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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北临大江，群山环绕，便于物资运转，又利于控制守卫。自大运河贯通之后，更成为运河、长江的十字交汇点，是古典时代长江上极为重要的人员、物资渡口及周转港口。 不同时期镇江存在过：瓜洲渡、西津渡(即蒜山渡)、扬子桥渡、甘露港渡(即京口渡)、焦山渡、镇江附近还有高资东西渡等多处渡口，其中西津渡最为知名和重要。 当时的镇江江面远非今日南淤后的状况可比，据镇江地方志书记载，唐代以前的镇江江面，最宽时接近40里，自唐代后也有18里。加上镇江段水流凶险，古代的渡江活动便是一项实实在在的“高危旅行”。 古书对镇江江面有这样一段描述：“春秋之间，上流泛涨，山水相搏，触漩而为涡，激而成湍。虽恬风云景，尤惧变生不测” ，故有“京口之渡为天下最险”之称。
（镇江江面历代变化简图） 明代正统之后，镇江主要渡口（西津渡）开始出现民间救生船（红船）。例如崇祯时期，兴化县李长科在超岸寺附近建避风馆，募造救生船。以上多属民间个人行为，规模、持续性都非常有限。 到了康熙中期，出于护卫漕船过江的需要，清政府官方开始设置漕运救生船，但这些船并不服务于民间，民间渡江依旧缺乏安全保障。 康熙41年, 京口蒋元鼐、朱用载、蒋尚忠、张迈先、林崧等十五人成立“京口救生会”，并坚持运转了一百多年，镇江江上慈善救生事业由此兴起。 道光年间，镇江又出现了焦山救生总局，同治时期其规模达到顶点。焦山救生总局租赁焦山印心石屋为局所，订立章程，上自运河大口门外龙窝起，下至江都界三江营江口止，共设救生红船16艘，分段巡救。又于龙窝地方，与京口救生会设公所一处，互相稽查。 太平天国覆灭后，参战的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大量裁撤，失业的军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渐渐演变为“船民”，亦匪亦民，过江的商旅苦不堪言。 这一大背景下，1871年，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余姚县人魏寿昌，主动邀请同乡魏铭、严宗延等 5 人集议研究，成立镇江瓜镇义渡局，共同集资建造大型渡江红帆船，专门免费载渡瓜洲与镇江的旅客，使南来北往的人平安渡江，以免惨剧发生。 由于是免费项目，小商贩、普通阶层均获益匪浅。
(镇江瓜镇义渡局抗战时期1938-1946年收支报告) 镇江义渡局在运转正常后，由镇江钱庄、杂货、洋货等 5 个行业轮流值管。后又由五业一起公推钱庄业于小川为专职董事，前后建造大木船20 只左右。至抗战胜利时，私立瓜镇义渡局的法人为何宇池。
（瓜镇义渡局抗战后统计救生船只情况）
（瓜镇义渡局抗战后持有房屋及租赁情况） 以上三家义渡救生机构，为了维持长久运转，都持有一定数量的义田和房产，共计占有土地 10671 亩。其中最多的瓜镇义渡局有土地 9530 亩,其次的京口救生会 618 亩，焦山救生局 522 亩。三慈善团体占有的土地全部用于出租,种土地者绝大部分都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这些田和丹阳“练湖”的湖田关系甚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到了后期，即便有义田，经费依然时有亏空，民国初年，又经地方政府转上级批准，向江北仪征十二圩的盐业提取“盐厘”，向七濠口米行提取“米厘”，经费不足的问题才有所好转。 1923 年，镇江又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买了大吨位的铁壳“普济号”轮 船，使渡江条件和安全性大为改观。
民国末期镇江江边码头分布（局部） 由于抗战的巨大破坏和小火轮的兴起，救生会和义渡局的红船逐渐退役，各机构在时局的打击下也逐渐衰落，最终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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