的长方形石板上刻有较长的铭文《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铭文有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纪年。下面是节选的一部分铭文： 法主承天院住持圆觉大师赐紫德明述并书。我大牟尼师，嗣贤劫第四之大宝也。总法界为化封，以教理为命令，垂衣利物四十九年。大事既周，提河示寂，碎黄金相，为设利罗（arira舍利），育王（King Aoka阿育王）铸塔以缄藏耶。舍手光而分布，总有八万四千所，而我中夏得一十九焉。金陵长干寺塔，即第二所也……圣宋之有天下，封禅礼周，汾阴祀毕，乃有讲律演化大师可政，塔就蒲津，愿兴坠典，言告中贵，以事闻天，寻奉纶言，赐崇、寺塔。同将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为导首，率彼众缘，于先现光之地，选彼名匠，载建砖塔，高二百尺，八角九层，及造寺宇。进呈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即以大中祥符四年太岁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甲……{1} 正如铭文所述，阿育王塔里面有不同的舍利。中文术语舍利译自印度梵语arīra，最初指遗体或尸体火化后的遗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也指以其他材料所制作的物品。关于长干寺的最早记载可见于成书于6世纪初的《高僧传》。据其记载，慧达于3世纪后半叶发现了两座阿育王塔。当慧达到达长干寺遗址时，他看见了神秘之光，于是令人挖掘，结果在地下发现了嵌套的金银舍利容器，包括佛的一片指甲和一根头发{1}。 阿育王（约公元前268―232年在位）是远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印度孔雀王朝（前323―185）的统治者。在汉语佛教文献与中世纪的民间信仰中，阿育王以及与阿育王名字相关联的古代寺庙遗址、雕刻、佛塔与石窟的佛教作品，反复出现。该国王传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印度及其以外地区修建了无数的僧院与八万四千座佛塔，用以收纳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在佛教及舍利信仰传播至整个周边亚洲并深入中国的过程中，这些纪念性建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权倾一时的统治者，阿育王最初使用武力与严苛的惩罚措施征服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在皈依佛教之后，他改变了统治方式，变成仁慈的君王，提倡对其他生灵要道德、宽容与善行。佛舍利最初供奉于八个舍利塔中。阿育王最知名的行动就是把其中七个佛塔中的舍利取出来并广泛分散到全国各地。据说，阿育王将这些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分别放置于用贵重材料制作的舍利函中。然后他下令一天之内在全国各地修建八万四千座佛塔，用以收藏供奉这些舍利。据该故事的不同版本，阿育王寻求了睿智且法力强大的罗汉的建议，并获得了自然之神的帮助，完成了这一伟业。在所有佛塔即将修建完成的那一天，这位罗汉举起右手遮住太，造成了日食现象，标志这一奇迹的发生（图1）。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如下： 王还于本处，便造八万四千宝箧，金银琉璃以严饰之，一宝箧中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匹彩以为装校。一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到于上座夜舍之前合掌而言：“我今欲于阎浮提内造立八万四千宝塔。”上座答言：“善哉善哉。王若欲得一时作塔，我于大王作塔之时，以手障日可遍国界：'手障日时，尽仰立塔’”。于是后即以手障日。阎浮提内一时造塔。造塔已竟。一切人民号为正法阿恕伽王（King Aoka阿育王）。广能安隐饶益世间，遍于国界而起塔庙，善得滋长，恶名消灭，天下皆称为正法王。{2} 无忧王（阿育王）既开八国所建诸@堵波（stupa塔），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谓罗汉曰：“我心所欲，诸处同时藏下舍利。心虽此冀，事未从欲。”罗汉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隐蔽，其状如手，此时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无忧王观候光景，日正中时，罗汉以神通力，申手蔽日，营建之所咸皆瞻仰，同于此时功绩咸毕。{3} 阿育王能够召唤所有超夜叉、鬼神的帮助，使他得以在那天完成这一奇迹。因此，他被看做是宇宙之主、佛教统治者的典范，即所谓的转轮王（cakravartin，或曰轮王）{4}。阿育王的事迹激励着很多中国统治者修建佛塔、礼拜圣迹、传布佛舍利，并渴求“轮王”称号的权威。 其后中国很多据说开始于阿育王时期的佛寺及其他物品与舍利信仰关联起来。到公元3、4世纪时，中国佛教徒开始相信，阿育王建造佛塔的奇迹以及其中收纳的舍利可以在中国境内找到{1}。分配舍利的传奇故事很有说服力，其演化又促进了全亚洲佛教徒对人间圣君与宇宙之主的信仰。然而，尽管早期佛塔有历史记载，但我们并不知晓这些佛塔是什么样子。 二 唐代至宋初时期的阿育王佛塔 南京长干寺发现的北宋佛舍利塔有119厘米高，镀金银质，镶有宝石和琉璃，有繁复的装饰性狩猎纹样（图3）。就艺术质量与保存状态而言，该舍利匣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有铭文明确称为“阿育王七宝塔”的罕见例作{2}。这件舍利容器做得特别精巧，容量特别大。有单层方形塔身，塔顶覆钵颇平，四角有长的叶状突起物，即所谓的山花蕉叶。塔顶中部塔柱上有以铃铛链环绕的五层露盘。 舍利塔四面镂刻有四幅描绘佛前世故事的本生故事场景，描绘佛在前世通过忍辱修行积累功德，才得以最后转生为佛祖释迦牟尼。根据铭文可将这四幅图识别为萨侍子舍身饲虎本生、月光王施头本生、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须大施眼本生。这些主题与早在5世纪时前往天竺寻求佛法的中国僧人所见天竺四大佛塔有关。中国求法僧如法显（337―422）、惠生和玄奘记录了很多据说修建于阿育王时期的佛塔，既包括纪念佛前世事迹的佛塔，也包括收纳有释迦牟尼佛舍利的佛塔{3}。 南京七宝佛舍利塔是10世纪类似佛塔的放大版。吴越王钱弘m（928―988）在降宋之前的在位时期（947―978），下令修建了很多僧院以及很多类似的这种佛舍利塔。2001年，于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该时期的一件银质舍利塔在造型、工艺与本生故事画的布局方面与前述佛舍利塔比较相似{4}。塔高36.6厘米。吴越王也下令以铜铁制作了众多此类佛舍利塔，很多带有铭文“吴越国王钱弘m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955年）”。这一铭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阿育王塔，但是它表明该国王效仿了阿育王建造舍利佛塔的行为。 浙江金华建于1062年的万佛塔之地宫，出土了15件类似的舍利塔。按照题记可知它们是制作于吴越时期，即955与956年{5}。吴越舍利塔的制作至少持续了10年，而且吴越王将它们献给了中国不同地方的僧院，甚至派使节将部分舍利塔送到日本，并被供奉于日本寺院内。这些舍利塔得以继续传播，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又被重新埋葬。在制作舍利塔的同时，钱弘m令人版印了似乎八万四千份陀罗尼经放在舍利宝匣内。经文包括三次版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年代分别为956，965和975年）。其中的一些陀罗尼经卷，20世纪20年现于雷峰塔的空心砖内{6}。该经指示人们将经文放在佛塔与佛像内，并保证修建这些佛塔与佛像的所有地方将受佛及其护法神的法力保护。因此，张驭寰也将这些佛塔称为宝箧印塔。 与之非常相似的一件佛舍利塔是保存在鄞县山阿育王寺的佛塔（图2）。据说这件舍利佛塔更古老，是吴越王所建舍利佛塔的范本。该寺院位于宁波附近，据称是阿育王佛塔原型的第一个遗址，3世纪时为慧达所发现。在7世纪时，僧人兼佛教历史学家道宣（596―667）访问了该僧院，并记录说舍利佛塔为方形，有1尺4寸高，7寸宽。他还提到了五层露盘，四周还有无数精雕细刻的人物形象。其颜色较深，看起来像石头，但不是石头。“略列大唐育王古塔历（并佛像经法神瑞迹）。越州东三百七十里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镂异相百千。”{1}另外，道宣提到，山佛舍利塔的造型与西域和田的佛塔类似。8世纪时日本和尚元开记载了鉴真（688―763）对该寺院的一次造访以及佛塔四周的四个本生故事{2}。 根据以上实例，中国境内此类造型的阿育王佛塔至少可以追溯至初唐时期。这些实例将与佛舍利及当时流行的佛塔有关的多种观念与信仰结合起来，吸引了崇拜者来参与礼拜和施舍，并使信徒激发了感恩之心，需要回报佛的数世恩德。 三 北朝的@堵婆式佛塔 目前已知的此类佛塔最早实物，出现在中国北魏时期。5世纪末6世纪初，北魏云冈与龙门石窟中的浮雕出现了一些单独的个例。北魏时期，多层佛塔是最普通的类型。但在北齐时期（550―577），带覆钵顶的单层佛塔似乎取代了北魏时期所见到的以及所记录的多层佛塔。在北齐时期，@堵婆有着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含义。当时大多数佛教石窟与佛龛都为圆顶单层的造型，顶上四角有山花蕉叶。在北齐都城（今河北邺城）附近，官方赞助修建的南北响堂山石窟就采用了@种建筑形式。在许多洞窟中，正面看起来仍然有一个圆顶，门上有雕刻的山花蕉叶造型。窟门前有一个前廊，前廊有圆形石柱、横梁、斗拱和铺有瓦片的飞檐，均为石雕（图4）。 从东魏、北齐开始，小型覆钵顶佛塔经常以伴随着天神的形式频繁出现。石窟门上也可见有这类例作，比如南响堂山石窟第7窟门楣与原来的第5窟门楣及佛像头部上方等{3}。这些飞行着的佛塔过去被定名为《妙法莲华经》中的多宝塔。但是《妙法莲华经》所描绘的塔是从地下涌现的，在佛教艺术中通常描绘为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形式。而这一类飞行着的佛塔常出现于佛像头上，且没有两尊佛并坐在内，这似乎是预示着远处神圣舍利的到来，因此似乎是一种具有保护功能与吉祥意味的瑞像（图5）。正如北魏官方所采纳的佛塔样式，这种佛塔对北齐统治者的权威而言，也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北魏末年永宁寺塔遭大火焚毁，飞塔被认为是预示东魏建立、在高欢指令之下迁都至邺城的吉兆。东魏大丞相高欢是皇帝的幕后主宰，来自东海岸的渤海。其长子高澄为渤海王，次子高洋在高欢死后继位为齐王。550年，高洋宣布登基，改国号为北齐。虽然这些历史记载并没有描绘奇迹般飞行之佛塔的造型，但是关于这种佛塔的想象对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覆钵顶佛塔在该时期的流行，暗示或反映了那时官方对此佛塔造型的推崇{1}。 在北齐时期，这类佛塔也有可能与阿育王相关联。据北响堂山石窟的一则铭文，北齐统治者确实向往宇宙之主阿育王那样的完美典范。当北齐官员唐邕于572年在北响堂山石窟的南窟敬献雕版佛经及碑铭时，他说：“我大齐之君……家传天帝之尊，世祚轮王之贵。”{2}佛教石窟寺庙和雕刻中的覆钵顶佛塔，除了作为礼拜的场所和崇拜的对象，也有墓葬的背景功能。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修习禅定，师从高僧灵欲等。他倡导佛教，压制道教。当他于559年驾崩时，据说他的遗骨被秘藏于北响堂山石窟的北洞（大佛洞），北洞与其他响堂山石窟的表面造型是一个覆钵塔形的洞窟{3}。这一时期的此类佛塔也被用来埋葬佛教僧尼火化后的遗骨，已知最早例作是安阳附近的宝山灵泉寺石刻单尊圆顶舍利塔。此塔上刻有563年的纪年铭文：“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图6）。博学的寺院住持道凭宣讲《大般涅经》与其他佛教经典。在他死后，他的骨灰被奉祀石塔中，后在附近山壁上以浮雕的数百个形式类似的覆钵塔，用来收藏他的追随者及其他圆寂和尚、尼姑和俗家信徒的骨灰。高僧灵欲在这里也有遗骸舍利塔。火化尸骨并把骨灰收藏于佛塔下面成了此地的一种普遍葬礼习俗，从北齐一直延续到隋朝和初唐（图7）。 灵泉寺许多浮雕圆顶佛塔的旁边附有纪年铭文，称之为烧身塔、灰身塔或碎身塔。有几例铭文表明，当地的塔既有佛教信徒用于供奉教导他们的僧尼的，也有俗家信徒的子孙供奉他们住在当地的佛教寺庵的祖辈们的，这在7世纪是特别普遍的现象{4}。 北朝至宋初的这些例证表明，圆顶@堵婆是与古印度国王阿育王及佛舍利有关的一种佛塔建筑造型。这种佛塔是用来收纳并供奉那些按照古印度风俗火化的教徒遗骨的。同时这种佛塔也被认为是一种瑞现。在这种情况下，佛塔通常会被表现为在众天神护卫下的飞行塔。 四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堵婆式佛塔 考察敦煌莫高窟壁画，根据造型可判断，这类佛塔年代约为6―10世纪，其覆钵顶与山花蕉叶的造型特征出现在众多唐宋时期的洞窟中。在此期间，也发现有些佛塔被明确表明为阿育王塔，而其他佛塔则与经变画有关。 有不少描绘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塔的壁画（图1），如以手遮日故事画。8世纪晚期至9世纪初期的莫高窟第237窟壁画中，有一只大手举至山巅之上，指缝中透出万道日光，照到下面看似漂浮着的佛塔上。根据旁边的榜题可知，画的是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塔：“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罗汉与手遮日，日光下处见之。”在第454窟东壁上方窟顶上也有这样的一则榜题，旁边是一只大手遮在变暗了的太阳之前。几缕光线从指缝间射出，照耀着众多的小佛塔。张小刚提到了敦煌文献以及壁画中中唐至宋之间关于这一主题的很多例证{1}。 第61窟西壁的大型五台山图也在山间描绘了几座圆顶佛塔，有一座明确标记为“阿育王瑞现塔”（图8）。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佛塔被认为是在五台山佛教圣地出现的瑞像。另一座圆顶佛塔被标记为“释迦之塔”，表示其中藏有佛祖的舍利。其他几座类似的白色佛塔，在壁画中宛如幻影一样，但是其旁边的榜题现在全都无法辨识。有些佛塔周围有信徒虔诚躬身礼拜或双手合十祈祷。 阿育王在敦煌的表现还有其他几个特征。壁画描绘了这位统治者一生的传记细节，如与宾头卢尊者（Pindola）相会。宾头卢尊者是当时佛陀唯一在世的弟子，即唯一可以将他直接从佛祖那里听到的佛法传达给阿育王的人。还有其他与阿育王间接相关的几幅壁画描绘了发现金佛像的神迹。第323窟南壁绘制的杨都金像出渚故事画，表现的是人们在海边迎接一身制作于阿育王时期的佛像的场景。当地人们前往迎接金像，送至岸边。在其他场景中，一朵悬空的莲座和头光出现在水面上，放射出光芒。头光与佛座被用来安置佛像，供人礼拜{1}。 《法华经》经常提到佛塔，并推测佛塔崇拜很盛行。也许最好的例子就是多宝佛从地涌出的宝塔，多宝佛邀请释迦牟尼佛进入塔中并坐说法。自6世纪开始，有很多描绘塔中二佛并坐的壁画。在唐代壁画中，佛塔开始采用覆钵顶与山花蕉叶特征的@堵婆式塔的造型，初唐第332窟就有一幅（图9）。其他场景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圆顶佛塔。《法华经》认为，修建佛塔是重要的修积功德的活动，但《法华经》同时宣称，诵读、抄写、收藏佛经的功德等同于修建收藏佛舍利的佛塔。任何地方，只要人们能听僧人讲经、能诵读佛经或保管佛经，那么这个地方就好比佛塔或僧庙，即《法华经》所谓“如来灭后，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若自书、若教人书，供养经卷，不须复起塔寺，及造僧坊、供养众僧”{2}。 莫高窟第217窟（8世纪早期）南壁壁画的一个局部描绘出一个场景：似乎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起听法并诵读佛经，一座佛塔奇迹般地出现了，塔中有一坐佛。有些信徒惊讶地指着佛塔，有些则跪下礼拜。第217窟南壁壁画被定名为法华经变，近年有学者认为应定名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南壁下部有@堵婆式白色佛塔三座，还看到佛经放在读经台上，可能跟该经的描述有关。 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堵波中。天帝若有刍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1} 于四衢道造@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归依礼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省U媸欠鹱映址ǘ傲骸S质侨缋慈身舍利@堵波塔。{2} 弥勒经变中也有这种类型的佛塔。8世纪第113窟壁画中就有一座佛塔，同时还有一身往上飞行、欲转生兜率天宫的人物像（图10）{3}。在那里，他（她）将等待着转生至未来佛弥勒的净土世界。这种佛塔在很多叙事性经变画中多有描绘，包括涅经变与维摩诘经变。 莫高窟壁画中的这种佛塔可以追溯至北朝时期。在北周第301窟的萨侍子本生故事画中，为拯救濒临饿死的老虎家族而牺牲自己的太子，其尸骨被供奉在舍利塔形式的佛塔中{4}。类似的佛塔也可见于隋朝洞窟中。北周第428窟中的同一主题的壁画中，有一比较大的两层或三层圆顶佛塔，佛塔上部绘有佛陀诞生的场景（图11）{5}，这种比较宽的覆钵顶、窟檐与同一时期响堂山石窟中北齐洞窟的佛塔相似。佛塔基座是四根独立的柱子，在中国很罕见。这种柱子通常见于印度阿育王时代以来的佛教遗址。因此结合起来可能指的是印度佛教舍利塔，并使之显得更加真实。在一件表现信徒礼拜佛塔的犍陀罗浮雕中，佛塔基座四周有四根柱子（图12）{6}，但是这座犍陀罗佛塔与@堵婆塔不同，塔顶没有山花蕉叶，而在顶部有数层相轮。 莫高窟其他与@堵婆式塔类似的造像是北方天王毗沙门天之塔。自北朝开始，毗沙门天像的一个特殊标志就是手托一个圆顶舍利塔。10世纪晚唐时期，毗沙门天信仰在敦煌非常流行，人们修建寺庙供奉礼拜，祈求毗沙门天的保护、希望获得财富与长寿。这种信仰出现于北朝时期，当时描述四大天王的佛经得到传抄，并与其他佛经一起流传。 毗沙门天作为亚洲商路上的商人、旅者和士兵的保护神，受到特别的崇拜。毗沙门天是古代和田的守护神，其像在和田寺庙墙壁上。研究显示，毗沙门天与印度神、古希腊罗马的宗教习俗有关。毗沙门天有印度财神俱吠罗（Kubera）的特征，他的法力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神或古罗马的墨丘利神类似，他们被认为是报信神，是旅者的保护神，是死者灵魂的引路神。这位皇家保护神在中亚与中东古文化的其他宗教背景中也有记载。关于毗沙门天的最早造像可能源于犍陀罗佛教雕刻，其中他被表现为皇家勇士。早期经典认为，毗沙门天有统御所有药叉的能力{1}。 毗沙门天的表现特征昭示了他的多文化起源。在敦煌壁画中，毗沙门天通常表现为身穿铠甲、头戴鸟翼冠的形象。他右手握三叉戟，左手上举托着小型舍利塔，站立在一个鬼神或药叉身上。在劳度差斗圣变中，劳度差变为巨人般的恶魔药叉，舍利弗则变为毗沙门天的形象，于是劳斗叉因恐惧而降服{2}。敦煌早期的毗沙门天造像中，毗沙门天通常与四大天王一起出现，他们全部身穿铠甲、手持武器。在四大天王中，只有毗沙门天一手上举，手心向上，托着一座舍利塔。在西魏第285窟中，四大天王被绘制在西壁主尊两侧。毗沙门天右手托塔。在隋代第427窟前室有六身雕塑保护神，即四大天王与两大金刚。毗沙门天即为其中之一，他左手上举，掌心向上，但塔已不存。在隋代第380窟中，四天王一起绘制在东壁门附近。毗沙门天头戴鸟翼冠，左手托举宝塔。唐代第154窟南壁左侧画有手托舍利塔的天王，头旁边有题记，表明他是“毗沙门天王”{3}。 出自敦煌的一件947年祈愿文印本上就有一幅毗沙门天的画像，题为《大圣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居中，周围侍从簇拥（图13）。毗沙门天左手托@堵婆式舍利塔，右手持长矛，脚踩一身从云端现出上半身的小型药叉的双手。画像下的题记对毗沙门天掌控药叉、回应祈祷者的法力有详细描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佑……”{4} 毗沙门天被挑选出来作为药叉领袖受到特殊崇拜，这一点与他托塔的形象暗示了一种关联。这或许反映了对阿育王的认同，因为阿育王指引着全部药叉完成了舍利分配与八万四千佛塔的修建。在《大唐西域记》卷81中，对这一奇迹的描绘说明，鬼神给予了阿育王所希望的帮助：“无忧王既开八国所建诸@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谓罗汉曰：'我心所欲，诸处同时藏下舍利。’”{1}尽管这里没有明确提到毗沙门天，但有可能因为毗沙门天与阿育王的关联，因此在他脚下的药叉和舍利塔成了辨别这一佛教王国之保护神的特征物。 千百年来，在亚洲大陆上通过征服、宗教、外交或贸易往来所开展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活动，引起了在器物、造像与思想观念方面广泛的互动与交流。在跨越时空的交流中，器物与造像可能被共享、被改造而失去其原初的含义，而不同的造像可能被用于表现同样的宗教观念。建筑形式中，一个地方的建筑技艺、设计和材料等很容易被另一个地方所模仿并改造。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为了适应新的形式，佛塔也有变化与改变，比如舍利容器以不同形式和材料而大量制作。在此过程中，关于什么是舍利的观念也在改变着。 五 可能存在佛塔之西方先例 道宣提到过阿育王寺的舍利塔与“西域”佛塔的相似性。这里的“西域”指的是跨越中亚和印度非常广泛的地域，但是很难找到中国阿育王塔造型的令人信服的先例。在印度保存至今很多石刻的古代建筑中，没有明确的对应物。在北魏时期宋云与慧生关于其游历印度的记载中，和田佛塔有状如覆钵圆顶的描述{2}。克孜尔与库木土喇的佛教石窟寺壁画中，确实描绘了圆顶佛塔，有些佛塔有开着的门，门内有一坐佛，但是塔顶并无山花蕉叶造型{1}。这些库车地区的佛塔可能与犍陀罗地区高圆顶与方形座的佛塔有关；或者能与中部印度的佛塔相关联，常见于阿旃陀晚期壁画，比如第28窟中有一佛坐于上部为圆顶的佛塔内（图14）。吐鲁番交河故城的僧院遗址也有人说可能是这种佛塔造型的来源地，但是北朝时期云冈、龙门及响堂山等石窟中，带有山花蕉叶特征的圆顶佛塔至少在时代上一样早。考虑到目前证据有限，我们不能假定后者仅是西域原型的复制品。 总而言之，与其寻求一种单一的起源点，不如将目光投入到中亚与中东所发现的文物，把它们视为一种混合的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来考察，结果或许将更有成效。中东也发现有小型四方体建筑。它们具有爱奥尼亚式或柯林斯式柱头，屋顶四角有大型山花焦叶。它们有些与阿育王舍利塔的造型非常相似，但并非佛教作品。在伊拉克北部哈特拉（Hatra）考古发现了一些J为是帕提亚时期的作品，包括香炉与宗教或小型寺庙（图15）{2}。鼎盛时期的帕提亚帝国（前247―公元224）统治着中亚的广大地区，包括从土耳其到阿富汗、印度到中国西部边陲等地。山花雕像座蕉叶（acroteria）是古希腊罗马建筑的典型特征，也见于3世纪时的罗马墓葬建筑和石棺{3}。帕提亚与罗马之间有交往，并控制着它与罗马帝国、佛教时期的贵霜帝国及中国汉王朝之间的商路。看起来当@堵婆塔或阿育王塔在中国出现时，其最基本的特征可以追溯至根据中亚多文化、佛教以及非佛教造像与观念制作的器物与建筑造型。正如毗沙门天造像一样，认为中国风格的造像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上其他任何原型，或有任何单一起源点的观念，都是徒劳的。更有可能的是，中国风格的造像与不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思想及造像有关，是人类复杂的文化交流、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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