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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也正处于人类世界观出现历史性变革的关键节点。以往我们具有的认识，只有结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更具真理性。比如中国自古就有“尚新”“大同”的观念，但是古人的“尚新”还是“大同”的认识却和现代人对“创新”、“美好（生活）”的认识呈现出天壤之别。 首先，大同一词来源于《礼记·礼运》，虽然该文并未将尚新和大同联系起来说明，但从那时起，人们就尝试着将尚新和大同联系起来认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即古人的尚新，主要强调的是求治国理政之“新”，除此以外就是人伦之新，而非自近代以来的科技创新，
比如“新命”“新知”“新民”“新德”（见尚新——中华传统文化自信的突出标志），但无论如何，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天下大同。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们，寄希望于“新”来谋求天下大同，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我们和古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古人对大同生活的向往，往往不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恰恰相反，除了一部分思想家是从正面建言立志来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剩下大多数文学家的大同思想，却是建立在灾祸与个人际遇不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比如杜甫提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等，事实上，即便在他们的大同思想中蕴含着一些向往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幸福与充盈的思想，但这种幸福与充盈只是建立在生活水平还未达到小康甚至温饱，而希冀能达到小康的那种“大同”，由此这种“大同”只是一种低配的大同，以及由此他们希望人生不再颠沛流离，而能有一个渠道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从以上来看，古人对创新与大同的认识与我们今人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进入新时代，我们提出美好生活的理念，提出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这种美好一定只能是建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更高水平的“大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已经不同于古人所提出的那种大同了。新时代以来的大同理想，其本身就包含着创新的使命，而只有人类社会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尤其是更高阶段），大多数人才真正的也在为创新而奔波，而不只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奔波。在这个阶段，创新本身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追求，也是人的第一需求，同时创新本身又会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我们现在提出的创新，也更大意义上讲的是科技创新，其次才是国家或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但它们最终都是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解放、更为明显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最终实现进入发达国家、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古人从未涉及的治国理念及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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