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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玺之后，实用印章又慢慢发展了近三百年，直至西周。如果说商玺是篆刻的起源之处，在前1300年，篆刻还是一颗种子的话，那么，到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算篆刻的萌生期，也就是说，在前1046年武王灭商之后，这颗种子终于萌芽了。 
西周玺印由此可见，在当时，出入国都城门和关门用符节，而运输交接货物用玺节，通行道路用旌节。那么，玺印在西周时期显然已经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外，《周礼》还有“货贿用玺节出入之”、“辨其物之媺（měi，同“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即：辨别所缴纳矿物的质量好坏及数量多少，书写标签并加盖玺印）两条，说到的也是玺印。1980年，在陕西扶风云塘村周原遗址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发现了一方玺印，该印为铜质，形制比较特别，为双联印，两个印面之间由一纹索状的桥形纽相互连接，一方印面为三角形，内容为三角形镞形图案；一方印面为圆角长方形，内容为S形云纹，如图：
约在同期，在庄白村周原遗址西周中期灰坑中，也发现了一方玺印，铜质、桥纽、印面接近正方形，为凤鸟纹。如图：
此两玺均发现于周原遗址，为西周中晚期作品，又同为铸印，以凸出的线条（即阳文）组成图案，这继承了商玺的传统，只是更富图案化、轮廓化，视觉效果上，更为整饬精美。另外 ，在上海博物馆馆藏古代印章中也有一方西周玺，铜质鼻纽，薄形印台，印面为火纹（李刚田版《篆刻学》中称为“涡纹”），风格与上述两玺接近，如图：
传世的《尊古斋集印》《滨虹藏古玺印》等印谱中，另有一些凤鸟纹和饕餮纹的图案印，风格与上述玺印类似：
1988年，湖北长阳亦曾发掘出土两方陶质玺印，其年代下限是西周，两玺印纽近似于圆柱形，印面则呈椭圆形，印面内容较难辨识，应当是某些肖形图案，如图：
综上，西周的玺印存在不容忽视，它继承了商玺的形式，同时也对后世实用印章的发展有很明确的影响（比如汉代的肖形印，后世文人篆刻家们的图形印）。春秋玺印春秋时期也明确有玺印存在，首先也是文献证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记载：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 简单翻译就是：鲁襄公回来，到达方城山。季武子占领了卞地，派公冶来问候襄公，用玺印把信封好了追上去给了公冶，信上说：“听到戍守卞地的人打算叛变，下臣率领部下讨伐了他，已经得到卞地了，谨此报告。”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以告曰：“卞人将畔，臣讨之，既得之矣。” 意思是说：鲁襄公出访楚国的时候，季武子乘机占取了卞城，他派季冶去迎候襄公，又追赶上季冶交给他一封盖了官印的信转致襄公。信上说：“卞城的人准备叛变，我讨伐他们，已经占领了卞城。”。这足以证明，在春秋时期，玺印已经非常广泛地用以封检书信了，至少可以证明在公卿大夫之间已经普遍使用印章了。再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记载：“西门豹治邺，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纳玺而去。”从文献记载可知，在那个时代，官吏的任命会授以玺印，而辞职或罢免时必须交还或收回玺印，足证在春秋时，玺印已融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春秋玺印并没有明确的实物证明，我们手中所有的资料，就是大量的战国古玺。西周已经广泛用于经济生活的玺印肯定不会在春秋时期突然“断档”消失了，其存在是必然的，因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春秋玺印是确实存在的。比如，罗振玉认为：“(战国古玺）其中或杂有春秋时代的遗物，然今尚无科学的证明。”而沙孟海也认为：“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目前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现在，已经有大量学者根据历史、地理、官制、文字字形等特征从很多古玺中鉴别出属于春秋时期的玺印。比如春秋时期的某些地名、官名已经改名，或者某些官员的名称已经改制，或者某些文字已经改变了当初写法……那么，如果在一方战国古玺中出现了春秋时期的官名、地名时，或者文字出现了春秋时期的写法时，这方所谓的“战国古玺”就应当是春秋玺印。据这些条件而考证出的春秋玺印见载于《篆刻学》的有：
另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当然依托于历史、地理、考古学的新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春秋玺印被考证鉴别出来，下图所列为徐畅《古玺印图典》所收春秋玺印举例：
上述的鉴别方法当然是科学的，由此，玺印实物存在，玺印中存在的文字也是可考的春秋文字，足证其为春秋之物，我们不但可以明确地知道春秋玺印的存在，甚至也可以猜想春秋玺印的数量应当是相当可观（毕竟历史不会突然“断崖”式中断），只是我们还在等待研究成果和更多的出土物证明。同样的，与西周玺印相同，春秋玺印中也有肖形印存世。《篆刻学》中收录有三方春秋时期肖形印，如图：
以上三方，龙纹玺和鸟纹玺见于《故宫博物院肖形印选》，鱼形肖形印见于《学山堂伯衡藏印》。由西周和春秋玺印现存印例考察，肖形印存量占有相当比例和重要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图案肖形印的出现有可能要早于后来成为主流的文字印章，也就是说，当玺印最初出现时，其装饰意义（比如用于抑压陶模以装饰器物）要比后来作为信用凭证或权力象征的意义来得重要。此外，春秋时期尚未形成玺印的殉葬习俗，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尚无玺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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