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研究中，拥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是做出好的研究非常关键的基础。自晚清与西方的交往中，其史学理念也在不断冲击中国原有的历史观念，自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仅在文学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史学界也由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在傅斯年、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宣传与努力之下，史学界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体现则是对于什么是史料这一问题的认知上。
在新的史学理念的引导之下，出现了所谓的民国“四大史料”。其分别是在安阳小屯发掘殷墟甲骨文；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敦煌遗书的发现；1930年在内蒙古发现的居延汉简和在清末整理出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前任为后世历史研究者留下的宝贵遗产，对于认识当时的历史与过去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是这四者先后都有着很曲折的经历，而明清内阁层差点被太监当做废纸烧掉。
在光绪三十四年东（1908年），统治了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驾崩一天后，也终于放下了自己手中权力，离开了人世。而这时满清的大统则由慈禧指定的当时只有三岁的溥仪继承，是为宣统皇帝，醇亲王为监国。
不管溥仪年龄如何，新皇帝登基的典礼肯定是要举行的，而且还想为自己这个监国（通俗讲就是摄政王）搞个典礼。清人注重祖宗之法，醇亲王就让大臣从内阁保存的档案中找找清朝开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案，为自己的仪式做做准备。然而这些大臣并没有找到醇亲王载沣想要的东西，并且觉得这些东西不仅没用，而且还很占地方，就上奏打算把这些陈年旧档焚毁了。决策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加上清末的乱象也来不及多考虑，就准奏了。
这批档案或许也有天意保佑。就在一众太监计划如何把这么的“破纸”搬出去烧掉，还不能给宫里造成空气污染而苦思冥想之时，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著名书法家章梫（qin）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库中，听到太监们的叙述，他觉得既然这些东西反正要销毁了，闲来无事，在里面翻翻，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章梫这一无意之举在这其中找到了由宋代人留下的玉牒残页（简单说就是宋版书），这使得章梫非常惊讶。他在向太监祝福暂时不要动这些东西后，急忙找到当时在学问与身份都极其显赫的张之洞，向他说明原委。张之洞又去找到在当时盛名在外的学者罗振玉，罗振玉通过阅读残页上的文字，当即表示这与《宋史·艺文志》中提到的文献是一致的。罗振玉进一步认为，内阁大库就是明代文渊阁的故址，定然有许多藏书遗留在其中。而张之洞又继续询问一些同僚，确定罗振玉所言是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张之洞立即组织人员，到内阁大库按照保存下来的明代文渊阁藏书目录去寻找前人遗留下的古书，尤其是价值连城的宋版书。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张之洞也急忙上奏，请求驳回，然后急忙去故纸堆当中“寻宝去了”。但是他们认为的宝贝只是偶然所得的，更多的只是明清普通的官方档案，并没有什么价值。即便是张之洞这样的硕学大僚，并没有现代的史学价值观念，在找不到他所期待的宋版书之后，也是悻悻地转身离开了。而这批档案虽然命令不让烧毁，但是继续堆放在大库当中又占地方，再加上其内容有缺失，就被装进麻袋，足足八千余袋，然后被堆放在午门，无人看管。
这些档案被废置在午门，不断有人在好奇心趋势之下，公或者私的原因，前来查看。但是不管是普通的官员还是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学士大夫，他们在看待这些档案之时，都是注意能否从中找到一两本宋版书甚至是残页，即便没有宋版的，明版的也未尝不可。所以一旦发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时，便觉得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例子便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与这批档案的故事，他在听说到这批档案的缘由后，多次勘探没有发现他想要的宋版文献，只能默默离去，说明当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近代以德国为主，兴起的利用官方档案研究历史的学术观念，基本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再多番探索之下，被大多数人当做没有价值的“废纸”准备被卖到纸厂作还魂纸。
又是罗振玉救了这批档案。罗振玉虽然总体上在思想观念倾向于传统的思想，但是对于近代的一些新的历史观念也有相当的了解。尽管没有宋版书，但是将这样详细的官方内阁档案直接付之一炬太过可惜了，从卖纸的商贩手上抢救下这批档案，然后从里面选择了一些比较关键重要的档案，编作《史料丛刊处编》，以让学术界真正注意到这批档案的价值。
当时这批档案流落辗转到中国的另外一位藏书大家李盛铎的手中，无一例外，李与之前的傅增湘一样，依然被宋版书高昂的价值深深盘踞，当他仔细的从里面搜索一遍之后，还是没有想要的东西，便向市场放出风声，决定将这批档案出售。
消息传出，近代著名中国史大家，拥有深厚的德国留学背景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立刻联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试图将其购买下来。然而当消息传出，出了中国学界的知识分子表示出极大地兴趣，日本以及美国哈佛都挟持着巨资前来购买。这使得陈寅恪焦急万分，因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经费十分紧张，而美日提出的价格比起史语所要高得多。陈寅恪多次向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说道：若此项档案归于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耻也！可见这批档案在陈寅恪心目当中地位的重要性。
在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眼中，一是他们多少都有到欧洲或者美国留学的背景，深受当时档案研究的熏陶。在加上清末在章太炎等人的影响之下，他们对于清代官书以及实录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一批档案中，找出不同于官方的历史事实，甚至重新谱写明清两代的官方史书。
最后在傅斯年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努力之下，终于将这批档案购买下来。虽然后来没有找出多么石破天惊的不同，但是从对于这批档案的态度之上，可以见前后两批知识分子之间从思想到学识上巨大的分野，这也预示当这批人完全成长起来以后，要在中国的学界掀起不同凡响的浪潮。
撰稿/素白【读史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