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莉 | 叶圣陶与《红楼梦》

内容提要：叶圣陶与《红楼梦》密切相关。爬梳相关文献可知，叶圣陶的《红楼梦》阅读史由青年到晚年，持续一生，时空转换未改变他对《红楼梦》及其相关活动的兴趣，却让他对该书的评价不断上升。他与叶至善参与了《红楼梦》新校注本前四十回的审读，《叶圣陶日记》留下了大量工作细节，包括对接、流程、进度、难点等。晚年他与俞平伯的通信集《暮年上娱》有66通红学相关信件，揭示了叶圣陶的可靠为人与专业素养，是俞平伯敢于表达和精审论证 红学观点的倾听者和学术伙伴，展现了两位老人孜孜不倦探索红学、支持红学发展的精神。叶圣陶对《红楼梦》的关注与影响，由个人及家庭，更是扩展到教材编写和文学创作，为《红楼梦》的传播与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叶圣陶 红楼梦 新校注本 俞平伯

叶圣陶先生(1894—1988)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一生关注、阅读和整理了无数经典，其中，他与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渊源甚深，而学界对此却鲜有涉及。本文通过对叶圣陶日记、书信、散文、小说和所编教材等文献的全面爬梳，试图勾勒出其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包括他的《红楼梦》阅读史变迁，《红楼梦》新校注本审读工作，晚年与俞平伯的红学交流，以及其家人与《红楼梦》的紧密关联等。一方面揭示《红楼梦》对叶圣陶及其亲友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为叶圣陶在整理、研究与传播《红楼梦》等所作贡献，提供丰富、具体而珍贵的历史细节。

一、持续一生的《红楼梦》关注与阅读

叶圣陶幼小时就对《红楼梦》发生兴趣，最初是背着师长偷偷阅读，这种阅读经历引发了他的文学兴趣，但也让他意识到阅读方式存在的不妥之处。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四十则《文艺谈》,回忆到“我们幼小的时候，往往背着师长看些《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诗词传奇”,这些经典阅读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但叶圣陶也觉察出“偷看”存在问题，一方面，“偷看则已有许多好机会错过了”,另一方面，有些作品“思想情调不合于现代的一定很多”,让儿童们读后“难免与他们以潜隐的损害”,因此叶圣陶提出“以后的儿童决不可待他们偷看”。①叶圣陶从个人经历中体悟到经典阅读的价值，倡导让儿童早些接触文学，同时也意识到创作者、编著者要以儿童为中心，提供优质、适切读本，这是其后来在教材编写、小说创作中选入或融入《红楼梦》等经典的理论萌发。

与好友交流心得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是叶圣陶阅读《红楼梦》的特征之一，顾颉刚是他的主要交流对象之一。1913年，叶圣陶给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顾颉刚写信，提到自己“日夕归家，则一灯斗室，手石头之记坐消时刻。此书描写儿女之情，近亦以为不过尔尔，而世态描写却是绝肖，读到佳处，抵掌一笑，较之翻阅报章，触动闲气，此则为有益身心”②。“石头之记”即《红楼梦》,“日夕归家”表明叶圣陶兴趣浓厚、深陷其中，他盛赞《红楼梦》的世态描写，读到绝佳之处的表现跃然纸上，不过对该书的儿女之情的描写则认为“不过尔尔”。1914年8月11日，叶圣陶与顾颉刚、陈子清到拙政园游玩，“坐见山楼下，谈《红楼梦》事迹，复觉兴致勃勃。吾辈生性乖，人人之所喜语，吾皆谢之，独此无益之事，则偏欣然而乐道之”③。他将谈论《红楼梦》称作“无益之事”,对此却“兴致勃勃”“欣然而乐道”,认为较翻阅报章有益身心，这透露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俞平伯是叶圣陶晚年交流《红楼梦》的主要对象，将在后文论述。

基于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叶圣陶持续关注着《红楼梦》,不仅变换阅读方式，也关注与《红楼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等。除了“日夕归家”连续性阅读《红楼梦》外，他还会“节其情文最胜者而读之，顿觉心神大快，如饮灵药”④。抗战时期，叶圣陶在川渝待了八年，其日记中不乏《红楼梦》相关记录，1940年7月9日，时在乐山，午饭后“看《红楼梦》数回”⑤。1942年7月2日，时在桂林等待回成都，“八时洗翁邀余与士敭、顾惠民往听大鼓书。董莲枝唱《哭祖庙》,此折叙事句多，不及唱《红楼》《西厢》等多抒情句者之宛转有致”⑥。在叶圣陶看来，董莲枝唱《红楼梦》等抒情句较多者胜于唱《哭祖庙》这类叙述句为主者，透露了其戏曲鉴赏观点，而这则日记也记下了一代女鼓书艺人董莲枝在桂林停留期间的表演生活掠影。

叶圣陶还在成都见到著名红学家吴宓(笔者按：字雨僧),对其人及见解多有褒奖。抗战期间，吴宓在很多高校讲《红楼梦》,掀起一片片热潮。1945年，吴宓到成都燕京大学，叶圣陶得以在天文学家李珩(笔者按：字晓舫)家见之，“雨僧与余同岁，身长挺立，言谈颇豪爽，近在燕大讲《红楼梦》,借以发抒其对文学与人生之见解，颇别致”⑦。吴宓的身形、言谈和他借《红楼梦》讲文学、人生见解等，给叶圣陶以深刻印象。可见，吴宓的《红楼梦》讲演，不仅影响了高校师生，还影响了叶圣陶等知识分子群体。吴宓在燕京大学的讲稿，曾登在成都小杂志，按照叶圣陶对《红楼梦》的兴趣和他对吴宓的评价，读过这些文章的概率较大。

随着阅读增多和理解加深，叶圣陶对《红楼梦》的评价也发生改变。1943年，叶圣陶在谈自己的写作兴趣时表示，虽然也看过《红楼梦》等旧小说好几遍，“但只是对于故事发生兴趣而已，并不觉得写作方面有什么好处”,反而，叶圣陶以为“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了)很打动了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⑧。可见，叶圣陶早期主要称赞的是故事趣味、作品有关世态的描写等，对写作艺术则评价一般。到20世纪70年代，叶圣陶在给小儿子叶至诚和好友俞平伯的信里给予《红楼梦》绝高赞誉，“中外小说，越来越觉得'红楼’最高，他书不能及”⑨,“曹雪芹之小说再细看一遍，实为至乐，觉所见若干外国名说部，未有胜于'红楼’者”⑩。

叶圣陶对《红楼梦》的喜爱持续一生，既阅读《红楼梦》本身，也关注相关艺术形式、讲演和红学家，随着理解加深，《红楼梦》被他看作中外小说“最高”者。叶圣陶与《红楼梦》的渊源，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那就是在八十二岁高龄之际参与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这一工作也为叶圣陶再次字斟句酌读与思考《红楼梦》提供了契机。

二、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简称《红楼梦》新校注本),其前言有这样一句话，“叶圣陶先生和叶至善同志对本书的校点和注释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本书的前半部分，叶圣老还亲自标点、修改过不少地方”⑪。短短数字，肯定了叶圣陶及其长子叶至善为此项工作所作贡献。《红楼梦》新校注本“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至今这部'新校注本’发行量已达500万套，成为当今最具影响、最为普及的《红楼梦》通行本”⑫。但学界对叶圣陶父子如何接手、开展这项工作的历史细节则关注不够，笔者将结合相关材料试论之。

1.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第一至十回

《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开始于1975年，叶圣陶1976年4月底正式参与审读工作。最初，《红楼梦》校注组组长是袁水拍，副组长是李希凡和冯其庸，“尔后不久，就由冯其庸先生实际负责全部业务工作，在以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冯其庸先生一直主持着这项工作”⑬。邀请叶圣陶参与审读及其中间的沟通，基本都由冯其庸出面。1976年4月25日，叶圣陶这天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与冯其庸第一次会面谈及《红楼梦》校注之事：

三点许，陈从周偕冯其庸、卞孝萱同来。冯今与袁水拍诸君校注《红楼梦》,预备出版一较好之阅读本。卞则在学部之历史研究所。二人皆闻名而初相见。⑭

据叶圣陶至俞平伯信所言，“近有'红楼校注出版小组’以前十回之标点注释样本征求意见，来者为冯其庸君，乃陈从周之友，陈来时介与相识”⑮,可知冯其庸是经由著 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的介绍，从而与叶圣陶相识，进而邀请叶圣陶父子参与审稿。

冯其庸与叶圣陶第一次会面后没过几天，陈从周要返回上海，来与叶圣陶叙别，叶圣陶邀请住在附近的冯其庸来 家里一起吃晚餐，谈及较多的是《红楼梦》:

下午陈从周来，言明日将返沪，特来叙别。漫谈园林及假山石。留晚餐，承同意，乃邀冯其庸来共叙。冯居附近原人民大学宿舍，至善往邀之，六点半至。饮谈一小时有余，多及于《红楼梦》。八点，二位去。⑯

可知，冯其庸应已将《红楼梦》前十回校注稿交与叶圣陶父子。叶圣陶1976年5月5日的日记亦可为证：

前冯其庸交来《红楼梦》前十回之校订样本及注释稿，至善看之数日，记录其意见凡十笺。今日下午余 看至善之所提，及夜乃毕。其说大多有见。余更将补提少数意见，然后交卷。”⑰

这则日记交代了叶圣陶父子的审校流程：先由叶至善审阅，拟出意见，其后叶圣陶集中看叶至善所提意见，在其基础上，再阅读书稿并作补充。1976年5月6至11日，叶圣陶的日记留下了多则审校工作的记录，现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五月六日 上午看《红楼梦》之注释稿。就余之所见,或为改动,书于其印本，或提意见其上。仅看十面而已。

五月七日 下午续看《红楼梦》之注释。

五月八日 下午续看《红楼梦》之注释。

五月九日 为《红楼梦》编校组提关于注释与排版格式之意见，写了两张半信笺，尚未完。提意见未必被接受，而既已见到，自当说出，供人家考虑。

五月十日 续为《红楼梦》编校组提意见，今日写得三笺。

五月十一日 又为《红楼梦》编校组提意见，写得二纸有余，遂告结束。又通体看第五回之原文一遍，就其点句及排式为作符号或短句批语。其他九回则不复看。即作书致冯其庸，告以看毕，希托人来取。⑱

以上日记内容反映了叶圣陶审读《红楼梦》校注本的认真与投入，塑造出一位有着高度责任心的古籍整理专家。叶圣陶当时已八十二岁高龄，同时期他还在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本”,但他接手《红楼梦》审读工作后，保持持续性跟进，很多时候都是全天性投入，这既能保证任务尽早完成而不拖沓，又便于前后思绪连贯，整体而深入地对书稿内容提出思考与判定。他前后用了三天时间拟写《红楼梦》前十回的校注意见，写了八张纸左右，意见包含注释、排版格式、点断句读等多方面。尽管所提意见未必都能被接受，但叶圣陶坚持认为“既已见到，自当说出，供人家考虑”。意见写完后，他又重新看了一遍第五回的原文。这种工作态度与境界，令人感动和钦佩，也是后世的典范。

2.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第十一至二十回

1976年7月10日，叶圣陶父子拿到《红楼梦》第二个十回的校注稿，从这一天到7月21日，两人基本按照第一个十回的工作流程，完成了第二个十回的审读。现摘录叶圣陶相关日记内容如下：

七月十日下午冯其庸、李希凡偕来，云来看余，并携《红楼梦》第十一回至二十回之新校本及注释，嘱我父子二人过目。二位谈约四十分钟而去。

七月十六日至善已将《红楼梦》第二个十回之新校本及注释看毕，交与余，余以今日始看之。及于傍晚，看至第十三回将尽处。

七月十七日今日续看《红楼梦》校点及注释，至第十五回止。

七月十八日续看《红楼梦》注释稿，至第十七回止。竟如从前一样，上午下午皆治此事，乃觉时光逝去之快。

七月十九日续看《红楼梦》二回，于是交来之稿仅余一回矣。

七月二十日《红楼梦》注稿以今日看毕。再写些有关标点之意见，即可交卷矣。

七月廿一日今日写关于使用标点的意见得三张半纸。即与《红楼梦》新校本及注释一同封固，寄还校订小组。了却一事，总觉一度舒松。⑲

针对《红楼梦》第二个十回的审读，不管是流程安排，还是进度把握，叶圣陶基本保持和第一个十回一致。全身心投入审读，叶圣陶觉出“时光逝去之快”。基于前一次的经验，加之许多意见已在第一次提出，此次拟写意见的用时和内容都较第一次少。

在第二个十回审读结束后，第三个十回审读尚未开始前，叶圣陶曾与张毕来谈及《红楼梦》校注工作。20世纪50年代，张毕来曾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叶圣陶当时是人 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毕来开始钻研《红楼梦》,先后推出了“红楼四书”——《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贾府书声》《谈<红楼梦>》,此后还参加了诸多《红楼梦》相关活动，为红学作出重要贡献。1976年8月9日，张毕来到访叶圣陶家，提到自己“亦在看冯其庸、李希凡等所为之《红楼梦》新校本”,因此，叶圣陶“与谈此稿之校注工作尚须改进”。由此可见，张毕来当时亦参与《红楼梦》新校注本部分工作。但不知是参与较少或其他原因，《红楼梦》出版前言提及的校注工作人员并无张毕来，1982年 举办的出版座谈会则邀请张毕来讲话。

3.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第二十一至四十回

《红楼梦》第二个十回审读结束后不到两月，叶圣陶父子开始第三个十回的审读。1976年9月23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载道：

前数日冯其庸交来其处所排《红楼梦》新校本之校样十回(自廿一回至三十回),意欲先由余父子看其所校妥否，然后发还印刷所改正。至善先看之，提出标点符号之须改动者颇多，然后交余看之。余今日共看六回。标点实非易事，点前人之书尤难。㉑

标点始终是古籍校注中的难点，叶圣陶每次审读都会感慨。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完成任务，9月25日，“上午看完《红楼梦》之校样，即书一信，明日送回冯其庸”㉒。功夫不负有心人，叶圣陶父子的高水平审读得到校注小组认可，10月6日，冯其庸给叶圣陶反馈校注小组的讨论结果，“言我父子所提关于《红楼梦》点句之意见，彼全组之同人共为 讨论，历三日，以为大多可取也”㉓。

《叶圣陶日记》只记载了审读《红楼梦》前三十回的情况，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的审读则在叶圣陶给俞平伯的信里谈及。1978年1月16日，叶圣陶告诉俞平伯“近日又在看文学艺术研究所之标点校样(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父子二人同看”,并再一次感慨给古书加标点的难处，“虽云标点，细究之亦大不易。古人下笔并不预备我人标点，而我人强为加标点”。那么,如何给古书标注适宜标点，叶圣陶以为“非细味作品之思绪与文气，必难合矣”,㉔通过细加揣摩作品的思想、情志与精神气质等，能使标点更贴合古人，这一古籍整理理论意义重大。

1982年，《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4月3日，叶圣陶受邀参加出版座谈会，其日记做了详细记载：

晨间湜华来，导余与至善到其任事之文学艺术研究所。缘冯其庸主持之《红楼梦》新校点本经历七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今日特开座谈会志庆。冯其庸曾亲来招邀，故往。

文学艺术研究所所在之处系清代之某王府，传说曹雪芹写贾府及大观园即据此府叙写，其实此府之建筑在后，为曹雪芹所不及见。我们到时早，湜华即导我们观此府之一小部分，而未及观其园林。院落至大，门窗雕镂精工，颇有可玩赏之点。此府今已定为重点保护之单位。

九点半开会，冯其庸、严文井说此新版本编辑出版之经过，次则余随口说几句，继之为三位红学家说话(吴世昌、张毕来、周汝昌),余皆未听清。以下有听某地民歌之录音之节目，我们先退，各得一部新印本而归。

由日记可知，冯其庸曾亲自邀请叶圣陶参加座谈会，会议当天叶圣陶父子由王湜华领到开会处。王湜华为叶圣陶好友王伯祥之子，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㉖研究人员。此次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之处举行，日记所言“系清代之某王府”,即恭王府”㉗。恭王府与《红楼梦》有解不开的缘分，《红楼梦》新校本校注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社、中国红楼梦学会等，都曾长期在恭王府办公。

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在《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时明确反对贾府和大观园是据恭王府为原型，理由是恭王府建于曹雪芹之后，曹雪芹未见过此府。实际上，他于1979年与俞平伯讨论过此问题，俞平伯以为虚实皆有，叶圣陶对此表示：

近冯其庸送来周汝昌长文打印稿及陈从周之信稿，皆言恭王府之园林为曹雪芹描写大观园之所依据。弟思作小说固是空中楼阁，然总须虚构此楼阁而后可写。苟有实际楼阁，自不妨借来运用，以充当其虚构。曹雪芹倘曾身临恭王府，则其藉此写大观园自极可能。周汝昌从周二君皆主张恭王府为明清间之旧园，为曹雪芹所及见，则大观园或真是此园也。㉘

信件内容展现了叶圣陶的审慎与严谨。他先是陈述周汝昌、陈从周等人的观点，周汝昌“长文打印稿”指的是什么,暂不明确，不过周汝昌早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中就已提出恭王府为曹雪芹写大观园的原型。1976年，《红楼梦新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叶至善借得此书㉙,后叶圣陶又购进此书㉚。陈从周之信稿指的应是其1978年所写《关于恭王府的通信》。针对周、陈观点，叶圣陶从小说创作基本规律切入，指出小说虽是虚构，但虚构也需建立，若现实中有，则可借作原型。由此，提出假设，若曹雪芹当年确实去过恭王府，则很可能借作大观园的原型。不过，叶圣陶这时期并没有明确表明赞同或是反对周、陈二人的看法。直到1982年，他才指出曹雪芹在恭王府之后，言下之意即反对周、陈二人观点。

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叶圣陶审读的主要是《红楼梦》新校注本前四十回，与叶至善相互配合，集中在1976年的5、7、9月和1978年1月完成。叶圣陶十分关注该新校注本的标点工作，多次感慨给古书加标点之难，在审读中通过揣摩作品“思绪与文气”尽可能保证标点质量，其前后曾与冯其庸、张毕来、俞平伯等谈过审读工作。

三、叶圣陶与俞平伯晚年的红学交流

前文论述时，已稍涉及叶圣陶与新红学创始人俞平伯有关红学的交流，实际上，两人相交六十余载，晚年通信往来频繁，其中有大量与红学相关的内容。《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以下简称《暮年上娱》)收录了两人1974—1985年间800多通书信，内容广博宏富，是后世了解、研究他们情谊、思想与心态的重要资料。近年来，学界逐步关注到该通信集包含的红学材料，如苗怀明择取俞平伯致叶圣陶的30余通信，并结合其他文献，对俞平伯晚年红学思想的“反省”与“总结”性质加以详尽剖析㉛。商金林则在宏观综论通信集时，以两人的红学交流作为例证之一，揭示他们所论话题的“广博深入 无所不臻”,涉及相关信件6通㉜。这些研究成果凸显了通信集对于探究二人红学等思想的重要性，也为进一步探讨叶圣陶与《红楼梦》奠定了基础。

经笔者初步整理和统计，《暮年上娱》谈及红学的信件计约66通，其相关分布如下表所示：

以上66通信件，部分信件对应的来信或回信不见于《暮年上娱》,应是选编通信集时未收录，或是信件散佚。由此可推知，两人关于红学交流的信件远不止此。不过，通过目前这66通信，足以管窥两人晚年红学交流概况。接下来将重点剖析叶圣陶的红学关注议题、思想观点及其在俞平伯晚年红学思想上的作用等。

俞平伯愿意与叶圣陶讨论红学，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期间，充分表明叶圣陶的可靠为人与高尚人格，正是如此，才得以留下这些珍贵的红学研究资料。俞平伯于1954—1955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致使其晚年很少发表红学相关言论，但《暮年上娱》中他与叶圣陶讨论的红学话题众多，包括曹雪芹相关材料真伪、《红楼梦》作者、大观园原型、《红楼梦》部分细节、红学研究现状、红学相关社会活动等，可见俞平伯对叶圣陶的信任。尽管在谈及一些问题时较为审慎，但俞平伯也选择相信叶圣陶，1979年2月9日俞平伯给叶圣陶分享了两首自作《临江仙》词，并嘱托叶圣陶“乞暂閟之为幸”,可见其谨慎和担忧。叶圣陶收到词作后，反复诵读“而不悟其旨”,但他始终未向他人谈起，而是向俞平伯求教，并表示“至于尊嘱'閟’之，自当谨从”,让对方宽心。俞平伯在后来的信中说明词作谈的是曹雪芹是《红楼梦》“最后的整编人而非惟一之作者”,以及《红楼梦》虚实说、色空说、钗黛合一说等。之所以如此谨慎，俞平伯坦言：“前书云閟之者，即为《红楼》,非有他也。似无珍閟之必要。但此道今成显学而鄙感颇异时贤。鉴于往辙，不免惩羹吹前，试览新题，亦复惮为冯妇。”㉝红学成为显学，俞平伯深感自己观点与当时研究者的不同，鉴于以前的遭遇，不敢公然谈论过多，只得与可亲可近的老友谈谈。因为叶圣陶的存在，我们得以见到俞平伯晚年的诸多红学观点。

叶圣陶的深厚学养，加之他对《红楼梦》的兴趣和相关积累，是俞平伯愿意与之长期交流红学的另一重要原因。作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叶圣陶是俞平伯遇到相关专业问题时率先想到的请教对象之一。1980年，俞平伯注意到周汝昌《异本纪闻》在引用朱衣《秦可卿淫上天香楼》时，“周认为'淫上’颇好，而疑脂批之作'淫丧’可能错误”,俞平伯则认为“淫丧”通，但不确定“淫上”是否通，于是写信给叶圣陶请教此语法问题。㉞叶圣陶的回信不见于《暮年上娱》,据后来其他信可知，叶圣陶认为“淫丧”更通。此后，俞平伯还曾就脂庚本《红楼梦》“林黛玉”写作“林代玉”等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与叶圣陶进行交流㉟。另外，叶圣陶的一些见解为俞平伯提供了论据和多维度视角，如俞平伯认为所传曹雪芹风筝歌等来历不明，应该是伪材料，叶圣陶指出“自来经史文辞以及彝器碑版字画，全都有赝品出现，冀欲乱真。则以曹雪芹于社会影响之深广，其大名固值得一冒也”㊱,从其他维度为俞平伯之论提供了参考。

除了充任部分专业红学问题的解答者与探讨者，叶圣陶还是俞平伯商量红学相关社会活动的好伙伴。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在即，俞平伯受邀担任编委，但他以“既不能负责，挂名就不大好；又于所谓'红学’抛荒已久，一切新材料都不曾看，如有人来问询，将无法应付之”㊲加以拒绝，并提及相关人员也会来邀请叶圣陶，问叶圣陶的是否会加入。叶圣陶也是同样的态度，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挂名尤无聊，如来说，将拒之，弟与红学无涉，言之成理”㊳。两人都未担任学刊编委，不过都参加了首届编委大会，并称赞会议氛围良好，此后也都关心学刊发展，认真阅读学刊文章，指出文字、标点错漏，肯定好的文章等。1980年6月，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由国际红学家周策纵召集，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会议筹办时，周策纵请俞平伯题字赠言，俞平伯在拟定的两种方式中徘徊不定，于是请叶圣陶帮其拿定主意，“送与美国大学之写件，弟以为书上款为好。近时好言邦交，写上一款，亦含此意”㊴。两位老人晚年不重名利，隐身背后默默支持和推动红学发展。

俞平伯的红学成就高于叶圣陶，这一点毋庸置疑，叶圣陶遇见红学问题时，也总是向俞平伯分享与请教，《暮年上娱》为我们再现了两位老人在相互切磋中不断提升的场景，彰显了二人孜孜不倦推动《红楼梦》研究与传播的精神。

余论

实际上，不单叶圣陶与《红楼梦》有深厚情缘，其家人亦与《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前文已提到叶至善在审读《红楼梦》新校注本中承担了重要职责，这与其高水平的红学修养密不可分。叶圣陶给家人和友人的信中多有称赞，“你阿哥看'红楼’有独得之见，吃酒时候听他说一点两点，大有趣味”㊵,“至善看'红楼’较熟，每当晚饮，往往谈及'红楼’”㊶。除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熟悉以外，叶至善犹关注红学研究，在叶圣陶目力不济时，叶至善担负着为父亲转达文章大意的任务，《暮年上娱》提到叶至善阅读过的材料有《红楼梦诗词释注》(香港寄来)、《红楼梦注释》(北京师大出)、吴世昌两篇“红楼”论文、俞平伯访谈、周汝昌文、陈毓罴文等。俞平伯曾托叶圣陶就部分红学问题询问叶至善，也可见对其红学水平的认可。叶至善写出 长文《一个编辑读<红楼梦>》也就不足为奇。

叶圣陶的妻子胡墨林曾参与1949年后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的校对工作。1953年10月11日，叶圣陶在日记中提道：“墨以假日工作，所校为《红楼梦》。每回有语词之注释，颇详备，不知何人所为。第知平伯亦参加其间。”㊷“墨”即胡墨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科长，根据时间和叶圣陶提及俞平伯亦参与其间等细节，再结合《红楼梦》整理本出版史研究成果可知，胡墨林此次校对的是1953年版《红楼梦》整理本，“标点实际由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完成，参与注释工作的有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等人”㊸,该版本于1953年12月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发行面世。叶圣陶记下胡墨林假日㊹加班赶稿，为我们了解这一整理本的出版提供了生动历史细节。遗憾的是，1954年，胡墨林到医院检查出癌症。叶至诚在照顾母亲时，还为她讲起评剧《红楼梦》,“至诚言其母精神颇好，为渠谈评剧《红楼梦》之非佳，赞美此剧者之短于识见”㊺,评剧《红楼梦》,应该是指曹克英改编者，叶至诚作为编剧对该剧的评价不高。不过，这里侧面反映了两人对《红楼梦》的关注，才会在生病住院的情境下谈起相关事情。

叶圣陶对《红楼梦》的关注与影响，由个人及家庭，并竭力在更宏观的层面推动《红楼梦》的传承与弘扬，将之融入到教材编写和文学创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与夏丐尊等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第一册)、《国文百八课》(第二册)选入了《王熙凤》《林黛玉的死》。1949年成立后，他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领导中国前五套人教版全国通用语文教材的编写，其中第一套《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第二套《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四册)、第四套《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试用本)》第三册选入了《探春理家》《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护官符》等。另外，他与夏丐尊创作的语文教育小说《文心》,在《小小的书柜》《左右逢源》等故事里也借助小说人物推介和讲解《红楼梦》。

本文以叶圣陶与《红楼梦》为核心，从相关文献中挖掘出众多长期未受到足够关注的材料，串联起叶圣陶阅读、整理、研究、传播《红楼梦》的微观个人史，让我们看到了《红楼梦》对叶圣陶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影响，也看到了这部经典被阅读、被整理、被研究、被传播的诸多历史细节。

注释
①⑧叶圣陶《叶圣陶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224页。
②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4卷，第49—50页。
③④⑤⑥⑦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㉕㉙㉚㊷㊺叶圣陶著,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3、110、221、417、670、1738、1740、1741、1742—1743、1758—1760、1768、1783、1783、1786、1811—1812、1750、1752、1495、1562页。
⑨㊵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5卷，第445、445页。
⑩⑮㉔㉘㉝㉞㉟㊱㊲㊳㊴㊶叶至善、俞润民、陈煦编《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134、266、297、299—302、362、481、71、311、311、356、134页。
⑪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⑫⑬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送别冯其庸先生》, 《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
㉖《叶圣陶日记》所言“文学艺术研究所”,隶属文化部，1978年定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1980年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1980年得到确立和充实，冯其庸为第一任所长。相关材料可见韩子勇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七十年(1951—2021)》,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
㉗笔者按：《叶圣陶日记》称“某王府”而不直言恭王府，按理说，叶圣陶此处似没有隐晦必要，不知是否存在记日记时将“恭”字误写作“某”字的可能。
㉛苗怀明《红楼梦研究史论集》,辽宁出版社2019年版，第 319—343页。
㉜商金林《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浅析》,《名作欣赏》2021年第34期，第 10—11页。
㊸胡文骏《好云香护采芹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整理本出版述略》,《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11月5日。
㊹笔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六天工作制，星期日为休息日。

【本文选自《红楼梦学刊》2023年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