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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其然 作为“生活美学”概念的发起人，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持续推进“生活美学”运动。《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是他的新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从“天地人”观念入手，展现出一幅中国人丰富多彩、饶有趣味的生活美学画卷。 从商周之际对直观、感性的力与美的崇尚，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君子”表述，再到孟子、庄子以及《人物志》、魏晋风流、唐宋风雅，中国传统的人物审美理想及其评价标准，几经周折，在不同的维度展现出极致风采，每一次留下的华夏审美足迹，都足以铭记这个民族所走过的“美的历程”。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刘悦笛 著，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地人一体 美学是一种哲学，探讨生活美学，要回溯生活的时空源头。 世界上最主要的时间观，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线性时间，时间延展而勇往直前；另一种则是轮回时间，轮回往复而永无休止。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时间观以线性为主、轮回为辅，但刘悦笛认为中国人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 四时的美感，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最为充盈。古人较早给四季赋诗的，是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收录在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里，相传是晋代一名为“子夜”的女子所创作。这组“四季歌”现存75首，包括春歌20首、夏歌20首、秋歌18首、冬歌17首。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一切都在此规律中生长流动，充满节奏感与和谐美。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将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使一年的生活融化在节奏中，与大自然同频共振、相辅相成。 刘悦笛认为，中国化的审美，重在展现生命的盎然生机、生活的灿然活力。拿对花的欣赏来说，在中国历代诗歌总集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排第一位的花是兰，兰诗有465首；《全唐诗》里荷为众花之首，多达2071首；《宋诗钞》里梅为花魁，出现888首；《元诗选》里荷又夺回冠军，为483首；《明诗综》仍是荷为首，降到352首；《清诗汇》里荷又回增到1097首。
《梅竹双鹊图》页，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人间有“爱”，草木“缘情”，中国人吟咏花木存在一部主流变迁史。柳，在唐、元、明人植物诗里数量居首；竹，在宋诗中拔得头筹；松，则在清诗之中最受青睐。唐人爱柳，宋人爱竹，清人爱松，这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化意识的变化。 此外，中国人对待花草与对待树木的评判标准差别很大。花更多以“美”赢，而木常以“德”胜。这就好像是冬梅与春桃的审美差异，梅是士人高洁的道德象征，而人们爱恋桃花，更在于桃花本身的香、色、形、姿，前者是“以美储善”，后者则是“为美而美”。 这就是中国人的“草木审美”：一种是作为形色香的审美，另一种则是作为道德性的审美。于是，竹、松、梅、兰等道德审美化的草木，往往深受文人推崇。如今人们熟知的“岁寒三友”，称不上颜值多么高，无非就是松竹经冬不凋、梅耐寒而放，显然是赢在了道德评判上。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花木之乐，这正是中国人生活中不经意的审美和哲学。 从风流到风雅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千百年历程中逐渐形成。 众所周知，魏晋是一个“名士时代”，生活美学聚焦于人之自身。魏晋名士并非统一的样貌，而是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是孔融、嵇康、阮籍等人，构成了忧世、愤世的“苦闷派名士”；第二种是山涛、谢安、王羲之等人，属于入世、游世的“折中派名士”；第三种是陶渊明那样避世、适世的“自然派名士”。 时代动荡不堪，身处其中的名士，对生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人生天地之间，与草木禽兽并无多少异处，生死荣枯都有一定规律，作为万物灵长的人见识未必比草木高。 有情有慧，是人成为天地之柱的根本，但在面对生死等人力无法改变的现实时，“此情此慧”却带来许多烦恼。生命本就容易衰老，加上外在欲望、功利目的诱导，很容易使人身心俱疲。正因为如此，魏晋名士认为，唯有“形全精复”，剔除一切附加在生命之上的价值、观念和欲求，顺应生命本身的生老病死自然之道，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王子猷“不可一日无此君”、陆机好听鹤鸣……如果没有魏晋名士这些张扬不羁、一发不可收的情致与趣味，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将会寡淡许多。所以刘悦笛有言：“在魏晋这个非常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些奇人竟然对生活美学进行了各种先锋实验，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创造了历史的绝响。” 随着社会环境趋于稳定，物质条件日益充盈，唐宋以后，像魏晋名士那样直白、坦率、灵动飘逸地表达自我、显露个性的人物，变得越来越稀有。除了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诗仙李白等极少数个案以外，“风流”名士的光芒越发暗淡。 不过，生活美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接过人物审美传统接力棒的，是风雅自适的文人士大夫群体。“风雅”，而不是“风流”，成为此后理想人物形象的典范，这一历史转变意味深长。 “风雅”与“风流”，仅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异趣。《中国人的生活美学》认为，“流”是外在的，显露的、放纵的、没有节制的，是喜怒哀乐彰显于形色、动静之间吐露真情；而“雅”则是内敛的、克制的、合乎天理人道的，是对人情世故抱有同情之心，用雅正之道约束自我言行举止，以期塑造温柔敦厚的君子形象。
宋徽宗《十八学士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了十八位唐代著名学士游园、赋诗、奏乐、宴饮、戏马、观鹤的生动场景，表现了当时文人学士轻松愉悦的生活趣味。 魏晋之后，唐宋文人士大夫格外重视日常生活的品质，他们把工作之余的精力、才华、情致，全部灌注在营造优雅、闲适的生活情境中来，这是魏晋名士难以企及的。 一方面，魏晋是乱世，即使名士出身高贵，他们所能获取的生活资源，比起生活在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唐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魏晋名士否定和厌弃现实社会，对于日常生活难有真正的品位和理解，他们倾向于以一种放纵的、粗放的方式来生活，而唐宋文人对现世抱着积极的肯定态度，所以才会有一种精致、细腻、持续不衰的生活情怀。 唐宋风雅之美的一个特征，就是把魏晋时代重视仪容、服饰、行为方式等以身体为集中载体的审美情趣，转移、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尽管其生活美学失去了曾有的激越与洒脱，却别有一番滋味。“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生活的情趣和品位，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服饰、行为方式上的考究，但更突出、引人瞩目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日常生活情境的艺术化和优雅化。 茶艺、花道、文房、清玩、古董、书画……琳琅满目的物质奇观、富裕精致的日常生活和娴雅浮华的社会风气，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会出现，也必然会出现。 特别是明代中期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生活美学又上了一层楼。 生活艺术家 今天为什么要谈生活美学呢?刘悦笛表示，在中国，人们所求的美好生活，其实在说两种生活：一种是“好生活”，另一种则是“美生活”。好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美生活，则是有品质的生活。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之所愿。无论时代变化，不管地域变迁，人们都把美好生活作为美好愿望，然而关键还在于实现。生活美学与美好生活，仅一字之差，而生活美学已成为提升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刘悦笛认为，“好生活”一定要构成“美生活”的现实基础；反过来，“美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升华。没有生活的理想，那就没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学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 经过多年的倡导，生活美学在当今中国社会渐渐成为一个热词。茶道、花道、香道、琴道、汉服复兴、中装剪裁、美食美味、古典家具、古今收藏、工艺民艺、旅行民宿、非遗保护、公共艺术、审美教育、艺术授权、创意产业、游戏动漫、室内设计、地产开发、社区规划乃至城市顶层设计，都存在现代人对古典生活美学的吸收，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对自身生活传统的复兴。 汉服春晚 在刘悦笛看来，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极其现实的问题；我们为什要美好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好地生?一句话，生活美学的核心诉求，就是让人人都成为生活艺术家。 只有成为所谓“生活的”艺术家，生活才能成为艺术化的生活；而只有成为生活的所谓“艺术家”，艺术与审美才能回到生活的本真状态。这本名为《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书，就是试图通过回溯历史，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大智慧。 生活美学不仅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之学，更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前者之学是理论的，后者之道则是践行的。生活美学乃是体用不二，这个“体”是生活之体，就是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用、娱的生活本体；这个“用”是将生活美学应用在其生活本体之内，才是审美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知行合一。 刘悦笛特别指出，生活美学不仅是源于本土的，而且是反哺全球的，它既具有本土性又拥有全球性。“这便是生活美学的伟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之所在，它已经在中国方兴未艾，势必形成一场新的文化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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