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炜（1920年—2018年），河南省新蔡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野战军2纵4旅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21军61师师长。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1军参谋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62年后，历任21军副军长、军政委、军长。1969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21军军长。当选为9、10届候补中央委员，1974年12月升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2018年6月20日，胡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正确处理领导同志间的关系从1952年到1958年，军经历了三任军长、三任政委，我由参谋长改任第一副军长——参谋长。各位军首长都是从外单位调来的红军干部，有丰富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参谋长是在军首长领导下工作的，按说遵照党委的决定和首长的指示办事，积极主动地展开工作，有事及时请示、报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难处理的情况。 我从61师调军工作后，上级派了一位老同志接任师长。这位同志1936年即在陕北红军地方武装中担任过团长，但一直未在正规部队工作过，文化水平低，看地图也有些困难，在入朝执行构工和接防作战任务中，瞎指挥的事很多，师参谋长感到很为难，一些科、团干部也有些意见，担心执行作战任务中出问题，师政委也未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师长很主观，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下面对他不尊重，有排外情绪。 问题反映到军里后，军首长认为应该严肃地批评下面的干部，支持师长的工作，似乎还怀疑这些问题和我有什么关系。军党委开会研究如何解决61师的问题时，首长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些情况我听到过一些，从未表过态，也未向首长反映过。老实讲，我有点避嫌。我觉得为了正确地解决问题，对情况要作全面具体的分析，对一些科、团干部不正确的意见，要严肃批评，支持师长的工作。同时应指出师长的某些不足之处，帮助其改进，若能动员师长主动和大家谈心，效果可能更好。” 军首长不大同意我的意见，在61师干部会上还是单方面地批评一些科、团干部，结果干部是口服心不服。军首长在向20兵团首长汇报时，还讲了师参谋长很多不足之处，师参谋长很快被调走。这样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后的实践证明，师长确不称职，只好调开。 1954年的编制，把参谋长改为第一副军长，当时的副军长周长胜同志是红军干部，打仗很不错，资格也较老，但文化水平较低，不适于做参谋工作。若把我改称第一副军长，把周摆在我后面也不合适。军首长似乎有为难之处，又不好对我直讲。于是我主动向首长建议，根据军里的实际情况，我仍任参谋长不变，待以后干部调整时再说。我的态度得到首长的赞许。周长胜同志在调到浙江省军区任职后，还经常念叨这件事。外单位领导同志到军里工作，对有的问题敏感一些是很自然的，领导同志工作上也会有不足之处，引起点反映也是正常的，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情况，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1956年下半年以后，上级对部队的训练要求很严，团有月计划，连有周进度，一位军长喜欢抓具体事，下部队时指示很多，经常打乱部队的训练和工作计划；一位军长喜谋善变，今天一个指示，司令部刚按他的指示把工作部署下去，明天又一个相反的主意，又不得不依据其新的指示进行调整，使下面无所适从；一位政委很重视部队的思想情况，但往往把一些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看成是思想倾向，上纲上线加以批评指责。这些都很自然地引起下面同志的一些反映。领导同志又缺少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认为部队“组织纪律性差”，“有极端民主化现象”，“存在着排外情绪”。 我和军政治部主任姜林东同志长期在21军工作，对干部较熟悉，军首长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问题和我们联系起来。我们警惕自己要特别谨慎小心，服从组织，尊重领导，认真执行指示，对下面干部的一些反映尽力做解释疏通工作，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在会议上主动进行严肃批评，多方面维护主要领导同志的威信，支持领导同志的工作。由于自己较正确地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和军主要领导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 1957年冬，吴旸来朝度假。一天，吴融峰政委说，我有事要到平壤，你带吴旸和我一起去一下。其实他是怕我不好意思带自己的爱人乘车200多公里，专程去平壤观光，专门同我们一起去的。这也体现了他对同志的关心照顾。  回国后，21军进驻山西（军部驻太原、61师驻忻县、62师驻临汾、63师驻榆次），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图为临汾人民欢迎62师回国的场景。 撤军回国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问题同金日成首相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周总理在金首相陪同下访问了朝鲜一些地方后，来到志愿军总部进行视察。那时我正在志司开会，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总理。 志司制定的撤军计划规定，21军、54军7月份最后一批撤出朝鲜。在撤军前的两个多月内，朝鲜政府、人民军各部和志愿军之间，广泛地进行了告别和送别的慰问活动，气氛热烈友好。金日成同志在平壤为21军、54军的团以上干部举行了欢送会，他用汉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宴请了全体同志，大家十分感动。 这期间，部队响应军党委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再为朝鲜人民做些好事”，同驻地政府、群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友好活动，进一步加深了部队和群众的感情。部队离开驻地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欢送，很多人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嚎啕大哭，有些人不听劝阻，一直把部队送到车站。各主要登车点都有数百人欢送部队，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人头攒动，部队和送别的人们握手、拥抱，依依惜别，无不流下激动的泪水。火车开动时，汽笛声、鞭炮声、口号声、人们的痛哭声响彻长空。 这种情景车站，都受到祖国人民热烈地欢迎，到达山西后，更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及人民群众大规模的热情欢迎。祖国人民亲切的关怀，使部队深深地感到像儿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温暖。 部队到达山西后，隶属于北京军区建制，军部驻太原，各师驻临汾、榆次、大同等地。住处安顿好后，即陆续投入修建水利工程和助民秋收劳动。当时国内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中，全民大炼钢铁，各行各业几乎每天都有“卫星”升空。在这种形势下，各部队也纷纷拟制跃进计划，就连军机关也在大院内垒起几座小高炉炼起铁来。地方同志介绍说，全省农业大丰收，亩产数千斤，有的超过万斤，临汾有一亩地产红薯13万斤。军机关的同志折腾了两、三个月，连一块铁也没炼出来。部队从助民秋收中得知粮食亩产只有四、五百斤，有的只有一、二百斤，最高的也不过千斤左右。这些情况，使我对当时宣传的所谓放卫星产生了怀疑，但是还认识不到大跃进本身有什么问题。 8月下旬，全军团以上主要干部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学习刚结束的军委扩大会议精神。9月下旬，军党委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时要反对什么总要抓个典型。183团团长在撤军期间发生了男女关牢骚话。188团政治处主任因对家乡的困难情况不满，讲过几句牢骚话。这两位同志被作为个人主义典型在大会上进行批判。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作为典型公开批判是不妥的，以后这两位同志都由此作了转业处理，更是错误的。 抓教条主义的典型，当然要从主管军事训练的干部中去找，当时军、师、团的军事干部都有战斗经验和组织应急训练的经验，在学习苏军战术原则和教学方法时，都注意结合我军的实际，哪能找到教条主义的典型呢！62师师长杜绍三同志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过，讲话有点随便。在研究训练时，有时说过苏军的战术原则和教学方法如何如何，再加上军首长对他有些看法，于是就被作为教条主义典型批判。其实杜是从班、排长当到师长，很能打仗，但文化水平不太高，他根本没有什么“教条”，更何况“主义”？把他当作典型批判，真是太冤枉了。好在会议一散就算了，以后再没人提此事。我很后悔的是，在军首长的指定下，我也作了应景式的批判发言，虽很泛泛，但总觉得对不起绍三同志。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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