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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帝信史 自顾颉刚中国古史“层累地造成”之说出后，疑古思潮成为知识界的主流，以至出现了舜鼎禹虫之说。在各种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外国势力的配合下，五千年文明史，就在疑古思潮中被一笔抹杀。黄帝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在某些人看来已成定论。 疑古思潮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一概抹杀。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有目的地搞“尧舜禹抹杀论”，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王国维认为顾颉刚的学术作风“颇与日本之文学士同”，“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1]。 疑古思潮的一概抹杀论，一是不科学，二是不严谨，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理论上的判断，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推翻古人的严肃结论。司马迁是大史学家，他冲破儒家对黄帝史实的封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悳》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否定疑古，并不是要搞泥古式的信古，既要否定一概抹杀论，也要否定一概认可论。我们需要根据地下材料把信史和传说分开来，建立一个科学的有证据的古史系统。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年代比司马迁要早。由于《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史实能与甲骨文和金文相合，其信史程度比《史记》要高。《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古本《竹书纪年》中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与上博楚简《容成氏》所载相近，与历史跨度相符，古本《竹书纪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上博楚简《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53枚，约2000多字，记叙了从容成氏、大庭氏开始，包括轩辕氏在内的20几位氏族领袖，至西周文王、武王等古帝王的事迹。《容成氏》所载史迹详细，可与《竹书纪年》相映证。《容成氏》简22载：“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讼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寒辞，夏不敢以暑辞。……”这些细节，说明上古史传到春秋战国，是有信史可依的。 李元星先生提出“殷王所祀黄与黄尹即黄帝”的重要观点，如果能加以确证的话，将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尹在商人心目中地位崇高，是商人的祖先，经常受到商王的祭祀，甲骨卜辞中常有“告于黄尹”的记载。黄尹的在天之灵既可以保佑世人，赐福给商王，又可以给商人和商王降下灾祸。卜辞说“贞，呼黄多子出牛，侑于黄尹”[2]，黄多子为黄尹之后裔中的各族族长，裘锡圭先生认为“黄多子跟黄尹显然有血缘关系，所以商王想让他们拿出牺牲来祭祀黄尹”[3]，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的祖先都是黄帝后裔，黄尹即黄帝一说，无疑开辟了一条从甲骨文角度论证黄帝为信史的重要思路。 随着疑古思潮的破产，李学勤先生宣布“走出疑古时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大量考古成果为我们走出疑古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秉琦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认为“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4]。严文明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中认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5] 黄帝铸鼎原黄帝部落遗址的发掘，朝从考古学的意义上验证黄帝作为信史前进了一大步。铸鼎原聚落遗址规模宏大，古文化遗址数十处，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正是轩辕黄帝活动的时期。黄帝部落遗址发掘出了多处特大型房址，并发掘出了仰韶文化史上最大的房屋，这座特大型房基占地面积516平方米，室内净面积达204平方米，四周设回廊，地基、居住面、柱洞基础等处理十分考究，房屋规格如此之高，意义非凡。并发现有黄帝时期的大型红陶鼎足、以带孔玉钺为主的玉器、刻符陶片等；在黄帝庙周围发现周长500多米的灰沟，预示出大型圆形祭坛的迹象，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载“黄帝仙去，其臣左彻者，削木作黄帝之像，帅诸侯奉之”相符。地下出土文物与人文传说不谋而合，从考古学的意义上确证轩辕黄帝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在考古学上，仰韶文化一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就以前所未有的强劲之势横扫四周，很多以前仰韶文化没有覆盖的地区被覆盖了，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如此鲜明的变化，说明那个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事变，如此重大的事变，其历史是一定会流传下来的。这个事变，就是轩辕黄帝征讨蚩尤的战争。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能推动仰韶文化秋风扫落叶般的强劲发展。蚩尤之乱平定之后，黄帝成为天下宗主，华夏文化的统一性格铸就了，为统一的华夏民族奠定了基础。 轩辕黄帝作为天下共主，他能取得那么崇高的地位，并不只是仅仅依靠武力，而更重要的在于，他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世本》云“沮诵、苍颉作书”，因为这是文字第一次形诸书契，使黄帝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献井喷，因此母权本位文化酝酿形成了中国文化原始共同体——黄帝学说。轩辕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和文化之父，了解黄帝学说对于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原始范式是十分关键的，对于了解母权本位文化也是十分关键的。 [1]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2]《甲骨文合集3255》。 [3]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考古》1991年第12期。 [5]《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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